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经济考古”或“经济考古学”的相关研究成果频出。《南方文物》专门设立“生业与社会”栏目，不定期发表与经济考古有关的论文。罗泰、焦天龙、何驽、袁靖、张驰、张敏、王立新等考古学者都发表了有关经济考古的重要论文，为中国经济考古研究开拓出广阔的空间。在国际上，还有经济学家主动介入经济考古研究，同样获得重要的理论发现。
　　概而言之，经济是指人类运用生物、非生物、信息、能量、资本、劳动等资源及工具制造或创造出满足人们不同需求的产品以及有关这些产品的流通、交易或分配、消费等活动。对“经济”的观察包括物质或精神产品、人们的经济行为、经济活动统计等资料，其中又以作为物质现象的产品或商品最为重要。而“物质性”资料恰恰是考古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可以说，考古学家在田野中发现的无论是石器、陶器、玉器、瓷器、铜器、铁器、钱币，还是城乡聚落遗址、建筑遗迹、工农业活动遗存等，都可以视为古代的“经济”现象。其次，考古学发现的物质资料绝大多数都是事关古代人类的生产和生活的材料，而这些材料也大多属于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总之，就考古学材料本身所具特质而言，“经济考古”无疑是其最有学术价值的研究方向之一。
　　“经济考古”研究的主要领域究竟有哪些？我们从考古资料出发，参考有关学术成果，可以做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回答：
　　一是探索人类百万年尺度下的经济演化过程和经济发展规律。人类走过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机器时代等不同历史时期，这些不同时期存在时代背景、生产力水平、环境要素、人口规模、社会组织形态等的不同，考古学家可以利用百万年尺度和物质性资料观察比较人类各类经济现象从起源到发展的全过程，除肉眼可见的材料之外，还可以运用环境考古、动物考古、植物考古等科技考古方法，从宏观到微观，揭示不同产品的生产及流通过程，也可以辅助运用民族志和历史文献资料确定考古材料与族群、区域、国家等之间的复杂关系，使“经济考古”研究获得更加多样和全面的学术支撑，进而发现更多细节的经济运行现象和原理。
　　二是探索家庭、私有制乃至国家文明起源与“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从前国家时期的“自然经济”到国家产生之后的“政治经济”，其间过渡阶段的“经济考古”是理解“国家”及“政治”作为上层建筑形态得以产生的原因、动力、条件等相关问题的关键所在，也是理解不同国家文明特质的关键所在。
　　三是探索不同时期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至消费环节的系统性问题。一般考古学研究关注的是由物质资料所表现出来的“考古学文化”，而“经济考古”着眼于这些物质资料或“考古学文化”所呈现的经济学意义。在这方面，何驽先生对崧泽文化商品经济的思考特别引人注目。
　　四是探索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生产行业涉及的资源开发、生产品种、生产方式、生产能力、产品去向、消费人群等问题。如中国有许多陶瓷窑口，其产品会在不同地区出现，许多产品从产地到消费地的整个经济运行过程并不清楚，“经济考古”可以把陶瓷器物学研究上升为陶瓷经济学研究。
　　五是探索物质资料从生产者到流通交易者再到消费者这一过程中所展现的个人、家庭、人群、机构、聚落、区域、阶层或阶级之间的经济关系。过去，考古学者可能不太关心出土的物质资料作为“产品”或“消费品”的经济学及社会学意义，“经济考古”可以弥补这一不足，实现“透物见人”。
　　六是探索不同区域的生产水平、生活方式及消费水平。笔者曾运用考古资料分析过西汉时期的江苏经济；也有不少学者利用考古资料研究过宋元时期茶叶的生产和消费问题；刘兴林先生在汉代区域性农业经济考古方面也有多项成果。
　　七是探索不同的自然环境和资源与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商业流通等的关系，即用经济考古的方式研究人地关系及其变迁。过去，这方面的研究偏重于史前时期，今后应关注历史时期相关资料的获取及研究。
　　八是探索古代中国的国际贸易问题。当今，丝绸之路考古受到高度重视，中国考古学者也在多个国家开展丝路考古发掘和研究，无论是丝绸还是陶瓷、香料、茶叶、硬木、玻璃、铜器等，其实都是当时的国际贸易产品，也都存在着从产品生产到运输再到消费地和消费人群的经济运行过程，运用“经济考古”的理论和方法，能够使丝路考古资料从文化学研究扩展到经济学研究，揭示出更加复杂的跨国贸易机制和影响。
　　当然，我们还可以去讨论“经济考古”涉及的更多领域，包括运用经济学方法和原理去观察考古学材料，从而让考古学从一般认为的“人文学科”发育出更加多樣的社会科学方向，也让考古学为人类今天和未来的科学文化事业做出更多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