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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1月17日至2月7日，几天时间内上海滩36名共产党员被抓，24名共产党员几乎不经审讯就被蒋介石下令枪杀，柔石就是其中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这一次大逮捕使党的损失惨重，而其中有些谜团至今还没找到答案。
36名共产党人被抓，谁是告密者
1931年1月17日，潮湿阴冷的上海难得出现了一个好天气。下午两点刚过，英租界工部局的几辆警车突然开到了上海三马路东方旅社（现汉口路613号），大批警察从车上跳了下来，直扑31号房间。不一会儿便从里面押出了柔石、冯铿、殷夫、胡也频、林育南、苏铁、李求实、刘后春8人。然后设下埋伏、留下卧底，将8人押上警车，呼啸而去。整个过程不过几分钟，警察们张着大网，不留痕迹，似乎这儿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几乎与此同时，另一队巡捕又来到离东方旅社不远的天津路上的中山旅社，从中抓捕了欧阳立安、蔡伯真、伍仲文、阿刚等4人。从这一刻开始，一直到20日凌晨，巡捕们从东方旅社、中山旅社、华德路鸿云坊152号、武昌路650号等处陆续抓走了36人，全部是共产党员。在这些人中，社会影响最大的是5名左翼作家：李求实、柔石、胡也频、殷夫与冯铿，后称“左联五烈士”。
据中共党员李沫英的回忆，是一个名叫唐虞（又名王掘夫）的交通员告的密，他当时的另一个身份是中共《红旗报》的记者。当时被捕的红十四军干部汤士伦在狱中对难友们讲：“你们注意过我的手吗？”不等大家回答他又说：“我一上堂，他们对着一本簿册上我的名字，什么都不问就让我把手伸出来。”说着他伸出了手，大家这才注意到他的一只手指少了半截。汤士伦接着讲：“我失去手指有个故事，是在战斗中负的伤。这次到上海我就告诉过一个人，他就是《红旗报》的唐虞。”此刻被捕的另一名共产党人何孟雄也十分懊恼地讲：“恽雨棠（时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刚从南京到上海，就在住地被捕了。他的住地只有我一个人知道，由于工作原因，我把地址仅告诉了一个人，就是《红旗报》的唐虞。”
唐虞是告密者，这是板上钉钉的事了，但一次性在多个地方抓了36个共产党员，其中包括10位中共各省市的书记、5位左翼作家、几位中央委员、上海工会领导人，还有军队干部等。而且，审讯时，工部局还造好了花名册，一一核对。这样大的出卖，绝非区区一个交通员、一个记者所能做到的。那么出卖他们的究竟是谁呢？根据现有史料，仍无法确凿解开这个谜。
柔石与鲁迅情同父子
其实柔石在东方旅社被抓，也有着非常大的偶然性。若不是因为那天在百货公司门口与几位同僚的巧遇，他也不会一起去东方旅社。
柔石虽然在1930年才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与其他人不同的是，他著作很多，在当时很有影响，而且他与鲁迅有着情同父子般的友谊。
柔石，原名赵平福，浙江宁海人，与同为浙江人的鲁迅是同乡。1928年6月柔石抵达上海，拜访了鲁迅。两人一见如故，相谈甚欢，柔石还将自己最新创作的长篇小说《旧时代之死》给鲁迅审阅。当鲁迅得知他还居无定所时，便亲自担当保人，介绍他们租下了与自己住所不远的景云里23号，二人开始了一段深厚情谊。
据统计，从1928年6月至1931年1月，两年半的时间，仅在鲁迅的日记里，记录下与柔石见面就有100次，或谈话，或商议工作，或一块儿外出买书等等，但更多的是请柔石等人上门吃饭。如有人带来些家乡菜等物品，鲁迅一定邀请柔石上门分享。交往如此频繁，这在鲁迅的朋友与学生中是仅见的，当时柔石二十六七岁，鲁迅50岁，充分表现了鲁迅与柔石亲人般的关系。
鲁迅深感当时出版界的寂寞，便与柔石等商议，组织“朝花社”，筹办并出版了《朝花》期刊;同时还出版了《艺坛朝花》美术丛刊，这些均由鲁迅本人亲自指导，交由柔石具体经办。鲁迅喜爱版画，柔石也同样喜欢，于是“朝花社”不断输入外国版画，给当时颓靡的上海文坛吹来了一股刚健质朴的风，后来鲁迅又将《语丝》也交给柔石负责编辑出版。
1930年3月，以鲁迅为首的“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这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柔石协助鲁迅筹办的第二件大事。柔石工作虽然繁忙，但才思敏捷，创作更加豐硕，不久他的代表作《为奴隶的母亲》出版，深刻揭露在闭塞愚昧的农村，一个妇女被典当租借到地主家里当作生育工具的悲惨命运，轰动一时。柔石短短一生，发表作品竟达40余万字，是左翼作家中极有影响力的一位。
鲁迅在悲愤中写下《为了忘却的纪念》
柔石等被捕后，当时中共党内党外、上海社会各界大多数人对被捕者的境遇还是乐观的，因为是政治犯，绝无扰乱租界社会治安等问题。依照惯例，有孙夫人宋庆龄这样有身份的人委托“互济会”作保，只要花点钱，大多数人都可以被保释出来。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情况突变。作家林淡秋1947年在《忆柔石》一文中写道：
大概第二天或者三天后的下午，我坐在“英租界”法庭的旁听席上。几个案子审过了，于是眼前突然一阵纷乱，5个青年作家被押到法庭上来了，个个蓬头垢面，有的穿西装，有的穿长袍。殷夫穿的是长袍，柔石是穿西装的，近视眼镜不知哪里去了。大家脸上都有些浮肿，浮肿得最厉害的是冯铿。审问开始了，一刹那功夫，真正一刹那功夫呀，我简直还没听清楚什么，审问就结束了，判决是“引渡”（引渡给中国当局，这是“死刑”的同义语）。10个紧握的拳头一齐举起，5张嘴巴高声嚷起来：“我们不服判决！”“我们没有罪！”“我们抗议！”但立刻被法警们七手八脚拖开去，“引渡”到公安局去了。我们当天托人到公安局去查问，公安局根本否认有这么5个人。据那个朋友的估计，他们大概由公安局接到警备司令部去了。
1月23日中午，数辆警车押着这次被抓的36名囚犯，开进了上海警备司令部。36人分两组钉上脚镣，直至傍晚才处置结束。开头大家都还比较乐观，相信党组织会积极营救，自己也作好了被长期关押的准备。柔石还从牢中托人带出字条，说他们在水门汀地上很冷，要外面朋友送被子和衣服去，自己也准备开始向同牢房的殷夫学习德文。胡也频甚至积极收集素材，准备坐牢期间写一部长篇小说。
2月3日，“互济会”的黄浩通过关系送来了钱和一些日用品。大家便讨论怎样用这些钱。有人主张存起来，有人主张添些衣服过冬。但年纪最轻、当时还不满20岁的欧阳立安却从敌人处偷听到了他们必将被处死的消息，便说：“我们都是将死的人，不如用这些钱吃一顿饭，唱国际歌也有精神。”而柔石更是千方百计托人带出纸条，让自己的战友们无论如何要瞒着在乡下已经瞎了眼的母亲，万一自己牺牲，决不能让母亲知道这个消息。
2月7日夜，敌人借口转狱，一一点名，从牢房里提出了24个人（一说23人）。其中有3名女囚。他们排成两行，刚过院中的小桥，还没走到刑场，密集的枪声突然响起，一阵又一阵，很久很久才归于静寂。以后人们清点遗体，发现每一位烈士的身上都中了七八颗子弹。
柔石遇害后，鲁迅不但在《前哨》“纪念战死者专号”上撰写了《柔石小传》与《中国无产者革命文学和前躯的血》，此后又写下了《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同时，鲁迅与柔石的其他友人一直替柔石赡养他的老母亲，她到去世还不知道自己的儿子早已给国民党杀害了。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中，鲁迅特别提到了柔石回乡见老母的事。他无限感慨地写道：“我知道这失明的母亲的眷眷的心，柔石的拳拳的心。”文中鲁迅还写了这么一首诗：“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责编/陈毓婧 责校/袁栋梁 来源/《党史之谜：36名共产党人被抓，究竟谁是告密者？》，吴基民/文，《解放日报》2018年2月9日）
36名共产党人被抓，谁是告密者
1931年1月17日，潮湿阴冷的上海难得出现了一个好天气。下午两点刚过，英租界工部局的几辆警车突然开到了上海三马路东方旅社（现汉口路613号），大批警察从车上跳了下来，直扑31号房间。不一会儿便从里面押出了柔石、冯铿、殷夫、胡也频、林育南、苏铁、李求实、刘后春8人。然后设下埋伏、留下卧底，将8人押上警车，呼啸而去。整个过程不过几分钟，警察们张着大网，不留痕迹，似乎这儿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几乎与此同时，另一队巡捕又来到离东方旅社不远的天津路上的中山旅社，从中抓捕了欧阳立安、蔡伯真、伍仲文、阿刚等4人。从这一刻开始，一直到20日凌晨，巡捕们从东方旅社、中山旅社、华德路鸿云坊152号、武昌路650号等处陆续抓走了36人，全部是共产党员。在这些人中，社会影响最大的是5名左翼作家：李求实、柔石、胡也频、殷夫与冯铿，后称“左联五烈士”。
据中共党员李沫英的回忆，是一个名叫唐虞（又名王掘夫）的交通员告的密，他当时的另一个身份是中共《红旗报》的记者。当时被捕的红十四军干部汤士伦在狱中对难友们讲：“你们注意过我的手吗？”不等大家回答他又说：“我一上堂，他们对着一本簿册上我的名字，什么都不问就让我把手伸出来。”说着他伸出了手，大家这才注意到他的一只手指少了半截。汤士伦接着讲：“我失去手指有个故事，是在战斗中负的伤。这次到上海我就告诉过一个人，他就是《红旗报》的唐虞。”此刻被捕的另一名共产党人何孟雄也十分懊恼地讲：“恽雨棠（时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刚从南京到上海，就在住地被捕了。他的住地只有我一个人知道，由于工作原因，我把地址仅告诉了一个人，就是《红旗报》的唐虞。”
唐虞是告密者，这是板上钉钉的事了，但一次性在多个地方抓了36个共产党员，其中包括10位中共各省市的书记、5位左翼作家、几位中央委员、上海工会领导人，还有军队干部等。而且，审讯时，工部局还造好了花名册，一一核对。这样大的出卖，绝非区区一个交通员、一个记者所能做到的。那么出卖他们的究竟是谁呢？根据现有史料，仍无法确凿解开这个谜。
柔石与鲁迅情同父子
其实柔石在东方旅社被抓，也有着非常大的偶然性。若不是因为那天在百货公司门口与几位同僚的巧遇，他也不会一起去东方旅社。
柔石虽然在1930年才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与其他人不同的是，他著作很多，在当时很有影响，而且他与鲁迅有着情同父子般的友谊。
柔石，原名赵平福，浙江宁海人，与同为浙江人的鲁迅是同乡。1928年6月柔石抵达上海，拜访了鲁迅。两人一见如故，相谈甚欢，柔石还将自己最新创作的长篇小说《旧时代之死》给鲁迅审阅。当鲁迅得知他还居无定所时，便亲自担当保人，介绍他们租下了与自己住所不远的景云里23号，二人开始了一段深厚情谊。
据统计，从1928年6月至1931年1月，两年半的时间，仅在鲁迅的日记里，记录下与柔石见面就有100次，或谈话，或商议工作，或一块儿外出买书等等，但更多的是请柔石等人上门吃饭。如有人带来些家乡菜等物品，鲁迅一定邀请柔石上门分享。交往如此频繁，这在鲁迅的朋友与学生中是仅见的，当时柔石二十六七岁，鲁迅50岁，充分表现了鲁迅与柔石亲人般的关系。
鲁迅深感当时出版界的寂寞，便与柔石等商议，组织“朝花社”，筹办并出版了《朝花》期刊;同时还出版了《艺坛朝花》美术丛刊，这些均由鲁迅本人亲自指导，交由柔石具体经办。鲁迅喜爱版画，柔石也同样喜欢，于是“朝花社”不断输入外国版画，给当时颓靡的上海文坛吹来了一股刚健质朴的风，后来鲁迅又将《语丝》也交给柔石负责编辑出版。
1930年3月，以鲁迅为首的“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这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柔石协助鲁迅筹办的第二件大事。柔石工作虽然繁忙，但才思敏捷，创作更加豐硕，不久他的代表作《为奴隶的母亲》出版，深刻揭露在闭塞愚昧的农村，一个妇女被典当租借到地主家里当作生育工具的悲惨命运，轰动一时。柔石短短一生，发表作品竟达40余万字，是左翼作家中极有影响力的一位。
鲁迅在悲愤中写下《为了忘却的纪念》
柔石等被捕后，当时中共党内党外、上海社会各界大多数人对被捕者的境遇还是乐观的，因为是政治犯，绝无扰乱租界社会治安等问题。依照惯例，有孙夫人宋庆龄这样有身份的人委托“互济会”作保，只要花点钱，大多数人都可以被保释出来。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情况突变。作家林淡秋1947年在《忆柔石》一文中写道：
大概第二天或者三天后的下午，我坐在“英租界”法庭的旁听席上。几个案子审过了，于是眼前突然一阵纷乱，5个青年作家被押到法庭上来了，个个蓬头垢面，有的穿西装，有的穿长袍。殷夫穿的是长袍，柔石是穿西装的，近视眼镜不知哪里去了。大家脸上都有些浮肿，浮肿得最厉害的是冯铿。审问开始了，一刹那功夫，真正一刹那功夫呀，我简直还没听清楚什么，审问就结束了，判决是“引渡”（引渡给中国当局，这是“死刑”的同义语）。10个紧握的拳头一齐举起，5张嘴巴高声嚷起来：“我们不服判决！”“我们没有罪！”“我们抗议！”但立刻被法警们七手八脚拖开去，“引渡”到公安局去了。我们当天托人到公安局去查问，公安局根本否认有这么5个人。据那个朋友的估计，他们大概由公安局接到警备司令部去了。
1月23日中午，数辆警车押着这次被抓的36名囚犯，开进了上海警备司令部。36人分两组钉上脚镣，直至傍晚才处置结束。开头大家都还比较乐观，相信党组织会积极营救，自己也作好了被长期关押的准备。柔石还从牢中托人带出字条，说他们在水门汀地上很冷，要外面朋友送被子和衣服去，自己也准备开始向同牢房的殷夫学习德文。胡也频甚至积极收集素材，准备坐牢期间写一部长篇小说。
2月3日，“互济会”的黄浩通过关系送来了钱和一些日用品。大家便讨论怎样用这些钱。有人主张存起来，有人主张添些衣服过冬。但年纪最轻、当时还不满20岁的欧阳立安却从敌人处偷听到了他们必将被处死的消息，便说：“我们都是将死的人，不如用这些钱吃一顿饭，唱国际歌也有精神。”而柔石更是千方百计托人带出纸条，让自己的战友们无论如何要瞒着在乡下已经瞎了眼的母亲，万一自己牺牲，决不能让母亲知道这个消息。
2月7日夜，敌人借口转狱，一一点名，从牢房里提出了24个人（一说23人）。其中有3名女囚。他们排成两行，刚过院中的小桥，还没走到刑场，密集的枪声突然响起，一阵又一阵，很久很久才归于静寂。以后人们清点遗体，发现每一位烈士的身上都中了七八颗子弹。
柔石遇害后，鲁迅不但在《前哨》“纪念战死者专号”上撰写了《柔石小传》与《中国无产者革命文学和前躯的血》，此后又写下了《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同时，鲁迅与柔石的其他友人一直替柔石赡养他的老母亲，她到去世还不知道自己的儿子早已给国民党杀害了。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中，鲁迅特别提到了柔石回乡见老母的事。他无限感慨地写道：“我知道这失明的母亲的眷眷的心，柔石的拳拳的心。”文中鲁迅还写了这么一首诗：“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责编/陈毓婧 责校/袁栋梁 来源/《党史之谜：36名共产党人被抓，究竟谁是告密者？》，吴基民/文，《解放日报》2018年2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