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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采访了南部非洲的高山王国莱索托之后，我便对非洲患了一种“激情狂热病”，只要提起非洲，就全身热血沸腾，心潮澎湃。记得一位美国学者曾经说过，非洲的一切都是值得探索的。我对这话颇有感触。特别是上次去莱索托王国，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感受到非洲特有的热带风情。在我的潜意识中，只有钻进了热带丛林，领略过那种酷热，见过神秘丛林里裸露着上身的妇女和头上插着羽毛、脸上画着图案的彪悍男人，才算真正到过非洲，而我一直在寻找这样的机会。真是老天不负有心人，这次机会主动送上门来了。
简介:塞拉利昂共和国为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一，医疗卫生条件差，疟疾、伤寒、黄热病、霍乱、肝炎、肺炎等传染性疾病多发;基础设施建设相当落后，水、电、燃油、生活物资等供应紧张且价格居高不下;日用品及食品种类少、价格高。塞拉利昂全国有20多个部族，其中曼迪族和泰姆族人口数量最大，各占全国人口的30%左右。
我从莱索托回来一年之后，关于我独闯这个非洲高山王国的故事就在圈子内流传开了。也许是由于这个缘故，不久之后我意外得到中国电工设备总公司贾丁总裁的邀请，参加他召集的一个聚会。贾总是个性情温和的人，说起话来总是面带微笑。他说:“梁子，你不是特想感受非洲的热带风情吗？我给你介绍两个朋友，他们经常往返于塞拉利昂。那可是西非的热带国家。”说着，他把我带到塞拉利昂驻中国大使馆商务专员刘晶先生和助理卢文女士面前，并对他们说:“梁子已经迷上非洲了，你们再去塞拉利昂时别忘了把她也带上。”
眼前这两位皮肤白净，说话温文尔雅的标准白领，让我很难将他们与非洲联系在一起。可他们一说起塞拉利昂来，无论是19世纪的弗里敦解放黑奴，还是近期的10年内战，以及那里的风土人情，血腥钻石等等，可谓了如指掌，如数家珍，听得我心里阵阵发痒。之后，刘晶说:“塞拉利昂濒临大西洋，那里是典型的热带气候，当地人的生活是很有特点的。你若想去，这个时候去正是好时机。因为，2001年才结束的10年内战使塞国损失很大，战乱平息后，政府一直忙于恢复建设，而且他们只能靠外来力量。由于战争导致的不稳定因素，许多人根本不敢踏入那片土地。如果你此时进入塞拉利昂采访，政府一定会非常重视。你的安全也能得到相应的保障，这对你很重要。”
我的西非之行从此悄然启动。
上飞机前才拿到签证
我开始全力以赴地办理去西非的事宜。我将护照和一封申请报告递交到塞拉利昂驻中国使馆，果然得到了使馆的格外重视。大使说:“我将把你的这封申请报告传真至我国外交部，再通过他们下发至所有地区和一些有关部门，在收到能确保你安全的回复信后，我才能为你办理签证。”
不久，刘晶又给我提了一个建议，他说:“塞拉利昂一年中只有雨季和旱季。从12月至来年4月是旱季，旱季虽然气温高一些，但每天出行和拍照没问题。如果你赶上雨季就没那么乐观了，特别是霉雨天细菌繁殖很快，热带病也多。所以，你最好旱季去，并赶在雨季到来前回来。”
他们说得非常有道理。我的确应该在旱季赶到那里。可是，一晃半个月过去了，眼看着一批又一批赴塞拉利昂的工程人员签证很容易就拿到手了，刘晶、卢文及使馆的约翰尼公使也已经去了塞拉利昂，而我的签证却迟迟没有音信。
这就让我更加心急如焚。我一遍又一遍地往迪恩大使的办公室跑，一个接一个地给他打电话。和蔼的迪恩大使微笑着对我说:“在没有收到我国外交部的回函之前，我就是想给你签证也不行。如果没有外交部的回函，你的行踪是无法受到保护的，这个回函对你很重要。”我只好一边办理药品，打防疫针，买礼品，买器材，订机票等杂事，一边焦急地苦苦等待。
然而，直到我的机票订好，万事俱备，只等第二天清晨起程了，我才拿到赴塞拉里昂的签证。事后我才知道，多亏了约翰尼公使、刘晶和卢文在那边不断地帮我催促，才使得这边使馆终于在临行前一晚收到了塞方外交部的传真。
在加纳遇见故乡人
从北京至塞拉利昂，中途需要转两次飞机，度过两个晚上。先是从北京飞至阿姆斯特丹，第二天从阿姆斯特丹飞到西非的加纳，第三天才能飞到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
最让我担心的是，自己独自一个女人，随身携带着数台摄像和摄影器材、手提电脑和现金，如何在加纳的机场里度过整整一个夜晚。要知道，一般非洲国家的机场很小，飞机的班次也很少，工作人员十分懒散，有时甚至连人影都找不着。即使不出机场，到了深更半夜，机场里空荡荡的，若真碰上个里应外合的抢劫团伙，麻烦可就大了。
于是，我琢磨着，在阿姆斯特丹机场登机前，先找一找自己的同胞，如果有人能给我指引一家机场附近的酒店，就在酒店过夜，这样绝对比在机场安全。
到阿姆斯特丹后，我便早早地来到赴加纳航班的候机厅。然而，登机的时间已经临近，候机大厅里却不见一个黄皮肤。看来没什么希望了，以后一切都要靠自己了。可我不甘心，又下意识地向站在最后边的黑人扫了一眼，竟然发现了一个黄皮肤的男人。真是老天保佑，天下竟有这么巧的事，此人不仅是同胞，还是个北京人，叫邬满，曾在中国驻加纳使馆商务处工作过，如今自己在加纳首都阿克拉开了家公司，干得相当成功。他在加纳生活了十几年，是个加纳通。
他乡遇故知，真令我感到格外惊喜与亲切。当他得知我对安全的顾虑后，非常痛快地说:“你一个人，又是第一次到加纳，还带着这么多贵重器材，的确很不安全。等到了加纳，我的朋友会来接我，到时我与他们商量一下，帮你安排住一晚上，你就不用找酒店了。”我顿时高兴得差点蹦起来。这下，我放宽了心，在飞机上踏踏实实、安安稳稳地昏睡了一路。
出机场大厅被“抢”了4美元
当我从昏睡中醒来时，机舱外已是一片漆黑。而我手上的表，却显示着北京的正午时间。
到达加纳首都阿克拉，走出机舱，顿时一股热浪扑面而来，而我身上仍穿着绒衣，不一会儿的工夫，身上就被湿热的粘汗浸透了。可此时，我根本顾不上这些，提着大包，两眼紧紧盯住邬满，寸步不离地紧跟在他的身后，生怕他一溜烟儿被人群淹没了。然而我发现，几乎所有的人下了飞机都一窝蜂地拥到了海关出口处，等待办理出境手续，取自己的行李。我告诉邬满，在北京托运行李的时候，我已办理了直达弗里敦的手续，所以，不用从这儿取行李。邬满一听就笑了。他说:“你的行李不可能直达弗里敦，在这儿你必须把自己的行李取走。”我们办理完海关出境手续，刚走出大厅，我便一眼看见自己的行李孤单单地横在大厅中央，看样子早被人甩了出来。可这会儿连工作人员的影儿都找不见。提着硕大的行李箱，尽管增加了许多重量，但还是觉得万幸。如不是听了邬满的话，这个装着我半年生活用品的箱子，可就没处找了。
我跟着邬满刚走出机场大厅，就被冲上来的一帮当地人紧紧包围了。他们二话不说，有的抢着拉我的行李车，有的抢我手上的小包，还有的把手扶在行李上跟着行李车往前跑，另外一些人尾随着我说这说那。这下几乎把我弄晕了。我不得不紧盯着行李车，用手紧紧护着小包，并应付围着我问这问那的当地人。结果，我把邬满给跟丢了。此时，机场外一片混乱，而我又找不到邬满。我想，最好的办法是站在路边明显处别动。
于是，我决定赶紧给这帮人付小费，先把他们打发走。谁知，一看我掏钱了，六七个壮汉突然一起拥上来，个个都向我伸出手。有人说，我给你拉车了;有人说，我帮你拿行李了;还有人说，我给你带路了;反正都要钱。可我当然不能谁都给，最后，只给了两个确实帮我拉了行李的人。我拿出2美元，想给这两人每人1美元。可是我还没来得及分呢，就被其中一个人一把抢走了，而另一个还伸着手等着我给钱呢。无奈，不得不给那人2美元。从机场大厅出来，不过才几十米，不仅付了4美元，还弄得我一场虚惊。
被中国同胞热情收留了一夜
20分钟后，邬满终于出现了。他说，自己忙着找朋友的车去了。这时，他的两个朋友把车开了过来。邬满给我匆匆介绍了一下，一位是江艾峻医生，另一位是中国医药总公司加纳分公司陈金才经理。不一会儿的工夫，他们把我带到一座两层小楼前。
这是一座并不华丽的两层小楼，陈经理一家与江医生夫妇各住一半。我们进了江医生的家，只见他家的餐桌上摆满了地道的中国菜。由于江医生的妻子回国生孩子去了，这会儿，陈经理的妻子高念为我们跑前跑后的。这桌菜就是她特意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年近30岁的高念，看上去像个20出头的女孩儿，待人十分温和，并很能干，是老陈公司不可缺少的主力。老陈以前是个军医，转业后在中国医药总公司从事医药工作，几年前被派到加纳来，专门批发中国药品。江艾峻医生是北京人，在当地开了一家诊所并用中医方法，救治了不少病人，因此名声鹊起。他还培养了几个非常能干可靠的当地人做护士，就连他家的女佣都能做一手地道的中国菜，甚至还会包饺子、擀面条、烙饼。
第二天上午，老陈夫妇和邬满把我送到机场。临别前，邬满掏出一沓加纳币硬塞到我手里，他说:“钱不多，主要是让你在机场打发小费时用，别给他们美元，小费不用给那么多。今后你用钱的地方多着呢。”他怕我不收，又说:“咱们都是中国人，给你一些帮助是我们举手之劳的事。你现在需要当地的钱，就先拿上吧。”接过钱，我的嗓子哽咽了，不知道该怎么感谢这位故乡人,只好默默地将这份美好的情谊留在心里。
进入炎热的蒸笼
离开了加纳首都阿克拉，飞机穿越科特迪瓦和利比里亚上空，3个多小时后，终于到达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的隆吉国际机场。走出机舱，感觉这里比加纳更加灼热，好像空气都在燃烧。从隆吉机场到市区，要经过一片海域，为了方便省时，大家还需再花20美元，乘坐几分钟的直升飞机。
本以为乘坐直升机，在海域上空飞行会凉爽些，没想到一头钻进直升飞机后，简直就像进了蒸笼，憋闷得喘不过气来。尽管直升飞机开了两扇圆形的后窗，但机舱内仍觉得缺氧。更糟糕的是飞机发动机的轰鸣声极其震耳，就像进了冶炼厂。
一下飞机，就看见在一群黑色的肤色中，有两张与众不同的中国脸。“总算与他们见面了，这不是在做梦吧？”我感觉全身的每一个细胞都扩张起来，尽管淌着大汗，拖拽着1米多长的行李，我仍不顾一切地冲向前去，与来接我的刘晶和卢文久久地拥抱。
我们居住的Solar酒店，与机场只有一条马路之隔。在办理入住酒店手续的时候，卢文告诉我:由于战乱的缘故，塞拉利昂现在仍有联合国各机构的派驻人员。这些年，当地的消费让他们越抬越高，连这样不够档次的酒店，每天都要收60美元，而这个价格，在弗里敦已经是比较便宜的了。
当天晚上，躺在湿热的床上，实在难以入睡，望着墙上爬来爬去的壁虎和各种叫不上名字的怪异虫子，我的心不由得一阵紧缩，生怕自己的肌肤成了它们的美餐。
第二天，当我踏进中国驻塞拉利昂使馆时，使馆工作人员又给我带来了新的警示:“梁子，你跑过非洲，与当地人打过交道，生活上我对你并不担心。但这里最不可忽视的是疾病。疟疾、伤寒，最近还有一种拉撒热。得了这种病，七窍出血，人很快就会死亡，对这些你都有准备吗？”
我吭哧了半天:“我已经准备了疟疾药，也听说过伤寒这种病，但总觉得自己不会患病上身，在国内也就没想找这方面的药。而那个叫什么拉撒热的病，我从来都没听说过，所以……我……也没……”
工作人员似乎看出了我的卤莽，对我说:“这样吧，我让使馆的人给你准备一些药品，再与联合国驻塞拉利昂的总部打个招呼，万一发生什么事情，至少他们能帮助你，有备无患嘛。不过，使馆原有的治疗拉撒热的药都到期了，我们已经向国内申请了新药，目前正在路上，最快也得一个多月后才能到货。所以，治拉撒热的药你这次是带不走了。什么时候药来了，可以让人捎给你。但在这段时间，你要格外多加小心。”
使馆的老盛和任强很快将治疗疟疾最有效的针剂药，连同针头、针管都拿来了，并把治疗伤寒、痢疾等一些热带病的药品一起给了我。真是走遍天下，也离不开“家”呀。
下期预告:甜蜜的博城
几经周折，我最终确定去博城。博城距弗里敦300多公里，四周全是灌木丛林，林子里到处是村庄，当地生活着曼迪族人，听说那里有我想感受的热带非洲的一切。我决定去博城的第二天，约翰尼专门安排我与正在弗里敦开会的南方省第一领导人巴尼见了面，这个人即将成为我在博城的第一把保护伞……
简介:塞拉利昂共和国为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一，医疗卫生条件差，疟疾、伤寒、黄热病、霍乱、肝炎、肺炎等传染性疾病多发;基础设施建设相当落后，水、电、燃油、生活物资等供应紧张且价格居高不下;日用品及食品种类少、价格高。塞拉利昂全国有20多个部族，其中曼迪族和泰姆族人口数量最大，各占全国人口的30%左右。
我从莱索托回来一年之后，关于我独闯这个非洲高山王国的故事就在圈子内流传开了。也许是由于这个缘故，不久之后我意外得到中国电工设备总公司贾丁总裁的邀请，参加他召集的一个聚会。贾总是个性情温和的人，说起话来总是面带微笑。他说:“梁子，你不是特想感受非洲的热带风情吗？我给你介绍两个朋友，他们经常往返于塞拉利昂。那可是西非的热带国家。”说着，他把我带到塞拉利昂驻中国大使馆商务专员刘晶先生和助理卢文女士面前，并对他们说:“梁子已经迷上非洲了，你们再去塞拉利昂时别忘了把她也带上。”
眼前这两位皮肤白净，说话温文尔雅的标准白领，让我很难将他们与非洲联系在一起。可他们一说起塞拉利昂来，无论是19世纪的弗里敦解放黑奴，还是近期的10年内战，以及那里的风土人情，血腥钻石等等，可谓了如指掌，如数家珍，听得我心里阵阵发痒。之后，刘晶说:“塞拉利昂濒临大西洋，那里是典型的热带气候，当地人的生活是很有特点的。你若想去，这个时候去正是好时机。因为，2001年才结束的10年内战使塞国损失很大，战乱平息后，政府一直忙于恢复建设，而且他们只能靠外来力量。由于战争导致的不稳定因素，许多人根本不敢踏入那片土地。如果你此时进入塞拉利昂采访，政府一定会非常重视。你的安全也能得到相应的保障，这对你很重要。”
我的西非之行从此悄然启动。
上飞机前才拿到签证
我开始全力以赴地办理去西非的事宜。我将护照和一封申请报告递交到塞拉利昂驻中国使馆，果然得到了使馆的格外重视。大使说:“我将把你的这封申请报告传真至我国外交部，再通过他们下发至所有地区和一些有关部门，在收到能确保你安全的回复信后，我才能为你办理签证。”
不久，刘晶又给我提了一个建议，他说:“塞拉利昂一年中只有雨季和旱季。从12月至来年4月是旱季，旱季虽然气温高一些，但每天出行和拍照没问题。如果你赶上雨季就没那么乐观了，特别是霉雨天细菌繁殖很快，热带病也多。所以，你最好旱季去，并赶在雨季到来前回来。”
他们说得非常有道理。我的确应该在旱季赶到那里。可是，一晃半个月过去了，眼看着一批又一批赴塞拉利昂的工程人员签证很容易就拿到手了，刘晶、卢文及使馆的约翰尼公使也已经去了塞拉利昂，而我的签证却迟迟没有音信。
这就让我更加心急如焚。我一遍又一遍地往迪恩大使的办公室跑，一个接一个地给他打电话。和蔼的迪恩大使微笑着对我说:“在没有收到我国外交部的回函之前，我就是想给你签证也不行。如果没有外交部的回函，你的行踪是无法受到保护的，这个回函对你很重要。”我只好一边办理药品，打防疫针，买礼品，买器材，订机票等杂事，一边焦急地苦苦等待。
然而，直到我的机票订好，万事俱备，只等第二天清晨起程了，我才拿到赴塞拉里昂的签证。事后我才知道，多亏了约翰尼公使、刘晶和卢文在那边不断地帮我催促，才使得这边使馆终于在临行前一晚收到了塞方外交部的传真。
在加纳遇见故乡人
从北京至塞拉利昂，中途需要转两次飞机，度过两个晚上。先是从北京飞至阿姆斯特丹，第二天从阿姆斯特丹飞到西非的加纳，第三天才能飞到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
最让我担心的是，自己独自一个女人，随身携带着数台摄像和摄影器材、手提电脑和现金，如何在加纳的机场里度过整整一个夜晚。要知道，一般非洲国家的机场很小，飞机的班次也很少，工作人员十分懒散，有时甚至连人影都找不着。即使不出机场，到了深更半夜，机场里空荡荡的，若真碰上个里应外合的抢劫团伙，麻烦可就大了。
于是，我琢磨着，在阿姆斯特丹机场登机前，先找一找自己的同胞，如果有人能给我指引一家机场附近的酒店，就在酒店过夜，这样绝对比在机场安全。
到阿姆斯特丹后，我便早早地来到赴加纳航班的候机厅。然而，登机的时间已经临近，候机大厅里却不见一个黄皮肤。看来没什么希望了，以后一切都要靠自己了。可我不甘心，又下意识地向站在最后边的黑人扫了一眼，竟然发现了一个黄皮肤的男人。真是老天保佑，天下竟有这么巧的事，此人不仅是同胞，还是个北京人，叫邬满，曾在中国驻加纳使馆商务处工作过，如今自己在加纳首都阿克拉开了家公司，干得相当成功。他在加纳生活了十几年，是个加纳通。
他乡遇故知，真令我感到格外惊喜与亲切。当他得知我对安全的顾虑后，非常痛快地说:“你一个人，又是第一次到加纳，还带着这么多贵重器材，的确很不安全。等到了加纳，我的朋友会来接我，到时我与他们商量一下，帮你安排住一晚上，你就不用找酒店了。”我顿时高兴得差点蹦起来。这下，我放宽了心，在飞机上踏踏实实、安安稳稳地昏睡了一路。
出机场大厅被“抢”了4美元
当我从昏睡中醒来时，机舱外已是一片漆黑。而我手上的表，却显示着北京的正午时间。
到达加纳首都阿克拉，走出机舱，顿时一股热浪扑面而来，而我身上仍穿着绒衣，不一会儿的工夫，身上就被湿热的粘汗浸透了。可此时，我根本顾不上这些，提着大包，两眼紧紧盯住邬满，寸步不离地紧跟在他的身后，生怕他一溜烟儿被人群淹没了。然而我发现，几乎所有的人下了飞机都一窝蜂地拥到了海关出口处，等待办理出境手续，取自己的行李。我告诉邬满，在北京托运行李的时候，我已办理了直达弗里敦的手续，所以，不用从这儿取行李。邬满一听就笑了。他说:“你的行李不可能直达弗里敦，在这儿你必须把自己的行李取走。”我们办理完海关出境手续，刚走出大厅，我便一眼看见自己的行李孤单单地横在大厅中央，看样子早被人甩了出来。可这会儿连工作人员的影儿都找不见。提着硕大的行李箱，尽管增加了许多重量，但还是觉得万幸。如不是听了邬满的话，这个装着我半年生活用品的箱子，可就没处找了。
我跟着邬满刚走出机场大厅，就被冲上来的一帮当地人紧紧包围了。他们二话不说，有的抢着拉我的行李车，有的抢我手上的小包，还有的把手扶在行李上跟着行李车往前跑，另外一些人尾随着我说这说那。这下几乎把我弄晕了。我不得不紧盯着行李车，用手紧紧护着小包，并应付围着我问这问那的当地人。结果，我把邬满给跟丢了。此时，机场外一片混乱，而我又找不到邬满。我想，最好的办法是站在路边明显处别动。
于是，我决定赶紧给这帮人付小费，先把他们打发走。谁知，一看我掏钱了，六七个壮汉突然一起拥上来，个个都向我伸出手。有人说，我给你拉车了;有人说，我帮你拿行李了;还有人说，我给你带路了;反正都要钱。可我当然不能谁都给，最后，只给了两个确实帮我拉了行李的人。我拿出2美元，想给这两人每人1美元。可是我还没来得及分呢，就被其中一个人一把抢走了，而另一个还伸着手等着我给钱呢。无奈，不得不给那人2美元。从机场大厅出来，不过才几十米，不仅付了4美元，还弄得我一场虚惊。
被中国同胞热情收留了一夜
20分钟后，邬满终于出现了。他说，自己忙着找朋友的车去了。这时，他的两个朋友把车开了过来。邬满给我匆匆介绍了一下，一位是江艾峻医生，另一位是中国医药总公司加纳分公司陈金才经理。不一会儿的工夫，他们把我带到一座两层小楼前。
这是一座并不华丽的两层小楼，陈经理一家与江医生夫妇各住一半。我们进了江医生的家，只见他家的餐桌上摆满了地道的中国菜。由于江医生的妻子回国生孩子去了，这会儿，陈经理的妻子高念为我们跑前跑后的。这桌菜就是她特意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年近30岁的高念，看上去像个20出头的女孩儿，待人十分温和，并很能干，是老陈公司不可缺少的主力。老陈以前是个军医，转业后在中国医药总公司从事医药工作，几年前被派到加纳来，专门批发中国药品。江艾峻医生是北京人，在当地开了一家诊所并用中医方法，救治了不少病人，因此名声鹊起。他还培养了几个非常能干可靠的当地人做护士，就连他家的女佣都能做一手地道的中国菜，甚至还会包饺子、擀面条、烙饼。
第二天上午，老陈夫妇和邬满把我送到机场。临别前，邬满掏出一沓加纳币硬塞到我手里，他说:“钱不多，主要是让你在机场打发小费时用，别给他们美元，小费不用给那么多。今后你用钱的地方多着呢。”他怕我不收，又说:“咱们都是中国人，给你一些帮助是我们举手之劳的事。你现在需要当地的钱，就先拿上吧。”接过钱，我的嗓子哽咽了，不知道该怎么感谢这位故乡人,只好默默地将这份美好的情谊留在心里。
进入炎热的蒸笼
离开了加纳首都阿克拉，飞机穿越科特迪瓦和利比里亚上空，3个多小时后，终于到达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的隆吉国际机场。走出机舱，感觉这里比加纳更加灼热，好像空气都在燃烧。从隆吉机场到市区，要经过一片海域，为了方便省时，大家还需再花20美元，乘坐几分钟的直升飞机。
本以为乘坐直升机，在海域上空飞行会凉爽些，没想到一头钻进直升飞机后，简直就像进了蒸笼，憋闷得喘不过气来。尽管直升飞机开了两扇圆形的后窗，但机舱内仍觉得缺氧。更糟糕的是飞机发动机的轰鸣声极其震耳，就像进了冶炼厂。
一下飞机，就看见在一群黑色的肤色中，有两张与众不同的中国脸。“总算与他们见面了，这不是在做梦吧？”我感觉全身的每一个细胞都扩张起来，尽管淌着大汗，拖拽着1米多长的行李，我仍不顾一切地冲向前去，与来接我的刘晶和卢文久久地拥抱。
我们居住的Solar酒店，与机场只有一条马路之隔。在办理入住酒店手续的时候，卢文告诉我:由于战乱的缘故，塞拉利昂现在仍有联合国各机构的派驻人员。这些年，当地的消费让他们越抬越高，连这样不够档次的酒店，每天都要收60美元，而这个价格，在弗里敦已经是比较便宜的了。
当天晚上，躺在湿热的床上，实在难以入睡，望着墙上爬来爬去的壁虎和各种叫不上名字的怪异虫子，我的心不由得一阵紧缩，生怕自己的肌肤成了它们的美餐。
第二天，当我踏进中国驻塞拉利昂使馆时，使馆工作人员又给我带来了新的警示:“梁子，你跑过非洲，与当地人打过交道，生活上我对你并不担心。但这里最不可忽视的是疾病。疟疾、伤寒，最近还有一种拉撒热。得了这种病，七窍出血，人很快就会死亡，对这些你都有准备吗？”
我吭哧了半天:“我已经准备了疟疾药，也听说过伤寒这种病，但总觉得自己不会患病上身，在国内也就没想找这方面的药。而那个叫什么拉撒热的病，我从来都没听说过，所以……我……也没……”
工作人员似乎看出了我的卤莽，对我说:“这样吧，我让使馆的人给你准备一些药品，再与联合国驻塞拉利昂的总部打个招呼，万一发生什么事情，至少他们能帮助你，有备无患嘛。不过，使馆原有的治疗拉撒热的药都到期了，我们已经向国内申请了新药，目前正在路上，最快也得一个多月后才能到货。所以，治拉撒热的药你这次是带不走了。什么时候药来了，可以让人捎给你。但在这段时间，你要格外多加小心。”
使馆的老盛和任强很快将治疗疟疾最有效的针剂药，连同针头、针管都拿来了，并把治疗伤寒、痢疾等一些热带病的药品一起给了我。真是走遍天下，也离不开“家”呀。
下期预告:甜蜜的博城
几经周折，我最终确定去博城。博城距弗里敦300多公里，四周全是灌木丛林，林子里到处是村庄，当地生活着曼迪族人，听说那里有我想感受的热带非洲的一切。我决定去博城的第二天，约翰尼专门安排我与正在弗里敦开会的南方省第一领导人巴尼见了面，这个人即将成为我在博城的第一把保护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