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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党的新闻思想最初受到多个源头的影响，包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报刊思想和理论、马列报刊思想及共产国际新闻工作方针，以及党的领袖和先驱们在办报实践中摸索出来的本土经验。党的领袖和新闻工作者广泛吸纳与借鉴中外新闻传播之“学”理，然后在中国革命实践进程中对新闻宣传之“术”进行不断的探索和检验，最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对马恩、列宁报刊思想进行“中国化”的再创造，最终在20世纪40年代初步完成了中国特色新闻学术理论的构建，形成了成熟的新闻思想及党报理论体系。史实表明，党的新闻思想及党报理论是由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术与学的双向历史互动中建构起来的理论结晶。
【关键词】新闻思想;党报理论;中国化;共产党;马克思主义
在建党100周年的历史背景下，回顾党的新闻事业走过的百年光辉历程，总结历史规律，洞悉党的新闻思想的构建过程，不断深化理论认识，可以坚定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同时，发掘历史资源，探究党报理论体系的构建过程，可以指导当下的新闻理论创新方向，推进中国特色新闻学构建。本文将根据史料，剖析党的新闻思想、理论的来源及梳理党的新闻思想、理论体系的历史形成过程。论述将聚焦于党的新闻宣传活动（术）与理论建设（学）的双向互动，重点剖析它走向成熟的历史逻辑，进而说明它的合理性与科学性。
一、党的新闻思想和党报理论的源头活水
党的新闻思想既具有“集大成”的属性，又具有鲜明的个性。它广泛吸纳了人类新闻传播思想的优秀成分，然后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认识论对各种思想进行改造，建构了超越资产阶级学说的科学理论体系。回顾党的新闻思想的形成，可以发现，它有多个源头，受到多维因素的影响，可谓博采众长，具体受到以下几个重要因素的影响：
（一）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及其报刊理论的影响
从党的早期领袖的成长经历来看，他们大都经历过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洗礼，青少年时期的新闻启蒙都受到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报刊的影响。以党的首任领导人陈独秀为例，据史料记载，他早年深受梁启超的影响。1897年，时年19岁的陈独秀在南京参加乡试，种种见闻令他失望透顶，“感觉到梁启超那班人们在《时务报》上说的话是有些道理呀！这便是我从选学妖孽转变到康梁派之最大动机”[1]。1901年，陈独秀赴日留学，进入东京专门学校（早稻田大学前身）学习，其间受到留学生刊物《译书汇编》《国民报》等宣传西方资产阶级学说的书刊的影响，开始由“改良”转向“革命”。[2]回国后，他开始积极参与办报活动。1903年，与章士钊等在上海创办《国民日日报》。1904年，在芜湖创办了《安徽俗话报》。1911年12月，与韩衍等人一起创办《安徽船报》，任总编辑。1914年7月，他应章士钊邀请，赴日协助章编辑《甲寅》杂志。1915年，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创刊，一时间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帜。1918年12月，他与李大钊等人一起创办《每周评论》。有学者评价说，“陈独秀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受到资产阶级政治学说的严重影响，具有比较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思想”。[3]
与陈独秀相似，毛泽东在青年时期也经过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洗礼。据史料记载，1910年，17岁的毛泽东考入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首度接触到康梁变法的书报，其中有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他深为之吸引，一时间对康梁产生了“崇拜”之情。[4]第二年，他考入湘乡驻省中学，首次接触到同盟会刊物《民立报》，深受触动，甚至“激奋”发文，主张由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组织新的政府，反对专制独裁的清王朝。[5]这一时期，毛泽东深受梁启超思想与文风影响，以致国文教员批评他写文章“像新闻记者手笔”“学梁启超文风”。[6]在《青年杂志》创刊后，毛泽东成为热心读者，深受其影响。1919年，毛泽东加入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听《京报》社长邵飘萍讲授《新闻工作的理论与实践》课程，并多次拜访邵飘萍。[7]当年10月16日，在研究会第一次期满式大会上，毛泽东获得听讲半年的证书。在这一阶段，毛泽东广泛接触改良派与革命派报纸，学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报学理论，奠定了他早期的报学知识和理论基础。
基于上述史实，可以推论，早期党的领袖及先驱都深受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及报刊理论的影响，习得的知识势必影响到日后他们转变为共产主义者后的办报活动，因此，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报刊思想可以说是早期党的新闻思想的重要源泉之一。
（二）马克思主义报刊思想以及第三共产国际新闻工作方针的直接影响
党的新闻思想的直接源头来自马克思主义报刊学说，党的领袖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后，便将其纳入新闻实践，通过办报活动来开展革命宣传与群众动员。受苏俄革命影响，陈独秀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学说。1919年，他开始转变思想，在《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一文中，他認同“十月革命”是“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8]此后，他开始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由他主编的《新青年》杂志于第6卷第5期以“马克思主义研究号”的名义集中刊登了一批宣传文章。1920年5月，陈独秀发起成立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接受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建议，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决定以《新青年》为党的公开机关刊物，另创办理论月刊《共产党》为秘密机关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报道国际工运和苏俄消息。1920年9月，成立新青年社，出版《新青年》第8卷第1号，正式成为党的机关刊物，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和苏联革命与建设经验，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
1921年7月23日—30日，党的“一大”召开，会议制定了“纲领”和“实际工作计划”，重点工作包括“发展党员”“组织工人”和“进行宣传”。在会议制定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规定凡超过十人的党的地方委员会应设宣传委员。[9]在会议形成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明确了宣传工作的三项基本原则：（1）一切书籍、日报、标语和传单的出版工作，均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2）每个地方组织均有权出版地方的通报、日报、周刊、传单和通告;不论中央或地方出版的一切出版物，其出版工作均应受党员的领导。（3）任何出版物，无论是中央的或地方的，均不得刊登违背党的原则、政策和决议的文章。[10]应该说，从创建开始，党不仅高度重视宣传工作，而且形成了新闻宣传工作的基本方针：受党中央监督，由党员领导，严格遵守党的原则、政策和决议。 进一步追溯这些工作方针的源头，可以发现它来自“第三国际”的有关规定。中国共产党于“二大”决议正式加入第三国际，“完全承认第三国际所决议的加入条件二十一条”。[11]《第三国际的加入条件》的第一条就是有关新闻宣传方针的条款：“党的一切机关报，均须由已经证实为忠于无产阶级利益的忠实共产党（员）编辑，不要空空洞洞说成‘无产阶级专政’为一种流行的烂熟的公式，应当用实际的宣传方法，把每日的生活事实系统地清解于我们报纸上面，使一切劳动者，一切工人，一切农人，都觉得有无产阶级专政出现之必要。”“一切定期的或其他的报纸与出版物，须完全服从党的中央委员会，无论他是合法的或违法的，決不许出版机关任意自主，以致引出违反本党的政策。”“各国共产党的中央机关报，必须刊布国际共产党执行委员会一切重要的正式文件。”[12]虽然表述不同，但是党在该时期的宣传工作方针基本上是按照第三国际的要求来贯彻的。因此，党的新闻思想的直接源头是第三国际的新闻宣传方针和政策。
（三）党的领袖在办报实践中摸索出来的本土经验
党的最初办报思想和新闻政策固然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但从根本上来说，还是源于党的早期领袖们的办报实践，通过消化外部理论进行独立探索，逐步建构本土化的思想和理论主张。如上文所述，陈独秀参与了非常多的报刊活动，积累了丰富的办报经验，这对于建党后以《向导》周报为代表的早期办报活动带来很大影响。
毛泽东的报刊实践始于1919年7月14日创办的湖南省学联刊物《湘江评论》，他是主编和主要撰稿人。此后，他还帮助了《新湖南》《女界钟》和《小学生》等刊物的创办;其中《新湖南》从第七号以后由他主持编辑。1919年11月，长沙《大公报》聘毛泽东为“馆外撰述员”，此后3年，他在该报发表了大量文章。1919年12月，他与张百龄、罗宗翰等组织平民通信社，任社长，每日发稿分送京、津、沪、汉各报。他一边参与办报，一边学习办报。1920年6月，他在致黎锦熙的信中说，“我近来功课，哲学，英语，报，只这三科”，“报则逐日细看，剪下好的材料”。[13]1920年9月，他应湖南通俗报馆长何叔衡邀请，参加《通俗报》第一次编辑会议，在会上发言说：《通俗报》是向一般群众进行教育的武器，文字必须浅显、生动，短小精悍，要根据事实说话，不可专谈空洞的大道理。[14]1923年4月，他又与李达等人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校刊《新时代》。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毛泽东曾代理国民党宣传部长，并担任《政治周报》主编。显然，毛泽东在青年时期已经拥有非常丰富的办报经验，初步形成了他的报刊思想。
总之，以陈独秀、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领袖都有丰富的报刊活动经验，这是影响党的新闻思想和政策的重要资源，也是推动党的新闻思想发展与创新的源头活水。
二、党的新闻思想和理论体系的形成过程
党的新闻思想是在开展革命宣传、办报的过程中逐步摸索出来的，在“术”与“学”的互动中，通过将马列主义报刊思想与党的本土化新闻宣传实践相结合，经过反复的实践检验，最终走向成熟，形成“马列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构建了中国特色的党报理论体系，它是一代代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
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分析了“党的发展、巩固、布尔什维克化的过程”，他将前18年（1921—1939）分为三个阶段：（1）第一阶段是幼年时期（1921—1927）。在初、中期，党的路线是正确的，赢得了第一次大革命的胜利;但幼年的党是没有经验的党，对中国的历史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都懂得不多，不善于将马列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在这一阶段末期没能领导全党巩固革命的胜利。（2）第二阶段是土地革命战争阶段（1927—1937）。由于有了第一阶段的经验，党对中国的历史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党的干部更多地领会了马列主义理论，更多地学会了将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党进行了胜利的十年土地革命斗争。然而，也有部分同志不去虚心领会过去的经验，对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没有统一的理解，犯下机会主义错误。直到遵义会议（1935年1月）以后，党才彻底地走上了布尔什维克化的道路。（3）第三阶段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阶段。党凭借着过去两个革命阶段中的经验，凭借着党的组织和武装力量，凭借着党对于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更加深入、统一的理解，不但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且进行了伟大的抗日战争。党从前期经验中总结出了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至此，党已经是一个全国性、群众性的党，已经是一个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都巩固的和布尔什维克化的党。[15]
基于毛泽东的权威历史分期，本文将党的新闻思想的形成过程也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1）奠基阶段（1921—1927）;（2）发展阶段（1927—1937）;（3）成熟阶段（1937—1949）。前两个阶段具有探索性，第三阶段则总结经验与教训，形成了成熟的新闻思想，最终的结晶是形成了科学的党报理论体系。下面将基于这一分期，具体分析各个时期党的新闻思想及党报理论发展情况。
（一）党的新闻思想的奠基阶段
在创党初期，宣传工作对于党的发展以及革命工作来说十分重要。在1922年党的“二大”上，党做出了创办中央政治机关报的决定。1922年9月13日，《向导》周报在上海创刊，这是党创办的第一个公开发行的中央机关报。在《发刊词》中明确提出“推倒军阀”“反抗国际帝国主义”，实现“统一、和平、自由、独立”的目标。在党中央的直接指导下，《向导》以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评论国内外时政为主要内容，开设了《时事短评》（后分为《中国一周》和《世界一周》两个栏目）、《读者之声》《各地通信》和《寸铁》等栏目，内容丰富，文字生动。1923年12月，在北京大学成立25周年纪念日举办的民意测验中，《向导》周报获得各界读者爱读票220票，名列全国周刊第一名。[16] 在这一时期，党中央多次召开讨论宣传工作的会议，从相关记录可以了解当时党的一些新闻思想。1923年11月，党的三届一中会议形成了《教育宣传问题议决案》，明确宣传方针，要求在面对群众时，“凡能与工人接触之党员当尽力运用《前锋》《新青年》《向导》社会科学讲义等之材料，使用口语，求其通俗化”。[17]1924年5月，党中央召开扩大执委会会议，形成《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议决案》，提出中央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部的工作，应当在党报上加重党内教育的工作，“中央机关报编辑委员会应当是真正工作的集合体，指导并训练政治及策略问题的全党思想”。[18]
1925年，党在“四大”作出《对于宣传工作之议决案》，一方面肯定，“因為党的宣传工作之努力，党的机关报《向导》竟得立在舆论的指导地位”。但同时亦提出批评，“因为党的幼稚，党的教育宣传还未切实，致使党的理论基础常常动摇不定”，乃至“过于推重了资产阶级的力量忘了自己阶级的宣传”，结果发生了右的错误。《议决案》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即没有革命的运动。有了健全的革命理论，然后党的宣传工作“方得依此范畴融通各部，使党员行动方有所准绳”，“党的宣传工作有重新整顿的必要”。《向导》是“本党政策之指导机关，今后内容关于政策的解释当力求详细，文字当力求浅显”。[19]
到1927年7月18日停刊时，《向导》周报已在近5年时间里出版201期，发表超过320万字的各类文章，起到了很大的组织、宣传和动员作用。创办之初，编撰队伍只有七八个人，经过逐步发展，先后拥有近百人的队伍。最初仅发行数千份，后来最高发行量超过10万份。[20]应该说，《向导》周报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反映了这一时期党的新闻思想，即强调报纸的教育宣传作用、组织和指导工作功能以及新闻宣传应该语言通俗;等等。总之，在该时期，党凭借着昂扬的革命激情，在第三国际的指导下，投身于党建、工农运动与国民革命当中，注意发挥党报党刊的组织、宣传和群众动员作用，探索新闻宣传的“术”与“学”。但是，“幼年的党”尚处于艰难的摸索期，理论自觉不足，实践经验有限，尚未形成本土化、特色化的新闻思想和理论。
（二）党的新闻思想的发展时期
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后，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1927年中共中央召开了“八七会议”，总结、批判了前一时期的路线错误，重组了党中央领导机构。1928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向忠发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先后实际主持中央工作。党领导的革命斗争进入新阶段，以毛泽东、朱德为代表的一部分骨干走上发动地方武装斗争、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道路。1931年1月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成为中央主要负责人，后赴任党驻共产国际代表，遥控领导，博古代理总书记。直至1935年遵义会议，由张闻天取代博古负政治总责，毛泽东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恢复了军事指挥权。在该时期的初、中期，一方面，第三国际的指导存在着不符合中国国情的偏差，而党的负责人也犯下了思想和执行方面的一些错误，导致了革命斗争的一系列挫折。另一方面，以毛泽东和朱德为代表的骨干们已经探索出了“农村包围城市”、发动武装革命的正确道路，且取得了初步的成绩，建立红色革命根据地。因此，这一时期的党的新闻思想及实践受到两方面复杂因素的影响，总体来说处在发展阶段。
1931年4月21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苏区宣传鼓动工作决议》[21]，反映了这一时期党的新闻宣传的基本观念：
（1）高度重视宣传工作，强调党报和机关报的宣传及鼓动作用。决议提出，在各苏区中央分局必须创办一种党的与苏维埃的机关报，除经常宣传党与苏维埃目前的任务与策略，宣传本党的党纲之外，必须尽量登载工农群众的斗争消息、党内生活、苏维埃的工作等。不论党的或苏维埃的机关报，必须抓住每一时期党的与苏维埃的中心策略及中心工作的宣传、鼓动，要用很大的力量反对党的或苏维埃的机关报变为国民党政府公报的形式。
（2）重视报纸发挥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功能。决议要求机关报必须有肃反、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富农各栏，并且必须在一周内出一种工农监察委员会特刊，登载苏维埃内各种病状，而与之斗争。
（3）办报必须走群众路线，要与群众生活有密切联系，反映群众的生活、斗争，领导与组织群众。机关报下面必须有很多工农通讯员与读报小组，经常召集工农通讯员和读报群众代表会议，从中提拔创办报纸和编辑报纸的干部;同时，中央机关报必须与各工厂、各乡村、各城市创办的当地小报、画报、壁报发生密切的关系，通过教育与训练，从他们中间选拔出工农通讯员与编辑员。此外，重视报纸发行，必须有很多的发行部或发行员，大规模地散发到群众中去。
（4）强调文风要通俗，报纸不论是党的还是苏维埃的，都必须通俗。在力量扩大时，必须把党报和苏维埃机关报分开。党报是党的纲领、党的政策的直接宣传者，是从党的立场来记载消息的;苏维埃的机关报是苏维埃政策的宣传者，从苏维埃政府的立场来登载消息。前者必须更多地登载党内消息，后者必须偏重于苏维埃的消息。前者是本党同志和比较接近于党的工农分子的读物，后者是在苏维埃政府下广泛的工农群众的读物，所以后者的编辑必须特别通俗。
该时期党的办报活动的典型代表是《红色中华》报。1931年11月，“一苏大”在瑞金召开，毛泽东当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2月11日，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创刊。1933年1月，党中央领导机关从上海搬到苏区后，《红色中华》报成为党、团、政府与工会联合主办的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最高发行量达到4万余份，为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建设苏维埃政权、组织发动人民群众发挥了巨大作用，成为中央苏区发行最多、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报纸，是毛泽东新闻思想探索和实践的重要舞台。[22]
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取得重大进展。《红色中华》报也发挥了较大的作用，党的报刊思想有所发展。但是以遵义会议为界，前期党的领导人出现政治路线错误，没有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很好地结合，存在机会主义、宗派主义的干扰，导致思想路线的错误或意见不统一，使得党的报刊还难以充分发挥作用。这一阶段，除中央的宣传会议精神所反映的新闻思想外，其他有关党的新闻思想和报刊理论方面的讲话、文章都很少，党并未形成成熟的、体系性的无产阶级新闻思想和报刊理论。 （三）党的新闻思想与理论建设走向全面成熟的时期
党的新闻思想与理论建设走向全面成熟的时期，党的宣传与办报环境有了根本变化。据1938年4月2日发布的中央文件《关于党报问题给地方党的指示》，“由于过去党处在长期秘密工作之下，不能发行全国性的党报，因此对于党的政策只能靠秘密的油印刊物传达，这样就养成了同志们不了解党报的作用”。在抗日统一战线达成之后，情形有变，“党已建立全国性的党报和杂志”，“因此必须纠正过去的那种观念，使每个同志应当重视党报，读党报，讨论党报上的重要论文”。党报反映党的一切政策，地方党必须根据党报杂志上主要负责同志的论文，当作是党的政策和党的工作方针来研究。[23]
在1938年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党总结了历史经验教训，确定党在抗战新阶段的基本方针和任务。会议第一次鲜明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和任务，号召全党同志要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善于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国际经验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研究民族的历史和现实的斗争;反对教条主义，废止洋八股;避免离开中国的特点抽象地空谈马列主义的理论，提倡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会议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使之向着胜利，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实际运动的了解，就不能有胜利。”[24]
六届六中全会的倡导，为延安的学习运动吹响了号角，而学习后的理论水平提高，理论成果的产出，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到了1941年前后，在整风运动中，党的新闻思想开始成熟，党报理论体系构建起来了。此前，虽然党也重视新闻宣传工作，但其理论建设是薄弱的。此后，通过学习运动，形成理论自觉，党的新闻宣传工作进入“术”与“学”的良性互动状态，进入理论密切结合实践的新阶段。
在该时期的前半段，党的主要办报实践是围绕《新中华报》展开的。1937年1月，党中央进驻延安，《红色中华》更名为《新中华报》继续出版。1939年2月7日，《新中华报》改版，成为党中央机关报，同时也是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喉舌”，毛泽东给报纸题词：“把新中华报造成抗战的一支主力军。”[25]1940年2月7日，毛泽东在纪念《新中华报》改版一周年时发文称赞：“这个小型报，依我看，是全国报纸中最好的一个。”[26]
1939年，毛泽东在写给《共产党人》的发刊词中指出，该刊的任务就是“帮助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而且“建设这样一个党的主观客观条件也已经大体具备，这件伟大的工程也正在进行之中”。毛泽东认为，就其领导骨干、党员、总路线、革命工作说来，“已经是一个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都巩固的和布尔什维克化的党”。[27]
这些论断反映在围绕《解放日报》的创办以及改版活动当中。由于《新中华报》已适应不了形势的要求，党中央决定出版《解放日报》。1941年5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新中华报〉、〈今日新闻〉停刊及〈解放日报〉发刊启事》，决定将两报合并，改出党的中央机关日报，定名为《解放日报》，“于本月十六日正式发刊”，“一切党的政策，將经过《解放日报》与新华社向全国宣达”。《解放日报》的社论，将由中央同志及重要干部执笔。[28]5月16日，《解放日报》创刊，毛泽东题写报名和发刊词，这是抗日民主根据地出版的第一家大型日报。
1942年，《解放日报》改版活动标志着党报理论真正走向成熟。1月24日，中央政治局决议，同意毛泽东提出的意见，今后《解放日报》应从社论、专论、新闻及广播等方面贯彻党的路线与党的政策，文字须坚决废除党八股。[29]2月11日，毛泽东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解放日报》问题，发言指出：“报纸要以自己国家的事为中心，这正是表现一种党性。现在的《解放日报》还没有充分表现我们的党性，主要表现是报纸的最大篇幅都是转载国内外资产阶级通讯社的新闻，散布他们的影响，而对我党政策与群众活动的传播，则非常之少，或者放在不重要的位置。”他提议，“《解放日报》应把主要注意力放在中国抗战、我党活动和根据地建设上面，要反映群众的活动，充实下层消息”。[30]毛泽东在1941年3月26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首度提出“党性问题”，指的是党员的思想作风问题;[31]这是他第一次明确地用“党性”原则来阐释新闻宣传工作，由此奠定了党的新闻工作的核心准则——党性原则，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3月8日，毛泽东为《解放日报》题词：“深入群众，不尚空谈。”3月11日，毛泽东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秦邦宪提出的改造《解放日报》草案，他发言说：“我党现有80万党员，50万军队，但党报是弄得不好的。中央自去年8月起已开始改造党的工作，但党报尚未实现彻底的改造。”随后，他系统阐发了党报思想：党报是集体的宣传者和组织者，对党内党外影响极大，是最尖锐的武器。要达到改造党的目的，必须首先改造党报的工作;报社的同志要了解经过党报来改造党的方针。报纸必须地方化，要反映地方的情形;党报要反映群众，执行党的政策。党性是一种科学，是阶级性的彻底表现，是代表党的利益的，无论什么消息都要想想是否对党有益。党报要允许同情者作善意的批评。[32]他阐述的这些系统新闻思想代表着党的新闻理论趋于成熟。
3月16日，中宣部发出改造党报通知，根据毛泽东此前的讲话精神，提出了五点改造党报的要求。3月31日，《解放日报》举办改版座谈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了改版的目的和指导思想。座谈会后，《解放日报》于4月1日发表社论《致读者》，宣布：从今天起，报纸的版面加以彻底的改革，其目的是要使《解放日报》能够成为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要贯彻党的路线、反映群众情况、加强思想斗争、帮助全党工作的改进;贯彻报纸的“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这四个报纸属性的提出，也意味着党报理论体系已经构建成型了。
除了上述大事件之外，党的新闻思想和理论体系的成熟还表现在一系列重要的讲话、文件和文章中。毛泽东在该时期密集发表了大量有关新闻思想和报刊理论的讲话、文章，包括《延安〈解放日报〉发刊词》（1941）、《关于农村调查》《反对党八股》《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的讲话》《党报应吸收党外人员发表言论》《增强报刊宣传的党性》（1942）、《报纸是指导工作教育群众的武器》《怎样办地方报纸》（1944）、《讲真话，不偷、不装、不吹》《扫除新闻报道中的资产阶级影响》（1945）、《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党报必须无条件地宣传中央的路线和政策》《关于标题、导语和综合报道》（1948）等，这些讲话与文章，包含党的核心新闻思想、一般新闻理论乃至具体新闻业务，构成了一个知识体系，是科学的、体系化的党报理论。 除毛泽东的论述外，该时期还集中出现了大量新闻理论文章。例如，改版后的《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办报方针和新闻学方面的重要社论和文章，包括《党与党报》《政治与技术——党报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新闻必须完全真实》《报纸与新的文风》《肃清新闻中的党八股残余》，等等。该批文章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党的主要新闻思想。此外，新华社也发表了系列工作指示和文章，例如《把我们的新闻事业更提高一步》《关于晋察冀半年来新闻报道的意见》《从五个W说起》等。晋察冀日报社也积极响应中央和新华总社关于改进新闻工作的意见，于1945年7月相继发表了系列社论《论如何提高一步》《再论如何提高一步》《三论如何提高一步》。
同时期的其他党的高级领导也发表了一批讲话、工作指示和理论文章，阐述新闻工作的指导思想、技术与方法，例如《对华北记者团谈话》（刘少奇）、《怎样才能写好通讯》（张闻天）、《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陆定一）、《对西北党报工作的指示》（习仲勋）、《改造我们的通讯与报道方法》（邓拓）、《人人要学会写新闻》（胡乔木）、《关于新闻工作中的三个问题》（范长江）、《加强党报指导性，加强批评》（薄一波），等等。
该时期还发表了一些借鉴苏联新闻学的文章，例如翻译了列宁的《论我们的报纸》、加里宁的《论通讯员的写作与修养》、苏联《真理报》社论《报纸是我们最尖锐最有力的武器》等文章。
此外，党报理论体系的成熟还体现在这一时期出版了一批新闻工作的文集和著作，这是以前没有过的。例如由新华社晋察冀总分社编写的《新闻工作指南》（1946）、东北日报社编写的《新闻工作手册》（1947）与浙江日报社、新华社浙江分社编印的《新闻工作文选》（1949）等，这几本著作收录了上述党的重要新闻工作指示、讲话、社论以及文章。另外，该时期还出现了一些个人的研究成果，例如金照的《怎样写新闻通讯》。[33]这些书籍的出版，意味着党的新闻思想和党报理论已经形成体系，以著作形态呈现。
综上所述，进入20世纪40年代后，在党的建设全面巩固、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全面成熟的背景下，随着大量有关党的新闻思想的讲话和大量理论文章、文集的发表与出版，标志着党的新闻思想已经成熟，党报新闻理论体系已经正式形成。
三、结语
本文澄清了党的新闻思想及党报理论的源头，并较为详细地梳理了它逐步走向成熟的历史发展过程。从中我们可以推论：党的新闻思想及党报理论是由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术与学的双向历史互动中建构起来的理论结晶。它最初源自党的先驱们对中外新闻传播之“学”理的广泛吸纳与借鉴，然后在中国革命实践进程中对新闻宣传之“术”进行不断的探索和检验，最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对马克思、列宁报刊思想进行“中国化”的再創造，最终在20世纪40年代初步完成了中国特色新闻学术理论的构建，形成了成熟的新闻思想及党报理论体系。
通过本文的梳理，笔者增进了对历史发展逻辑及其科学规律的认识，获得几点启示：一是党的新闻思想与党报理论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经过实践检验的科学理论体系，它具有充足的历史合理性，我们理应拥有充分的“理论自信”。二是中国新闻界应该继续不断地学习一切优秀的国外新闻思想和理论成果，博采众长，但同时一定要坚持“主体性”，结合中国实际，进行“中国化”的再创造，才能建构出科学的中国特色新闻学体系。三是中国新闻学者和新闻工作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新闻观，不断深入研究新闻历史、中国的社情民意，方能有效消除历史虚无主义和主观主义带来的理论认同错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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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
编校：张红玲
【关键词】新闻思想;党报理论;中国化;共产党;马克思主义
在建党100周年的历史背景下，回顾党的新闻事业走过的百年光辉历程，总结历史规律，洞悉党的新闻思想的构建过程，不断深化理论认识，可以坚定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同时，发掘历史资源，探究党报理论体系的构建过程，可以指导当下的新闻理论创新方向，推进中国特色新闻学构建。本文将根据史料，剖析党的新闻思想、理论的来源及梳理党的新闻思想、理论体系的历史形成过程。论述将聚焦于党的新闻宣传活动（术）与理论建设（学）的双向互动，重点剖析它走向成熟的历史逻辑，进而说明它的合理性与科学性。
一、党的新闻思想和党报理论的源头活水
党的新闻思想既具有“集大成”的属性，又具有鲜明的个性。它广泛吸纳了人类新闻传播思想的优秀成分，然后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认识论对各种思想进行改造，建构了超越资产阶级学说的科学理论体系。回顾党的新闻思想的形成，可以发现，它有多个源头，受到多维因素的影响，可谓博采众长，具体受到以下几个重要因素的影响：
（一）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及其报刊理论的影响
从党的早期领袖的成长经历来看，他们大都经历过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洗礼，青少年时期的新闻启蒙都受到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报刊的影响。以党的首任领导人陈独秀为例，据史料记载，他早年深受梁启超的影响。1897年，时年19岁的陈独秀在南京参加乡试，种种见闻令他失望透顶，“感觉到梁启超那班人们在《时务报》上说的话是有些道理呀！这便是我从选学妖孽转变到康梁派之最大动机”[1]。1901年，陈独秀赴日留学，进入东京专门学校（早稻田大学前身）学习，其间受到留学生刊物《译书汇编》《国民报》等宣传西方资产阶级学说的书刊的影响，开始由“改良”转向“革命”。[2]回国后，他开始积极参与办报活动。1903年，与章士钊等在上海创办《国民日日报》。1904年，在芜湖创办了《安徽俗话报》。1911年12月，与韩衍等人一起创办《安徽船报》，任总编辑。1914年7月，他应章士钊邀请，赴日协助章编辑《甲寅》杂志。1915年，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创刊，一时间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帜。1918年12月，他与李大钊等人一起创办《每周评论》。有学者评价说，“陈独秀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受到资产阶级政治学说的严重影响，具有比较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思想”。[3]
与陈独秀相似，毛泽东在青年时期也经过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洗礼。据史料记载，1910年，17岁的毛泽东考入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首度接触到康梁变法的书报，其中有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他深为之吸引，一时间对康梁产生了“崇拜”之情。[4]第二年，他考入湘乡驻省中学，首次接触到同盟会刊物《民立报》，深受触动，甚至“激奋”发文，主张由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组织新的政府，反对专制独裁的清王朝。[5]这一时期，毛泽东深受梁启超思想与文风影响，以致国文教员批评他写文章“像新闻记者手笔”“学梁启超文风”。[6]在《青年杂志》创刊后，毛泽东成为热心读者，深受其影响。1919年，毛泽东加入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听《京报》社长邵飘萍讲授《新闻工作的理论与实践》课程，并多次拜访邵飘萍。[7]当年10月16日，在研究会第一次期满式大会上，毛泽东获得听讲半年的证书。在这一阶段，毛泽东广泛接触改良派与革命派报纸，学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报学理论，奠定了他早期的报学知识和理论基础。
基于上述史实，可以推论，早期党的领袖及先驱都深受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及报刊理论的影响，习得的知识势必影响到日后他们转变为共产主义者后的办报活动，因此，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报刊思想可以说是早期党的新闻思想的重要源泉之一。
（二）马克思主义报刊思想以及第三共产国际新闻工作方针的直接影响
党的新闻思想的直接源头来自马克思主义报刊学说，党的领袖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后，便将其纳入新闻实践，通过办报活动来开展革命宣传与群众动员。受苏俄革命影响，陈独秀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学说。1919年，他开始转变思想，在《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一文中，他認同“十月革命”是“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8]此后，他开始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由他主编的《新青年》杂志于第6卷第5期以“马克思主义研究号”的名义集中刊登了一批宣传文章。1920年5月，陈独秀发起成立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接受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建议，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决定以《新青年》为党的公开机关刊物，另创办理论月刊《共产党》为秘密机关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报道国际工运和苏俄消息。1920年9月，成立新青年社，出版《新青年》第8卷第1号，正式成为党的机关刊物，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和苏联革命与建设经验，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
1921年7月23日—30日，党的“一大”召开，会议制定了“纲领”和“实际工作计划”，重点工作包括“发展党员”“组织工人”和“进行宣传”。在会议制定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规定凡超过十人的党的地方委员会应设宣传委员。[9]在会议形成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明确了宣传工作的三项基本原则：（1）一切书籍、日报、标语和传单的出版工作，均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2）每个地方组织均有权出版地方的通报、日报、周刊、传单和通告;不论中央或地方出版的一切出版物，其出版工作均应受党员的领导。（3）任何出版物，无论是中央的或地方的，均不得刊登违背党的原则、政策和决议的文章。[10]应该说，从创建开始，党不仅高度重视宣传工作，而且形成了新闻宣传工作的基本方针：受党中央监督，由党员领导，严格遵守党的原则、政策和决议。 进一步追溯这些工作方针的源头，可以发现它来自“第三国际”的有关规定。中国共产党于“二大”决议正式加入第三国际，“完全承认第三国际所决议的加入条件二十一条”。[11]《第三国际的加入条件》的第一条就是有关新闻宣传方针的条款：“党的一切机关报，均须由已经证实为忠于无产阶级利益的忠实共产党（员）编辑，不要空空洞洞说成‘无产阶级专政’为一种流行的烂熟的公式，应当用实际的宣传方法，把每日的生活事实系统地清解于我们报纸上面，使一切劳动者，一切工人，一切农人，都觉得有无产阶级专政出现之必要。”“一切定期的或其他的报纸与出版物，须完全服从党的中央委员会，无论他是合法的或违法的，決不许出版机关任意自主，以致引出违反本党的政策。”“各国共产党的中央机关报，必须刊布国际共产党执行委员会一切重要的正式文件。”[12]虽然表述不同，但是党在该时期的宣传工作方针基本上是按照第三国际的要求来贯彻的。因此，党的新闻思想的直接源头是第三国际的新闻宣传方针和政策。
（三）党的领袖在办报实践中摸索出来的本土经验
党的最初办报思想和新闻政策固然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但从根本上来说，还是源于党的早期领袖们的办报实践，通过消化外部理论进行独立探索，逐步建构本土化的思想和理论主张。如上文所述，陈独秀参与了非常多的报刊活动，积累了丰富的办报经验，这对于建党后以《向导》周报为代表的早期办报活动带来很大影响。
毛泽东的报刊实践始于1919年7月14日创办的湖南省学联刊物《湘江评论》，他是主编和主要撰稿人。此后，他还帮助了《新湖南》《女界钟》和《小学生》等刊物的创办;其中《新湖南》从第七号以后由他主持编辑。1919年11月，长沙《大公报》聘毛泽东为“馆外撰述员”，此后3年，他在该报发表了大量文章。1919年12月，他与张百龄、罗宗翰等组织平民通信社，任社长，每日发稿分送京、津、沪、汉各报。他一边参与办报，一边学习办报。1920年6月，他在致黎锦熙的信中说，“我近来功课，哲学，英语，报，只这三科”，“报则逐日细看，剪下好的材料”。[13]1920年9月，他应湖南通俗报馆长何叔衡邀请，参加《通俗报》第一次编辑会议，在会上发言说：《通俗报》是向一般群众进行教育的武器，文字必须浅显、生动，短小精悍，要根据事实说话，不可专谈空洞的大道理。[14]1923年4月，他又与李达等人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校刊《新时代》。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毛泽东曾代理国民党宣传部长，并担任《政治周报》主编。显然，毛泽东在青年时期已经拥有非常丰富的办报经验，初步形成了他的报刊思想。
总之，以陈独秀、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领袖都有丰富的报刊活动经验，这是影响党的新闻思想和政策的重要资源，也是推动党的新闻思想发展与创新的源头活水。
二、党的新闻思想和理论体系的形成过程
党的新闻思想是在开展革命宣传、办报的过程中逐步摸索出来的，在“术”与“学”的互动中，通过将马列主义报刊思想与党的本土化新闻宣传实践相结合，经过反复的实践检验，最终走向成熟，形成“马列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构建了中国特色的党报理论体系，它是一代代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
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分析了“党的发展、巩固、布尔什维克化的过程”，他将前18年（1921—1939）分为三个阶段：（1）第一阶段是幼年时期（1921—1927）。在初、中期，党的路线是正确的，赢得了第一次大革命的胜利;但幼年的党是没有经验的党，对中国的历史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都懂得不多，不善于将马列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在这一阶段末期没能领导全党巩固革命的胜利。（2）第二阶段是土地革命战争阶段（1927—1937）。由于有了第一阶段的经验，党对中国的历史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党的干部更多地领会了马列主义理论，更多地学会了将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党进行了胜利的十年土地革命斗争。然而，也有部分同志不去虚心领会过去的经验，对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没有统一的理解，犯下机会主义错误。直到遵义会议（1935年1月）以后，党才彻底地走上了布尔什维克化的道路。（3）第三阶段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阶段。党凭借着过去两个革命阶段中的经验，凭借着党的组织和武装力量，凭借着党对于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更加深入、统一的理解，不但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且进行了伟大的抗日战争。党从前期经验中总结出了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至此，党已经是一个全国性、群众性的党，已经是一个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都巩固的和布尔什维克化的党。[15]
基于毛泽东的权威历史分期，本文将党的新闻思想的形成过程也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1）奠基阶段（1921—1927）;（2）发展阶段（1927—1937）;（3）成熟阶段（1937—1949）。前两个阶段具有探索性，第三阶段则总结经验与教训，形成了成熟的新闻思想，最终的结晶是形成了科学的党报理论体系。下面将基于这一分期，具体分析各个时期党的新闻思想及党报理论发展情况。
（一）党的新闻思想的奠基阶段
在创党初期，宣传工作对于党的发展以及革命工作来说十分重要。在1922年党的“二大”上，党做出了创办中央政治机关报的决定。1922年9月13日，《向导》周报在上海创刊，这是党创办的第一个公开发行的中央机关报。在《发刊词》中明确提出“推倒军阀”“反抗国际帝国主义”，实现“统一、和平、自由、独立”的目标。在党中央的直接指导下，《向导》以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评论国内外时政为主要内容，开设了《时事短评》（后分为《中国一周》和《世界一周》两个栏目）、《读者之声》《各地通信》和《寸铁》等栏目，内容丰富，文字生动。1923年12月，在北京大学成立25周年纪念日举办的民意测验中，《向导》周报获得各界读者爱读票220票，名列全国周刊第一名。[16] 在这一时期，党中央多次召开讨论宣传工作的会议，从相关记录可以了解当时党的一些新闻思想。1923年11月，党的三届一中会议形成了《教育宣传问题议决案》，明确宣传方针，要求在面对群众时，“凡能与工人接触之党员当尽力运用《前锋》《新青年》《向导》社会科学讲义等之材料，使用口语，求其通俗化”。[17]1924年5月，党中央召开扩大执委会会议，形成《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议决案》，提出中央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部的工作，应当在党报上加重党内教育的工作，“中央机关报编辑委员会应当是真正工作的集合体，指导并训练政治及策略问题的全党思想”。[18]
1925年，党在“四大”作出《对于宣传工作之议决案》，一方面肯定，“因為党的宣传工作之努力，党的机关报《向导》竟得立在舆论的指导地位”。但同时亦提出批评，“因为党的幼稚，党的教育宣传还未切实，致使党的理论基础常常动摇不定”，乃至“过于推重了资产阶级的力量忘了自己阶级的宣传”，结果发生了右的错误。《议决案》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即没有革命的运动。有了健全的革命理论，然后党的宣传工作“方得依此范畴融通各部，使党员行动方有所准绳”，“党的宣传工作有重新整顿的必要”。《向导》是“本党政策之指导机关，今后内容关于政策的解释当力求详细，文字当力求浅显”。[19]
到1927年7月18日停刊时，《向导》周报已在近5年时间里出版201期，发表超过320万字的各类文章，起到了很大的组织、宣传和动员作用。创办之初，编撰队伍只有七八个人，经过逐步发展，先后拥有近百人的队伍。最初仅发行数千份，后来最高发行量超过10万份。[20]应该说，《向导》周报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反映了这一时期党的新闻思想，即强调报纸的教育宣传作用、组织和指导工作功能以及新闻宣传应该语言通俗;等等。总之，在该时期，党凭借着昂扬的革命激情，在第三国际的指导下，投身于党建、工农运动与国民革命当中，注意发挥党报党刊的组织、宣传和群众动员作用，探索新闻宣传的“术”与“学”。但是，“幼年的党”尚处于艰难的摸索期，理论自觉不足，实践经验有限，尚未形成本土化、特色化的新闻思想和理论。
（二）党的新闻思想的发展时期
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后，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1927年中共中央召开了“八七会议”，总结、批判了前一时期的路线错误，重组了党中央领导机构。1928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向忠发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先后实际主持中央工作。党领导的革命斗争进入新阶段，以毛泽东、朱德为代表的一部分骨干走上发动地方武装斗争、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道路。1931年1月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成为中央主要负责人，后赴任党驻共产国际代表，遥控领导，博古代理总书记。直至1935年遵义会议，由张闻天取代博古负政治总责，毛泽东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恢复了军事指挥权。在该时期的初、中期，一方面，第三国际的指导存在着不符合中国国情的偏差，而党的负责人也犯下了思想和执行方面的一些错误，导致了革命斗争的一系列挫折。另一方面，以毛泽东和朱德为代表的骨干们已经探索出了“农村包围城市”、发动武装革命的正确道路，且取得了初步的成绩，建立红色革命根据地。因此，这一时期的党的新闻思想及实践受到两方面复杂因素的影响，总体来说处在发展阶段。
1931年4月21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苏区宣传鼓动工作决议》[21]，反映了这一时期党的新闻宣传的基本观念：
（1）高度重视宣传工作，强调党报和机关报的宣传及鼓动作用。决议提出，在各苏区中央分局必须创办一种党的与苏维埃的机关报，除经常宣传党与苏维埃目前的任务与策略，宣传本党的党纲之外，必须尽量登载工农群众的斗争消息、党内生活、苏维埃的工作等。不论党的或苏维埃的机关报，必须抓住每一时期党的与苏维埃的中心策略及中心工作的宣传、鼓动，要用很大的力量反对党的或苏维埃的机关报变为国民党政府公报的形式。
（2）重视报纸发挥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功能。决议要求机关报必须有肃反、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富农各栏，并且必须在一周内出一种工农监察委员会特刊，登载苏维埃内各种病状，而与之斗争。
（3）办报必须走群众路线，要与群众生活有密切联系，反映群众的生活、斗争，领导与组织群众。机关报下面必须有很多工农通讯员与读报小组，经常召集工农通讯员和读报群众代表会议，从中提拔创办报纸和编辑报纸的干部;同时，中央机关报必须与各工厂、各乡村、各城市创办的当地小报、画报、壁报发生密切的关系，通过教育与训练，从他们中间选拔出工农通讯员与编辑员。此外，重视报纸发行，必须有很多的发行部或发行员，大规模地散发到群众中去。
（4）强调文风要通俗，报纸不论是党的还是苏维埃的，都必须通俗。在力量扩大时，必须把党报和苏维埃机关报分开。党报是党的纲领、党的政策的直接宣传者，是从党的立场来记载消息的;苏维埃的机关报是苏维埃政策的宣传者，从苏维埃政府的立场来登载消息。前者必须更多地登载党内消息，后者必须偏重于苏维埃的消息。前者是本党同志和比较接近于党的工农分子的读物，后者是在苏维埃政府下广泛的工农群众的读物，所以后者的编辑必须特别通俗。
该时期党的办报活动的典型代表是《红色中华》报。1931年11月，“一苏大”在瑞金召开，毛泽东当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2月11日，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创刊。1933年1月，党中央领导机关从上海搬到苏区后，《红色中华》报成为党、团、政府与工会联合主办的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最高发行量达到4万余份，为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建设苏维埃政权、组织发动人民群众发挥了巨大作用，成为中央苏区发行最多、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报纸，是毛泽东新闻思想探索和实践的重要舞台。[22]
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取得重大进展。《红色中华》报也发挥了较大的作用，党的报刊思想有所发展。但是以遵义会议为界，前期党的领导人出现政治路线错误，没有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很好地结合，存在机会主义、宗派主义的干扰，导致思想路线的错误或意见不统一，使得党的报刊还难以充分发挥作用。这一阶段，除中央的宣传会议精神所反映的新闻思想外，其他有关党的新闻思想和报刊理论方面的讲话、文章都很少，党并未形成成熟的、体系性的无产阶级新闻思想和报刊理论。 （三）党的新闻思想与理论建设走向全面成熟的时期
党的新闻思想与理论建设走向全面成熟的时期，党的宣传与办报环境有了根本变化。据1938年4月2日发布的中央文件《关于党报问题给地方党的指示》，“由于过去党处在长期秘密工作之下，不能发行全国性的党报，因此对于党的政策只能靠秘密的油印刊物传达，这样就养成了同志们不了解党报的作用”。在抗日统一战线达成之后，情形有变，“党已建立全国性的党报和杂志”，“因此必须纠正过去的那种观念，使每个同志应当重视党报，读党报，讨论党报上的重要论文”。党报反映党的一切政策，地方党必须根据党报杂志上主要负责同志的论文，当作是党的政策和党的工作方针来研究。[23]
在1938年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党总结了历史经验教训，确定党在抗战新阶段的基本方针和任务。会议第一次鲜明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和任务，号召全党同志要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善于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国际经验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研究民族的历史和现实的斗争;反对教条主义，废止洋八股;避免离开中国的特点抽象地空谈马列主义的理论，提倡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会议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使之向着胜利，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实际运动的了解，就不能有胜利。”[24]
六届六中全会的倡导，为延安的学习运动吹响了号角，而学习后的理论水平提高，理论成果的产出，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到了1941年前后，在整风运动中，党的新闻思想开始成熟，党报理论体系构建起来了。此前，虽然党也重视新闻宣传工作，但其理论建设是薄弱的。此后，通过学习运动，形成理论自觉，党的新闻宣传工作进入“术”与“学”的良性互动状态，进入理论密切结合实践的新阶段。
在该时期的前半段，党的主要办报实践是围绕《新中华报》展开的。1937年1月，党中央进驻延安，《红色中华》更名为《新中华报》继续出版。1939年2月7日，《新中华报》改版，成为党中央机关报，同时也是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喉舌”，毛泽东给报纸题词：“把新中华报造成抗战的一支主力军。”[25]1940年2月7日，毛泽东在纪念《新中华报》改版一周年时发文称赞：“这个小型报，依我看，是全国报纸中最好的一个。”[26]
1939年，毛泽东在写给《共产党人》的发刊词中指出，该刊的任务就是“帮助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而且“建设这样一个党的主观客观条件也已经大体具备，这件伟大的工程也正在进行之中”。毛泽东认为，就其领导骨干、党员、总路线、革命工作说来，“已经是一个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都巩固的和布尔什维克化的党”。[27]
这些论断反映在围绕《解放日报》的创办以及改版活动当中。由于《新中华报》已适应不了形势的要求，党中央决定出版《解放日报》。1941年5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新中华报〉、〈今日新闻〉停刊及〈解放日报〉发刊启事》，决定将两报合并，改出党的中央机关日报，定名为《解放日报》，“于本月十六日正式发刊”，“一切党的政策，將经过《解放日报》与新华社向全国宣达”。《解放日报》的社论，将由中央同志及重要干部执笔。[28]5月16日，《解放日报》创刊，毛泽东题写报名和发刊词，这是抗日民主根据地出版的第一家大型日报。
1942年，《解放日报》改版活动标志着党报理论真正走向成熟。1月24日，中央政治局决议，同意毛泽东提出的意见，今后《解放日报》应从社论、专论、新闻及广播等方面贯彻党的路线与党的政策，文字须坚决废除党八股。[29]2月11日，毛泽东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解放日报》问题，发言指出：“报纸要以自己国家的事为中心，这正是表现一种党性。现在的《解放日报》还没有充分表现我们的党性，主要表现是报纸的最大篇幅都是转载国内外资产阶级通讯社的新闻，散布他们的影响，而对我党政策与群众活动的传播，则非常之少，或者放在不重要的位置。”他提议，“《解放日报》应把主要注意力放在中国抗战、我党活动和根据地建设上面，要反映群众的活动，充实下层消息”。[30]毛泽东在1941年3月26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首度提出“党性问题”，指的是党员的思想作风问题;[31]这是他第一次明确地用“党性”原则来阐释新闻宣传工作，由此奠定了党的新闻工作的核心准则——党性原则，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3月8日，毛泽东为《解放日报》题词：“深入群众，不尚空谈。”3月11日，毛泽东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秦邦宪提出的改造《解放日报》草案，他发言说：“我党现有80万党员，50万军队，但党报是弄得不好的。中央自去年8月起已开始改造党的工作，但党报尚未实现彻底的改造。”随后，他系统阐发了党报思想：党报是集体的宣传者和组织者，对党内党外影响极大，是最尖锐的武器。要达到改造党的目的，必须首先改造党报的工作;报社的同志要了解经过党报来改造党的方针。报纸必须地方化，要反映地方的情形;党报要反映群众，执行党的政策。党性是一种科学，是阶级性的彻底表现，是代表党的利益的，无论什么消息都要想想是否对党有益。党报要允许同情者作善意的批评。[32]他阐述的这些系统新闻思想代表着党的新闻理论趋于成熟。
3月16日，中宣部发出改造党报通知，根据毛泽东此前的讲话精神，提出了五点改造党报的要求。3月31日，《解放日报》举办改版座谈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了改版的目的和指导思想。座谈会后，《解放日报》于4月1日发表社论《致读者》，宣布：从今天起，报纸的版面加以彻底的改革，其目的是要使《解放日报》能够成为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要贯彻党的路线、反映群众情况、加强思想斗争、帮助全党工作的改进;贯彻报纸的“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这四个报纸属性的提出，也意味着党报理论体系已经构建成型了。
除了上述大事件之外，党的新闻思想和理论体系的成熟还表现在一系列重要的讲话、文件和文章中。毛泽东在该时期密集发表了大量有关新闻思想和报刊理论的讲话、文章，包括《延安〈解放日报〉发刊词》（1941）、《关于农村调查》《反对党八股》《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的讲话》《党报应吸收党外人员发表言论》《增强报刊宣传的党性》（1942）、《报纸是指导工作教育群众的武器》《怎样办地方报纸》（1944）、《讲真话，不偷、不装、不吹》《扫除新闻报道中的资产阶级影响》（1945）、《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党报必须无条件地宣传中央的路线和政策》《关于标题、导语和综合报道》（1948）等，这些讲话与文章，包含党的核心新闻思想、一般新闻理论乃至具体新闻业务，构成了一个知识体系，是科学的、体系化的党报理论。 除毛泽东的论述外，该时期还集中出现了大量新闻理论文章。例如，改版后的《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办报方针和新闻学方面的重要社论和文章，包括《党与党报》《政治与技术——党报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新闻必须完全真实》《报纸与新的文风》《肃清新闻中的党八股残余》，等等。该批文章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党的主要新闻思想。此外，新华社也发表了系列工作指示和文章，例如《把我们的新闻事业更提高一步》《关于晋察冀半年来新闻报道的意见》《从五个W说起》等。晋察冀日报社也积极响应中央和新华总社关于改进新闻工作的意见，于1945年7月相继发表了系列社论《论如何提高一步》《再论如何提高一步》《三论如何提高一步》。
同时期的其他党的高级领导也发表了一批讲话、工作指示和理论文章，阐述新闻工作的指导思想、技术与方法，例如《对华北记者团谈话》（刘少奇）、《怎样才能写好通讯》（张闻天）、《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陆定一）、《对西北党报工作的指示》（习仲勋）、《改造我们的通讯与报道方法》（邓拓）、《人人要学会写新闻》（胡乔木）、《关于新闻工作中的三个问题》（范长江）、《加强党报指导性，加强批评》（薄一波），等等。
该时期还发表了一些借鉴苏联新闻学的文章，例如翻译了列宁的《论我们的报纸》、加里宁的《论通讯员的写作与修养》、苏联《真理报》社论《报纸是我们最尖锐最有力的武器》等文章。
此外，党报理论体系的成熟还体现在这一时期出版了一批新闻工作的文集和著作，这是以前没有过的。例如由新华社晋察冀总分社编写的《新闻工作指南》（1946）、东北日报社编写的《新闻工作手册》（1947）与浙江日报社、新华社浙江分社编印的《新闻工作文选》（1949）等，这几本著作收录了上述党的重要新闻工作指示、讲话、社论以及文章。另外，该时期还出现了一些个人的研究成果，例如金照的《怎样写新闻通讯》。[33]这些书籍的出版，意味着党的新闻思想和党报理论已经形成体系，以著作形态呈现。
综上所述，进入20世纪40年代后，在党的建设全面巩固、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全面成熟的背景下，随着大量有关党的新闻思想的讲话和大量理论文章、文集的发表与出版，标志着党的新闻思想已经成熟，党报新闻理论体系已经正式形成。
三、结语
本文澄清了党的新闻思想及党报理论的源头，并较为详细地梳理了它逐步走向成熟的历史发展过程。从中我们可以推论：党的新闻思想及党报理论是由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术与学的双向历史互动中建构起来的理论结晶。它最初源自党的先驱们对中外新闻传播之“学”理的广泛吸纳与借鉴，然后在中国革命实践进程中对新闻宣传之“术”进行不断的探索和检验，最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对马克思、列宁报刊思想进行“中国化”的再創造，最终在20世纪40年代初步完成了中国特色新闻学术理论的构建，形成了成熟的新闻思想及党报理论体系。
通过本文的梳理，笔者增进了对历史发展逻辑及其科学规律的认识，获得几点启示：一是党的新闻思想与党报理论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经过实践检验的科学理论体系，它具有充足的历史合理性，我们理应拥有充分的“理论自信”。二是中国新闻界应该继续不断地学习一切优秀的国外新闻思想和理论成果，博采众长，但同时一定要坚持“主体性”，结合中国实际，进行“中国化”的再创造，才能建构出科学的中国特色新闻学体系。三是中国新闻学者和新闻工作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新闻观，不断深入研究新闻历史、中国的社情民意，方能有效消除历史虚无主义和主观主义带来的理论认同错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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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
编校：张红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