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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各地纷纷组织举办各种形式的银企洽谈会、座谈会、恳谈会等等，为银行和企业牵线搭桥，每每从会上传出令人振奋的好消息，达成协议多少个，签约金额多少多少，总之是硕果累累。欣喜之余，有几个问题却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和思考。
一是时机问题。银企洽谈会、恳谈会、合作会等等诸如此类的会议，是在通货紧缩的大背景下而采取的一项对策并被各地纷纷仿效。在通货紧缩的背景下，宏观调控的政策取向是努力扩大投资、扩大内需，银企洽谈会正逢其时，对于治理通货紧缩、扩大投资渠道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功不可没，尤其对于扩大投资更是功效显著。但是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已经发生了逆转，预防通货膨胀再次成为宏观经济的主要矛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继续搞什么洽谈会、合作会无异于火上浇油，与中央宏观调控的意图南辕北辙。
二是风险问题。银行与企业间的资金借贷活动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种正常的商业行动，受其内在的客观经济规律和商业交易原则的制约。为防范信用风险，商业银行对贷款发放制定了一系列严格的操作程序和内部控制制度，因此，一笔贷款的发放与否从客户经理提报考察报告到审贷委员会批准需要经过一系列的工作流程，绝非一天就能够完成的。银企洽谈会这种政府主导型的活动，时间较短，而且往往集中在一天签约，类似于“赶大集”，既不符合商业原则也不符合商业银行风险控制的要求。如果为了迎合某种形势需要而人为造势，或是审前准备不足或是签后补办手续，只能使商业银行本来就薄弱的风险控制环节更加削弱。
三是对象问题。出于各种考虑，银企洽谈会签约额度一般是越大越好，为取得大面值的签约额，商业银行往往对大型企业青睐有加而对小企业难免就冷面相对。这样，在洽谈会上唱主角的往往是那些有实力、有影响的大型企业，各家银行纷纷争抢优质客户，而占多数的小企业则是“门前冷落车马稀”，这不仅进一步加剧了信贷集中倾向，而且对于商业银行的风险控制也造成了更大困难。中央当前反复强调要解决小企业融资难问题，银企洽谈会不但没有解决这一矛盾反而加剧了资金分配结构上的矛盾。
四是形式问题。银企洽谈会发展到现在，已经不仅仅是为企业牵线搭桥的问题而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不少地方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或者说是一项重要政绩，政府对于签约额的关注已经超过了其初始意义。换言之，个别地方政府已经陷入了“路径依赖”的循环，仿佛不举办银企洽谈会就不能促进银行信贷投入的增加，就无法促进地方经济的增长。在这种情况下，银行和企业也背负着很大的压力，于是各种形式主义的东西也就应运而生：本来已经签订的协议、合同一定要拿到大会上再签一次，有的企业和银行为应付政府就签订一些没有法律约束力的意向或者协议，难免有“作秀”的嫌疑。殊不知，银行本身就是经营信用的企业，在这些活动中，银行的信誉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受到了损害。
五是创新问题。业务创新能力不足始终是我国银行业发展的一个软肋，业务创新就要求银行根据不同客户不同的业务需求创新业务品种和服务方式，提供个性化的金融服务，从外在指标上看就是资产业务的多元化和非信贷资产占资产总额的比例增加（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商业银行非信贷资产占比已经接近50％）。而在这种“赶大集”式的签约活动中，地方政府看重的是签约率和签约金额，于是金融产品几乎千篇一律地都是传统的信贷业务，业务创新又一次被我们的银行忽视甚至忽略了。
六是信号问题。银企洽谈会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制造了虚假信息，对企业、对政府的理性决策都造成了干扰。每次银企洽谈会的最后签约金额都非常大，某地曾发生过一次洽谈会签约额超过当地银行业全部贷款额的新闻，这样就向地方政府发出了错误信息，在制定地方经济发展规划时就有可能超出资金来源的实际，同时水涨船高，下届洽谈会的目标也就更大。对于企业，尤其是大企业而言，资金的“易得性”往往助长了投资的盲目性：在当前存款负利率的情况下，企业一方面迫于政府的压力要做大做强；另一方面，贷款的机会成本远远低于预期收益，助长了企业规模膨胀的欲望，造成了低水平粗放型重复建设的一再死灰复燃。同时不少企业为迅速发展而采取“短贷长用”的办法，银行对此一般也是采取默认的态度，这样在项目上马后接踵而至的就是流动资金短缺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在银行信贷资金连续多年高速增长的背景下企业仍然普遍感到资金紧张的重要成因。如此，企业避过了宏观调控的政策约束却加大了资金供给链条的风险，银行没有增加“项目贷款”却加大了企业的违约风险，政府认为宏观调控已经收到效果却又为短期资金供应不足而苦恼。
最后是信用问题。银企洽谈会本来应该是推销“信用”的舞台，但是在上述情况下却往往发生失信的尴尬：政府承诺为企业提供融资平台，多数的小企业却乘兴而来、败兴而归；银行签订了大量的意向、协议，最终是否落实却难以考据，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银行信誉；企业“短贷长用”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客观上也助长了企业的失信行为。
如此看来，银企洽谈会一类的活动确实已经到了该寿终正寝的时候了。
（作者单位：山东省滨州市银监局）
一是时机问题。银企洽谈会、恳谈会、合作会等等诸如此类的会议，是在通货紧缩的大背景下而采取的一项对策并被各地纷纷仿效。在通货紧缩的背景下，宏观调控的政策取向是努力扩大投资、扩大内需，银企洽谈会正逢其时，对于治理通货紧缩、扩大投资渠道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功不可没，尤其对于扩大投资更是功效显著。但是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已经发生了逆转，预防通货膨胀再次成为宏观经济的主要矛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继续搞什么洽谈会、合作会无异于火上浇油，与中央宏观调控的意图南辕北辙。
二是风险问题。银行与企业间的资金借贷活动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种正常的商业行动，受其内在的客观经济规律和商业交易原则的制约。为防范信用风险，商业银行对贷款发放制定了一系列严格的操作程序和内部控制制度，因此，一笔贷款的发放与否从客户经理提报考察报告到审贷委员会批准需要经过一系列的工作流程，绝非一天就能够完成的。银企洽谈会这种政府主导型的活动，时间较短，而且往往集中在一天签约，类似于“赶大集”，既不符合商业原则也不符合商业银行风险控制的要求。如果为了迎合某种形势需要而人为造势，或是审前准备不足或是签后补办手续，只能使商业银行本来就薄弱的风险控制环节更加削弱。
三是对象问题。出于各种考虑，银企洽谈会签约额度一般是越大越好，为取得大面值的签约额，商业银行往往对大型企业青睐有加而对小企业难免就冷面相对。这样，在洽谈会上唱主角的往往是那些有实力、有影响的大型企业，各家银行纷纷争抢优质客户，而占多数的小企业则是“门前冷落车马稀”，这不仅进一步加剧了信贷集中倾向，而且对于商业银行的风险控制也造成了更大困难。中央当前反复强调要解决小企业融资难问题，银企洽谈会不但没有解决这一矛盾反而加剧了资金分配结构上的矛盾。
四是形式问题。银企洽谈会发展到现在，已经不仅仅是为企业牵线搭桥的问题而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不少地方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或者说是一项重要政绩，政府对于签约额的关注已经超过了其初始意义。换言之，个别地方政府已经陷入了“路径依赖”的循环，仿佛不举办银企洽谈会就不能促进银行信贷投入的增加，就无法促进地方经济的增长。在这种情况下，银行和企业也背负着很大的压力，于是各种形式主义的东西也就应运而生：本来已经签订的协议、合同一定要拿到大会上再签一次，有的企业和银行为应付政府就签订一些没有法律约束力的意向或者协议，难免有“作秀”的嫌疑。殊不知，银行本身就是经营信用的企业，在这些活动中，银行的信誉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受到了损害。
五是创新问题。业务创新能力不足始终是我国银行业发展的一个软肋，业务创新就要求银行根据不同客户不同的业务需求创新业务品种和服务方式，提供个性化的金融服务，从外在指标上看就是资产业务的多元化和非信贷资产占资产总额的比例增加（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商业银行非信贷资产占比已经接近50％）。而在这种“赶大集”式的签约活动中，地方政府看重的是签约率和签约金额，于是金融产品几乎千篇一律地都是传统的信贷业务，业务创新又一次被我们的银行忽视甚至忽略了。
六是信号问题。银企洽谈会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制造了虚假信息，对企业、对政府的理性决策都造成了干扰。每次银企洽谈会的最后签约金额都非常大，某地曾发生过一次洽谈会签约额超过当地银行业全部贷款额的新闻，这样就向地方政府发出了错误信息，在制定地方经济发展规划时就有可能超出资金来源的实际，同时水涨船高，下届洽谈会的目标也就更大。对于企业，尤其是大企业而言，资金的“易得性”往往助长了投资的盲目性：在当前存款负利率的情况下，企业一方面迫于政府的压力要做大做强；另一方面，贷款的机会成本远远低于预期收益，助长了企业规模膨胀的欲望，造成了低水平粗放型重复建设的一再死灰复燃。同时不少企业为迅速发展而采取“短贷长用”的办法，银行对此一般也是采取默认的态度，这样在项目上马后接踵而至的就是流动资金短缺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在银行信贷资金连续多年高速增长的背景下企业仍然普遍感到资金紧张的重要成因。如此，企业避过了宏观调控的政策约束却加大了资金供给链条的风险，银行没有增加“项目贷款”却加大了企业的违约风险，政府认为宏观调控已经收到效果却又为短期资金供应不足而苦恼。
最后是信用问题。银企洽谈会本来应该是推销“信用”的舞台，但是在上述情况下却往往发生失信的尴尬：政府承诺为企业提供融资平台，多数的小企业却乘兴而来、败兴而归；银行签订了大量的意向、协议，最终是否落实却难以考据，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银行信誉；企业“短贷长用”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客观上也助长了企业的失信行为。
如此看来，银企洽谈会一类的活动确实已经到了该寿终正寝的时候了。
（作者单位：山东省滨州市银监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