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运河边上站了一百多年。百年老梨树一到春天就变成了香气四溢的少年，花儿朵朵开放，又点点飘落，如雪般纷飞，很是美丽。花瓣落到地上，也落到旁边红砖房的屋顶和院子里，砖房里面住着个倔老头。
　　小轿车常停在红砖房的门前，我用花瓣给小轿车镀上一层彩绘。细细倾听砖房里讨论的县里发生的大事情。那些大事情和我一样，花开之后就会长出香甜的梨子。小轿车不来的日子，倔老头拄着拐棍在庄子里溜达，庄上修路架桥，他指挥若定，颇有大将之风。
　　偶尔清闲，倔老头就搬个板凳坐在树下，身披落英，对着我后身的那座破庙叹气。那座庙藏着倔老头的一桩心事，我能读懂倔老头心里的苦。
　　倔老头叫大栓，二十出头就离开了我，离开了小村庄，将几个月大的儿子小栓留给了老母亲，将媳妇梨花孤零零的坟留给了我。
　　天安门城楼上有声音传出来说，新中国成立了。庄上的人们欢呼着走出院门。很久没回家的大栓回来了，领着长高了的小栓，来到梨花的坟前。父子一起磕头，一起把花瓣扫起来，铺在梨花的坟头上。
　　“梨花，我对不住你，我没能捉住杀你的佐藤。”
　　坟里的梨花寂寂无声，谁也猜不透她的心思。只有坟头上的梨花瓣被风带起来，飞舞旋转。
　　擦干了眼泪，大栓忙碌起来。百废待兴的大平原，大栓戴着草帽，风里雨里，一点不像干部模样，说他是个老农民更合適。县里的干部，庄上的大娘，都来给大栓说媳妇，大栓一概不应。每年梨花盛开的时候，大栓都会腾出一天时间，什么都不做，只在梨花的坟前静静地坐着。
　　运河边的庄稼稀稀疏疏，地贫苗稀，大栓领着全县的百姓改良土地，改良庄稼品种。人们开始吃得饱了。个人联产承包，人们的干劲足了，腰包鼓了，笑脸多了。大栓建起一个又一个工厂，盖起一座又一座新学校，修了一条又一条新马路。
　　大栓老了。他从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庄上的人开始叫他老栓。
　　老栓在我身边盖了红砖瓦房，守着我，守着梨花。
　　儿子小栓经常开着小汽车回来看望老栓。小栓每次回来，红砖瓦房里就充满笑声。这一天，当笑声停歇，夜色垂挂的时候，老栓的拐棍从门口飞到了院子里，砸在地砖上，发出一声脆响。我忙看向院里，老栓正指着小栓的鼻子大骂：“忘本的东西！”
　　孙子小小栓似乎想争辩什么，被父亲小栓一把拽到身后去了。老栓继续骂：“中国的大学不够读的？日本和咱们有国仇家恨，想去日本留学就从我这把老骨头上踏过去。”
　　第二天小栓和小小栓齐齐跪在梨花的坟前，老栓拄着拐气呼呼地站着。小栓磕几个头，对着坟头说：“娘，您大孙子考上清华大学了，中国人就上咱中国的大学。”花瓣飘飘洒洒，落在梨花的坟头上，也落在老栓转怒为喜的脸上。
　　儿子和孙子走了，老栓坐在我的树荫下，呆愣愣地望着破庙，望着望着就哭了。干涩的哭声爬过我苍老的树干，又点点滴滴洒落。我想老栓一定是想起了梨花在破庙前被日本人打死的样子，梨花至死不说自己男人的下落，那个叫佐藤的鬼子一枪打死了梨花。红的血，白的花，分外鲜明。
　　县上的干部来了，说要重修破庙，和大运河一起开发成旅游资源。老栓问：“修庙是一笔不小的资金，钱从哪里来？”
　　县长说：“目前有两种方案，一是自筹，二是接受外国友人的捐款。”
　　老栓瞪起双眼：“谁要给咱捐款？”
　　年轻的县长回答：“是个日本老兵，说是曾经受过这庙的恩惠，捡回一条命。”
　　“日本老兵叫什么？”
　　“佐藤。”
　　老栓的眼睛眯缝起来，像狙击手在瞄准。那年的夜里，老栓还是大栓，大栓带着一队战士，一路追着几个日本兵来到这座破庙，干掉了五个，剩下一个叫做佐藤的日本兵怎么也找不到人。与大部队汇合的时间已经到了，大栓只好带队走了。佐藤成了梗在大栓心头的一根刺。
　　“你打算接受这笔捐款吗？”
　　“我打算自筹。日本人侵华的罪行，咱不能忘。”
　　老栓微微颤抖起来，像是笑得不能自已，又像是哭得不能控制，连着说了三声“好”，然后颓然倒地。
　　老栓走了，我知道他每年都回来看我，每年春天点点飘落的花瓣里，就有他。
　　点评：
　　小说是一个抗日战争的老题材，其出新点是：以梨花作为视角，从侧面反映了这场侵略战争给普通百姓带来的深重危害。最终，没有写对战犯捐助的接受，一方面表现对战争的深恶痛绝;一方面表现了中国人民的骨气，令我们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