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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既是一个医学世家，也是一个体育世家。
在体育圈，钟爷爷是成功女人背后的男人;
在医学界，李奶奶是成功男人背后的女人
钟南山家既是一个医学世家，也是一个体育世家，钟南山与李少芬的婚姻，是医学与体育的完美结合。人们亲切地称：在体育圈，钟爷爷是成功女人背后的男人;在医学界，李奶奶是成功男人背后的女人。
约会的地方，经常是篮球场
1955年对于钟南山来说，真是双喜临门，刚进了人人羨慕的北京医学院，又“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因机缘巧合认识了李少芬。
当时，钟南山的姨婆住在北京，他常常去看望姨婆。姨婆与一位女友为伴，这位女友有一个侄女，就是李少芬，她也是广东人，与钟南山同龄，1953年被国家体育队录取为篮球运动员。更凑巧的是，李少芬也常去看望她的姑婆。
一个是看望姨婆，一个是看望姑婆，钟南山和李少芬两个年轻人，他乡遇知己，有共同爱好，情投意合，很快走到了一起。
由于李少芬在国家队总是集中训练和出国比赛，他们相聚的机会非常难得。刚进国家队的李少芬，和队友们一起响应周恩来总理和时任国家体委主任贺龙的号召，要通过中国人在体育赛场上的表现，洗刷“东亚病夫”的耻辱。于是，两个年轻人约会的地方，经常是篮球场。
1963年12月31日，载誉而归的李少芬捧回了在国际赛场夺冠的奖杯，翘首以待的钟南山终于迎娶了自己的新娘。他们的小家是体委安排的一间不足十平方米的小屋，放上一张床以及简单的家居用品后，已经是满满当当。婚礼非常简朴：没有婚纱和礼服，新人给前来参加婚礼的客人每人剥一块喜糖。婚后，李少芬又在国家队打了三年篮球，直到离开，她一共在国家队拼搏了13个年头。
1966年，本来可以留在国家队当教练的李少芬执意回到广东，照料养母和公婆。此后，她又在省队打球，到1973年37岁时才彻底退役。退役后的李少芬曾任广东女篮教练、省体工大队副大队长、省体育运动技术学院副院长以及中国篮协副主席、广东省篮协副主席。至今，年逾八十的她，仍然在为体育事业作贡献，担任着广州市篮协的顾问。
钟家的“后勤部长”
在钟家，李少芬是一个优秀的“后勤部长”。因为钟南山常常是接到一个电话就要出差，只要接到通知，李少芬就得去张罗票、收拾衣物、装箱，保证他在最短的时间出发。由于钟南山常常接触病人，来找李少芬的朋友少了，本来每周五到二沙头训练基地打篮球的习惯也只得改了。
2003年非典期间，有人曾问李少芬：“钟院长一直在抗击非典前线，老是接触病人，你就不怕被传染吗？”她笑了，说：“怕也没用，总得工作呀。要想不被传染，就要搞好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多洗手、注意消毒。此外，就是锻炼身体。”她说，钟南山带着大家抗非典，她在家是他的“营养师”“贴身秘书”，跟着他一起抗非典。
只要在广州，钟南山晚上就会争取回家。李少芬是新中国成立以后被周恩来和贺龙送去苏联学习的第一批运动员之一，退役后转体育科研，主攻运动康复和运动训练科目，是副研究员，所以在家庭中，她把所有能用的知识都用上了。
钟南山看病的习惯，让李少芬也形成了一个习惯。每次要出门诊的那天下午，钟南山的研究生和助手护士们都要饿着肚子工作七八个小时，相当于一天的工作量。等到这一天的晚上9时，李少芬总会提着保温瓶，亲自来给钟南山送饭。当钟南山送走最后一位病人，李少芬赶紧将晚饭送到钟南山面前，她担心钟南山一会儿又忙起别的事情而忘记吃晚饭。
如今，钟家堪称广东乃至全国知名的医学与体育的双重世家。钟南山与李少芬的儿子钟惟德是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泌尿科医生，还是医院篮球队的主力;他们的女儿钟惟月在20世纪90年代是优秀的国家游泳运动员，曾获得过世界短池游泳锦标赛100米蝶泳冠军，在1994年还打破了短池蝶泳世界纪录。
钟惟月说：“我记得那时候，中国的孩子都心系读书，我的父母却鼓励我成为游泳健将。我非常敬重我爸爸，从他身上我学习到如何做人。他为人非常好，他像待家人一样待他的病人。有时候甚至更好。”
钟惟德：病人为什么不信任医生
很少有人知道，在抗击非典时期，钟惟德也是一名前线医生。2005年，他被评为“广州市十佳青年”。一年后，他以“前列腺癌基因诊断芯片”获得了“2006年广州市青年科技创新奖”，这块“基本版”基因芯片将前列腺癌基因检测费由数千元拉低到两三百元。钟惟德力争为患者减负的道路，要从1998年说起。
1998年，钟惟德到花都炭步镇下乡锻炼，他发现，自己开了处方，很多村民却没拿药。是他们不信任自己的医术？还是自己开的方子有问题？钟惟德一问才知道真正的原因：“买不起！”当地农民卖一筐豆角才5毛钱，而处方里一种药就要几十元，按处方拿药，一个月至少要花费上百元。
“人们需要能够解决问题且较便宜的药。”钟惟德心里一动：能不能从事药物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寻找能解决问题且价格较低的治疗方法？从那时起，为病人解决病痛、减轻医疗负担，将所研究的成果应用于临床，成了钟惟德研究的动力和方向。
钟惟德将有关研究成果应用于贫困地区前列腺增生治疗，在有效改善病情同时将治疗费用由每周100元降到了10元。花都一个73岁的孤寡老人曾病到无法排尿，只能插导尿管。如按照常规治疗，医疗费每周要100元左右，老人负担不起。钟惟德给他使用便宜又有效果的药，每周花不到10元钱。这样的例子太多太多，钟惟德说，医生对病人用药不仅仅要“对症下药”，还要“因人用药”，照顾病人的经济承受能力，让大量低价被忽视的老药重新被利用起来。
除了最基本的检查治疗，钟惟德给自己定下了更高的目标。他打起了“基因诊断芯片”的主意。作为第一负责人，钟惟德开始与中山大学生命医学院开展“前列腺癌基因诊断芯片”研制。研制成功后，把前列腺癌基因诊断价格由数千元降低至两三百元，大大减轻了病人的负担。
减负，不仅仅是经济概念，钟惟德说，对于病人，心理上也需要减负。“病人不信任医生，也给病人本身增加了经济负担。”钟惟德说，一些病人因为不信任医生的诊断，“这家医院看完，又去别的医院问一下，有的甚至找上三四家，这样下来，病情耽误了，费用也翻几番”。而病人为什么不信任医生？除了一些病人自身的问题外，医生也有一定“责任”。钟惟德认为，要给病人心理减负，首先医生要摆正自己的位置，让病人能够产生信任，“医生和病人是同盟者，并肩携手，共同对付疾病”，当站在同一阵线上，医生就会设身处地为病人考虑，病人感受到医生的这种态度，也会产生信任。
作为名人的儿子，钟惟德似乎永远也摆脱不了“钟南山之子”的印记。他却不介意，只是默默地做着自己想做的事。他说：“我跟父亲有不同的贡献。我努力做好自己，这些努力大家看得见。”
钟惟德的默默努力变成了一项项科研成果、一张张获奖证书。他半开玩笑地说，名人父亲是“先天”资源，父亲给了他很多帮助，“就拿我对药物经济学的研究来说，父亲一直很关心，跟我说不要急，药物安全最重要，研究不能随便下结论”。就连踏入医生这一行，也是父亲的指引。上中学时钟惟德喜欢文学，可当医生的父亲要求他学医，“那个年代，都是父母说了算，这是理所当然，所以也没什么逆反心理，后来发现也挺喜欢”，更重要的是父亲是他学习的榜样，让他严谨做人，严谨治学，不敢懈怠。
（责编/陈小婷 责校/兰嘉娜 来源/《勇敢战士：钟南山传奇》，魏东海著，经济日报出版社2003年6月第1版;《钟南山和他的体育之家》，彭则鹏/文，《中国体育报》2003年6月16日;《钟南山之子钟惟德：研制高科技产品为患者减负》，王雷/文，《羊城晚报》2017年8月31日）
在体育圈，钟爷爷是成功女人背后的男人;
在医学界，李奶奶是成功男人背后的女人
钟南山家既是一个医学世家，也是一个体育世家，钟南山与李少芬的婚姻，是医学与体育的完美结合。人们亲切地称：在体育圈，钟爷爷是成功女人背后的男人;在医学界，李奶奶是成功男人背后的女人。
约会的地方，经常是篮球场
1955年对于钟南山来说，真是双喜临门，刚进了人人羨慕的北京医学院，又“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因机缘巧合认识了李少芬。
当时，钟南山的姨婆住在北京，他常常去看望姨婆。姨婆与一位女友为伴，这位女友有一个侄女，就是李少芬，她也是广东人，与钟南山同龄，1953年被国家体育队录取为篮球运动员。更凑巧的是，李少芬也常去看望她的姑婆。
一个是看望姨婆，一个是看望姑婆，钟南山和李少芬两个年轻人，他乡遇知己，有共同爱好，情投意合，很快走到了一起。
由于李少芬在国家队总是集中训练和出国比赛，他们相聚的机会非常难得。刚进国家队的李少芬，和队友们一起响应周恩来总理和时任国家体委主任贺龙的号召，要通过中国人在体育赛场上的表现，洗刷“东亚病夫”的耻辱。于是，两个年轻人约会的地方，经常是篮球场。
1963年12月31日，载誉而归的李少芬捧回了在国际赛场夺冠的奖杯，翘首以待的钟南山终于迎娶了自己的新娘。他们的小家是体委安排的一间不足十平方米的小屋，放上一张床以及简单的家居用品后，已经是满满当当。婚礼非常简朴：没有婚纱和礼服，新人给前来参加婚礼的客人每人剥一块喜糖。婚后，李少芬又在国家队打了三年篮球，直到离开，她一共在国家队拼搏了13个年头。
1966年，本来可以留在国家队当教练的李少芬执意回到广东，照料养母和公婆。此后，她又在省队打球，到1973年37岁时才彻底退役。退役后的李少芬曾任广东女篮教练、省体工大队副大队长、省体育运动技术学院副院长以及中国篮协副主席、广东省篮协副主席。至今，年逾八十的她，仍然在为体育事业作贡献，担任着广州市篮协的顾问。
钟家的“后勤部长”
在钟家，李少芬是一个优秀的“后勤部长”。因为钟南山常常是接到一个电话就要出差，只要接到通知，李少芬就得去张罗票、收拾衣物、装箱，保证他在最短的时间出发。由于钟南山常常接触病人，来找李少芬的朋友少了，本来每周五到二沙头训练基地打篮球的习惯也只得改了。
2003年非典期间，有人曾问李少芬：“钟院长一直在抗击非典前线，老是接触病人，你就不怕被传染吗？”她笑了，说：“怕也没用，总得工作呀。要想不被传染，就要搞好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多洗手、注意消毒。此外，就是锻炼身体。”她说，钟南山带着大家抗非典，她在家是他的“营养师”“贴身秘书”，跟着他一起抗非典。
只要在广州，钟南山晚上就会争取回家。李少芬是新中国成立以后被周恩来和贺龙送去苏联学习的第一批运动员之一，退役后转体育科研，主攻运动康复和运动训练科目，是副研究员，所以在家庭中，她把所有能用的知识都用上了。
钟南山看病的习惯，让李少芬也形成了一个习惯。每次要出门诊的那天下午，钟南山的研究生和助手护士们都要饿着肚子工作七八个小时，相当于一天的工作量。等到这一天的晚上9时，李少芬总会提着保温瓶，亲自来给钟南山送饭。当钟南山送走最后一位病人，李少芬赶紧将晚饭送到钟南山面前，她担心钟南山一会儿又忙起别的事情而忘记吃晚饭。
如今，钟家堪称广东乃至全国知名的医学与体育的双重世家。钟南山与李少芬的儿子钟惟德是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泌尿科医生，还是医院篮球队的主力;他们的女儿钟惟月在20世纪90年代是优秀的国家游泳运动员，曾获得过世界短池游泳锦标赛100米蝶泳冠军，在1994年还打破了短池蝶泳世界纪录。
钟惟月说：“我记得那时候，中国的孩子都心系读书，我的父母却鼓励我成为游泳健将。我非常敬重我爸爸，从他身上我学习到如何做人。他为人非常好，他像待家人一样待他的病人。有时候甚至更好。”
钟惟德：病人为什么不信任医生
很少有人知道，在抗击非典时期，钟惟德也是一名前线医生。2005年，他被评为“广州市十佳青年”。一年后，他以“前列腺癌基因诊断芯片”获得了“2006年广州市青年科技创新奖”，这块“基本版”基因芯片将前列腺癌基因检测费由数千元拉低到两三百元。钟惟德力争为患者减负的道路，要从1998年说起。
1998年，钟惟德到花都炭步镇下乡锻炼，他发现，自己开了处方，很多村民却没拿药。是他们不信任自己的医术？还是自己开的方子有问题？钟惟德一问才知道真正的原因：“买不起！”当地农民卖一筐豆角才5毛钱，而处方里一种药就要几十元，按处方拿药，一个月至少要花费上百元。
“人们需要能够解决问题且较便宜的药。”钟惟德心里一动：能不能从事药物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寻找能解决问题且价格较低的治疗方法？从那时起，为病人解决病痛、减轻医疗负担，将所研究的成果应用于临床，成了钟惟德研究的动力和方向。
钟惟德将有关研究成果应用于贫困地区前列腺增生治疗，在有效改善病情同时将治疗费用由每周100元降到了10元。花都一个73岁的孤寡老人曾病到无法排尿，只能插导尿管。如按照常规治疗，医疗费每周要100元左右，老人负担不起。钟惟德给他使用便宜又有效果的药，每周花不到10元钱。这样的例子太多太多，钟惟德说，医生对病人用药不仅仅要“对症下药”，还要“因人用药”，照顾病人的经济承受能力，让大量低价被忽视的老药重新被利用起来。
除了最基本的检查治疗，钟惟德给自己定下了更高的目标。他打起了“基因诊断芯片”的主意。作为第一负责人，钟惟德开始与中山大学生命医学院开展“前列腺癌基因诊断芯片”研制。研制成功后，把前列腺癌基因诊断价格由数千元降低至两三百元，大大减轻了病人的负担。
减负，不仅仅是经济概念，钟惟德说，对于病人，心理上也需要减负。“病人不信任医生，也给病人本身增加了经济负担。”钟惟德说，一些病人因为不信任医生的诊断，“这家医院看完，又去别的医院问一下，有的甚至找上三四家，这样下来，病情耽误了，费用也翻几番”。而病人为什么不信任医生？除了一些病人自身的问题外，医生也有一定“责任”。钟惟德认为，要给病人心理减负，首先医生要摆正自己的位置，让病人能够产生信任，“医生和病人是同盟者，并肩携手，共同对付疾病”，当站在同一阵线上，医生就会设身处地为病人考虑，病人感受到医生的这种态度，也会产生信任。
作为名人的儿子，钟惟德似乎永远也摆脱不了“钟南山之子”的印记。他却不介意，只是默默地做着自己想做的事。他说：“我跟父亲有不同的贡献。我努力做好自己，这些努力大家看得见。”
钟惟德的默默努力变成了一项项科研成果、一张张获奖证书。他半开玩笑地说，名人父亲是“先天”资源，父亲给了他很多帮助，“就拿我对药物经济学的研究来说，父亲一直很关心，跟我说不要急，药物安全最重要，研究不能随便下结论”。就连踏入医生这一行，也是父亲的指引。上中学时钟惟德喜欢文学，可当医生的父亲要求他学医，“那个年代，都是父母说了算，这是理所当然，所以也没什么逆反心理，后来发现也挺喜欢”，更重要的是父亲是他学习的榜样，让他严谨做人，严谨治学，不敢懈怠。
（责编/陈小婷 责校/兰嘉娜 来源/《勇敢战士：钟南山传奇》，魏东海著，经济日报出版社2003年6月第1版;《钟南山和他的体育之家》，彭则鹏/文，《中国体育报》2003年6月16日;《钟南山之子钟惟德：研制高科技产品为患者减负》，王雷/文，《羊城晚报》2017年8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