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市场化改革以来，经济增长率不断提升，贫困率则不断降低，摩天大楼、高速公路及其他现代社会的象征快速增加。但当下，不平等已成为最令人担忧的改革后果之一。在一些人看来，无论毛时代存在多少问题，社会平等一直都是社会的主要目标，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亦自豪于拥有一个非同寻常的平等主义的社会秩序。因为不惜一切代价追求经济增长，许多论者都认为社会平等的目标已被抛弃，中国已俨然化身为一个越来越不平等和不公平的社会。中国富人与穷人之间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正在引爆公民的愤怒与不满情绪，引发了日益威胁中国政治稳定的群众抗议。
　　这种论调当然有其准确之处。但这种看法充其量而言，只是把复杂事实做了过度简化的解读，在某些方面来讲则根本就是错误的。中国今日的社会分层是一个复杂的混合体。它保留了在社会主义时代的一些特征，例如，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导地位，主导许多行业的国家支持或控制的大公司，以及向上流动的路径涉及在党国官僚体制中进行政治审查和得到晋升，更别提加剧城乡之间不平等裂痕的户口制。与此同时，当代中国的社会分层建立在教育、收入及透过市场竞争取得的个人财富等再次浮现的阶级分化上。
　　整体而言，至少就收入和个人财富而言，相较1976年时，中国确实更加不平等。但毛时代，没有人拥有大量个人财富，全国人口的最高月收入只有800元左右，并且中国全国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低于0.30。而如今，随着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层出不穷，中国基尼系数现在预计跻身世界最高行列，将近0.50。这种收入不平等的急剧增加，并非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缘故。中国超常的经济增长显著提高了大部分人口的生活水平，平均收入水平已在国际认可的贫困线以上。今日生活陷入困窘的中国人不到总人口的10%，而非改革开始时的60%。经济发展的好处几乎使所有中国人都受益匪浅，虽然受益程度存在着极大的落差。
　　即便不平等有所增加，但大多数个体都不再为其出生地所困，因而要被迫接受官僚系统为他们决定的工作、报酬及福利。相反，个体可以更换工作，迁移至其他地区，创业，筹划尝试获得成功的策略。官僚机关的官员仍然在中国混合式社会分层等级制中握有相当的权力，但他们并不拥有其在毛时代所据有的几近全方位控制的地位。
　　公社、生产队体制也已告终，数以亿计的农村居民得以脱离农业部门到当地寻找非农就业机会或到城市工作。尽管城乡收入差距依然巨大并不断增大，流动人口在城市仍面临系统性的歧视及基本公民权遭剥夺，但大多数流动人口都认为留在城市的机会要远优于毛时代只能待在农村的处境。就许多方面而言，中国已然回归至一种令人感觉熟悉的社会秩序，鲜明的不平等加上可观的社会流动性，正是中国过往数个世纪的社会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