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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八七会议后，中国共产党逐步走上从两条战线发展民主革命斗争的道路。一条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带头发动起义、开展土地革命、发展工农武装、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公开斗争的公开路线。一条是在国民党反动势力控制地区的各地中共组织和广大党员，在白色恐怖的恶劣环境中，以不懈的地下斗争牵制和削弱敌人力量的隐蔽路线。这两条战线前主后辅，相互配合，相互依存，共同推动民主革命的发展。而上海则是我党隐蔽战线的主战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各地中共组织受到重创，损失惨重，上海中共组织虽也遭到严重破坏，但其状况比武汉、湖南和广东等曾有过较强中共组织基础的地方都要好些。而且，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之地，有着强大的工人阶级队伍和坚实的中共基层组织。另外，上海是全国最大的城市，地大人杂，住房易找，不查户口，在这里设立秘密机关便于掩护。再有，上海租界、华界同处，洋人、华人共居，政出多门，矛盾纷繁，革命者可以利用的空隙和机会较多。因此，中共中央经过慎重考虑，1927年9月后陆续将中央机关从武汉迁至上海。
文库前身
在上海公共租界戈登路1141号，有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家，被称为老太爷的，是从事木材生意的商人，还有一对年轻恩爱的少掌柜和少夫人，家庭装饰和陈列十分讲究气派，一家人与房东和邻里相处得很是和睦。这个看似普通的家庭，实际上则是中共中央秘书处领导下的文件保管处机关所在地，保管着中央及各部委几万件重要文件。老太爷就是保管处负责人张唯一，小夫妻则是工作人员于达和张小妹。1929年12月《中共中央秘密工作条例》规定“在地下斗争环境中党的任何机关都必须以家庭化面目出现”，因此，由文件保管处负责人张唯一和两名工作人员组成的特殊家庭就这样诞生了。
文件保管处是在1927年9月初在武汉成立的。当时正值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不久，汪精卫又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矛头都指向中国共产党和革命群众，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被屠杀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余人，白色恐怖仍在漫延之中。中共中央在武汉的各机关工作纷纷陷入十分困难和危险的境地，如何处理党的机密文电是当时最麻烦的一件工作。为此，中共中央秘书处授命秘书处文书科主任张唯一负责建立文件保管处。1927年10月以后，中共中央秘书处在文书处理工作上有一条新规定：中央下发的文件和各地上报的文件，均实行“三套制”，即一式三份，一份送共产国际代存，一份送文件保管处保存，一份由文件阅览处呈请中央领导人批办。至此，文件保管处负有集中管理中共中央及中央领导人工作中积累的全部需要留存的文件资料、接收中共中央下发的文件和各地上报的文件、接收中央各部委移交的文件资料等三项职责。文件保管处成立前，中央各部委积存的文件由各部委自行保存或处理。文件保管处成立后，各部委实行了文件“大集中”制度，即凡需要留存的文件、资料都移交文件保管处保存。中央文库就是在中央秘书处文书科文件保管处撤消以后建立起来的。
在中共中央机关从武汉往上海搬迁中，党中央各机关一律将所有文件、电报和内部快报刊物移交给中央秘书处文件保管处统一处置。随后，文件保管处负责人张唯一化装成木材商人，秘密将这批机密文电材料运往上海，储藏在公共租界戈登路1141号。中央秘书处机关及其文件阅览处都秘密设在这里。文件阅览处里存有党中央领导人需要承办和阅览使用的文件资料。领导人来了，秘书就将文件呈上，领导阅办完毕后，工作人员再将文件收起来。如果领导人在文件上有批示，工作人员就按批示办理；办公处是中央领导集体办公和召开小型会议的地址。这里有两名政治秘书和几名一般工作人员，接受领导交办的工作，负责保卫和生活管理。秘书处其他内部机构也在保证日常本职工作的基础上，随时听从领导人吩咐。在地下斗争时期，领导人无固定办公地址，走到哪个联络点，或许就在这里办公，这个联络点就是秘书处设置的。
中央文库的建立
党的大批文件积存在文件保管处，需要有一个妥善的处理办法。尤其是1930年4月19日《中共中央对秘密工作给中央各部委同志信》要求：由于环境恶劣，各机关不宜保存文件，凡是“不需要的文件，必须随时送至保管处保存”后，中央各部委的大部分文件也都交到了文件保管处。到1930年10月，文件保管处已经集中大约有20余箱文件、资料。随着国民党屠杀政策的更进一步，帝国主义巡捕房更是积极配合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再加上叛徒告密，许多机关被破坏，同志遭迫害，党的高级干部也纷纷被捕被杀，上海的形势更加险恶。为确保党中央大批文件的安全，周恩来牵头成立了中共中央文件保管委员会，研究文件保管处保存的数万件文件的处置办法。由于这个委员会是个临时组织，加上受立三路线的干扰，形同虚设。最后周恩来与中共中央秘书处负责人黄介然和文件保管处负责人张唯一共同商定，将文件委员会改为中共中央地下档案库，以确保党的机密文件绝对安全。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周恩来来中央秘书处阅览文件，发现文件堆积于两间房子内，一包一捆，未加整理，毫无秩序，明摆明放，未加隐蔽。周恩来指示黄介然和张唯一：在组织上你们象个机关，但在保管方式上不符合秘密工作的条件，而且文件乱堆乱放易丢失，也很危险，你们可以请阿秋(瞿秋白)写几条规定，以分条理细，秘密管理。于是，刚被王明排挤出政治局、还未担任具体职务的瞿秋白很快写出《文件处置办法》。周恩来对此办法很是满意并亲笔批示“试办下，看可否便当”。
接到《文件处置办法》后，中共中央秘书处即着手进行相应的工作，张唯一负责筹建秘密档案库，文件保管处的工作人员将20余箱党的历史文件材料按国际的、中央的、中央各部委和群众团体的、地方的进行分类，重要的先入库，次要的可销毁。把会议记录、人员名册、统计报表、电报、组织状况、暗语代号、党内指示等绝密文电装入几只皮箱内，作为“机要箱”，放在既容易转移又比较隐蔽之处。遇有险情必先抢救，箱内有火柴，以备万不得已时把文件烧掉。按照《文件处置办法))的要求，张唯一等将文件保管处保管的约5万份文件一分为二，一半留存在中央秘书处主管的中共中央地下档案库，称中央文库；另外一半交给顾顺章，由其岳父张阿桃负责，称为中共中央特科档案库，按规定特科文库应设在上海郊区，但顾顺章未经请示私自将文库设在上海虹口肖公馆佣人住的马房内。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中央秘书处于1931年2月将党中央全部文件转移到泰兴路一所单独楼房以后，中央文库就算正式成立。张唯一作为中央文库负责人兼保管员，直接与周恩来单线联系。后中央秘书处其他科室从戈登路1141号搬走，戈登路1141号就成为中央文库的第一个专门库址。
顾顺章叛变
1931年4月中旬，武汉新市场游艺场内一片混乱，几名国民党的便衣特务强行带走一名正在台上演出的魔术师。被带走的魔术师不是别人，正是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之一的顾顺章。顾顺章原名顾凤鸣，化名黎明、天亮，艺名化光奇。江苏宝山县人，幼年家贫，15岁便在上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当切丝工人。此人有点小聪明，喜欢舞枪弄棒，结交甚广，在工人中小有名气，在“五卅”运动中入党。1927年在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中担任工人纠察队总队长。1928年初中共中央成立中央特科时，顾顺章担任特科第三科科长。1928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1931年1月六届四次扩大会议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协助周恩来从事秘密工作。按照党的秘密工作规定，顾顺章应该深居简出，避免在公共场合暴露自己。但顾顺章视中央规定于不顾，经常与老婆张杏华一起在上海大世界游艺场表演“锯美人”、“骷髅说话”等魔术，并在吴江路一家“奇星魔术社”的展橱内，公然展出“魔术师化光奇”的剧照。如此地无视组织纪律，招摇过市，也是顾顺章日后被捕的一个重要原因。
就在顾顺章从事秘密工作几个月后的1931年4月上旬，他奉命护送张国焘由上海过九江取道武汉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工作。按照规定，护送任务完成后，他应该立即返回上海，不得延误。但一向喜欢抛头露脸的顾顺章却自作主张在武汉逗留，以职业魔术师化光奇的身份入住武汉世界饭店，并与汉口新游艺场老板订立演出大型魔术的合同。4月24日，当他再次以魔术大师身份登台时，被叛徒尤崇新指认被捕，于是就出现了本节开头的一幕。
就在被捕的第二天，顾顺章即投敌叛变。这个消息通过无线电传到南京中央路305号。这里对外是“正元实业社”，实际上是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国民党各地方特务机关有关防共反共的机密文电都是通过这里传送出去。顾顺章叛变的秘电也不例外，幸运的是此份秘电正巧落在已经成功打入敌人内部、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主任机要秘书的中共驻南京联络处负责人钱壮飞手中。钱壮飞见到这份“黎明已捕获，并已自首，如能迅速解京，三天内可将中共中央机关全部肃清。”的电报，深感事态紧急，事关上海中央机关和领导人的安全。为防不测，钱壮飞不敢立即拍发密电，而是立即书写一封“天亮已走，母病危，速转院”的密信，派女婿、时任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勤务工的中共驻南京联络处政治交通员刘杞夫专程赴上海向李克农报告。为确保万失一失，钱壮飞又于4月25日夜分别给上海、北京、天津等地党组织拍发急电，称“潮病危速归”，要各地方党组织速作准备，随后，他又连夜乘火车赶赴上海。
中央文库紧急转移
1931年4月一个漆黑的夜晚，中央文库负责人张唯一和两名工作人员正在突击整理党中央历史文件。这时，周恩来派人送来紧急通知称“情况万分紧急，立即携带文件全部转移”。张唯一接到通知后，意识到转移任务刻不容缓，立即把机关的两名工作人员召集起来，作了简单布署后，就开始行动起来。张唯一与张小妹分乘两辆黄包车，从不同路线将档案运到目的地。黎明前，等特务来搜查时，戈登路1141号已是人去楼空。此时，一座新的中共中央地下档案库在上海恺自迩路(今金陵路)顺昌里张唯一的住家落成，中央文库安全脱险。中央文库虽然安全了，但特科文库却没有这么幸运。顾顺章叛变后，周恩来一直对特科文库放心不下，派陈庚等到处寻找，不久就得到特科文库被毁的消息。原来，顾顺章在得知敌人的搜查一无所获后，自知阴谋失败，趁国民党特务没注意，派人通知管理特科文库的龚阿根(此时张阿桃已死)连夜烧毁了密藏在肖公馆的特科文库内所有文件。
党中央两个文库现仅存一个，中央文库更显得弥足珍贵。从此，中央文库的工作人员更是呕心沥血，在敌人的眼皮底下，用生命保卫着这些珍贵史料。
文库前身
在上海公共租界戈登路1141号，有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家，被称为老太爷的，是从事木材生意的商人，还有一对年轻恩爱的少掌柜和少夫人，家庭装饰和陈列十分讲究气派，一家人与房东和邻里相处得很是和睦。这个看似普通的家庭，实际上则是中共中央秘书处领导下的文件保管处机关所在地，保管着中央及各部委几万件重要文件。老太爷就是保管处负责人张唯一，小夫妻则是工作人员于达和张小妹。1929年12月《中共中央秘密工作条例》规定“在地下斗争环境中党的任何机关都必须以家庭化面目出现”，因此，由文件保管处负责人张唯一和两名工作人员组成的特殊家庭就这样诞生了。
文件保管处是在1927年9月初在武汉成立的。当时正值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不久，汪精卫又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矛头都指向中国共产党和革命群众，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被屠杀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余人，白色恐怖仍在漫延之中。中共中央在武汉的各机关工作纷纷陷入十分困难和危险的境地，如何处理党的机密文电是当时最麻烦的一件工作。为此，中共中央秘书处授命秘书处文书科主任张唯一负责建立文件保管处。1927年10月以后，中共中央秘书处在文书处理工作上有一条新规定：中央下发的文件和各地上报的文件，均实行“三套制”，即一式三份，一份送共产国际代存，一份送文件保管处保存，一份由文件阅览处呈请中央领导人批办。至此，文件保管处负有集中管理中共中央及中央领导人工作中积累的全部需要留存的文件资料、接收中共中央下发的文件和各地上报的文件、接收中央各部委移交的文件资料等三项职责。文件保管处成立前，中央各部委积存的文件由各部委自行保存或处理。文件保管处成立后，各部委实行了文件“大集中”制度，即凡需要留存的文件、资料都移交文件保管处保存。中央文库就是在中央秘书处文书科文件保管处撤消以后建立起来的。
在中共中央机关从武汉往上海搬迁中，党中央各机关一律将所有文件、电报和内部快报刊物移交给中央秘书处文件保管处统一处置。随后，文件保管处负责人张唯一化装成木材商人，秘密将这批机密文电材料运往上海，储藏在公共租界戈登路1141号。中央秘书处机关及其文件阅览处都秘密设在这里。文件阅览处里存有党中央领导人需要承办和阅览使用的文件资料。领导人来了，秘书就将文件呈上，领导阅办完毕后，工作人员再将文件收起来。如果领导人在文件上有批示，工作人员就按批示办理；办公处是中央领导集体办公和召开小型会议的地址。这里有两名政治秘书和几名一般工作人员，接受领导交办的工作，负责保卫和生活管理。秘书处其他内部机构也在保证日常本职工作的基础上，随时听从领导人吩咐。在地下斗争时期，领导人无固定办公地址，走到哪个联络点，或许就在这里办公，这个联络点就是秘书处设置的。
中央文库的建立
党的大批文件积存在文件保管处，需要有一个妥善的处理办法。尤其是1930年4月19日《中共中央对秘密工作给中央各部委同志信》要求：由于环境恶劣，各机关不宜保存文件，凡是“不需要的文件，必须随时送至保管处保存”后，中央各部委的大部分文件也都交到了文件保管处。到1930年10月，文件保管处已经集中大约有20余箱文件、资料。随着国民党屠杀政策的更进一步，帝国主义巡捕房更是积极配合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再加上叛徒告密，许多机关被破坏，同志遭迫害，党的高级干部也纷纷被捕被杀，上海的形势更加险恶。为确保党中央大批文件的安全，周恩来牵头成立了中共中央文件保管委员会，研究文件保管处保存的数万件文件的处置办法。由于这个委员会是个临时组织，加上受立三路线的干扰，形同虚设。最后周恩来与中共中央秘书处负责人黄介然和文件保管处负责人张唯一共同商定，将文件委员会改为中共中央地下档案库，以确保党的机密文件绝对安全。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周恩来来中央秘书处阅览文件，发现文件堆积于两间房子内，一包一捆，未加整理，毫无秩序，明摆明放，未加隐蔽。周恩来指示黄介然和张唯一：在组织上你们象个机关，但在保管方式上不符合秘密工作的条件，而且文件乱堆乱放易丢失，也很危险，你们可以请阿秋(瞿秋白)写几条规定，以分条理细，秘密管理。于是，刚被王明排挤出政治局、还未担任具体职务的瞿秋白很快写出《文件处置办法》。周恩来对此办法很是满意并亲笔批示“试办下，看可否便当”。
接到《文件处置办法》后，中共中央秘书处即着手进行相应的工作，张唯一负责筹建秘密档案库，文件保管处的工作人员将20余箱党的历史文件材料按国际的、中央的、中央各部委和群众团体的、地方的进行分类，重要的先入库，次要的可销毁。把会议记录、人员名册、统计报表、电报、组织状况、暗语代号、党内指示等绝密文电装入几只皮箱内，作为“机要箱”，放在既容易转移又比较隐蔽之处。遇有险情必先抢救，箱内有火柴，以备万不得已时把文件烧掉。按照《文件处置办法))的要求，张唯一等将文件保管处保管的约5万份文件一分为二，一半留存在中央秘书处主管的中共中央地下档案库，称中央文库；另外一半交给顾顺章，由其岳父张阿桃负责，称为中共中央特科档案库，按规定特科文库应设在上海郊区，但顾顺章未经请示私自将文库设在上海虹口肖公馆佣人住的马房内。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中央秘书处于1931年2月将党中央全部文件转移到泰兴路一所单独楼房以后，中央文库就算正式成立。张唯一作为中央文库负责人兼保管员，直接与周恩来单线联系。后中央秘书处其他科室从戈登路1141号搬走，戈登路1141号就成为中央文库的第一个专门库址。
顾顺章叛变
1931年4月中旬，武汉新市场游艺场内一片混乱，几名国民党的便衣特务强行带走一名正在台上演出的魔术师。被带走的魔术师不是别人，正是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之一的顾顺章。顾顺章原名顾凤鸣，化名黎明、天亮，艺名化光奇。江苏宝山县人，幼年家贫，15岁便在上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当切丝工人。此人有点小聪明，喜欢舞枪弄棒，结交甚广，在工人中小有名气，在“五卅”运动中入党。1927年在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中担任工人纠察队总队长。1928年初中共中央成立中央特科时，顾顺章担任特科第三科科长。1928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1931年1月六届四次扩大会议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协助周恩来从事秘密工作。按照党的秘密工作规定，顾顺章应该深居简出，避免在公共场合暴露自己。但顾顺章视中央规定于不顾，经常与老婆张杏华一起在上海大世界游艺场表演“锯美人”、“骷髅说话”等魔术，并在吴江路一家“奇星魔术社”的展橱内，公然展出“魔术师化光奇”的剧照。如此地无视组织纪律，招摇过市，也是顾顺章日后被捕的一个重要原因。
就在顾顺章从事秘密工作几个月后的1931年4月上旬，他奉命护送张国焘由上海过九江取道武汉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工作。按照规定，护送任务完成后，他应该立即返回上海，不得延误。但一向喜欢抛头露脸的顾顺章却自作主张在武汉逗留，以职业魔术师化光奇的身份入住武汉世界饭店，并与汉口新游艺场老板订立演出大型魔术的合同。4月24日，当他再次以魔术大师身份登台时，被叛徒尤崇新指认被捕，于是就出现了本节开头的一幕。
就在被捕的第二天，顾顺章即投敌叛变。这个消息通过无线电传到南京中央路305号。这里对外是“正元实业社”，实际上是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国民党各地方特务机关有关防共反共的机密文电都是通过这里传送出去。顾顺章叛变的秘电也不例外，幸运的是此份秘电正巧落在已经成功打入敌人内部、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主任机要秘书的中共驻南京联络处负责人钱壮飞手中。钱壮飞见到这份“黎明已捕获，并已自首，如能迅速解京，三天内可将中共中央机关全部肃清。”的电报，深感事态紧急，事关上海中央机关和领导人的安全。为防不测，钱壮飞不敢立即拍发密电，而是立即书写一封“天亮已走，母病危，速转院”的密信，派女婿、时任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勤务工的中共驻南京联络处政治交通员刘杞夫专程赴上海向李克农报告。为确保万失一失，钱壮飞又于4月25日夜分别给上海、北京、天津等地党组织拍发急电，称“潮病危速归”，要各地方党组织速作准备，随后，他又连夜乘火车赶赴上海。
中央文库紧急转移
1931年4月一个漆黑的夜晚，中央文库负责人张唯一和两名工作人员正在突击整理党中央历史文件。这时，周恩来派人送来紧急通知称“情况万分紧急，立即携带文件全部转移”。张唯一接到通知后，意识到转移任务刻不容缓，立即把机关的两名工作人员召集起来，作了简单布署后，就开始行动起来。张唯一与张小妹分乘两辆黄包车，从不同路线将档案运到目的地。黎明前，等特务来搜查时，戈登路1141号已是人去楼空。此时，一座新的中共中央地下档案库在上海恺自迩路(今金陵路)顺昌里张唯一的住家落成，中央文库安全脱险。中央文库虽然安全了，但特科文库却没有这么幸运。顾顺章叛变后，周恩来一直对特科文库放心不下，派陈庚等到处寻找，不久就得到特科文库被毁的消息。原来，顾顺章在得知敌人的搜查一无所获后，自知阴谋失败，趁国民党特务没注意，派人通知管理特科文库的龚阿根(此时张阿桃已死)连夜烧毁了密藏在肖公馆的特科文库内所有文件。
党中央两个文库现仅存一个，中央文库更显得弥足珍贵。从此，中央文库的工作人员更是呕心沥血，在敌人的眼皮底下，用生命保卫着这些珍贵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