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是独一无二的，这句话从旅游者嘴里说出来是猎奇，而从医学史家嘴里说出来，凸显的则是历史叙事的国别视角，这是一个危险的命题，全球化语境下，科学技术的齐一化是不争的事实，医学史的观察与写作也不能例外，如果一定要囿于自己国家的那点史实与史料，只能是狭隘的管状视野，会被人讥讽为井蛙之见。不过，医学史的学术性格与叙事风格似乎又难免不带有一定的国别差异，尤其是在巴黎。扯开一点，法国新潮流电影的艺术风范就有别于美国的好莱坞电影，甚至还隐约有那么一些对着干的味道，譬如好莱坞的女星喜好展示“三围”（高胸，细腰，翘臀），外加荷尔蒙水平的高涨，而巴黎女郎却刻意表达眉宇间的“三相”（优美，优雅，忧郁）。一面是风情万种，一面是仪态万方，混搭起来则是气象万千，让观众大饱眼福。同样，医学史有通史、思想史、国别史、断代史、专科史之别，如今冒出一部混搭的历史读本《西医的故事》，它是有国别思考范式的通史，也是有艺术气质、思想性格的通俗史，让人耳目一新。
　　巴黎人做事就是不同凡响，医学史的著述邀请了一位艺术史学者伊万·布洛哈尔（行文中可见其具有丰富的医学史阅读和思考）来参与，更大胆的是全书的“导言”也让他来捉笔，于是，他的第一视点聚焦于巴黎第五大学医学院青铜大门上的艺术徽章，这实际上是一组医学史的浮雕，一共有四十五块，这些艺术品不仅再现了医学史上的诸多经典场景，如古代医神的风范，赫罗菲勒第一次解剖，第一位女医生阿尼奥西德，以及药物治疗，伤口包扎，外科接骨，音乐抚慰，悉心呵护等等，既蕴含着历史的沧桑感，又富有艺术的感染力。这扇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医学院大门筹划于上世纪二十年代，设计团队由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院长保罗·朗多夫斯基领衔，囊括了当时最优秀的十四位雕塑大师，他们都是一九○二至一九三三年间各种雕塑大奖的得主，朗多夫斯基亲自设计了大门，有着浓烈的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风格，让人联想到佛罗伦萨的圣洗堂。这座门廊始建于三十年代，其间跨越了“二战”，直到一九五三年方才落成，启用仪式由时任法国总统樊尚·奥里奥尔主持并剪彩。
　　巴黎人在一个医学院的门廊建设上花的艺术功夫似乎有些用力过猛，伊万·布洛哈尔连忙解释，除了美学价值之外，这些徽章还告诉我们当时的艺术家是怎样看待医学的，他们用艺术的手法来展现医学的价值演进，如医学是如何诞生的，古希腊医学的地位，医学是如何走出巫术泥沼的……这一切都不是为了彰显艺术与医学的关系，而是通过医学与艺术的精神拥抱揭示生命的真谛，人类与疾痛和死亡周旋的智慧，读懂历史上一代代医者的激情与雄心，古老医学的信念不仅是寻找疗治与预防之策，而是为了人类的尊严，这些都将成为当代医学价值重审的基石与支点。
　　要读懂这扇门，还要瞩目巴黎第五大学医学院自身的医史渊源，它的前身是一八○八年成立的巴黎医学院，再往前追溯则是一七九四年皇家外科学会附属的保健学校。现在的学校就坐落在皇家外科学会的旧址上，因此，在这所学校的校园里飘荡着历史巨人的幽灵。科学的探索精神，哲学的思辨传统，艺术的想象飞扬，如果说人是从动物到上帝之间的演化，那么医学就是从神话到科学，再到人学的历史演进历程。
　　法国医学的第一块基石是希波克拉底的箴言式伦理教化，敬畏、崇实、严谨，而非虚幻，“首要之务是不伤害，其次才是治疗”。在蒙昧时代里，医学的光芒不足以驱散阴霾，尤其是传染病和感染性疾病，欧洲中世纪的黑死病，今天说起来还不寒而栗，即使到了十九世纪，细菌学家巴斯德也无法挽回自己孩子的夭亡（巴斯德有五个孩子，三个幼年夭折），或许这也是他发疯地探究细菌繁衍奥秘的动因，随后，伦琴的接种（种痘）技术免除了许多天花病人的死刑，多马克从染料中发现百浪多息的抗菌效应，并用于自己女儿的链球菌感染的救治，使之转危为安，以及弗莱明发现了青霉素，这一切铸就了人类征服传染病的第一波胜利。
　　在世界迈向现代医学的进程中，毕夏的病理解剖学是法国人最值得夸耀的里程碑，福柯在《临床医学的诞生》一书中为毕夏留下浓墨重彩，声称是他刷新了医学的认知格局，影响力甚至还在魏尔啸之上。由于许多疾病都可以在形态学层面找到特定的病灶和标记，使得医生诊察疾病的基本句式发生了颠覆性的改进，从“怎么不舒服？”到“哪里不舒服？”死因从一般的衰竭到重要器官功能的终结。同样，剃头师傅巴雷发明血管结扎术使得战地外科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开辟了外科学的学术建制，成立了皇家外科学会。文艺复兴之后，实验医学鹊起之时，两本最有影响的观念突进的著作都出自法国学者之手，一本是拉美特里的《人是机器》，他的名句是：“人的身体是一架机器，这架机器自己上发条，是典型的永动机。”另一本则是贝尔纳的《实验医学研究导论》，奠定了实验医学研究的路线图。尽管后来学界批评他们的机械论偏颇和生物决定论迷失，但当时可谓是石破天惊的理论创新。如今，“机器是人”的逆命题被作为人机交互理论的源头，智能机器人参与疗救以及人机混合生命的伦理辩护起点，足见当时法国思想界睿识卓见的穿透力。这一衣钵似乎还在沿袭，这本才二百页的医学史著述里，三分之一的篇幅给了“人的内心：精神世界”，在他看来，医学史叙事中大部分的知识都是平凡的，唯有肉体与灵魂的深刻统一才是令人震惊的。
　　该书的第一作者是阿克塞尔·凯恩，这位著名的遗传学家、法国国家健康和医学研究院院长、第五大学医学院院长只在前言和结语中才露面，但思想的睿智却不同凡响，他在结语中特别强调：人最具特色的精神表现有三：象征性的思想（思辨），对美学情绪的感知（共情），创造美和推理（创意）的能力。医学的历史证明，应当把思想作为思想来研究，而不仅仅是通过使思想得以表现的细胞、网络和结构。现代神经生物学家受控于“拉普拉斯魔咒”，他们深信，有一个魔头是无所不知的，过去的和现在的所有现象，都在魔头的知识掌控之下，这个魔头或许就是基因决定论，因为，那些“暴力基因”、“男性不忠基因”、“母爱基因”的发现无异于骨相学的科学包装，医学技术和思想历史的盛会证明，各种不同的心理活动形式之间具有深刻的独立性。乍一想，凯恩的话会让人们觉得有些焦急，是否太唐突了，其实，好的医学史就应该这样，有几分苦丁茶的味道，而非只是冰糖水的甜腻。
　　（《西医的故事》，阿克塞尔·凯恩、帕特里克·贝什、让·克洛德·阿梅森、伊万·布洛哈尔著，闫素伟译，商务印书馆二○一五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