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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劳动力价值爆发性增长带来的财富大规模增长，遭遇分配体制不公的扭曲，是造成当前中国结构性通胀持续不退的关键因素。
11月10日，中国人民银行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第二次提高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显示中国货币政策重点已作调整，防通胀，收紧货币流量成为主要政策目标。次日，10月CPI数据公布，涨至4.4%，超出绝大多数市场预期。这意味着中国通胀年均上升3%的目标已很难实现，通胀又一次成为中国政府调控和市场舆论的主题词。
说到底，通胀是货币多发现象。一直以来，对于这种货币多发，国内外不少观点或归罪于政府“不负责任”，或指责央行“不懂货币规律”。但很少有人挑明事实：除2009年为了对抗全球金融危机，中国财政和货币政策一度过松外，过去30年，中国政府一直对通胀保持高度警惕，并着力控制信贷过快增长。
中国货币流动性增长（M2）一直快于GDP的增长，货币连续多年多发。这种现象显然不是政府执著，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而更可能是一种具有必然性的经济现象。事实上，在大国快速发展过程中，流动性“过剩”是一个长周期、持续性的经济现象，美国崛起、日本和德国战后复兴如此，今天的中国亦不会例外。
溯源中国通胀
货币的本质还是源于劳动力价值的比较标准。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劳动力价值的平均标准只是劳动者能够勉强维持温饱，和社会劳动力能够实现简单再生产。改革开放30年后，中国的劳动力价值标准已经逐步上升为：越来越多的劳动者能够实现体面劳动，开始积累超过维持温饱的“高”消费能力，特别是全社会子女教育投入大幅度提高，整个社会能够实现劳动力的扩大再生产。
可见，在中国劳动者的劳动力价值中不仅反映了生存需要，还要反映体面消费和财富积累能力，尤其是对创新劳动者来说。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的货币发行连续十几年都比GDP快很多，却没有出现严重通货膨胀。
更具体讲，中国正处在由劳动力价值温饱型向劳动力价值财富型过渡的关键时期，越来越多的人有了财富积累，货币发行规模要适应这个转型，大量相对多发的货币流会在劳动者膨胀起来的财富中积淀。
一个简单的例子是：20年前，中国人根本没有房产，现在中国人的房产总值有80多万亿元；中国银行业的总资产在20年前还不到10万亿元，现在则是90万亿元。货币流量扩张的规模与中国人的房产财富增长数字有极大的相关性。如果没有财富快速增长作支撑，虚拟金融市场供“泄洪”，如此巨大持久的货币增发，通货膨胀早就“奔腾”了。同时也说明，当房地产财富开始缩水时，从房市中溢出的流动性有可能刺激通货膨胀。
流动性过剩并不等于通胀
也因此，今天的通胀并非源于短缺。但在物质供应整体充裕的大背景下，个别商品或某一类商品，也有可能出现临时性短缺造成临时性涨价的“结构性通胀”，这种通胀形式即是当前中国的现实。
在为实现温饱而劳动的社会，短缺经济是常态，货币相对过剩，一定会出现物价上涨，严重时则会出现全面轮番上涨，奔腾式上涨；在劳动力价值向财富型转变的时期，商品供应总体是充足的，巨大的货币流未必一定去直接冲击商品市场，由于商品市场的极大丰富和种类繁多，创新不断，产能过剩与流动性过剩并存，货币流在实体经济中会得到自动调整。
更重要的是，财富型社会需要虚拟金融市场快速长大。股市为什么会上涨，房价为什么会暴涨，其原因绝不仅是炒作。社会的财富积累需要载体，多于实体经济需要的货币流也会选择可以实现升值的载体，期望获得更多的财产性收入。不可否认，正是因为房地产市场的崛起，股市的存在，才使货币流动性的选择面宽了，栖息地多了，通胀被疏导了。因此，流动性过剩未必一定会导致通胀。
当然，中国目前的流动性过剩是长周期、全球性的经济现象，而虚拟金融市场的成长，尤其是快速成长期却有可能很快见到短期、阶段性“顶部”。当“库容”溢满时，包括政府不希望快溢时，流动性溢出就有可能引发实体经济中的结构性通胀。包括：由某些商品暂时短缺引发的间歇式通胀，由流动性流窜引发的“跷跷板式”通胀。
正源于此，当股市泡沫退潮时，当房地产市场遭受政策打压时，过剩的流动性会选择农产品市场和大宗商品市场。今年中国通胀的经典表现就是：当房价下跌预期形成时，农产品、大宗商品和股市齐涨。庆幸的是，中国股市还处于底部阶段，可以吸纳从房市中退出的部分流动性，否则农产品价格涨势将更凶。
疏导更要平衡流动性
由以上分析可知，管理流动性需要提前发现“短板”、“洼地”，不仅要注意疏导，还要学会平衡。今年农产品价格暴涨就与流动性管理失衡相关，也与长期担心农产品涨价相关。由于农产品占CPI权重很大，因此它长期处于被严格管理甚至控制的领域。这种过严的控制，导致产业政策与流动性的背离。
例如，国家政策一直鼓励农业发展，但市场流动性却对农业领域不感兴趣。在房地产市场火爆时，对农业的投资更成为“笑柄”，甚至把外资悄悄进入农产品流通市场称为“犯傻”。当房地产市场开始被调控时，农产品市场又成为流动性首选的“放纵之地”，尤其是一些小品种。
十几年间，我国房地产市场的“资产负债表”从零开始，快速形成了80万亿～90万亿元的规模，而农业投入增加充其量只有几万亿元（财政和信贷的新增量）。当房地产新政出台后，货币流从房地产市场逐步退出，哪怕只有1/10，也有近十万亿元，若其中一万亿元瞄准了农产品市场，也会使农产品价格整体上涨15%。从这个侧面，可以解释为什么今年秋粮丰收，甚至增产了15%左右，粮价却仍然上涨，农产品更是普涨。
房地产这头太沉了，消肿过快，流动性将很快转战股市和农产品、大宗商品市场，引发另类的流动性泛滥。不要忘记，目前股市的流通市值只有20万亿多一点，增加5万亿，也会涨一倍。
管理通胀需逆向思维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为了保持高增长，一定时期内必须强化出口战略，也因此必须忍受一定程度的劳动力价值低估，中国制造不能涨价，不能输出通胀。其结果，中国就要承受输入型通胀，忍受贸易对手国货币贬值之痛。这就是为什么今年9月份美元贬值加剧后，我国的通胀也加速的原因。
很多人只看到美元不断贬值引发国际大宗商品涨价，扩大了中国未来输入性通胀的风险。但反过来思考，如果中国制造也对美国市场涨价，引发美国通胀时，美元会怎么办？全球化是可以借力打力的，是可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
美联储放任第二轮量化宽松的借口之一，就是美国没有通胀，只有通缩。当其进口的以美元计价的中国产品不再便宜，通胀就会起来，量化宽松的最大借口也就不存在。当美国也开始退出宽松货币政策时，美元就会反弹，中国的输入性通胀压力也就减轻了。
当然，无论是中国制造涨价，还是人民币升值，都会影响到中国的出口数量，而“十二五”规划的核心就是转型，包括过度依赖出口的转型。经济要转型，人民币适度升值是可行的选择。更何况，当中国商品提价后，出口额未必会大幅度减少，“堤内损失堤外补”，量减价升。今年的广交会就是实证。
在新的经济时代，管理通胀需要新理论和新经验。这就不能一味地压制，要与疏导并行。例如，农产品价格和资源品价格上涨就需要疏导，甚至可以主动提价，通过经济手段，稳定通胀和通胀预期。
11月10日，中国人民银行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第二次提高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显示中国货币政策重点已作调整，防通胀，收紧货币流量成为主要政策目标。次日，10月CPI数据公布，涨至4.4%，超出绝大多数市场预期。这意味着中国通胀年均上升3%的目标已很难实现，通胀又一次成为中国政府调控和市场舆论的主题词。
说到底，通胀是货币多发现象。一直以来，对于这种货币多发，国内外不少观点或归罪于政府“不负责任”，或指责央行“不懂货币规律”。但很少有人挑明事实：除2009年为了对抗全球金融危机，中国财政和货币政策一度过松外，过去30年，中国政府一直对通胀保持高度警惕，并着力控制信贷过快增长。
中国货币流动性增长（M2）一直快于GDP的增长，货币连续多年多发。这种现象显然不是政府执著，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而更可能是一种具有必然性的经济现象。事实上，在大国快速发展过程中，流动性“过剩”是一个长周期、持续性的经济现象，美国崛起、日本和德国战后复兴如此，今天的中国亦不会例外。
溯源中国通胀
货币的本质还是源于劳动力价值的比较标准。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劳动力价值的平均标准只是劳动者能够勉强维持温饱，和社会劳动力能够实现简单再生产。改革开放30年后，中国的劳动力价值标准已经逐步上升为：越来越多的劳动者能够实现体面劳动，开始积累超过维持温饱的“高”消费能力，特别是全社会子女教育投入大幅度提高，整个社会能够实现劳动力的扩大再生产。
可见，在中国劳动者的劳动力价值中不仅反映了生存需要，还要反映体面消费和财富积累能力，尤其是对创新劳动者来说。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的货币发行连续十几年都比GDP快很多，却没有出现严重通货膨胀。
更具体讲，中国正处在由劳动力价值温饱型向劳动力价值财富型过渡的关键时期，越来越多的人有了财富积累，货币发行规模要适应这个转型，大量相对多发的货币流会在劳动者膨胀起来的财富中积淀。
一个简单的例子是：20年前，中国人根本没有房产，现在中国人的房产总值有80多万亿元；中国银行业的总资产在20年前还不到10万亿元，现在则是90万亿元。货币流量扩张的规模与中国人的房产财富增长数字有极大的相关性。如果没有财富快速增长作支撑，虚拟金融市场供“泄洪”，如此巨大持久的货币增发，通货膨胀早就“奔腾”了。同时也说明，当房地产财富开始缩水时，从房市中溢出的流动性有可能刺激通货膨胀。
流动性过剩并不等于通胀
也因此，今天的通胀并非源于短缺。但在物质供应整体充裕的大背景下，个别商品或某一类商品，也有可能出现临时性短缺造成临时性涨价的“结构性通胀”，这种通胀形式即是当前中国的现实。
在为实现温饱而劳动的社会，短缺经济是常态，货币相对过剩，一定会出现物价上涨，严重时则会出现全面轮番上涨，奔腾式上涨；在劳动力价值向财富型转变的时期，商品供应总体是充足的，巨大的货币流未必一定去直接冲击商品市场，由于商品市场的极大丰富和种类繁多，创新不断，产能过剩与流动性过剩并存，货币流在实体经济中会得到自动调整。
更重要的是，财富型社会需要虚拟金融市场快速长大。股市为什么会上涨，房价为什么会暴涨，其原因绝不仅是炒作。社会的财富积累需要载体，多于实体经济需要的货币流也会选择可以实现升值的载体，期望获得更多的财产性收入。不可否认，正是因为房地产市场的崛起，股市的存在，才使货币流动性的选择面宽了，栖息地多了，通胀被疏导了。因此，流动性过剩未必一定会导致通胀。
当然，中国目前的流动性过剩是长周期、全球性的经济现象，而虚拟金融市场的成长，尤其是快速成长期却有可能很快见到短期、阶段性“顶部”。当“库容”溢满时，包括政府不希望快溢时，流动性溢出就有可能引发实体经济中的结构性通胀。包括：由某些商品暂时短缺引发的间歇式通胀，由流动性流窜引发的“跷跷板式”通胀。
正源于此，当股市泡沫退潮时，当房地产市场遭受政策打压时，过剩的流动性会选择农产品市场和大宗商品市场。今年中国通胀的经典表现就是：当房价下跌预期形成时，农产品、大宗商品和股市齐涨。庆幸的是，中国股市还处于底部阶段，可以吸纳从房市中退出的部分流动性，否则农产品价格涨势将更凶。
疏导更要平衡流动性
由以上分析可知，管理流动性需要提前发现“短板”、“洼地”，不仅要注意疏导，还要学会平衡。今年农产品价格暴涨就与流动性管理失衡相关，也与长期担心农产品涨价相关。由于农产品占CPI权重很大，因此它长期处于被严格管理甚至控制的领域。这种过严的控制，导致产业政策与流动性的背离。
例如，国家政策一直鼓励农业发展，但市场流动性却对农业领域不感兴趣。在房地产市场火爆时，对农业的投资更成为“笑柄”，甚至把外资悄悄进入农产品流通市场称为“犯傻”。当房地产市场开始被调控时，农产品市场又成为流动性首选的“放纵之地”，尤其是一些小品种。
十几年间，我国房地产市场的“资产负债表”从零开始，快速形成了80万亿～90万亿元的规模，而农业投入增加充其量只有几万亿元（财政和信贷的新增量）。当房地产新政出台后，货币流从房地产市场逐步退出，哪怕只有1/10，也有近十万亿元，若其中一万亿元瞄准了农产品市场，也会使农产品价格整体上涨15%。从这个侧面，可以解释为什么今年秋粮丰收，甚至增产了15%左右，粮价却仍然上涨，农产品更是普涨。
房地产这头太沉了，消肿过快，流动性将很快转战股市和农产品、大宗商品市场，引发另类的流动性泛滥。不要忘记，目前股市的流通市值只有20万亿多一点，增加5万亿，也会涨一倍。
管理通胀需逆向思维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为了保持高增长，一定时期内必须强化出口战略，也因此必须忍受一定程度的劳动力价值低估，中国制造不能涨价，不能输出通胀。其结果，中国就要承受输入型通胀，忍受贸易对手国货币贬值之痛。这就是为什么今年9月份美元贬值加剧后，我国的通胀也加速的原因。
很多人只看到美元不断贬值引发国际大宗商品涨价，扩大了中国未来输入性通胀的风险。但反过来思考，如果中国制造也对美国市场涨价，引发美国通胀时，美元会怎么办？全球化是可以借力打力的，是可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
美联储放任第二轮量化宽松的借口之一，就是美国没有通胀，只有通缩。当其进口的以美元计价的中国产品不再便宜，通胀就会起来，量化宽松的最大借口也就不存在。当美国也开始退出宽松货币政策时，美元就会反弹，中国的输入性通胀压力也就减轻了。
当然，无论是中国制造涨价，还是人民币升值，都会影响到中国的出口数量，而“十二五”规划的核心就是转型，包括过度依赖出口的转型。经济要转型，人民币适度升值是可行的选择。更何况，当中国商品提价后，出口额未必会大幅度减少，“堤内损失堤外补”，量减价升。今年的广交会就是实证。
在新的经济时代，管理通胀需要新理论和新经验。这就不能一味地压制，要与疏导并行。例如，农产品价格和资源品价格上涨就需要疏导，甚至可以主动提价，通过经济手段，稳定通胀和通胀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