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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晓期盼得到当旗手升国旗这个荣誉已经很久了。
学校有统一规定：星期一是升国旗的日子。对于一个还在读书年龄的学生来说，星期一早晨当旗手是学校所能给予他的最大荣誉了。没有人能够抗拒得了当旗手的诱惑。在全校上千名师生羡慕的目光里，将一面飒飒飘动的国旗送上旗杆，那种荣耀、满足、兴奋、陶醉和自豪，是任何物质奖励都无法替代的。
尤其是对肖晓这样一个崇尚英雄、视荣誉为生命的男孩来说。
美中不足的是，这样的荣誉摊到单个学生头上的机会少之又少。
三年级，第一次有资格升国旗，升旗手理所当然是班长，肖晓是班副，没戏唱。
四年级，肖晓在全区小学生国旗知识竞赛中拔得头筹。这回当旗手没问题了吧？也该着肖晓倒霉，升旗的那天他偏偏病了，急性肺炎，躺在儿童医院里三天三夜，嘴角烧出了一串大水泡。老师带了同学到医院去看他，问他嘴上的水泡是不是发烧烧出来的，他说不是，是错过了当升旗手的好事急出来的。
五年级，眼看又要轮到他们班升旗了，梅放老师不知怎么就那么沉得住气，迟迟不宣布升旗手的人选。肖晓急得猫爪子挠心，恨不能一天当中做上十件好事，把梅老师的注意力全部引到他身上去。
一天下午放学后，班级宣传组的同学留下来出黑板报。肖晓不是宣传组的人，可是他自告奋勇留下帮忙，洗黑板，领粉笔，用木尺打线条……出完黑板报，他又把宣传组的同学赶回了家，独自一个人留下打扫教室，把桌上的粉笔灰擦了，地上的粉笔头扫了，桌椅归到原位，窗户关严，门锁好，最后蒙一身灰土下樓。
那时候天已经黑了，他骑车快到校门口时，就着路灯看见地上横着根木棍。他想这一定是哪个小孩子淘气丢下来的，就自然而然地下车去捡。木棍刚抓在手里，念头闪动，四面看看没人，一咬牙放了回去，还故意放在路灯照不到的阴影里。
倒霉的是五（2）班的周小胖，那天放学后他被老师留下来补作业，一直到天黑才走。周小胖也是骑车的，但是他骑术不佳，视力也不算太好，闷着头往前冲，根本没在意前面的路况，前轮一下子撞上了木棍，车身猛地一颠，人仰车翻。
肖晓那一刻大喜过望，箭一般从树影后冲出来，连声喊道：“摔伤了没有？摔伤了没有？”拉起小胖，扶起小胖的自行车，不由分说要送小胖去医院，并且坚持要背着小胖走。
肖晓背了不到一百米，才发现自己低估了小胖的体重，高估了自己的力气。他先是呼哧呼哧气喘如牛，很快就只能改背为扶，把小胖的一只胳膊架在自己肩膀上。小胖先还走得一拐一拐，后来肖晓因为做好事心急，不知不觉间拿出了百米冠军的劲头，开始在路上健步如飞，小胖也就顺应形势跟着他跑。两个人一前一后跑得像是去医院抢什么头奖。
跑了一会儿，肖晓忽然感觉不大对头，停住脚步问小胖：“你怎么跑了？”
小胖奇怪道：“我为什么不能跑？”
肖晓说：“你不是摔伤了吗？”
小胖反问：“我什么时候说过我摔伤了？”
肖晓沮丧地想：这回糟了，好事做不成了。但是肖晓毕竟是肖晓，他脑筋一转，马上想出一个理由：“有人摔了跟头是外出血，有人摔了跟头是内出血。内出血比外出血更可怕，如果不去医院检查的话，血出光死了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小胖张大了嘴，一张脸在路灯下白得像个真的失血者。
肖晓万分严肃地劝告他：“你必须去医院检查。”
小胖重复说：“对，我必须去检查。”
两个人于是又开始跑。跑到医院，肖晓很有经验地直接把小胖带到了急诊室。肖晓对值班的年轻医生说：“我同学骑车摔了跟头，很重。”
医生就看了小胖的腿，又看了他的手，还敲敲他的脑袋，叩叩他的胸，把他的胳膊掰着转了转，挥挥手说：“没事，可以走了，就膝盖上摔破点儿皮。”
肖晓说：“不行啊，也许他有内伤呢？他应该照X光。”
小胖也跟着哀求：“还是照一个吧，万一我内出血死了怎么办？”
医生哭笑不得，马马虎虎给他们开了个检查单。结果到门厅里交费的时候，两个人口袋里一共才凑了两块多钱。肖晓说：“没事，我家离这儿近，我回家拿钱。”肖晓又一路小跑地奔回家拿了钱，再一路小跑地奔回来，折腾得满头大汗。
这件事让小胖的父母感动得不轻。两个为人朴实的工人连夜写好了感谢信，第二天一早就送到了梅放老师手里。梅老师赶快汇报给校长听。校长马上在晨会上作了重点表扬，最后还要求全校各班都要举行一次专题班会，讨论如何向肖晓学习。
校长在高台上慷慨激昂地说，肖晓在下面心一个劲地往下沉。他面红耳赤，不敢抬头，胸前背后都是毛刺刺的，他觉得那都是同学们的眼睛在看他，同学们知道他说了谎，做了“猪鼻子里插葱——装象”的事。他想他不能不把实话说出来了，如果他再不说，他就一辈子亏心，一辈子不能在同学们面前抬头了。
那天的集体晨会一散，肖晓就把梅老师拉到操场边上，告诉了她事情的全过程。梅老师盯着他的眼睛，万分遗憾地说：“下星期一你不能升国旗了。本来我已经定下了你。”
肖晓一下子泪流满面。他哭得双肩抽动，眼泡红肿，心里觉得他是犯了一生中最大的错误。为此他有很长时间都不能原谅自己。
然而，他在升入六年级的时候终于得到了升国旗的机会。在他已经不抱希望，甚至有那么点儿自暴自弃的时候，机会不声不响、不知不觉地走近了他，让他又一次狂喜和感激。
下课之后，包郝走过来，长辈似的拍着肖晓的肩：“星期一好好干，露一手漂亮的，给我们班争个光。”
马驭从前面的座位上回过头，酸溜溜地说：“肖晓真是运气好。”
同桌的祝小娜替肖晓不服气：“什么运气好？人家是拾金不昧品德好。”
马驭说：“拾金不昧也要靠运气啊！我怎么就没捡到什么钱呢？”
祝小娜不理他，转过身跟肖晓讨论星期一出场时该如何把别班的人“震一震”。祝小娜自己是个时装迷，整天琢磨穿什么衣服才能跟别人“不一样”，就以为别人也会跟她想同样的问题。她盯着肖晓脖子上的红领巾，认为它太旧了，颜色不鲜艳了，当下就要把自己脖子上的那条解下来换给肖晓。 包郝不耐烦地拦住她：“你这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关键是如何把旗升得漂亮！看见电视里天安门国旗班的解放军升旗了吗？好家伙，这边国歌一停，那边国旗刚好升到了顶，一分一秒都不差哎！”
马驭又插嘴：“那是人家练出来的。”
包郝热切地说：“肖晓你也练，你要练一手绝的，把全校都震了！”
肖晓认为包郝的话不无道理。他已经六年级了，升旗只有这一次机会了，也许一辈子也就升这一次旗了。他不能不万分珍惜。
星期天，肖晓从阳台上选了一根最长的晒衣竿，横着拿进房间，竖在客厅里，叫爷爷扶着别动，好让他往竹竿上拴旗绳。
爷爷毕竟当了多年技术员，对工程问题比较内行，马上指出了使用竹竿的缺陷：“不行不行，竹竿上必须要安滑轮，没有滑轮怎么拉绳子？”
肖晓抬头看看细溜溜的竹竿顶，觉得这个难题不大好解决。
还是爷爷有办法。爷爷建议不妨把门框当旗杆，门框上安滑轮就简单得多了。爷爷从他的书房里找出一大块包装电器用的泡沫塑料，用眼睛稍稍比量了一下，拿刀子三削两削，又拿凿子三凿两凿，很快做成个“泡沫塑料滑轮”。然后他用强力胶把“滑轮”粘到了门框最高处，退后一步看看，搓搓手，满意地说：“行，能用。拴绳子吧。”
绳子也不是什么好绳子，是捆扎东西用的塑料包装绳。国旗家里更不可能有，肖晓拿了奶奶的一条新枕巾临时当替身。
一切准备就绪，肖晓把在厨房里乒乒乓乓剁着肉的奶奶拉出来。他指挥两个老人说：“爷爷当我的护旗手。奶奶代替录音机奏乐。”
肖晓开始布置过程的细节：“我们学校旗杆的长度大约是门框的五倍。奶奶每奏一句乐，我就拉一把绳子，只拉明天的五分之一长度。争取在奶奶奏完音乐的同时，我把枕巾拉到门框顶头。”
肖晓腰背挺直作肃立状，胳膊朝前弯曲，小臂和手掌平举，掌心和臂弯里托着那条折叠成长方形的枕巾，又回头示意爷爷摆出行队礼的造型。一切就绪之后，他模仿体育老师的气势，突然大吼一声：“出旗！”
没有音乐，也没有鼓号，但是音乐和鼓号都在肖晓心里。他屏息静气，挺胸收腹，手托枕巾却走得步态昂扬，从卧室最里头绕着床栏一直走到拴绳子的门框下。爷爷不敢怠慢，边行队礼边跟着孙子一步不落。爷孙俩在门框下严肃地站着，奶奶便张大了嘴巴看得一眼不眨。肖晓站定之后，心里回想了一遍平日学校里升旗的程序，小声对自己解释：“介绍升旗手省略。”跟着又扯了嗓子吼道：“升旗敬礼！”
“升旗敬礼”的口令报出之后，应该是旗手往绳子上拴国旗。也不知道是枕巾太厚了还是塑料绳太软了，总之肖晓手忙脚乱地折腾了好一会儿，还是爷爷从旁边伸手帮忙，才把枕巾展开拴妥。
接下来肖晓吼出的口令是：“奏国歌！”
命令出口，却久久不见动静。肖晓回头催促奶奶：“该你了！”
奶奶慌慌张张说：“是吗？我都看傻了。”
奶奶不大自信，试探地开了个头：“起来——”
肖晓说：“慢了。”
奶奶又开一次头：“起来——”
肖晓说：“还是慢。你怎么没有节奏感？”
奶奶很为难：“我都几十年没哼过什么调子了，喉咙口把不住关呢。”又扯扯爷爷的袖子，“要不你试试？”
爷爷倒是不谦虚：“好吧，我来吧。”
却不料爷爷天生是个五音不全的人，肖曉听得身后颤巍巍一句“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正绷紧了面孔不让自己笑呢，回头一看，奶奶已经笑得靠在墙上直打颤了。
肖晓叹了一口气：“指望你们办事，效率太低！”
两个老人也觉得自己给孙子添了乱。爷爷说是因为奶奶太不严肃，奶奶又说爷爷不自量力，两个人一时间互不服气，吵得像一对孩子。
正乱着，电话铃响了。肖晓过去接，原来是对面大楼里包郝打过来的。包郝在电话里说：“到空中索道站等着，我有东西传给你。”
所谓“空中索道站”，指的是肖晓家的阳台。包郝的家和肖晓的家同在大楼五层二单元，两座楼前后排列，相差不过十米，两家的后窗对着前窗。包郝为方便抄作业题和对答案，想办法把一团绳子从后窗口扔到了肖晓家的阳台上，让肖晓在阳台栏杆上绕个弯，再扔回到包郝家后窗里。
肖晓走到阳台上。包郝已经在绳子那头拴好了一件东西，挥着手让他快拉。肖晓拉过来一看，原来是一盒磁带。肖晓大声问他：“你录了什么？”包郝笑嘻嘻地说：“听了就知道啦。”
肖晓回房间，把磁带插进录音机。音乐声一起，他喜得差点没蹦起来：包郝替他录了国歌！
国歌有了，奶奶立刻被劝退下了岗，留下爷爷做助手。奶奶似乎巴不得被劝退，马上溜回厨房继续剁她的肉。留下来的爷爷和肖晓又接着折腾了好长时间才罢休，原因是枕巾太重了，泡沫塑料的滑轮又太不经久耐用，没等第一趟枕巾升上去，滑轮已经龇牙咧嘴、四分五裂。后来爷爷想出好点子，用宽宽的胶带纸把滑轮里里外外一层层裹缠加固，果然有用，好歹经受住了塑料包装绳的来回拉升。国旗的替代物也有所改变，不用枕巾了，改用从前妈妈留下来的一条丝巾。丝巾又软又薄，轻若无物，即使是纸做的滑轮承受它也毫无问题。
全部程序在午饭之前操练完毕。最后一趟拉升，小号吹出国歌最后一个音符时，丝巾恰好升到了滑轮底下，不早不晚，从容不迫，真是丝丝入扣啊！
肖晓收拾起用过的东西，心里想：好吧，明天看我的了，我要把学校的国旗升出艺术来，升出气势来，升出天安门国旗班的风采来。
（文字有删减）
学校有统一规定：星期一是升国旗的日子。对于一个还在读书年龄的学生来说，星期一早晨当旗手是学校所能给予他的最大荣誉了。没有人能够抗拒得了当旗手的诱惑。在全校上千名师生羡慕的目光里，将一面飒飒飘动的国旗送上旗杆，那种荣耀、满足、兴奋、陶醉和自豪，是任何物质奖励都无法替代的。
尤其是对肖晓这样一个崇尚英雄、视荣誉为生命的男孩来说。
美中不足的是，这样的荣誉摊到单个学生头上的机会少之又少。
三年级，第一次有资格升国旗，升旗手理所当然是班长，肖晓是班副，没戏唱。
四年级，肖晓在全区小学生国旗知识竞赛中拔得头筹。这回当旗手没问题了吧？也该着肖晓倒霉，升旗的那天他偏偏病了，急性肺炎，躺在儿童医院里三天三夜，嘴角烧出了一串大水泡。老师带了同学到医院去看他，问他嘴上的水泡是不是发烧烧出来的，他说不是，是错过了当升旗手的好事急出来的。
五年级，眼看又要轮到他们班升旗了，梅放老师不知怎么就那么沉得住气，迟迟不宣布升旗手的人选。肖晓急得猫爪子挠心，恨不能一天当中做上十件好事，把梅老师的注意力全部引到他身上去。
一天下午放学后，班级宣传组的同学留下来出黑板报。肖晓不是宣传组的人，可是他自告奋勇留下帮忙，洗黑板，领粉笔，用木尺打线条……出完黑板报，他又把宣传组的同学赶回了家，独自一个人留下打扫教室，把桌上的粉笔灰擦了，地上的粉笔头扫了，桌椅归到原位，窗户关严，门锁好，最后蒙一身灰土下樓。
那时候天已经黑了，他骑车快到校门口时，就着路灯看见地上横着根木棍。他想这一定是哪个小孩子淘气丢下来的，就自然而然地下车去捡。木棍刚抓在手里，念头闪动，四面看看没人，一咬牙放了回去，还故意放在路灯照不到的阴影里。
倒霉的是五（2）班的周小胖，那天放学后他被老师留下来补作业，一直到天黑才走。周小胖也是骑车的，但是他骑术不佳，视力也不算太好，闷着头往前冲，根本没在意前面的路况，前轮一下子撞上了木棍，车身猛地一颠，人仰车翻。
肖晓那一刻大喜过望，箭一般从树影后冲出来，连声喊道：“摔伤了没有？摔伤了没有？”拉起小胖，扶起小胖的自行车，不由分说要送小胖去医院，并且坚持要背着小胖走。
肖晓背了不到一百米，才发现自己低估了小胖的体重，高估了自己的力气。他先是呼哧呼哧气喘如牛，很快就只能改背为扶，把小胖的一只胳膊架在自己肩膀上。小胖先还走得一拐一拐，后来肖晓因为做好事心急，不知不觉间拿出了百米冠军的劲头，开始在路上健步如飞，小胖也就顺应形势跟着他跑。两个人一前一后跑得像是去医院抢什么头奖。
跑了一会儿，肖晓忽然感觉不大对头，停住脚步问小胖：“你怎么跑了？”
小胖奇怪道：“我为什么不能跑？”
肖晓说：“你不是摔伤了吗？”
小胖反问：“我什么时候说过我摔伤了？”
肖晓沮丧地想：这回糟了，好事做不成了。但是肖晓毕竟是肖晓，他脑筋一转，马上想出一个理由：“有人摔了跟头是外出血，有人摔了跟头是内出血。内出血比外出血更可怕，如果不去医院检查的话，血出光死了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小胖张大了嘴，一张脸在路灯下白得像个真的失血者。
肖晓万分严肃地劝告他：“你必须去医院检查。”
小胖重复说：“对，我必须去检查。”
两个人于是又开始跑。跑到医院，肖晓很有经验地直接把小胖带到了急诊室。肖晓对值班的年轻医生说：“我同学骑车摔了跟头，很重。”
医生就看了小胖的腿，又看了他的手，还敲敲他的脑袋，叩叩他的胸，把他的胳膊掰着转了转，挥挥手说：“没事，可以走了，就膝盖上摔破点儿皮。”
肖晓说：“不行啊，也许他有内伤呢？他应该照X光。”
小胖也跟着哀求：“还是照一个吧，万一我内出血死了怎么办？”
医生哭笑不得，马马虎虎给他们开了个检查单。结果到门厅里交费的时候，两个人口袋里一共才凑了两块多钱。肖晓说：“没事，我家离这儿近，我回家拿钱。”肖晓又一路小跑地奔回家拿了钱，再一路小跑地奔回来，折腾得满头大汗。
这件事让小胖的父母感动得不轻。两个为人朴实的工人连夜写好了感谢信，第二天一早就送到了梅放老师手里。梅老师赶快汇报给校长听。校长马上在晨会上作了重点表扬，最后还要求全校各班都要举行一次专题班会，讨论如何向肖晓学习。
校长在高台上慷慨激昂地说，肖晓在下面心一个劲地往下沉。他面红耳赤，不敢抬头，胸前背后都是毛刺刺的，他觉得那都是同学们的眼睛在看他，同学们知道他说了谎，做了“猪鼻子里插葱——装象”的事。他想他不能不把实话说出来了，如果他再不说，他就一辈子亏心，一辈子不能在同学们面前抬头了。
那天的集体晨会一散，肖晓就把梅老师拉到操场边上，告诉了她事情的全过程。梅老师盯着他的眼睛，万分遗憾地说：“下星期一你不能升国旗了。本来我已经定下了你。”
肖晓一下子泪流满面。他哭得双肩抽动，眼泡红肿，心里觉得他是犯了一生中最大的错误。为此他有很长时间都不能原谅自己。
然而，他在升入六年级的时候终于得到了升国旗的机会。在他已经不抱希望，甚至有那么点儿自暴自弃的时候，机会不声不响、不知不觉地走近了他，让他又一次狂喜和感激。
下课之后，包郝走过来，长辈似的拍着肖晓的肩：“星期一好好干，露一手漂亮的，给我们班争个光。”
马驭从前面的座位上回过头，酸溜溜地说：“肖晓真是运气好。”
同桌的祝小娜替肖晓不服气：“什么运气好？人家是拾金不昧品德好。”
马驭说：“拾金不昧也要靠运气啊！我怎么就没捡到什么钱呢？”
祝小娜不理他，转过身跟肖晓讨论星期一出场时该如何把别班的人“震一震”。祝小娜自己是个时装迷，整天琢磨穿什么衣服才能跟别人“不一样”，就以为别人也会跟她想同样的问题。她盯着肖晓脖子上的红领巾，认为它太旧了，颜色不鲜艳了，当下就要把自己脖子上的那条解下来换给肖晓。 包郝不耐烦地拦住她：“你这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关键是如何把旗升得漂亮！看见电视里天安门国旗班的解放军升旗了吗？好家伙，这边国歌一停，那边国旗刚好升到了顶，一分一秒都不差哎！”
马驭又插嘴：“那是人家练出来的。”
包郝热切地说：“肖晓你也练，你要练一手绝的，把全校都震了！”
肖晓认为包郝的话不无道理。他已经六年级了，升旗只有这一次机会了，也许一辈子也就升这一次旗了。他不能不万分珍惜。
星期天，肖晓从阳台上选了一根最长的晒衣竿，横着拿进房间，竖在客厅里，叫爷爷扶着别动，好让他往竹竿上拴旗绳。
爷爷毕竟当了多年技术员，对工程问题比较内行，马上指出了使用竹竿的缺陷：“不行不行，竹竿上必须要安滑轮，没有滑轮怎么拉绳子？”
肖晓抬头看看细溜溜的竹竿顶，觉得这个难题不大好解决。
还是爷爷有办法。爷爷建议不妨把门框当旗杆，门框上安滑轮就简单得多了。爷爷从他的书房里找出一大块包装电器用的泡沫塑料，用眼睛稍稍比量了一下，拿刀子三削两削，又拿凿子三凿两凿，很快做成个“泡沫塑料滑轮”。然后他用强力胶把“滑轮”粘到了门框最高处，退后一步看看，搓搓手，满意地说：“行，能用。拴绳子吧。”
绳子也不是什么好绳子，是捆扎东西用的塑料包装绳。国旗家里更不可能有，肖晓拿了奶奶的一条新枕巾临时当替身。
一切准备就绪，肖晓把在厨房里乒乒乓乓剁着肉的奶奶拉出来。他指挥两个老人说：“爷爷当我的护旗手。奶奶代替录音机奏乐。”
肖晓开始布置过程的细节：“我们学校旗杆的长度大约是门框的五倍。奶奶每奏一句乐，我就拉一把绳子，只拉明天的五分之一长度。争取在奶奶奏完音乐的同时，我把枕巾拉到门框顶头。”
肖晓腰背挺直作肃立状，胳膊朝前弯曲，小臂和手掌平举，掌心和臂弯里托着那条折叠成长方形的枕巾，又回头示意爷爷摆出行队礼的造型。一切就绪之后，他模仿体育老师的气势，突然大吼一声：“出旗！”
没有音乐，也没有鼓号，但是音乐和鼓号都在肖晓心里。他屏息静气，挺胸收腹，手托枕巾却走得步态昂扬，从卧室最里头绕着床栏一直走到拴绳子的门框下。爷爷不敢怠慢，边行队礼边跟着孙子一步不落。爷孙俩在门框下严肃地站着，奶奶便张大了嘴巴看得一眼不眨。肖晓站定之后，心里回想了一遍平日学校里升旗的程序，小声对自己解释：“介绍升旗手省略。”跟着又扯了嗓子吼道：“升旗敬礼！”
“升旗敬礼”的口令报出之后，应该是旗手往绳子上拴国旗。也不知道是枕巾太厚了还是塑料绳太软了，总之肖晓手忙脚乱地折腾了好一会儿，还是爷爷从旁边伸手帮忙，才把枕巾展开拴妥。
接下来肖晓吼出的口令是：“奏国歌！”
命令出口，却久久不见动静。肖晓回头催促奶奶：“该你了！”
奶奶慌慌张张说：“是吗？我都看傻了。”
奶奶不大自信，试探地开了个头：“起来——”
肖晓说：“慢了。”
奶奶又开一次头：“起来——”
肖晓说：“还是慢。你怎么没有节奏感？”
奶奶很为难：“我都几十年没哼过什么调子了，喉咙口把不住关呢。”又扯扯爷爷的袖子，“要不你试试？”
爷爷倒是不谦虚：“好吧，我来吧。”
却不料爷爷天生是个五音不全的人，肖曉听得身后颤巍巍一句“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正绷紧了面孔不让自己笑呢，回头一看，奶奶已经笑得靠在墙上直打颤了。
肖晓叹了一口气：“指望你们办事，效率太低！”
两个老人也觉得自己给孙子添了乱。爷爷说是因为奶奶太不严肃，奶奶又说爷爷不自量力，两个人一时间互不服气，吵得像一对孩子。
正乱着，电话铃响了。肖晓过去接，原来是对面大楼里包郝打过来的。包郝在电话里说：“到空中索道站等着，我有东西传给你。”
所谓“空中索道站”，指的是肖晓家的阳台。包郝的家和肖晓的家同在大楼五层二单元，两座楼前后排列，相差不过十米，两家的后窗对着前窗。包郝为方便抄作业题和对答案，想办法把一团绳子从后窗口扔到了肖晓家的阳台上，让肖晓在阳台栏杆上绕个弯，再扔回到包郝家后窗里。
肖晓走到阳台上。包郝已经在绳子那头拴好了一件东西，挥着手让他快拉。肖晓拉过来一看，原来是一盒磁带。肖晓大声问他：“你录了什么？”包郝笑嘻嘻地说：“听了就知道啦。”
肖晓回房间，把磁带插进录音机。音乐声一起，他喜得差点没蹦起来：包郝替他录了国歌！
国歌有了，奶奶立刻被劝退下了岗，留下爷爷做助手。奶奶似乎巴不得被劝退，马上溜回厨房继续剁她的肉。留下来的爷爷和肖晓又接着折腾了好长时间才罢休，原因是枕巾太重了，泡沫塑料的滑轮又太不经久耐用，没等第一趟枕巾升上去，滑轮已经龇牙咧嘴、四分五裂。后来爷爷想出好点子，用宽宽的胶带纸把滑轮里里外外一层层裹缠加固，果然有用，好歹经受住了塑料包装绳的来回拉升。国旗的替代物也有所改变，不用枕巾了，改用从前妈妈留下来的一条丝巾。丝巾又软又薄，轻若无物，即使是纸做的滑轮承受它也毫无问题。
全部程序在午饭之前操练完毕。最后一趟拉升，小号吹出国歌最后一个音符时，丝巾恰好升到了滑轮底下，不早不晚，从容不迫，真是丝丝入扣啊！
肖晓收拾起用过的东西，心里想：好吧，明天看我的了，我要把学校的国旗升出艺术来，升出气势来，升出天安门国旗班的风采来。
（文字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