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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解决内涵厘清、理论定位、对象界定、研究范式确定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的顺利解决都需要首先明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属性。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概念的本质出发，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属性解构为经济学属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属性、社会主义经济学属性、政治属性、中国特色属性。这五种属性不仅共同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概念，同时每一种属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构建都提出了明确要求，缺一不可。在辨析每一种属性的理论起点、内涵机理、演变历程的基础上，进一步地对该属性如何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未来构建思路展开研究。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属性;五层理论阶梯
中图分类号：F0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20）05-0049-009
一、问题的提出
自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迅速成为学术界关注和研究的热点问题。从当前研究内容的主题看，现有研究中國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文献可以分为如下几类：第一类文献着重讨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意义。[1]第二类文献聚焦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该坚持的原则。[2]第三类文献则关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3]第四类文献则试图辨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系与区别。[4]
从文献的关注重点分析，一方面，目前讨论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文献仍然偏少，集中于分析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意义或原则的文献较多，这也间接证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难度较大。另一方面，现有第四类文献讨论的重点主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系，说明绝大部分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路主要是沿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然而，本文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密切相关，与其他经济学理论甚至非经济学理论都有密切关系。如果忽略这种多元化的关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多元理论属性没有进行深入辨析，可能就无法准确地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本质内涵。
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概念的结构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备如下五重属性：经济学属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属性、社会主义经济学属性、政治属性、中国特色属性。因此，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相关的理论也分为五类：第一类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学”属性相关联的理论，主要包括西方主流经济学与非主流经济学理论。第二类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属性相关的理论，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第三类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经济学”属性相关的理论，主要包括苏联以及东欧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第四类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政治”属性相关的理论，主要包括新政治经济学理论。第五类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特色”属性相关的理论，主要包括中国古代的经济学理论以及当前中国学者试图创建的经济学理论。
在上述概念属性解构的基础上，本文将从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经济学、政治、中国特色等视角对这五大理论属性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区别与联系进行深入分析，从而完成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解构，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提供参考。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
“经济学”属性及其要求
在过去两百余年里，西方经济学在全世界占据主流地位，其理论体系、研究范式与评价标准长期在各国大行其道。与此同时，西方经济学内部也存在大量的与主流经济学相悖的理论以及可能动摇主流经济学基石的理论，被称之为非主流经济学。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必须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这就要求我们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优势与缺陷进行深入分析，也必须掌握非主流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的冲突之处。在此基础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构建才能事半功倍。
（一）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缺陷与优点
绝大部分学者都认为西方经济学存在主流与非主流之分，皮奇（James peach，2003）指出新古典经济学就是当前的主流经济学，其核心特征是使用牛顿主义的均衡方法、给定约束下的最优化和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5]这一观点得到绝大部分学者的认同。[6]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分析，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体系历史上经历过四次大的综合。[7]虽然每次综合都极大地缓解了新生理论对西方经济学体系的冲击，但是同时也揭露了西方主流经济学体系的先天不足即理论体系缺乏包容性以及严重脱离现实。这种不足使得西方主流经济学体系在遇到其他经济学理论冲击时显得尤为无力，往往只能采取视而不见或者强行中和的做法。而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即使是这种做法也难以维持。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对主流经济学的科学性与实用性产生强烈的质疑，很多国家开始出现大规模的“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
从具体内容看，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多个理论如效用理论[8]、学科基础[9]、学科假设[10]、分析框架[11]等都存在比较明显的缺陷。以效用理论为例，西方主流经济学提出消费者偏好满足完备性假设，即在所有的可消费商品集合中，对于任意两个商品，消费者都可以很容易地判断出谁更好，这种假设明显背离现实。针对这一假设，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就嘲讽道：“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流行着一种法律上的假定，认为每个人作为商品的买者都具有百科全书般的商品知识。”[12]48因此，西方主流经济学虽然长期占据主流地位，但是其内容的合理性、科学性、自洽性实际上早已受到普遍质疑，这也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必要性所在。 虽然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体系在诸多方面存在缺陷，但是西方主流经济学能够在全世界大行其道百余年，迄今仍然在包括中国在内的诸多国家的经济学界中占据支配性地位。[13]这意味着西方主流经济学肯定存在某种巨大优势和吸引力，这种优势和吸引力是如此之大，以至于能够很容易掩盖或者让人忽略其理论体系的种种弊端和缺陷。
我们认为这种优势就是西方主流经济学通过将数学模型工具大规模地引入经济学。经济学的数学化极大地消除了文字可能带来的歧义性与障碍性，进而降低了不同国家学者之间的交流成本，最终促进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传播与推广。就如同西方主流经济学数学化的奠基之作《经济分析基础》的作者萨缪尔森所言：“这套研究范式适合于高等院校的教师和学生，使他们之间的竞争减少到最低限度，使他们在业务和个人问题上相互关心和支持。”[14]因此，必须辩证看待西方主流经济学，要注意吸收其长处，避免短处，而不能简单地将其全盘否定，完全另起炉灶来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二）西方非主流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矛盾
非主流经济学指的是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在研究前提、研究假设以及研究范式上存在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经济学理论，这些经济学理论被新古典经济学视为异端。贾根良（2010）指出非主流经济学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包括激进政治学、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美国积累学派、法国调节学派等，另一派是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包括老制度主义、奥地利学派、新熊彼特学派、后凯恩斯经济学、社会经济学、女性主义经济学、生态经济学等。[15]3-12除此之外，演化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实验经济学也被视为非主流经济学理论。[16]
非主流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理论的冲突之处非常多。其中，非主流经济学对“经济理性人”假设的否定是对西方主流经济学整个理论体系最大的冲击。“经济理性人”假定被视为整个西方主流经济学体系的基石与核心，几乎所有的主流经济学理论都是建立在这一假设之上。然而，非主流经济学理论则认为这一假设脱离现实，是导致西方主流经济学缺乏现实解释力的根本原因。如行为经济学就认为对经济行为的研究必须建立在现实的心理特征基础上，而不能建立在抽象的行为假设基础上。相比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行为经济学这一假设更接近现实。正是由于行为经济学这些非主流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在研究前提上的巨大差异，很多学者判断经济学的又一次革命难以避免。[17]
（三）“经济学”属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要求
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数学与模型化这一特点值得强调和学习。然而，西方非主流经济学对主流经济学的剧烈冲击也表明任何经济学理论的假设应该尽可能契合现实，过于脱离现实的数学化，即使短时间内能够支撑理论的传播与学科的发展，长期来看，也无法避免因为现实解释力不足而陷入困境的遭遇。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学”属性应该在尽可能保证真实化的基础上追求数学化，绝对不能为了追求数学化而忽视真实性。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属性”及其要求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属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属性，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天然的联系与相似性。除了相似性外，中国特色社会主義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存在一定的区别与差异。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属性的两层含义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属性包含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属性，第二层含义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属性。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由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三大部分组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只是其中一部分。[18]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过程中，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相契合，并不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完全一致。这是因为：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内涵极为丰富。[19]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本质仍然是一门经济学理论，它与马克思主义的契合不可能也无必要体现于吸纳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与概念。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并不是完全继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因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可能比这一对象更为普及。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属性的关系
从研究对象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有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规律，社会主义社会也有社会主义经济运动的规律，不同的生产方式与交换形式会生成不同的社会经济运动规律，研究不同的社会经济运动的特殊规律，就会形成不同的政治经济学。[20]从这个角度分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并不一致。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毫无关系。实际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联系体现为研究立场与研究方法的一致。
从研究立场看，立场问题是政治经济学的首要问题，其实质是阶级问题[21]，虽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源头包括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学说[22]，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无产阶级立场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23]无产阶级立场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的，也就是为大多数人利益服务的经济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始终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致力于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根本的政治立场。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24]在这一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完全相同的。 从研究方法看，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坚持整体考察经济系统的运行规律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根本方法，尤其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原理，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区别于其他政治经济学的关键所在。[25]习近平总书记曾对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原理作了高度评价：“马克思对自己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总的成果’——被政治经济学理论所证明和揭示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进行了高度概括，并第一次将那些与科学论证的血肉躯体有机结合起来的原理骨骼，以近乎于医学人类教学模型的简明直观形式，展示在无产阶级和整个社会的面前。”[26]应该说，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原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立、发展与深化的哲学基础。
因此，虽然研究对象不完全相同，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立场与研究方法是一致的，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原理也是一致的。
（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属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要求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属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要求主要体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立场、研究目标、研究方法等三方面。首先是研究立场上的要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属性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围绕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展开研究，避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沦落为某部分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言者。其次是研究目标上的要求，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目标是发展效率最大化，长期追求这一指标的后果是贫富收入差距无限度拉大，这不仅严重影响了大多数人的经济利益，同时也对整个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带来巨大冲击。因此，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而言，以共同富裕为最终目标、坚持共享发展理念、构建利益共享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其根本目标。[27]最后是研究方法上的要求，与西方经济学强调割裂、局部、个体、静态的分析方法相比，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始终是强调联系、系统、整体、动态等思维规律。而现实经济活动是如此之复杂，割裂、局部、个体、静态的分析视角几乎难以契合真实情况，也就无法保障理论的解释力最终导致整个理论体系地位的丧失。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体系中的联系、系统、整体、动态等方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保证自身理论科学性和可信性的基础。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属性及其要求
除了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还具备“社会主義经济学”属性，这一属性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回答“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模式符合社会主义制度要求”这一问题。
（一）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含义与形成历程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研究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学科。从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形成历程分析，莫尔1615年出版的《乌托邦》一书在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提出：“这种社会应消灭私有制，实行公有制;消灭商品经济，实行自给自足的生产。”[28]这被视为社会主义经济学的萌芽。随后马克思在吸收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精华的基础上，通过研究与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未来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方向以及主要特征做出了精准的分析，奠定了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基础，但是由于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马克思不可能对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全部运行细节进行设计。[29]而真正对社会主义经济学展开全面实践则一直等到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苏联通过半个世纪的实践与探索，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学的苏联范式。考虑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正在构建过程当中，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学著作并没有出现，1953年斯大林发表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1954年由斯大林主持编撰并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可能是历史上除《资本论》以外的最权威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30]
（二）国内外社会主义经济学实践对社会主义经济学提出的挑战
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有三大基本原则：生产资料公有制、消费资料按劳分配、国民经济计划管理。苏联以及东欧等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实践发展模式主要采取的是“生产资料公有制+计划经济”发展模式。在上世纪20—30年代，经济学界围绕这一模式是否可行，以米塞斯与兰格为首的经济学家曾经发生过激烈的争论。[31]随着苏联和东欧等国的经济发展失败乃至解体，“生产资料公有制+计划经济”这种发展模式的可行性与科学性受到了巨大的质疑，甚至有学者将苏联解体的原因归结为计划经济制度。[32]
面对这种局面，中国共产党在吸取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教训上，实事求是地创造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模式，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很多学者也认为这种模式创造了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初步解决了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后发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追赶与经济发展难题。[33]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国内外仍然有大量学者对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能否共存表示质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以及本质存在疑问，如有学者认为中国目前的经济制度并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34]因此，虽然基于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教训，中国对自身经济发展模式进行了改革，但是从目前中国经济实践面临的问题来说，这种改革并没有解决所有的问题，甚至同时产生了新的问题，这都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面对的根本问题。
（三）社会主义经济学属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要求
从国内外社会主义经济实践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解决两个难题：公有制如何有效率以及如何避免市场经济的弊端？
一方面，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任何领域的改革都不能动摇这一根本。因此，如何在保证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前提下，提高公有制经济的效率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面临的重大挑战。从中国近40年的改革历程看，国企改革始终是整个改革体系中的核心问题，其中，国企的效率问题又是国企改革的重中之重。就如同列宁强调的：“劳动生产率，归根结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35]388苏联的解体与其低效的公有制经济无疑具有莫大的联系。因此，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而言，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不可动摇，但在此前提下，如何解决公有制经济发展效率偏低的问题则是难点所在。 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在中国经济实践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然而由于市场经济先天存在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等缺陷，收入差距、产能过剩、生活成本提高等问题在中国频繁出现，社会上甚至出现计划经济回归的呼吁。固然在当前的人类社会治理和技术水平下，计划经济的全盘回归并不现实，但是，究竟什么样的经济发展体制，既能够发挥市场经济的好处，如充分竞争导向和高效资源配置，又可以避免市场经济带来的问题，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回答的重大问题之一。
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
“政治”属性及其要求
（一）“政治”属性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构建过程中的重要性
西方主流经济学起源于古典政治经济学，而古典政治经济学自形成之初就与政治因素密切相关，这也使得经济学与政治始终密切相关。“政治经济学”一词最早出现于法国的重商主义代表人物孟克列钦1615年发表的《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这本著作旨在强调政府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主张通过政府的保护、垄断和管理来促进贸易和资本积累。因此，虽然斯密在《国富论》中主要强调市场机制和自由贸易的作用，并从此占据了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地位，但是政治因素在整个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中仍然占据重要地位。尤其是自凯恩斯宏观经济学革命后，政府的作用至少在理论层面被上升为与市场机制同等重要的地位。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属性分析，一方面，“政治性”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理论特征。这种“政治性”体现于它的“阶级性”即抱着为工人阶级的权利和利益辩护，为无产阶级求解放指引方向的价值观，并据此提出指导无产阶级如何使用暴力或政治手段争取解放的原则和策略。另一方面，马克思也明确指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政治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经济基础的重要作用可想而知。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实践分析，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始终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改革的重点，也是学术界长期关注的难点问题。这种关系之所以成为重点难点，关键原因是政府的行为受到政党属性、政治体制、政府能力的影响，是一种内生变量，对经济体系的发展具有其他任何因素都不能媲美的影响。
（二）“政治”属性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实践活动中的重要性
政治属性的重要性不仅仅体现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构建层面。实际上，政治属性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践中同样具备深厚的现实基础。中国“条条块块”的发展体制特征决定了政治属性对现实经济活动的重要影响。其中，“条条”是指中央部委及向下延伸的各级政府部门，“块块”指各级地方政府。已有大量文献证明条条之间的关系、块块之间的关系、条块之间的关系都会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巨大影响。[36]这些因素实际上就是政治在现实国家治理结构中的具象。
因此，政治在中国整个治国理政体制中占据重要地位，历任最高领导人对此都高度重视。这是因为：一方面，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欠发达国家，在激烈的国际竞争背景下，想要实现民族复兴、国家富强和居民富裕的目标，就需要排除干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挥集中力量干大事的体制优势，尽快地提升整个国家的综合国力，这需要政治制度建设作为引领;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信仰共产主义，而在实现这种理想和信仰的过程中，势必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与阻力，这些困难很容易让人丧失信心和力量，必须依靠强有力的执政组织予以解决。因此，不管是从国家的基本国情还是发展目标分析，政治属性都会对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践发挥巨大影响。
（三）“政治”属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要求
考虑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本质上仍然是一门经济学理论，且其诸多属性都与经济学相关，将经济学与政治学结合起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政治”属性展开研究是一种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本质需求的思路。实际上，将经济学与政治学结合进行研究已成为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这一趋势导致了在20世纪初中期衰落了的政治经济学传统的复兴，即产生了新政治经济学，这一学科是研究政府决策和政府行为的理论，它关注于政府决策机制的形成机理以及政府行为与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由于这一理论关注的问题与现实经济活动联系紧密，吸引了大量学者的关注和研究。以官员晋升这一研究领域为例，新政治经济学围绕官员如何晋升形成了一大批成果，如GDP竞争论[37]、和谐竞争论[38]、非经济因素论[39]。这些研究结论不一定完全符合真实情况，但是这种针对政治与经济行为之间的关系展开实证研究不仅有助于规范政府經济行为，同时还有助于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因此，虽然有学者认为新政治经济学对政治问题的研究不过是“肤浅的经济学类比”[40]，但是正如上文所述，由于政治因素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具有重要作用，揭示这种作用机理无疑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构建提供帮助。
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
“中国特色”属性及其要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基于中国发展实践的学科，除了具备上述属性外，还具备另外一个重要属性即“中国特色”属性，这既是决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其他经济学有所不同的基础，也是形成这种“不同”的来源。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属性的含义
个别文献认为“特殊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构建的基础。[41]这一观点可能难以成立。从经济实践分析，中国曲折的近代发展历程、独特的基本国情以及悠久的历史文化都使得当前中国发展模式与其他国家有所不同。然而，经济发展模式的“特殊性”在经济发展领域是一种普遍现象，不普遍的实际上是成功的“特殊性”。换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之所以能够存在或者能够被其他国家和学者接受，原因不在于其“特殊性”而在于“成功性”，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能不能成为一门主流经济学科，最关键的一点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能否继续取得成功。 “中国特色”属性第二层内涵是“自我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构建过程中，无疑会吸取大量的国外经济学理论成果，这是无可避免的，也是理所应当的。然而，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定位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构建目标并不是对国外经济学理论的综合或者继承，而是着力于挖掘自身发展经验和发展历史，并归纳、提炼出一套经济学理论体系，这就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高度重视自身影响经济发展实践的关键因素，并对这些因素如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顺利发挥作用进行深入研究。
“中国特色”属性第三层内涵是“可借鉴性”。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为了宣扬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特殊性，而是应该突出中国特色社會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理论具有普遍性，是相比于西方主流经济学，更能满足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占世界人口80%以上的欠发达国家发展需求的经济学理论。在衡量经济学理论优劣方面，“可借鉴性”是一项关键甚至是根本指标，如何在各个国家基本国情千差万别的前提下，为这些国家提供一套具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特征的发展体制，从而找到这些国家实现经济发展的初始动力和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方法是决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否具备可借鉴性的基础。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属性的来源及其影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属性的来源除了1949年以来的经济发展实践和经济理论创新外，过去几千年历史上形成的经济学思想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属性影响同样深远。从春秋时代的管仲开始，到商鞅、荀子、桑弘羊，再到宋朝的王安石、明朝的黄宗羲等人，如何实现国家富强这一内容始终是这些人关注的重点问题。按照影响程度排序，中国古代经济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属性影响最大的几点思想如下。
首先是生产型经济学思想。自古以来，中国对生产型或者实体经济的重视就非常明显，只不过在很长一段时期里，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以及出于降低国家治理难度的考虑，这种重视主要体现在政府“重农抑商”的政策趋向。[42]作为最明显的生产型产业，农业和制造业长期得到中国政府的重视，这种长期重视体现了生产型经济学思想对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和理论的深刻影响。
其次是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思想。自从秦朝建立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之后，政府对整个国家各方面的控制力都显著增强。同时，由于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预防农业灾害更需要中央政府集权发挥作用，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地位被进一步强化。到西汉时期，汉武帝建立了以盐铁专卖、算缗告缗、币值改革、均输平准等政策为代表的比较完整和系统的国营经济制度，对后世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产生了巨大影响。[43]同时，汉昭帝时期形成的关于经济发展模式是否应该转型的《盐铁论》一书也标志着自此以后，国营经济与民营经济的关系定位问题正式成为了中国几千年经济史中的难题。从历朝历代的经济发展体制与历史分析，政府在整个国家发展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始终没有削弱，这一点直到现在仍然没有变化。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特色”第二个表现就在于对政府主导作用的路径依赖。
最后是预防经济危机的经济学思想。由于历史较长且历史记载比较清晰，古代中国对经济体系的发展轨迹与周期、生产活动的经济周期、农业循环的周期性都有比较清醒的认识，这使得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特别重视预防经济的波动与灾害。如两千多年前，《礼记》就提出：“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虽有凶旱水溢，民无菜色。”[44]因此，中国古代经济学预防农业危机的思想是比较成熟的。而从当前中国防范工业过早衰退风险和金融危机风险的各项政策分析，预防经济危机这一思想的影响同样延续至今。
（三）经济学领域目前已有的“中国特色”尝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究竟应该如何构建，目前并无统一框架，如何体现“中国特色”就更难以统一。不过，目前国内外一大批经济学家尤其是华人经济学家已经纷纷开始尝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其中，以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贾根良的中国演化经济学、杨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为典型代表。
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基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指出“华盛顿共识”和结构经济学不能指导后发国家的发展，后发国家想要实现发展，应该遵循自身要素比较优势，采取与要素比较优势相适应的发展战略实现结构升级。[45]贾根良的中国演化经济学则提出中国古代的演化思想与西方演化经济学思想具有惊人的一致性，且这种一致性体现于现实经济活动的整体性与系统性，未来中国特色的经济学应该走向更加真实、更加整体、更加主动的中国演化经济学。[46]杨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抛弃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将消费者与生产者完全分离的假设，而是选择更符合现实的将消费者与生产者合二为一的假设，并在此基础上试图重建西方经济学。[47]3
从研究方法、研究内容以及研究立场分析，这三位学者的学说并不完全一致甚至大相径庭。但是站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角度，这三位学者所构建的经济学理论没有盲目跟随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观点，都做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对提升经济学的“中国特色”程度发挥了巨大作用，也间接有利于吸引更多的学者投身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构建当中。
七、结 论
从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分析，丧失对现实世界的解释力和引导力是其失败的根本原因，这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坚持真实化导向奠定了基础。而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同出一脉”则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运用联系、系统、整体、动态思维，立足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利益并探讨如何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则证明在这一过程中如何保证公有制经济的效率和避免市场经济的弊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聚焦的两个根本问题。除此之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政治”属性凸显了政治因素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主要而非次要地位，要求高度重视政治行为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而“中国特色”则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构建必须立足于中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贡献。这种多维理论属性的特征意味着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难度极大，如何满足不同理论属性的要求将是未来我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实践以及理论构建的根本方向。 参考文献：
[1]王立胜，刘岳，姚宇.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意义和方法——关于学习习近平“5·17讲话”精神的对话[J].学习与探索，2017，（6）：1-15，173.
[2]简新华.创新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3）：5-19，159.
[3]杨继国，袁仁书.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难题”新解——兼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4）：12-20.
[4]崔友平.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J].东岳论丛，2018，（11）：13-19.
[5]Peach J T.Hamiltonian and Teleological Dynamics a Century after Veblen[J].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2003，37（1）：123-132.
[6]张衔，庄志晖.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批评：一个理论述评[J].当代经济研究，2007，（4）：12-16，73.
[7]柳永明.略论西方经济学说史上的四次综合[J].经济学动态，1997，（4）：63-65.
[8]叶航.西方经济学效用范式的逻辑缺陷[J].经济学家，2003，（1）：93-97.
[9]白暴力.西方经济学的三个学科基础缺陷[J].南京财经大学学报，2006，（1）：29-31，108.
[10]刘小燕.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假设、规律及其缺陷[J].世界经济研究，1995，（2）：60-64.
[11]徐尚.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及其缺陷——一个基于演化本体论视角的阐释[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8，（11）：12-17.
[1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3]胡培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流地位不可动摇[J].政治经济学评论，2013，（3）：39-48.
[14]杜月升.萨缪尔森的《经济分析基础》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数学化[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2，（3）：78-91.
[15]贾根良.西方异端经济学主要流派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16]李永刚.后现代主义思潮与非主流经济学最新发展[J].学术月刊，2005，（1）：32-37，106.
[17]周业安.行为经济学是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革命吗[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2）：32-38.
[18]程宏如.论马克思恩格斯理论体系的构建与“三个组成部分”的划分[J].学术论坛，2015，（11）：12-15.
[19]赵丽华.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在逻辑结构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构建[J].湖北社会科学，2008，（9）：24-27.
[20]林剑.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若干问题[J].广东社会科学，2017，（6）：47-54，249.
[21]段学慧，程恩富.以人民为中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12）：5-16.
[22]蔡继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辩证法[J].改革，2016，（2）：125-132.
[23]王邦佐，孙关宏.《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大纲[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5）：17-21，74.
[24]习近平.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 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J].党建，2015，（12）：4，12.
[25]詹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是唯物辩证法[J].锦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2）：11-16，62.
[26]习近平.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时代意义[J].福建论坛（经济社会版），1997，（1）：1-7.
[27]刘建伟.作为信仰的马克思主义[J].求实，2013，（9）：9-14.
[28]谷书堂.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学建设的几个问题[J].江西社会科学，1989，（5）：34-39.
[29]吴凤华.社会主义经济学史的对象、主线、历史分期问题概述[J].理论教学，1991，（5）：52-55.
[30]李家祥.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的分期[J].南开经济研究，1991，（1）：28-32.
[31]孙景宇.奥地利经济学传统下的社会主义及相关争论——“社会主义经济大论战”的反思与启示[J].制度经济学研究，2010，（2）：219-243.
[32]许志新.论苏联失败的经济根源[J].东欧中亚研究，2001，（3）：1-10，95.
[33]陈明凡.中国道路对当代社会主义历史性难题的破解[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9）：126-132，160.
[34]Huang Y.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State[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
[35]列宁.列宁全集（第2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36]李猛，沈坤荣.地方政府行为对中国经济波动的影响[J].经济研究，2010，（12）：35-47.
[37]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J].经济研究，2007，（7）：36-50.
[38]陈钊，徐彤.走向“为和谐而竞争”：晋升锦标赛下的中央和地方治理模式变迁[J].世界经济，2011，（9）：3-18.
[39]冯芸，吴冲锋.中国官员晋升中的经济因素重要吗？[J].管理科学学报，2013，（11）：55-68.
[40]彼得·范胡塞，王瑾.政治中的效率：挑战经济学方法[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3，（2）：104-112.
[41]赵尚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种特殊历史形态的社会主义[J].社会主义研究，2000，（3）：2-5.
[42]宋超.试述我国古代重农轻工商思想的产生与形成[J].史学月刊，1984，（4）：3-10.
[43]张跃，王天龙.汉代官营经济思想及经济政策[J].南都学坛，2005，（3）：6-10.
[44]方印，陈浩.我国防灾减灾思想理念的历史考梳及修法意义[J].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6）：104-110，139.
[45]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重构发展经济学的框架[J].经济学（季刊），2011，（1）：1-32.
[46]賈根良.中国古代演化思想与中国演化经济学的发展[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4）：58-66.
[47]杨小凯.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 吴晓妹）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属性;五层理论阶梯
中图分类号：F0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20）05-0049-009
一、问题的提出
自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迅速成为学术界关注和研究的热点问题。从当前研究内容的主题看，现有研究中國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文献可以分为如下几类：第一类文献着重讨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意义。[1]第二类文献聚焦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该坚持的原则。[2]第三类文献则关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3]第四类文献则试图辨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系与区别。[4]
从文献的关注重点分析，一方面，目前讨论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文献仍然偏少，集中于分析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意义或原则的文献较多，这也间接证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难度较大。另一方面，现有第四类文献讨论的重点主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系，说明绝大部分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路主要是沿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然而，本文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密切相关，与其他经济学理论甚至非经济学理论都有密切关系。如果忽略这种多元化的关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多元理论属性没有进行深入辨析，可能就无法准确地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本质内涵。
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概念的结构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备如下五重属性：经济学属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属性、社会主义经济学属性、政治属性、中国特色属性。因此，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相关的理论也分为五类：第一类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学”属性相关联的理论，主要包括西方主流经济学与非主流经济学理论。第二类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属性相关的理论，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第三类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经济学”属性相关的理论，主要包括苏联以及东欧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第四类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政治”属性相关的理论，主要包括新政治经济学理论。第五类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特色”属性相关的理论，主要包括中国古代的经济学理论以及当前中国学者试图创建的经济学理论。
在上述概念属性解构的基础上，本文将从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经济学、政治、中国特色等视角对这五大理论属性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区别与联系进行深入分析，从而完成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解构，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提供参考。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
“经济学”属性及其要求
在过去两百余年里，西方经济学在全世界占据主流地位，其理论体系、研究范式与评价标准长期在各国大行其道。与此同时，西方经济学内部也存在大量的与主流经济学相悖的理论以及可能动摇主流经济学基石的理论，被称之为非主流经济学。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必须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这就要求我们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优势与缺陷进行深入分析，也必须掌握非主流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的冲突之处。在此基础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构建才能事半功倍。
（一）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缺陷与优点
绝大部分学者都认为西方经济学存在主流与非主流之分，皮奇（James peach，2003）指出新古典经济学就是当前的主流经济学，其核心特征是使用牛顿主义的均衡方法、给定约束下的最优化和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5]这一观点得到绝大部分学者的认同。[6]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分析，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体系历史上经历过四次大的综合。[7]虽然每次综合都极大地缓解了新生理论对西方经济学体系的冲击，但是同时也揭露了西方主流经济学体系的先天不足即理论体系缺乏包容性以及严重脱离现实。这种不足使得西方主流经济学体系在遇到其他经济学理论冲击时显得尤为无力，往往只能采取视而不见或者强行中和的做法。而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即使是这种做法也难以维持。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对主流经济学的科学性与实用性产生强烈的质疑，很多国家开始出现大规模的“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
从具体内容看，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多个理论如效用理论[8]、学科基础[9]、学科假设[10]、分析框架[11]等都存在比较明显的缺陷。以效用理论为例，西方主流经济学提出消费者偏好满足完备性假设，即在所有的可消费商品集合中，对于任意两个商品，消费者都可以很容易地判断出谁更好，这种假设明显背离现实。针对这一假设，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就嘲讽道：“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流行着一种法律上的假定，认为每个人作为商品的买者都具有百科全书般的商品知识。”[12]48因此，西方主流经济学虽然长期占据主流地位，但是其内容的合理性、科学性、自洽性实际上早已受到普遍质疑，这也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必要性所在。 虽然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体系在诸多方面存在缺陷，但是西方主流经济学能够在全世界大行其道百余年，迄今仍然在包括中国在内的诸多国家的经济学界中占据支配性地位。[13]这意味着西方主流经济学肯定存在某种巨大优势和吸引力，这种优势和吸引力是如此之大，以至于能够很容易掩盖或者让人忽略其理论体系的种种弊端和缺陷。
我们认为这种优势就是西方主流经济学通过将数学模型工具大规模地引入经济学。经济学的数学化极大地消除了文字可能带来的歧义性与障碍性，进而降低了不同国家学者之间的交流成本，最终促进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传播与推广。就如同西方主流经济学数学化的奠基之作《经济分析基础》的作者萨缪尔森所言：“这套研究范式适合于高等院校的教师和学生，使他们之间的竞争减少到最低限度，使他们在业务和个人问题上相互关心和支持。”[14]因此，必须辩证看待西方主流经济学，要注意吸收其长处，避免短处，而不能简单地将其全盘否定，完全另起炉灶来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二）西方非主流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矛盾
非主流经济学指的是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在研究前提、研究假设以及研究范式上存在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经济学理论，这些经济学理论被新古典经济学视为异端。贾根良（2010）指出非主流经济学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包括激进政治学、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美国积累学派、法国调节学派等，另一派是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包括老制度主义、奥地利学派、新熊彼特学派、后凯恩斯经济学、社会经济学、女性主义经济学、生态经济学等。[15]3-12除此之外，演化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实验经济学也被视为非主流经济学理论。[16]
非主流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理论的冲突之处非常多。其中，非主流经济学对“经济理性人”假设的否定是对西方主流经济学整个理论体系最大的冲击。“经济理性人”假定被视为整个西方主流经济学体系的基石与核心，几乎所有的主流经济学理论都是建立在这一假设之上。然而，非主流经济学理论则认为这一假设脱离现实，是导致西方主流经济学缺乏现实解释力的根本原因。如行为经济学就认为对经济行为的研究必须建立在现实的心理特征基础上，而不能建立在抽象的行为假设基础上。相比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行为经济学这一假设更接近现实。正是由于行为经济学这些非主流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在研究前提上的巨大差异，很多学者判断经济学的又一次革命难以避免。[17]
（三）“经济学”属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要求
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数学与模型化这一特点值得强调和学习。然而，西方非主流经济学对主流经济学的剧烈冲击也表明任何经济学理论的假设应该尽可能契合现实，过于脱离现实的数学化，即使短时间内能够支撑理论的传播与学科的发展，长期来看，也无法避免因为现实解释力不足而陷入困境的遭遇。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学”属性应该在尽可能保证真实化的基础上追求数学化，绝对不能为了追求数学化而忽视真实性。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属性”及其要求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属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属性，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天然的联系与相似性。除了相似性外，中国特色社会主義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存在一定的区别与差异。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属性的两层含义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属性包含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属性，第二层含义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属性。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由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三大部分组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只是其中一部分。[18]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过程中，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相契合，并不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完全一致。这是因为：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内涵极为丰富。[19]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本质仍然是一门经济学理论，它与马克思主义的契合不可能也无必要体现于吸纳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与概念。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并不是完全继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因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可能比这一对象更为普及。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属性的关系
从研究对象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有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规律，社会主义社会也有社会主义经济运动的规律，不同的生产方式与交换形式会生成不同的社会经济运动规律，研究不同的社会经济运动的特殊规律，就会形成不同的政治经济学。[20]从这个角度分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并不一致。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毫无关系。实际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联系体现为研究立场与研究方法的一致。
从研究立场看，立场问题是政治经济学的首要问题，其实质是阶级问题[21]，虽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源头包括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学说[22]，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无产阶级立场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23]无产阶级立场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的，也就是为大多数人利益服务的经济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始终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致力于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根本的政治立场。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24]在这一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完全相同的。 从研究方法看，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坚持整体考察经济系统的运行规律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根本方法，尤其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原理，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区别于其他政治经济学的关键所在。[25]习近平总书记曾对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原理作了高度评价：“马克思对自己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总的成果’——被政治经济学理论所证明和揭示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进行了高度概括，并第一次将那些与科学论证的血肉躯体有机结合起来的原理骨骼，以近乎于医学人类教学模型的简明直观形式，展示在无产阶级和整个社会的面前。”[26]应该说，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原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立、发展与深化的哲学基础。
因此，虽然研究对象不完全相同，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立场与研究方法是一致的，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原理也是一致的。
（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属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要求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属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要求主要体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立场、研究目标、研究方法等三方面。首先是研究立场上的要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属性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围绕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展开研究，避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沦落为某部分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言者。其次是研究目标上的要求，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目标是发展效率最大化，长期追求这一指标的后果是贫富收入差距无限度拉大，这不仅严重影响了大多数人的经济利益，同时也对整个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带来巨大冲击。因此，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而言，以共同富裕为最终目标、坚持共享发展理念、构建利益共享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其根本目标。[27]最后是研究方法上的要求，与西方经济学强调割裂、局部、个体、静态的分析方法相比，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始终是强调联系、系统、整体、动态等思维规律。而现实经济活动是如此之复杂，割裂、局部、个体、静态的分析视角几乎难以契合真实情况，也就无法保障理论的解释力最终导致整个理论体系地位的丧失。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体系中的联系、系统、整体、动态等方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保证自身理论科学性和可信性的基础。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属性及其要求
除了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还具备“社会主義经济学”属性，这一属性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回答“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模式符合社会主义制度要求”这一问题。
（一）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含义与形成历程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研究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学科。从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形成历程分析，莫尔1615年出版的《乌托邦》一书在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提出：“这种社会应消灭私有制，实行公有制;消灭商品经济，实行自给自足的生产。”[28]这被视为社会主义经济学的萌芽。随后马克思在吸收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精华的基础上，通过研究与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未来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方向以及主要特征做出了精准的分析，奠定了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基础，但是由于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马克思不可能对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全部运行细节进行设计。[29]而真正对社会主义经济学展开全面实践则一直等到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苏联通过半个世纪的实践与探索，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学的苏联范式。考虑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正在构建过程当中，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学著作并没有出现，1953年斯大林发表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1954年由斯大林主持编撰并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可能是历史上除《资本论》以外的最权威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30]
（二）国内外社会主义经济学实践对社会主义经济学提出的挑战
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有三大基本原则：生产资料公有制、消费资料按劳分配、国民经济计划管理。苏联以及东欧等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实践发展模式主要采取的是“生产资料公有制+计划经济”发展模式。在上世纪20—30年代，经济学界围绕这一模式是否可行，以米塞斯与兰格为首的经济学家曾经发生过激烈的争论。[31]随着苏联和东欧等国的经济发展失败乃至解体，“生产资料公有制+计划经济”这种发展模式的可行性与科学性受到了巨大的质疑，甚至有学者将苏联解体的原因归结为计划经济制度。[32]
面对这种局面，中国共产党在吸取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教训上，实事求是地创造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模式，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很多学者也认为这种模式创造了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初步解决了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后发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追赶与经济发展难题。[33]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国内外仍然有大量学者对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能否共存表示质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以及本质存在疑问，如有学者认为中国目前的经济制度并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34]因此，虽然基于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教训，中国对自身经济发展模式进行了改革，但是从目前中国经济实践面临的问题来说，这种改革并没有解决所有的问题，甚至同时产生了新的问题，这都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面对的根本问题。
（三）社会主义经济学属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要求
从国内外社会主义经济实践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解决两个难题：公有制如何有效率以及如何避免市场经济的弊端？
一方面，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任何领域的改革都不能动摇这一根本。因此，如何在保证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前提下，提高公有制经济的效率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面临的重大挑战。从中国近40年的改革历程看，国企改革始终是整个改革体系中的核心问题，其中，国企的效率问题又是国企改革的重中之重。就如同列宁强调的：“劳动生产率，归根结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35]388苏联的解体与其低效的公有制经济无疑具有莫大的联系。因此，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而言，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不可动摇，但在此前提下，如何解决公有制经济发展效率偏低的问题则是难点所在。 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在中国经济实践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然而由于市场经济先天存在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等缺陷，收入差距、产能过剩、生活成本提高等问题在中国频繁出现，社会上甚至出现计划经济回归的呼吁。固然在当前的人类社会治理和技术水平下，计划经济的全盘回归并不现实，但是，究竟什么样的经济发展体制，既能够发挥市场经济的好处，如充分竞争导向和高效资源配置，又可以避免市场经济带来的问题，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回答的重大问题之一。
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
“政治”属性及其要求
（一）“政治”属性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构建过程中的重要性
西方主流经济学起源于古典政治经济学，而古典政治经济学自形成之初就与政治因素密切相关，这也使得经济学与政治始终密切相关。“政治经济学”一词最早出现于法国的重商主义代表人物孟克列钦1615年发表的《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这本著作旨在强调政府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主张通过政府的保护、垄断和管理来促进贸易和资本积累。因此，虽然斯密在《国富论》中主要强调市场机制和自由贸易的作用，并从此占据了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地位，但是政治因素在整个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中仍然占据重要地位。尤其是自凯恩斯宏观经济学革命后，政府的作用至少在理论层面被上升为与市场机制同等重要的地位。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属性分析，一方面，“政治性”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理论特征。这种“政治性”体现于它的“阶级性”即抱着为工人阶级的权利和利益辩护，为无产阶级求解放指引方向的价值观，并据此提出指导无产阶级如何使用暴力或政治手段争取解放的原则和策略。另一方面，马克思也明确指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政治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经济基础的重要作用可想而知。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实践分析，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始终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改革的重点，也是学术界长期关注的难点问题。这种关系之所以成为重点难点，关键原因是政府的行为受到政党属性、政治体制、政府能力的影响，是一种内生变量，对经济体系的发展具有其他任何因素都不能媲美的影响。
（二）“政治”属性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实践活动中的重要性
政治属性的重要性不仅仅体现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构建层面。实际上，政治属性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践中同样具备深厚的现实基础。中国“条条块块”的发展体制特征决定了政治属性对现实经济活动的重要影响。其中，“条条”是指中央部委及向下延伸的各级政府部门，“块块”指各级地方政府。已有大量文献证明条条之间的关系、块块之间的关系、条块之间的关系都会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巨大影响。[36]这些因素实际上就是政治在现实国家治理结构中的具象。
因此，政治在中国整个治国理政体制中占据重要地位，历任最高领导人对此都高度重视。这是因为：一方面，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欠发达国家，在激烈的国际竞争背景下，想要实现民族复兴、国家富强和居民富裕的目标，就需要排除干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挥集中力量干大事的体制优势，尽快地提升整个国家的综合国力，这需要政治制度建设作为引领;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信仰共产主义，而在实现这种理想和信仰的过程中，势必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与阻力，这些困难很容易让人丧失信心和力量，必须依靠强有力的执政组织予以解决。因此，不管是从国家的基本国情还是发展目标分析，政治属性都会对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践发挥巨大影响。
（三）“政治”属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要求
考虑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本质上仍然是一门经济学理论，且其诸多属性都与经济学相关，将经济学与政治学结合起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政治”属性展开研究是一种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本质需求的思路。实际上，将经济学与政治学结合进行研究已成为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这一趋势导致了在20世纪初中期衰落了的政治经济学传统的复兴，即产生了新政治经济学，这一学科是研究政府决策和政府行为的理论，它关注于政府决策机制的形成机理以及政府行为与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由于这一理论关注的问题与现实经济活动联系紧密，吸引了大量学者的关注和研究。以官员晋升这一研究领域为例，新政治经济学围绕官员如何晋升形成了一大批成果，如GDP竞争论[37]、和谐竞争论[38]、非经济因素论[39]。这些研究结论不一定完全符合真实情况，但是这种针对政治与经济行为之间的关系展开实证研究不仅有助于规范政府經济行为，同时还有助于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因此，虽然有学者认为新政治经济学对政治问题的研究不过是“肤浅的经济学类比”[40]，但是正如上文所述，由于政治因素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具有重要作用，揭示这种作用机理无疑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构建提供帮助。
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
“中国特色”属性及其要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基于中国发展实践的学科，除了具备上述属性外，还具备另外一个重要属性即“中国特色”属性，这既是决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其他经济学有所不同的基础，也是形成这种“不同”的来源。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属性的含义
个别文献认为“特殊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构建的基础。[41]这一观点可能难以成立。从经济实践分析，中国曲折的近代发展历程、独特的基本国情以及悠久的历史文化都使得当前中国发展模式与其他国家有所不同。然而，经济发展模式的“特殊性”在经济发展领域是一种普遍现象，不普遍的实际上是成功的“特殊性”。换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之所以能够存在或者能够被其他国家和学者接受，原因不在于其“特殊性”而在于“成功性”，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能不能成为一门主流经济学科，最关键的一点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能否继续取得成功。 “中国特色”属性第二层内涵是“自我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构建过程中，无疑会吸取大量的国外经济学理论成果，这是无可避免的，也是理所应当的。然而，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定位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构建目标并不是对国外经济学理论的综合或者继承，而是着力于挖掘自身发展经验和发展历史，并归纳、提炼出一套经济学理论体系，这就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高度重视自身影响经济发展实践的关键因素，并对这些因素如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顺利发挥作用进行深入研究。
“中国特色”属性第三层内涵是“可借鉴性”。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为了宣扬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特殊性，而是应该突出中国特色社會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理论具有普遍性，是相比于西方主流经济学，更能满足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占世界人口80%以上的欠发达国家发展需求的经济学理论。在衡量经济学理论优劣方面，“可借鉴性”是一项关键甚至是根本指标，如何在各个国家基本国情千差万别的前提下，为这些国家提供一套具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特征的发展体制，从而找到这些国家实现经济发展的初始动力和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方法是决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否具备可借鉴性的基础。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属性的来源及其影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属性的来源除了1949年以来的经济发展实践和经济理论创新外，过去几千年历史上形成的经济学思想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属性影响同样深远。从春秋时代的管仲开始，到商鞅、荀子、桑弘羊，再到宋朝的王安石、明朝的黄宗羲等人，如何实现国家富强这一内容始终是这些人关注的重点问题。按照影响程度排序，中国古代经济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属性影响最大的几点思想如下。
首先是生产型经济学思想。自古以来，中国对生产型或者实体经济的重视就非常明显，只不过在很长一段时期里，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以及出于降低国家治理难度的考虑，这种重视主要体现在政府“重农抑商”的政策趋向。[42]作为最明显的生产型产业，农业和制造业长期得到中国政府的重视，这种长期重视体现了生产型经济学思想对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和理论的深刻影响。
其次是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思想。自从秦朝建立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之后，政府对整个国家各方面的控制力都显著增强。同时，由于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预防农业灾害更需要中央政府集权发挥作用，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地位被进一步强化。到西汉时期，汉武帝建立了以盐铁专卖、算缗告缗、币值改革、均输平准等政策为代表的比较完整和系统的国营经济制度，对后世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产生了巨大影响。[43]同时，汉昭帝时期形成的关于经济发展模式是否应该转型的《盐铁论》一书也标志着自此以后，国营经济与民营经济的关系定位问题正式成为了中国几千年经济史中的难题。从历朝历代的经济发展体制与历史分析，政府在整个国家发展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始终没有削弱，这一点直到现在仍然没有变化。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特色”第二个表现就在于对政府主导作用的路径依赖。
最后是预防经济危机的经济学思想。由于历史较长且历史记载比较清晰，古代中国对经济体系的发展轨迹与周期、生产活动的经济周期、农业循环的周期性都有比较清醒的认识，这使得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特别重视预防经济的波动与灾害。如两千多年前，《礼记》就提出：“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虽有凶旱水溢，民无菜色。”[44]因此，中国古代经济学预防农业危机的思想是比较成熟的。而从当前中国防范工业过早衰退风险和金融危机风险的各项政策分析，预防经济危机这一思想的影响同样延续至今。
（三）经济学领域目前已有的“中国特色”尝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究竟应该如何构建，目前并无统一框架，如何体现“中国特色”就更难以统一。不过，目前国内外一大批经济学家尤其是华人经济学家已经纷纷开始尝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其中，以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贾根良的中国演化经济学、杨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为典型代表。
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基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指出“华盛顿共识”和结构经济学不能指导后发国家的发展，后发国家想要实现发展，应该遵循自身要素比较优势，采取与要素比较优势相适应的发展战略实现结构升级。[45]贾根良的中国演化经济学则提出中国古代的演化思想与西方演化经济学思想具有惊人的一致性，且这种一致性体现于现实经济活动的整体性与系统性，未来中国特色的经济学应该走向更加真实、更加整体、更加主动的中国演化经济学。[46]杨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抛弃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将消费者与生产者完全分离的假设，而是选择更符合现实的将消费者与生产者合二为一的假设，并在此基础上试图重建西方经济学。[47]3
从研究方法、研究内容以及研究立场分析，这三位学者的学说并不完全一致甚至大相径庭。但是站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角度，这三位学者所构建的经济学理论没有盲目跟随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观点，都做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对提升经济学的“中国特色”程度发挥了巨大作用，也间接有利于吸引更多的学者投身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构建当中。
七、结 论
从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分析，丧失对现实世界的解释力和引导力是其失败的根本原因，这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坚持真实化导向奠定了基础。而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同出一脉”则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运用联系、系统、整体、动态思维，立足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利益并探讨如何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则证明在这一过程中如何保证公有制经济的效率和避免市场经济的弊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聚焦的两个根本问题。除此之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政治”属性凸显了政治因素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主要而非次要地位，要求高度重视政治行为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而“中国特色”则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构建必须立足于中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贡献。这种多维理论属性的特征意味着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难度极大，如何满足不同理论属性的要求将是未来我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实践以及理论构建的根本方向。 参考文献：
[1]王立胜，刘岳，姚宇.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意义和方法——关于学习习近平“5·17讲话”精神的对话[J].学习与探索，2017，（6）：1-15，173.
[2]简新华.创新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3）：5-19，159.
[3]杨继国，袁仁书.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难题”新解——兼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4）：12-20.
[4]崔友平.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J].东岳论丛，2018，（11）：13-19.
[5]Peach J T.Hamiltonian and Teleological Dynamics a Century after Veblen[J].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2003，37（1）：123-132.
[6]张衔，庄志晖.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批评：一个理论述评[J].当代经济研究，2007，（4）：12-16，73.
[7]柳永明.略论西方经济学说史上的四次综合[J].经济学动态，1997，（4）：63-65.
[8]叶航.西方经济学效用范式的逻辑缺陷[J].经济学家，2003，（1）：93-97.
[9]白暴力.西方经济学的三个学科基础缺陷[J].南京财经大学学报，2006，（1）：29-31，108.
[10]刘小燕.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假设、规律及其缺陷[J].世界经济研究，1995，（2）：60-64.
[11]徐尚.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及其缺陷——一个基于演化本体论视角的阐释[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8，（11）：12-17.
[1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3]胡培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流地位不可动摇[J].政治经济学评论，2013，（3）：39-48.
[14]杜月升.萨缪尔森的《经济分析基础》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数学化[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2，（3）：78-91.
[15]贾根良.西方异端经济学主要流派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16]李永刚.后现代主义思潮与非主流经济学最新发展[J].学术月刊，2005，（1）：32-37，106.
[17]周业安.行为经济学是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革命吗[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2）：32-38.
[18]程宏如.论马克思恩格斯理论体系的构建与“三个组成部分”的划分[J].学术论坛，2015，（11）：12-15.
[19]赵丽华.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在逻辑结构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构建[J].湖北社会科学，2008，（9）：24-27.
[20]林剑.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若干问题[J].广东社会科学，2017，（6）：47-54，249.
[21]段学慧，程恩富.以人民为中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12）：5-16.
[22]蔡继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辩证法[J].改革，2016，（2）：125-132.
[23]王邦佐，孙关宏.《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大纲[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5）：17-21，74.
[24]习近平.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 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J].党建，2015，（12）：4，12.
[25]詹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是唯物辩证法[J].锦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2）：11-16，62.
[26]习近平.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时代意义[J].福建论坛（经济社会版），1997，（1）：1-7.
[27]刘建伟.作为信仰的马克思主义[J].求实，2013，（9）：9-14.
[28]谷书堂.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学建设的几个问题[J].江西社会科学，1989，（5）：34-39.
[29]吴凤华.社会主义经济学史的对象、主线、历史分期问题概述[J].理论教学，1991，（5）：52-55.
[30]李家祥.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的分期[J].南开经济研究，1991，（1）：28-32.
[31]孙景宇.奥地利经济学传统下的社会主义及相关争论——“社会主义经济大论战”的反思与启示[J].制度经济学研究，2010，（2）：219-243.
[32]许志新.论苏联失败的经济根源[J].东欧中亚研究，2001，（3）：1-10，95.
[33]陈明凡.中国道路对当代社会主义历史性难题的破解[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9）：126-132，160.
[34]Huang Y.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State[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
[35]列宁.列宁全集（第2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36]李猛，沈坤荣.地方政府行为对中国经济波动的影响[J].经济研究，2010，（12）：35-47.
[37]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J].经济研究，2007，（7）：36-50.
[38]陈钊，徐彤.走向“为和谐而竞争”：晋升锦标赛下的中央和地方治理模式变迁[J].世界经济，2011，（9）：3-18.
[39]冯芸，吴冲锋.中国官员晋升中的经济因素重要吗？[J].管理科学学报，2013，（11）：55-68.
[40]彼得·范胡塞，王瑾.政治中的效率：挑战经济学方法[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3，（2）：104-112.
[41]赵尚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种特殊历史形态的社会主义[J].社会主义研究，2000，（3）：2-5.
[42]宋超.试述我国古代重农轻工商思想的产生与形成[J].史学月刊，1984，（4）：3-10.
[43]张跃，王天龙.汉代官营经济思想及经济政策[J].南都学坛，2005，（3）：6-10.
[44]方印，陈浩.我国防灾减灾思想理念的历史考梳及修法意义[J].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6）：104-110，139.
[45]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重构发展经济学的框架[J].经济学（季刊），2011，（1）：1-32.
[46]賈根良.中国古代演化思想与中国演化经济学的发展[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4）：58-66.
[47]杨小凯.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 吴晓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