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决定新中国前途和命运的三年解放战争中，神州大地驰骋着一支部队。他们以简陋的装备，面对着美国机械化装备的数百万国民党军却战无不胜，攻无不克。这就是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中原野战军，老百姓亲切地称其为刘邓大军。
　　我叫芦凯，原河南郾城县召陵乡大周村人，当年，我就是中原野战军二纵四旅十二团一营的一名战士。如今我已是耄耋之年，但在刘邓大军中的那些日子仍历历在目。
　　抢渡黄河
　　兵家素有“得中原者得天下”的说法。1947年，解放战争由防御转入反攻后，必须迅速越过黄河，争得中原。然而蒋介石把黄河当成了阻碍人民解放军胜利前进的“天险”。国民党除以重兵把守、炮火封锁、飞机轰炸外，还人为扩大黄泛区面积，企图阻止我军抢渡黄河。
　　解放区的广大民众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掀起了支援解放军渡河的热潮。他们组织5万民兵参工参战，训练水手和船工，发动沿河群众修造了120余只木船，可供近万人渡河。
　　刘、邓首长亲临防线，对预定渡河地区的地形、敌情等做了周密调查后，决定于6月30日，首先在鲁西南张科镇到临淄300里地段上突破敌人黄河防线，迅速捕歼黄河防守之敌。
　　6月30日夜12时整，在刘、邓首长的亲自指挥下，渡河部队的大炮以摧枯拉朽之势呼啸射向南岸之敌，黄河对岸顿时成了一片火海。渡河的帆船载着解放军战士向南岸疾驶。国民党守敌拼命挣扎，他们同样用密集的炮火阻挡前进的帆船……
　　就在帆船激流猛进中，一颗重机枪子弹“嗖”地穿透了我所在帆船吃水下位的木板，木船霎时面临下沉的危险。我急忙脱下衣服，冒着雨点般的子弹，使尽全身力气紧按住洞孔。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半个小时，汗水流进我眼里也顾不上擦一下，终于保护着帆船安全驶向对岸。
　　血战羊山集
　　险渡黄河后，迎接我们的是更加艰巨的战斗——羊山集之战。
　　我军在抢渡黄河之后人困马乏、饥饿疲惫、缺少弹药，面临的是国民党十倍兵力的疯狂反扑，羊山守敌横拦了南下的去路。羊山山如其名，就像一只弓腰趴在山头的羊，羊腰是主峰。山虽不太高，但敌人居高临下，并依托着日军遗留下来的大量钢筋水泥工事，易守难攻。打了10多天，我军伤亡惨重。
　　在战地动员会上，二纵陈锡联司令员坚定地说：“现在我们决定先攻羊山，再打羊山集。只要羊山攻下，羊山集的敌人就无法存在。所以说，能不能打下羊山是决定这场战役胜败的关键。”
　　在动员大会现场，我带头把自己在部队这几年的积蓄交给组织作为党费，准备为党献身。这一行动得到全场的热烈响应，大家的“决心书”一沓一沓送到了部队首长手中，官兵激战的情绪非常高昂。
　　半夜时分，几声山摇地动的巨响后，羊山升起了第一股烟柱，几十门大炮、小炮一起向羊山轰来，烟雾升腾，泥土飞溅。紧接着一场激烈的白刃战、肉搏战打响了，战士们个个像猛虎一样冲向敌群。也许是被我们无畏无惧奋勇拼杀的士气所震慑，一番厮杀后，国民党兵败如山倒。战士们很快骑在了羊背上。我军攻占了羊山集，全歼了国民党第66师，师长宋瑞珂和他的部属旅长、团长等统统当了俘虏。
　　大别山遇险
　　在夺得羊山集战役胜利后，我随部队经历20多天的急行军，一路突破国民党前堵后追，越过沙河、涡河、洪河、汝河、淮河等一道又一道障碍，挺进了大别山。
　　大别山雄立于鄂、豫、皖三省交界处，军事上易守难攻，是驾驭长江天险的重要平台。刘邓大军挺进了大别山，等于一把利剑直插蒋介石的心脏。
　　我军进入大别山后，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既要开辟根据地，又要应付和牵制打击敌人。刘、邓首长创造性地运用了毛主席“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的原则应用兵力。但在当时，我军条件相当困难，没有电台，没有电话，部队联系、首长命令，全靠通信员的两条腿跑。我就在大别山上为联络部队、传达首长指示跑腿送信。
　　有一次经历特别惊险：当时我所要找的部队已经转移，为完成任务我极力寻找，途中被敌人侦察兵发现，遭遇围追。面对敌兵的吆喝，我把通知塞进嘴里，随时准备嚼烂，利用树木和弯道遮身，躲开了敌人乱射的子弹，安全回到部队，保全了部队秘密。
　　大别山根据地建立后，蒋介石乱了阵脚，他匆忙在南京召开“大别山作战检讨会议”及湘、鄂、皖、豫、赣、苏六省“绥靖会议”，决定成立“国防部九江指挥所”，由白崇禧任总指挥，妄图以所谓的“总力战”摧毁我大别山革命根据地，与我争夺中原。
　　党中央、毛主席对大别山面临的形势十分重视并做出重要指示，刘、邓首长坚决执行了毛主席的指示，决定将大别山的主力部队一分为二，刘伯承司令员转入外线指挥，邓小平政委带三个纵队坚持大别山内线斗争。
　　为了支持艰苦的外线斗争，我们部队甩掉衣被、背包等轻装，日夜兼程，走出大别山。记得当时从大别山到南阳，一天一夜步行180里路，围歼了正要钳制我华野部队的国民党青年军全部，缴获大批武器弹药等军需物资，支援了大别山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
　　淮海战役舍身保护首长
　　1948年11月6日打响的淮海战役，是继辽沈、平津战役之后第三大关键性战役。蒋介石在这次战役中使出了浑身解数。他5次下令，让当时有少将军衔的化学兵司司长汪逢栗给部队配置化学武器。汪逢栗乘直升机在淮海战区转了一圈，发现当地众多群众投身淮海战役，深感国民党大势已去，民心丧失，而共产党则是人心所向。良知使他猛然惊醒，如果听从蒋介石的命令向人民使用化学武器，将是对人类、对历史的犯罪……于是，他5次拒绝执行蒋介石的指令。后来有报道称《解放军与化武擦肩而过》，讲的就是这个事情。
　　蒋介石又以“舍车保帅”的手法，调集其精锐部队云集淮海。其中对郾城、漯河骚扰最大的国民党整编18军11师就是在开往淮海战场的途中被我军全歼的。
　　当战役进入关键时期，部队首长要坚守在阵地上。面对炮如林、兵如山的激烈战斗，我暗暗下定决心，到了关键时刻，宁肯牺牲自己，也要保护好指挥官的安全。记得那天硝烟弥漫，我陪同第二野战军10军副参谋长赵晓舟在战地工事上巡查，忽闻身边有“嘶”的一声，头顶如巨石坠落，说时迟，那时快，我飞身扑倒在赵副参谋长身上，一颗巨型炸弹“轰”地落下，弹片如落叶在身上飞过，我的手臂被划破。我顾不上鲜血淋漓，急忙去查看赵副参谋长的情况，发现其安全无恙后才稍稍放下心来。
　　事也有巧，我成功护卫的赵晓舟副参谋长正是我的老乡，河南郾城东大街人。他在1955年被授予海军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为海军少将，并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2007年他在病危中还念念不忘郾城老家人民，不忘淮海战役中舍命保护他的警卫员，并留下遗言让我赴京参加他的追悼会。
　　在刘邓大军中的那段日子，我先后立过4次功，成为全团模范党员，这成为我一生难忘的珍贵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