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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消费在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不断下降,消费率逐步走低,为此,政府曾出台一系列旨在扩大内需,刺激消费的政策,但收效甚微。在我国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外需不振的现实情况下,剖析其原因,对症下药,提高消费率,是顺利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当务之急。
一、我国消费率水平之现状
众所周知,我国的经济增长早已由短缺时代供给因素约束转为市场需求约束为主。从社会再生产看,投资需求只是中间需求,消费需求才是最终需求。消费需求规模的扩大和结构升级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但我国的消费需求多年来却一直呈现总体下滑趋势。消费率的变化充分体现了这一态势。20世纪80年代,我国平均消费率在66%左右,90年代平均消费率降为60%一带。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平均消费率加速下滑,2003—2008年由58.6%逐步降至49.9%。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发达国家消费率一般在78%左右,发展中国家多在70%上下,就连以高储蓄著称的一些东亚经济体也在65%以上。都远高于我国现在水平。
二、我国低消费率成因
缘何我国消费率长期处于低迷状态?探析其根源,这一现象是由诸多经济与非经济直接与间接因素共同影响下形成的。
(一)经济影响因素
1、 居民收入水平相对下降,是消费率下降的首要原因
收入水平直接决定个人消费能力,是影响消费需求的首要因素。收入增长应与经济增长速度保持恰当的比例关系,才能保障消费需求的稳定。我国居民收入增长率近年来低于经济增长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8%,而相对应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7.2%,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7.1%,大多年份,国民经济增长速度都快于居民收入增长。城镇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由1978的91.7%,降至2007年的53.4%,对消费率变动的贡献为-300%;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占比由同期的35.7%,降至20.3%,贡献率为-44%。居民实际收入水平相对下降,从而导致购买力相对不足,消费需求下降。消费率的持续低迷是直接的体现。我国国民收入的宏观分配不利于居民消费需求的扩大。
2、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失衡,向政府和企业集中,是消费率下降的重要原因
进入本世纪以来,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不尽合理,经济发展成果分配过度偏重政府机构。1995—2007年的12年中,我国财政收入翻了5.7倍,而城乡居民收入都分别只增加了1.6倍和1.2倍。1997—2007年,企业盈余占GDP的比重由21.2%升至31.3%,政府预算内收入由10.9%升至20.5%。若加入预算外收入,土地出让收入和中央、地方国企每年未分配利润,政府的大预算收入几乎占到国民收入的30%。而居民收入跟不上政府收入和企业利润增速,所得在国民收入份额中萎缩。
与此相对应的是储蓄率的提升。1997—2007年,我国总储蓄率劲升了14.4个百分点,其中政府贡献6.4个百分点,企业贡献6.3个百分点;而居民家庭仅贡献了2.7个百分点,财富升值效益没法流动到百姓家庭,如何增加消费?政府、企业高储蓄又促成高投资,形成循环,进一步挤压消费空间,使消费率比重继续下滑。
3、国民收入分配向少数人集中,贫富差距拉大,致使居民消费倾向偏低,是消费率下降的另一直接因素
长期以来,我国职工工资性收入增长相对缓慢,收入比重下降。1997—2007年,劳动报酬占GDP比重由53.4%降至39.7%。另外,我国的城乡收入比为3.3倍(国际最高为2倍),行业间工资高低差为15倍,收入最高与最低人群之收入差距由1988年的7.3倍升至2007年的23倍,差距进一步拉大。虽然对基尼系数这一反应贫富差距的指标认识不一,但学术界普通认可世界银行测算的数据。数据显示,我国的基尼系数从1978年的0.28到10多年前越过0.4这一国际公认的警戒线,而后持续攀升至近两年的0.47左右。贫富差距远突破合理界限收入分配差距与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成反比,必然导致居民消费率的下滑。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政府并没有将调节收入分配,缩小收入差距,作为一项极其重要的战略性的公共政策考虑。而财政、货币政策并不涉及收入分配关系调整,因而,没能从根本上遏制收入差距扩大趋势,所以,消费需求不可能对扩大内需的宏观调控做出迅速反应。
另外,一系列经济社会体制变迁所带来的消费需求内生性收缩机制,如: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带来的“摩擦性失业”,企业体制改革中追求效率所引起的减员增效,农业科技进步释放出的劳动力向非农业转移产生的就业压力及与就业直接相关的收人预期不乐观等等,都使国民消费心理更趋于谨慎,从而抑制消费需求的实现。
(二)非经济因素的影响
在中国改革不断深入,国际经济形势动荡不稳,各种矛盾集中显现,复杂多变的情况下,一些非经济因素对消费的影响也是至关重要的。
1、政策导向偏差
住房制度改革过程中,一度过分强调住房制度商品化,住房私有化,使城乡居民误读为所有的人都必须购买属于自己的住宅。强化了国民的心理负担。这种单一的改革思路不但不符合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国情现实,也与国际社会各国的实情不符。世界上很多发达国家也未完全实现住房私有化。如属于发达国家的德国和典型市场经济社会的我国香港,至今仍有50%人口住在政府提供的公共房屋内。新加坡被认为是居民住宅问题解决得最好的国家,也未实现全民住房私有化。而且住房私有化既使在经济发达国家也是一个需要相当漫长时期都难以完成的过程,何况经济相对不发达、人口众多、国民收入并不高的中国。我国房地产市场现状就是最好的证明。
教育制度改革的尝试。有关方面似乎把教育产业化作为制定相关政策的主要依据。事实证明,它不但不能刺激需求,反而会使国民支出预期增加,从而更加捂紧钱包,为子女教育而增加储蓄,减少即期消费。
医疗制度市场化改革的尝试,其过程和结果与教育体制改革类似。曾几何时,住房、教育、医疗的“负担”,在心理上、预期上抑制了国民的消费需求。
2、体制上的缺失
我国社会保障体系正处于新老交替时期,鉴于前车之鉴,广大消费者对新的医疗、养老保障制度仍心存疑虑。这促使人们不得不调整收入和支出预期,缩减即期消费,为养老和医疗而积蓄。
其次,失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和对曾经的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忽视社会因素的政策的疑虑,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劳动者的信心危机,人们不仅担心会失去工作,更担心失去工作即失去起码的收入保障,从而在心理上存在恐惧感,消费行为非常谨慎。
3、其他社会现象的影响
由于中国改革过程中难免存在政策漏洞和空白,及体制上、机制上的制约,腐败和社会不公现象产生对正常消费的抑制。另外,一些垄断性行业和相对稀缺部门也借机寻租,使国民灰色支出呈刚性增长态势,影响国民的正常消费。
综上所述,目前中国因需求相对不足所导致的消费率低迷,是国民收入水平相对下降和结构失衡等经济因素的直接影响,以及某些政策导向的偏离、体制的不完善等非经济因素的间接影响综合作用的结果。单纯的经济手段很难奏效,必须多管齐下,采取符合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适合国情、能获得国民充分理解、认同并支持的方式方法,综合治理才能有效扩大内需,逐步提升消费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使中国经济走上良性循环之路。
(作者单位:吉林省统计科研所)
(责任编辑:方涵)
一、我国消费率水平之现状
众所周知,我国的经济增长早已由短缺时代供给因素约束转为市场需求约束为主。从社会再生产看,投资需求只是中间需求,消费需求才是最终需求。消费需求规模的扩大和结构升级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但我国的消费需求多年来却一直呈现总体下滑趋势。消费率的变化充分体现了这一态势。20世纪80年代,我国平均消费率在66%左右,90年代平均消费率降为60%一带。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平均消费率加速下滑,2003—2008年由58.6%逐步降至49.9%。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发达国家消费率一般在78%左右,发展中国家多在70%上下,就连以高储蓄著称的一些东亚经济体也在65%以上。都远高于我国现在水平。
二、我国低消费率成因
缘何我国消费率长期处于低迷状态?探析其根源,这一现象是由诸多经济与非经济直接与间接因素共同影响下形成的。
(一)经济影响因素
1、 居民收入水平相对下降,是消费率下降的首要原因
收入水平直接决定个人消费能力,是影响消费需求的首要因素。收入增长应与经济增长速度保持恰当的比例关系,才能保障消费需求的稳定。我国居民收入增长率近年来低于经济增长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8%,而相对应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7.2%,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7.1%,大多年份,国民经济增长速度都快于居民收入增长。城镇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由1978的91.7%,降至2007年的53.4%,对消费率变动的贡献为-300%;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占比由同期的35.7%,降至20.3%,贡献率为-44%。居民实际收入水平相对下降,从而导致购买力相对不足,消费需求下降。消费率的持续低迷是直接的体现。我国国民收入的宏观分配不利于居民消费需求的扩大。
2、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失衡,向政府和企业集中,是消费率下降的重要原因
进入本世纪以来,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不尽合理,经济发展成果分配过度偏重政府机构。1995—2007年的12年中,我国财政收入翻了5.7倍,而城乡居民收入都分别只增加了1.6倍和1.2倍。1997—2007年,企业盈余占GDP的比重由21.2%升至31.3%,政府预算内收入由10.9%升至20.5%。若加入预算外收入,土地出让收入和中央、地方国企每年未分配利润,政府的大预算收入几乎占到国民收入的30%。而居民收入跟不上政府收入和企业利润增速,所得在国民收入份额中萎缩。
与此相对应的是储蓄率的提升。1997—2007年,我国总储蓄率劲升了14.4个百分点,其中政府贡献6.4个百分点,企业贡献6.3个百分点;而居民家庭仅贡献了2.7个百分点,财富升值效益没法流动到百姓家庭,如何增加消费?政府、企业高储蓄又促成高投资,形成循环,进一步挤压消费空间,使消费率比重继续下滑。
3、国民收入分配向少数人集中,贫富差距拉大,致使居民消费倾向偏低,是消费率下降的另一直接因素
长期以来,我国职工工资性收入增长相对缓慢,收入比重下降。1997—2007年,劳动报酬占GDP比重由53.4%降至39.7%。另外,我国的城乡收入比为3.3倍(国际最高为2倍),行业间工资高低差为15倍,收入最高与最低人群之收入差距由1988年的7.3倍升至2007年的23倍,差距进一步拉大。虽然对基尼系数这一反应贫富差距的指标认识不一,但学术界普通认可世界银行测算的数据。数据显示,我国的基尼系数从1978年的0.28到10多年前越过0.4这一国际公认的警戒线,而后持续攀升至近两年的0.47左右。贫富差距远突破合理界限收入分配差距与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成反比,必然导致居民消费率的下滑。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政府并没有将调节收入分配,缩小收入差距,作为一项极其重要的战略性的公共政策考虑。而财政、货币政策并不涉及收入分配关系调整,因而,没能从根本上遏制收入差距扩大趋势,所以,消费需求不可能对扩大内需的宏观调控做出迅速反应。
另外,一系列经济社会体制变迁所带来的消费需求内生性收缩机制,如: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带来的“摩擦性失业”,企业体制改革中追求效率所引起的减员增效,农业科技进步释放出的劳动力向非农业转移产生的就业压力及与就业直接相关的收人预期不乐观等等,都使国民消费心理更趋于谨慎,从而抑制消费需求的实现。
(二)非经济因素的影响
在中国改革不断深入,国际经济形势动荡不稳,各种矛盾集中显现,复杂多变的情况下,一些非经济因素对消费的影响也是至关重要的。
1、政策导向偏差
住房制度改革过程中,一度过分强调住房制度商品化,住房私有化,使城乡居民误读为所有的人都必须购买属于自己的住宅。强化了国民的心理负担。这种单一的改革思路不但不符合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国情现实,也与国际社会各国的实情不符。世界上很多发达国家也未完全实现住房私有化。如属于发达国家的德国和典型市场经济社会的我国香港,至今仍有50%人口住在政府提供的公共房屋内。新加坡被认为是居民住宅问题解决得最好的国家,也未实现全民住房私有化。而且住房私有化既使在经济发达国家也是一个需要相当漫长时期都难以完成的过程,何况经济相对不发达、人口众多、国民收入并不高的中国。我国房地产市场现状就是最好的证明。
教育制度改革的尝试。有关方面似乎把教育产业化作为制定相关政策的主要依据。事实证明,它不但不能刺激需求,反而会使国民支出预期增加,从而更加捂紧钱包,为子女教育而增加储蓄,减少即期消费。
医疗制度市场化改革的尝试,其过程和结果与教育体制改革类似。曾几何时,住房、教育、医疗的“负担”,在心理上、预期上抑制了国民的消费需求。
2、体制上的缺失
我国社会保障体系正处于新老交替时期,鉴于前车之鉴,广大消费者对新的医疗、养老保障制度仍心存疑虑。这促使人们不得不调整收入和支出预期,缩减即期消费,为养老和医疗而积蓄。
其次,失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和对曾经的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忽视社会因素的政策的疑虑,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劳动者的信心危机,人们不仅担心会失去工作,更担心失去工作即失去起码的收入保障,从而在心理上存在恐惧感,消费行为非常谨慎。
3、其他社会现象的影响
由于中国改革过程中难免存在政策漏洞和空白,及体制上、机制上的制约,腐败和社会不公现象产生对正常消费的抑制。另外,一些垄断性行业和相对稀缺部门也借机寻租,使国民灰色支出呈刚性增长态势,影响国民的正常消费。
综上所述,目前中国因需求相对不足所导致的消费率低迷,是国民收入水平相对下降和结构失衡等经济因素的直接影响,以及某些政策导向的偏离、体制的不完善等非经济因素的间接影响综合作用的结果。单纯的经济手段很难奏效,必须多管齐下,采取符合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适合国情、能获得国民充分理解、认同并支持的方式方法,综合治理才能有效扩大内需,逐步提升消费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使中国经济走上良性循环之路。
(作者单位:吉林省统计科研所)
(责任编辑:方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