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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引导宗教向伦理化、人文化的方向发展，是宗教治理的重要任务之一，也符合中国、世界宗教发展的大方向。中国古代宗教经过周公、孔子的改革发展，逐渐变成了伦理化、人文化的宗教。西方的基督教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也逐渐变成了具有伦理性、人文性的宗教。通过宗教治理使其向伦理化、人文化的方向发展，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也符合世界各地的社会现实，是一个值得提倡的重要方法。
关键词：宗教;治理;人文化;伦理化;儒教;公民宗教
中图分类号：B91 文獻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729（2021）04-0089-08
收稿日期： 2021-04-21
作者简介： 张践，中国人民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教授，国家宗教局特聘专家，国家儒学联合会副会长、普及委员会主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客座教授，尼山圣源书院院长，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宗教史和中国哲学史。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指出：“宗教问题始终是我们党治国理政必须处理好的重大问题，宗教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特殊重要性。”[1]党中央为宗教工作制定了基本方针，坚持“导”之有方、“导”之有力、“导”之有效。本文仅指出一点：即引导宗教向伦理化、人文化的方向发展，是宗教治理的重要任务之一，通过宗教治理使其伦理化、人文化，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也是古今中外各国宗教治理的大趋势，论证如下：
一、中国宗教伦理化、
人文化的历史进程
宗教是人类发展史上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对于社会的进步，宗教具有两重性。一般而言，宗教中伦理性、人文性内容是宗教中的积极因素，而神秘性、非理性的因素则是宗教中的消极因素。通观世界宗教发展的历史，总的方向是前者不断增加，后者不断减少的过程，中国表现得尤为超前、突出。
民国时期著名的历史学家、思想家王国维曾经指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2]（P42）政治与文化是一个政权得以存在的思想文化因素，其中既包括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也包括被统治阶级对政治权力的认知、情感、态度。从近代出土的商朝甲骨卜辞可以看出，商王朝是一个宗教信仰极其发达、虔诚的国家，甚至可以说达到了狂热的程度。[3]（P561-562）因而孔子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礼记·表记》）[4]（P724）公元前1046年武王伐纣，以周代殷，周公对商朝宗教文化进行了全面的改革，突出的一点就是在传统宗教中注入了大量的伦理因素，使古代宗教向理性化的方向发展了。商朝人相信，只有殷王的先考先妣死后才能够陪侍“帝廷”，永远都在上帝的身边，因此只要地上的殷王用丰厚的祭品供奉自己的祖先，上帝就可以永远保佑殷朝的江山永固。以至到了王朝末世岌岌可危的时候，商纣王还狂妄地说：“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尚书·西伯戡黎》）[5]（P260）在殷朝的政治文化中，上帝永远是殷人的保护神，不管他们如何胡作非为。但是以周代殷的历史事实告诉人们“天命”是会发生转移的，“惟命不于常”（《尚书·康诰》）。[5]（P372）那么天命是如何转移的呢？周公在《尚书·召诰》中作了回答：“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5]（P399）从夏到商，从商到周，天命的转移有规律可循，这个规律就叫作“以德配天”。那么周王朝的新君应当如何永保自己的江山，周公提出一个要求，就是“敬德保民”。具体而言，首先，帝王必须“敬德”，即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所以周公告诫康叔说：“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废在王命。”（《尚书·康诰》）[5]（P361）其次，帝王必须将“敬德”落实到“保民”上，“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尚书·康诰》）[5]（P364）“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尚书·无逸》）[5]（P432）最后，有德的帝王要“无逸”“勤政”“继自今嗣王，则其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以万民惟正之供”。（《尚书·无逸》）[5]（P435）可以说周公继承了殷人的宗教，在相信上帝、天命的大前提下，为古代宗教添加了伦理性的内容，使殷商非理性的宗教开始变成一种伦理宗教。
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进入了自己的轴心时代，由于有周公宗教伦理化改革在先，中国轴心时代的先哲们进一步对古代宗教进行了人文化的改造，既保留了古代宗教的形式，又为其注入了人间性的内容。与古希腊轴心时代“断裂性发展”不同，中国的轴心时代更多地表现出“述而不作”的继承性发展。正如台湾新儒家学者徐复观先生所说：“春秋时代以礼为中心的人文精神的发展，并非将宗教完全取消，而系将宗教也加以人文化，使其成为人文化的宗教。”[6]（P44）孔子本人对彼岸世界的存在持一种存疑态度，“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7]（P72）认为“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7]（P113）但是对于社会上流行的具有宗教信仰性质的礼乐活动，孔子则主张严格按照周礼举行。《论语》记载：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论语·八佾》）[7]（P29）那么如何解释礼乐背后的神灵呢？孔子认为：“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论语·八佾》）[7]（P27）这是一种典型的主观化宗教观，把宗教现象完全解释成人的主观认识。神灵的存在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人对神灵的认知和感受。近年出土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鲁邦有大旱》记载，鲁国遇到了大旱，鲁君向孔子请教，孔子说：“邦大旱，毋乃失诸刑与德乎？”从儒家天人感应的天道观看，自然界的灾害都是执政者政治措施失当的结果，或刑罚太重，或德教缺乏。但谈到应当如何处理以便赢得上天的宽恕时，孔子认为由于“庶民知说之事鬼也，不知刑与德”，即百姓们虔信鬼神宗教而不知“刑与德”对国家的重要性，因此需要“毋爱圭璧币帛于山川”之礼而“不知刑与德”，[8]（P46-47）即孔子主张不要吝惜玉帛来祭祀天地鬼神，又要明白天人感应背后“刑与德”的关系。儒家这样对待宗教的态度，既不否定古代宗教的权威性和教化价值，又对其进行了人文化的解释，使其走上了服务于人类社会需要的人本主义道路。战国时期大儒荀子说得更为透彻：“天旱而雩，卜筮然后决大事，非以为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以为文则吉，以为神则凶也。”（《荀子·天论》）[9]（P316）经过历代儒生的反复改造，夏商周三代的古代国家，宗教成为先秦之后的以天地祭祀、祖先祭祀、社稷祭祀为核心的一套国家礼仪系统，当代著名学者牟钟鉴先生将其称为“宗法性传统宗教”。[10]（P16）这种以“敬天法祖”为核心价值的国家宗教，没有商代那种非理性的宗教狂热，只有“神道设教”的伦理教化功能，成为中国主体民族——汉族的正统宗教。 在中国高度伦理化、人文化的社会氛围中，外来宗教的中国化就是宗教理论伦理化、人文化的过程。以在中国影响最大的佛教和基督教为例，吴月支国居士支谦译《佛说阿弥陀经》卷下说：“佛言：‘我皆哀若曹及诸天、帝王、人民，皆教令作诸善，不为众恶，随其所能辄授与道，教戒开导悉奉行之。即君率化为善，教令臣下，父教其子，兄教其弟，夫教其妇。家室内外、亲属朋友，转相教语，作善为道。”[11]（P580-581）虽然佛教教化民众的方法与儒家有异，但是他们所要达到的目的是完全一样的，即在教化的过程中，也是君教臣、父教子、兄教弟、夫教妇，与“三纲”规定的主从顺序完全相符。宋代高僧契嵩在《辅教编》中指出：“夫不杀，仁也;不盗，义也;不邪淫，礼也;不饮酒，智也;不妄言，信也。”[12]（P182）佛教就成为用“方外”的语言宣讲“三纲五常”的有效手段，因此被认为是“阴翊王度”。（柳宗元：《曹溪第六祖赐谥大鉴禅师碑并序》）[13]（P151）
明朝末年，基督教第三次传入中国，并真正进入了汉族社会，其中意大利神父利玛窦采取的伦理化、人文化策略功不可没。基督教的神学信仰与中国古代的自然神论、泛神论和理性主义的文化环境有很大差异，如何让中国人接受上帝的信仰，这是在中国传播福音的第一步。因此利玛窦到了中国之后没有马上着手翻译《圣经》，而是根据他对中国文化的了解，选择了部分中国人或许可以接受的基督教原理写成了《天主实义》。他略去了上帝创造世界、耶稣死后复活等中国人的理性思维无法理解的神秘主义内容，而是突出宣扬基督教中符合中国三纲五常观念的伦理内容。他在《天主实义引》中开明宗义指出：“平治庸理，惟竟于一，故贤圣劝臣以忠。忠也者，无二之谓也。五伦甲乎君，君臣为三纲之首，夫正义之士此明此行。”[14]（P75）在古代中国，君就是国家的代表，整个政权都是围绕着君主的统治建立的，因此外来宗教的中国化，首先要对“忠君”问题表明态度。中国的君主集权制度是建立在宗法等级社会基础上的，君权的合法性来自父权的放大，所谓“移孝作忠”是也。所以中国都把君主叫作“君父”，把父亲称为“家君”。基于对中国文化的深刻了解，利玛窦在《天主实义》中大讲孝道，他说：“吾今为子定孝之说。欲定孝之说，先定父子之说。凡人在宇内有三父：一谓天主，二谓国君，三谓家君也。逆三父之旨者，为不孝子矣。”[14]（P213）这种“三父”说是完全符合中国儒家文化的。
当代中国宗教，继续沿着这条伦理化、人文化的道路前行。近代佛教大师太虚首倡“人间佛教”说，得到了绝大多数佛教领袖的支持。佛教关注现实的人生而不是彼岸世界，成为佛教人文化的基本方向。道教参照佛教的观念提出了“生活道教”，也意在用道教理论为现实生活服务。近代道教大师陈撄宁先生提出“道教养生学”，指明了道教入世主义的发展方向。近代基督教领袖提倡进行宗教中国化、现代化的神学建设，吴耀宗的“实践神学”、赵紫宸的“伦理神学”、丁光训的“博爱神学”、陈泽民的“和好神学”等，都明显表现出引导宗教向伦理化、人文化的方向发展的态势。
二、西方基督教伦理化、
人文化的历史趋势
基督教诞生在东西方文化交汇的罗马帝国，是古希腊、罗马文明与古希伯来文明融合的产物。经过“巴比伦之囚”的苦难，犹太先知们将犹太经典集结成书，古希腊、罗马的贤哲将人类理性发展到了空前的高度。在这两种优势文化的基础上产生的基督教，本身是包含丰富的伦理和人文内容的。此后在欧洲封建制度成型的中世纪，基督教成为各个封建国家的“国教”，罗马教廷与欧洲各国的封建君主相互利用又相互争夺，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最大桎梏。为了给各国君主和罗马教皇的封建统治制造合法性，欺骗广大民众安心忍受残酷的封建压迫，中世纪的宗教理论家制造了种种脱离现实生活的、非理性的禁欲主义理论。他们说人们只有忍受现实生活的苦难，压抑自己的各种生理本能，惩罚和折磨自己的肉体才能获得精神的超越，得到上帝的宽恕，才能在死后追随上帝上天堂。广大善良的民众因此虔诚地信仰基督教，至少把自己收入的十分之一供奉给教会。但是在几百年的发展中，教廷与教会的特殊身份与地位，使他们成为社会上的一个特殊利益集团。基督教教义提倡清修苦行，通过积德行善求得上帝救赎，但是教皇和高级教士则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教会的丑行四处流传，极大地败坏了基督教的声誉。基督教内部原有的伦理道德因素，在出世主义的虚幻引导下，反而变成了对人的现实生活的压抑和迫害。这样就使得基督教成为一种脱离人的现实需求，压抑人类理性思维创造力，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枷锁。
中世纪后期出现的人文主义思潮，首先表现为文学、艺术上古希腊、罗马的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的代表人物有：但丁、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基罗、托马斯·莫尔、莎士比亚等。他们都不是无神论者，也不反对罗马天主教，但是他们以恢复古希腊、罗马时代文学艺术对人的理解为形式，给宗教的内容赋予了人文主义的理解。如英国学者布洛克在《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一书中对人文主义定义道，“……人文主义的模式，集焦点于人，以人的经验作为人对自己、对上帝、对自然了解的出发点”。[15]（P12）文艺复兴时期的很多文学艺术作品都是以宗教为题材的，甚至直接出现在教堂中，但是由于他们是用人的视角看神仙的世界，所以给予人们的思想成果不是把人的精神引向离世的彼岸世界，而是在赞美人、歌颂人、为人服务。正因为文艺复兴不是反对宗教，而是对传统基督教进行人文主义的解释，因此欧洲各国的贵族、罗马教廷的教皇不仅不反对文艺复兴，反而给予了大量的支持，如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教皇亚历山大三世和尤利乌斯二世等。如中国学者所描述：“……学者受到了教皇的追捧，邀请其到罗马参与古希腊、罗马作品的翻译，并给予可观的酬劳，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文艺复兴的繁荣。……文艺复兴期间，无数的教堂被修建、重建，并加以艺术的装饰，所以人文主义艺术的主要赞助者仍是教堂，艺术的主要目的是通过雕刻、绘画的形式把基督教故事宣传给不识字的人民，或装饰上帝的房屋、圣母和圣婴、以及受难被钉在十字架的基督，先知、使徒、圣父和圣徒。”[16]（P45）然而在文艺复兴时期宗教题材的绘画作品中，不再是清瘦枯干的宗教圣徒，而是健硕丰满的神灵，歌颂了人的欲望与激情。更有一些文学家直接用犀利的文字，激烈抨击了中世纪基督教的禁欲主义伦理。薄伽丘在《十日谈》中批判了一切违背人性和阻碍人类幸福生活的言行。伊拉斯谟在《愚人颂》中无情地嘲笑禁欲主义，歌颂人们顺着自然規律争取幸福生活，其中所包含的人的利益、人的权利思想，直接影响了后来的宗教改革、启蒙运动。 作为欧洲中世纪与近代转折点的宗教改革运动，则对中世纪基督教脱离现实生活的神本主义作了一个根本的转向，使基督教实现了伦理化、人文化的彻底改革。发生于1517年的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直接起因是由于罗马天主教廷用发行“赎罪券”来聚敛钱财，满足教廷的奢侈生活需要。为了否定教廷在中世纪建立的“上帝代言人”的虚幻形象，路德提出了宗教改革的核心观念“因信称义”。因信称义的出处是《新约圣经》中保罗的一段话，“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罗马书》1：17）[17]（P266）故教徒是否可以得到上帝的救赎，关键不在于是否买了教廷发行的赎罪券，而是在于他对上帝及其所传播的福音的虔诚信仰。人可以直接面对上帝，不需要任何中间人或组织，因此极大地降低了罗马教廷及教会组织的权威。针对人们对宗教的理解存在的差异，路德提出“唯有圣经”，《圣经》是上帝留下的唯一启示，人们可以通过理性地去解读圣经，求得真理。路德实际上把人的理性提高到真理最高标准的位置，把人放到了世界的中心，替代了原来上帝作为宇宙中心的地位。路德本人是一个神職人员，他的思想在某些方面甚至可以说具有保守主义的色彩，是个虔诚的信徒。但是他的宗教改革理论如同哥白尼的天文学，用人本主义替代了神本主义，把人放到了宗教的中心，实现了基督教的人文化转型。
受宗教改革的影响，无论是宗教改革中诞生的新教，还是不断反省变革的天主教，都逐渐变成了人文主义的伦理宗教。如基督教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认为，人唯一的目标就是模仿基督追求美德，而社会美德在他看来就是和平，政府的目标是保持良好的秩序与和平，反对陷入战争。艾克哈特则认为：“上帝就在每一个人的心灵深处，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走自己的路，只要你的内心是虔诚的，因为人们可以在人的内心找到上帝，与上帝合一，从而获得灵魂的拯救。”[18]（P204）这种将基督教内在化的倾向，直接结果将是把基督教变成一种人文宗教、伦理宗教。在新教发展的影响下，天主教也不断进行自我革命，近代以来不断反省人与自然的关系，认为上帝在自然的背后，科学家的研究将是在证明上帝的存在。这种思想在英国诗人亚历山大·蒲柏的几句诗中得到了精练的概括：“自然及自然的法则，藏匿于黑暗之中。上帝说：让牛顿出世吧！于是一切都沐浴在光明之中。”[19]（P73）这样的宗教已经不再是科学发展的阻力，甚至可以称为推动科学家探索上帝创世奥秘的动力。20世纪之后，罗马天主教廷多次对因坚持日心说而受到迫害的科学家表示道歉，说明宗教是可以与科学和解的。1962年天主教的“梵二会议”肯定了天主教人文化的改革方向，明确宗教退出科学，回归人文的大方向。天主教现代神学的研究首先要摆脱的是严重脱离现代社会生活的经院哲学研究方法，要与现代生活相接轨，关心社会现实，关注现代人的诉求与内心世界。
欧洲基督教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运动之后，碰到的最大冲击是启蒙运动及其引发的政治革命。文艺复兴不反对宗教，而是歌颂人的理性精神的至上性，呼吁恢复人的自然本性，鼓励人们追求自己欲望的满足等思想，极大地动摇了基督教关于人的原罪、神的恩典、苦行救赎等一系列基本原理，引起了人们对个人权利的确认。而在当时的社会结构中，封建君主制度及其保护神罗马教廷则成为革命的首要对象。在反封建、反教廷的思想革命中，启蒙思想家分成了两大类：大部分的启蒙思想家只反对罗马教廷的腐败统治，但是并不反对基督教，如洛克、培根、卢梭、伏尔泰等;只有少数启蒙思想家走上了无神论的道路，如霍尔巴赫、拉美特利、狄德罗、爱尔维修等。那些不反对宗教的启蒙思想家显然是西方启蒙运动的主流，他们的主要理由是：宗教是人们为善去恶的精神支撑，如果没有了宗教的制约，人的精神将无所皈依，行为就会放纵恣肆、无恶不作。以卢梭的思想为例，他提出的“人民主权理论”和“社会契约理论”，成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性基础。他认为：人民是通过契约结合成一个“道德与利益的共同体”，[20]（P19）但是契约本身并不具有神圣性，契约的神圣性来自法律，“要为人类制定法律，简直需要神明”。[20]（P50）在西方的基督教文化背景下，“神为人立法”的思想根深蒂固，如果否定了宗教，人为的法律则没有神圣性，人民也不会信奉。他断言：“一旦人们进入政治社会而生活时，他们就必须有一个宗教，把自己维系在其中。没有一个民族曾经是，或者将会是没有宗教而持续下去的。假如它不曾被赋予一个宗教，它也会为自己制造出一个宗教来，否则它很快就会灭亡。”[20]（P167）因此在激烈批判基督教的黑暗、腐败、不宽容的同时，卢梭主张通过公民宣言重建一种新的宗教，他把这种宗教称为“公民宗教”。“公民宗教的教条应该简单，条款很少，词句精确，无需解说和注释。全能的、睿智的、仁慈的、先知而又圣明的神明之存在，未来的生命，正直者的幸福，对坏人的惩罚，社会契约与法律的神圣性，——这些就是正面的教条。至于反面的教条，则我把它只限于一条，那就是不宽容;它是属于我们所已经排斥过的宗教崇拜的范围之内的。”[21]（P416）
欧洲启蒙思想家重建公民宗教的理想，首先在白手起家的移民国家——美国得到了实现。美国的先民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他们为了反对英国教会对清教徒的迫害远涉重洋来到美洲大陆，建立起新的国家。正如约翰·亚当斯所说：“一个共和国只有由纯宗教或严格道义来予以支持。”他说《圣经》提供了“曾经或将来保持世界上一个共和国的唯一体系”;还说“我们的宪法只是为讲道德和信教的人民制定的”[22]（P71）。华盛顿表示了同样的看法：“理智和经验都告诉我们：若无宗教原则，是无法保持国民道德的。”[22]（P71）然而公民宗教并不简单等同于基督教，正如美国学者罗伯特·贝拉所说：“作为公民宗教的核心象征，上帝不是耶和华、耶稣，不是某个美国宗教或教派特有的象征。它似乎空洞无物，不知所指，但是它对于宗教信仰多样化的美国人来说又都可以接受，对美国的政治生活也是有意义的。因为，它实际上是美国犹太-基督宗教传统所共享的最高象征。”[23]（P30）显然这是一种经过启蒙思潮洗礼的伦理化、人文化的宗教，不仅“犹太教-基督教”系统各教派的信徒可以接受，就是伊斯兰教教徒、佛教徒也可以接受。这种一般化的宗教仍然保持了神圣性的维度，并非世俗化的哲学，对于社会制度、社会道德具有超验的神圣保护性，但是又不同于中世纪与人的需求、本能、权利相对立的神秘主义的、非理性主义的、禁欲主义的宗教。可以说基督教经历了近代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的洗礼，已经基本完成了现代化的改造，成为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宗教。 三、针对宗教的二重性
分类施策、精准治理
以上我们简单列举了中国宗教与西方基督教伦理化、人文化的历史进程，其实这也是人类所有宗教与社会相适应的一般规律。在当代社会，宗教祈雨求晴、治病治国、预测吉凶的功能基本上都可以被科学替代了，而人们对宗教的期许，主要在道德教化、社会沟通、心灵慰藉等方面，在这些方面宗教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功用。正是基于对宗教中消极因素和积极因素的辩证分析，中央提出最大限度地发挥宗教的积极作用，最大限度地抑制宗教消极作用的治理原则。
一般而言，宗教中存在的消极因素，就是那些产生于生产力、科学不发达，阶级剥削存在时代的神秘主义的、非理性的因素，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反科学的内容。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很多宗教中都包括依靠信仰治病的内容，如佛教的《华严经》《法华经》都有相关神话;道教初创时太平道吸引民众参与主要依靠“符水治病”“叩头思过”等宗教活动形式;基督教《旧约》《新约》中都有很多依靠信仰治疗疾病的记载：如说听了耶稣布道之后，癫痫的、瘫痪的、大麻风的都好了。如果把宗教经典中的记述都当作绝对真理信奉，用神学替代了科学，那么在当代社会就会出现耽误患者治疗的不良现象。
第二，封建迷信的内容。宗教产生于人类认知能力低下的时代，因对各种自然现象、社会现象不理解而产生了畏惧心理。然而到了科学昌明、生产力发达的今天，无论是自然界还是社会领域，仍然有很多人类尚未认识的现象，因此宗教还有市场。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就会利用一些反常的自然现象、社会现象制造各种世界末日的恐怖言论，诈骗钱财。当代社会快速发展，社会贫富现象依然存在，有些人就利用群众对自己命运的焦虑算命打卦，赚取钱财。一些邪教更是骗钱骗色，制造社会恐慌。
第三，宗教极端主义思想。世界各种宗教都要求自己的信徒对宗教虔诚，但是一些另有目的之人，借口追求宗教虔诚而制造宗教狂热，煽动文化水平不高、没有多少宗教知识的群众追随那些所谓的宗教领袖从事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暴力恐怖主义活动，对国家安全和祖国统一造成了严重威胁。
对于这些宗教中存在的消极因素，我们要旗帜鲜明地与之进行斗争。通过大力宣传科学文化知识实现普及教育、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升广大群众的认识水平。要加强宗教治理的法治化水平，依法治理宗教。五大宗教特点各不相同，需要具体分析，分类施策。支持我国佛教、道教加强教风建设，遏制乱建寺庙宫观和滥塑露天宗教造像，禁止商业资本介入，切断借教敛财利益链，遏制“宗教搭台、经济唱戏”之风，不得以发展经济和繁荣文化的名义助长宗教热。支持我国伊斯兰教深化“解经”工作，引导广大穆斯林坚守中道、正信正行，防范宗教极端思想侵害，防止“清真泛化”现象。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疆考察工作时的讲话中指出：“旗帜鲜明反对宗教极端思想，通过科学解经引导广大信教群众正确理解宗教教义”。[24]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用团结进步，和平宽容等观念引导广大信教群众”。[25]中央为宗教治理工作指明了方向，就是要坚决制止宗教中各种非理性、反科学的因素，将其引向团结进步，和平宽容的正路。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第六十三条规定：“宣扬、支持、资助宗教极端主义，或者利用宗教进行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破坏民族团结、分裂国家和恐怖活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妨害社会管理秩序，侵犯公私财产等违法活动，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中国主流宗教界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历了脱胎换骨的改造，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变成了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相适应的宗教。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必须辩证看待宗教的社会作用，必须重视发挥宗教界人士作用，引导宗教努力为促进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文化繁榮、民族团结、祖国统一服务。”[26]宗教治理就是要积极引导各种宗教发展自己体系内伦理化、人文化的内容，使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就其对精神文明建设的积极作用而言，简单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宗教伦理的道德教化作用。由于近代中国传统伦理的中断，当代社会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西方不良思想的恶劣影响等诸多原因，当代社会出现了价值混乱、道德滑坡的严重问题，甚至影响了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政治生态。在这方面，中国各种宗教有很多道德教化资源可以为构建和谐社会尽力。例如佛教教育人们“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五戒”“六度”“十善”“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等，都可以起到止恶扬善的作用。道教“清静无为”“道法自然”“扶困济危”“多行不义必自毙”等观点，可以教育信徒节制自己的欲望，放弃不正当竞争，遵纪守法。伊斯兰教认为“真主的确命人公正、行善、施济亲戚，并禁止人淫乱、作恶、霸道”。（16：90）[27]（P204）这对穆斯林道德生活具有重要指引作用。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圣经》教育人们要“爱人如己”，上帝十诫除了宗教方面的规定，在世俗社会要求人们孝敬父母、毋杀人、毋行邪淫、毋偷盗、毋妄证、毋愿他人妻、毋贪他人财物等，都是具体的社会道德要求。这些世俗的道德规范如果再加上彼岸世界的奖赏和惩戒，就会加大推行的力度，产生重大的社会影响力。
第二，心理疏导作用。毋庸讳言，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贫富两极分化的现象客观存在，而且在短时间内难以消除或根本改观。五大宗教都产生于古代剥削社会，其为统治阶级辩护，麻痹人民群众的作用不可否认。但是对于这种作用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影响也应当具体评估。特别是在当代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剥削问题已经基本解决，社会上的绝大多数问题都是人民内部矛盾。一些诸如贫富差异的问题已经不能再用革命的方法解决，而只能依靠发展社会生产力和改革内部分配关系加以调整。这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需要人民群众有一定耐心，这样宗教中心理疏导功能就可以派上大用场。佛教认为人生“苦谛”的原因，就是心中的“无明”作怪，因此才有“生老病死”“求不得”“怨憎会”“爱别离”诸苦。只要看破了“法执”和“我执”，放弃了心中的欲望，就可以达到“顿悟”的“涅槃”境界。道教认为“祸莫大于不知足，罪莫大于可欲，咎莫大于欲得。”（《老子》四十六章）[28]（P244）只要做到了“少私寡欲”“无己无待”“不为物累”，即可获得心灵的解脱和自由。伊斯兰教主张“中道”，反对过分的占有和贪婪，“既不挥霍，又不吝啬，谨守中道”（25：67）。[27]（P271）例如对于饮食，他们主张“信道的人们啊！真主已准许你们享受佳美食物，你们不要把它当作禁物，你们不要过分”。（5：87）[27]（P87）天主教和基督教都认为，正是因为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偷了智慧果，犯了原罪，因此才被罚出伊甸园来到人间受罪。因此他们把骄傲、吝啬、迷色、愤怒、嫉妒、贪婪、懒惰作为“七宗罪”并要求禁绝。基督教教导人们，努力工作是为了尽自己的“天职”，增加上帝的“荣耀”，而不是为了自己的消费和享乐。“苦行主义”“清教徒精神”一直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重要精神资源，对于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也可以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产生积极的调节作用。 第三，社会慈善思想与行动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积极作用。佛教认为“慈悲是佛法的根本”，《大智度论》云，“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29]（P181）修佛法就要普爱众生。佛教将“布施”作为求得解脱的六条重要路径之一（六度），能够治疗心中的悭贪吝啬，改善社会的贫困苦难。道教认为“太平”是大道的本质，“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老子》七十七章），[28]（P346）因此削富济贫，救济苍生是道教重要的社会理念。“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老子》第二十七章）[28]（P174）伊斯兰教认为，“你们当崇拜真主……当怜悯孤儿，当救济贫民”。（4：36）[27]（P60）他们将财物不看成私人的物品，而是真主让人们暂时保管的，属于真主，因此不要贪吝。所以伊斯兰教“五功”中有一项重要的规定交“天课”，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用于本教坊、教派内部调整贫富差异。天主教和基督教中同样具有大量鼓励慈善的思想资源，“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格后9：7）[17]（P323）人不要对身外之财看得太重，而要乐于将其捐献出去，帮助贫苦的弟兄，“你们白白地得来，也要白白地舍去”。（《马太福音》10：8）[17]（P17）“有施散的，却更增添。”（箴11：24）[17]（P1045）中国的五大宗教在当代社会慈善事业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诸如1998年特大洪水、1999年台湾大地震、2003年非典型性肺炎、2008年汶川大地震、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等灾难发生后，中国各种宗教组织和信徒都站在了社会的前列，为赈济灾民、灾后重建、支持教育事业、调节社会贫富差别等方面贡献了巨大的力量，获得了很好的社会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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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hicalization and Human Culture：The General Direction of Religious Development
ZHANG Jian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China）
Abstract：Guiding religions to develop in the direction of ethics and human culture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tasks of religious governance，and also conforms to the general direc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religions in China and the world. After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the Duke of Zhou and Confucius，the ancient Chinese religion gradually became a religion of human culture and ethics. After the Renaissance，the Reformation and the Enlightenment，Western Christianity has gradually become a religion with humanism and ethics. It is an important method worth advocating to make it develop towards the direction of human culture and ethics through religious governance，which not only conforms to the religious view of Marxism，but also conforms to the social reality around the world.
Key Words：religion;management;culture;ethics;confucianism;civil religion
責任编辑：梁 坤
关键词：宗教;治理;人文化;伦理化;儒教;公民宗教
中图分类号：B91 文獻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729（2021）04-0089-08
收稿日期： 2021-04-21
作者简介： 张践，中国人民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教授，国家宗教局特聘专家，国家儒学联合会副会长、普及委员会主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客座教授，尼山圣源书院院长，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宗教史和中国哲学史。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指出：“宗教问题始终是我们党治国理政必须处理好的重大问题，宗教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特殊重要性。”[1]党中央为宗教工作制定了基本方针，坚持“导”之有方、“导”之有力、“导”之有效。本文仅指出一点：即引导宗教向伦理化、人文化的方向发展，是宗教治理的重要任务之一，通过宗教治理使其伦理化、人文化，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也是古今中外各国宗教治理的大趋势，论证如下：
一、中国宗教伦理化、
人文化的历史进程
宗教是人类发展史上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对于社会的进步，宗教具有两重性。一般而言，宗教中伦理性、人文性内容是宗教中的积极因素，而神秘性、非理性的因素则是宗教中的消极因素。通观世界宗教发展的历史，总的方向是前者不断增加，后者不断减少的过程，中国表现得尤为超前、突出。
民国时期著名的历史学家、思想家王国维曾经指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2]（P42）政治与文化是一个政权得以存在的思想文化因素，其中既包括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也包括被统治阶级对政治权力的认知、情感、态度。从近代出土的商朝甲骨卜辞可以看出，商王朝是一个宗教信仰极其发达、虔诚的国家，甚至可以说达到了狂热的程度。[3]（P561-562）因而孔子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礼记·表记》）[4]（P724）公元前1046年武王伐纣，以周代殷，周公对商朝宗教文化进行了全面的改革，突出的一点就是在传统宗教中注入了大量的伦理因素，使古代宗教向理性化的方向发展了。商朝人相信，只有殷王的先考先妣死后才能够陪侍“帝廷”，永远都在上帝的身边，因此只要地上的殷王用丰厚的祭品供奉自己的祖先，上帝就可以永远保佑殷朝的江山永固。以至到了王朝末世岌岌可危的时候，商纣王还狂妄地说：“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尚书·西伯戡黎》）[5]（P260）在殷朝的政治文化中，上帝永远是殷人的保护神，不管他们如何胡作非为。但是以周代殷的历史事实告诉人们“天命”是会发生转移的，“惟命不于常”（《尚书·康诰》）。[5]（P372）那么天命是如何转移的呢？周公在《尚书·召诰》中作了回答：“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5]（P399）从夏到商，从商到周，天命的转移有规律可循，这个规律就叫作“以德配天”。那么周王朝的新君应当如何永保自己的江山，周公提出一个要求，就是“敬德保民”。具体而言，首先，帝王必须“敬德”，即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所以周公告诫康叔说：“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废在王命。”（《尚书·康诰》）[5]（P361）其次，帝王必须将“敬德”落实到“保民”上，“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尚书·康诰》）[5]（P364）“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尚书·无逸》）[5]（P432）最后，有德的帝王要“无逸”“勤政”“继自今嗣王，则其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以万民惟正之供”。（《尚书·无逸》）[5]（P435）可以说周公继承了殷人的宗教，在相信上帝、天命的大前提下，为古代宗教添加了伦理性的内容，使殷商非理性的宗教开始变成一种伦理宗教。
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进入了自己的轴心时代，由于有周公宗教伦理化改革在先，中国轴心时代的先哲们进一步对古代宗教进行了人文化的改造，既保留了古代宗教的形式，又为其注入了人间性的内容。与古希腊轴心时代“断裂性发展”不同，中国的轴心时代更多地表现出“述而不作”的继承性发展。正如台湾新儒家学者徐复观先生所说：“春秋时代以礼为中心的人文精神的发展，并非将宗教完全取消，而系将宗教也加以人文化，使其成为人文化的宗教。”[6]（P44）孔子本人对彼岸世界的存在持一种存疑态度，“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7]（P72）认为“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7]（P113）但是对于社会上流行的具有宗教信仰性质的礼乐活动，孔子则主张严格按照周礼举行。《论语》记载：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论语·八佾》）[7]（P29）那么如何解释礼乐背后的神灵呢？孔子认为：“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论语·八佾》）[7]（P27）这是一种典型的主观化宗教观，把宗教现象完全解释成人的主观认识。神灵的存在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人对神灵的认知和感受。近年出土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鲁邦有大旱》记载，鲁国遇到了大旱，鲁君向孔子请教，孔子说：“邦大旱，毋乃失诸刑与德乎？”从儒家天人感应的天道观看，自然界的灾害都是执政者政治措施失当的结果，或刑罚太重，或德教缺乏。但谈到应当如何处理以便赢得上天的宽恕时，孔子认为由于“庶民知说之事鬼也，不知刑与德”，即百姓们虔信鬼神宗教而不知“刑与德”对国家的重要性，因此需要“毋爱圭璧币帛于山川”之礼而“不知刑与德”，[8]（P46-47）即孔子主张不要吝惜玉帛来祭祀天地鬼神，又要明白天人感应背后“刑与德”的关系。儒家这样对待宗教的态度，既不否定古代宗教的权威性和教化价值，又对其进行了人文化的解释，使其走上了服务于人类社会需要的人本主义道路。战国时期大儒荀子说得更为透彻：“天旱而雩，卜筮然后决大事，非以为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以为文则吉，以为神则凶也。”（《荀子·天论》）[9]（P316）经过历代儒生的反复改造，夏商周三代的古代国家，宗教成为先秦之后的以天地祭祀、祖先祭祀、社稷祭祀为核心的一套国家礼仪系统，当代著名学者牟钟鉴先生将其称为“宗法性传统宗教”。[10]（P16）这种以“敬天法祖”为核心价值的国家宗教，没有商代那种非理性的宗教狂热，只有“神道设教”的伦理教化功能，成为中国主体民族——汉族的正统宗教。 在中国高度伦理化、人文化的社会氛围中，外来宗教的中国化就是宗教理论伦理化、人文化的过程。以在中国影响最大的佛教和基督教为例，吴月支国居士支谦译《佛说阿弥陀经》卷下说：“佛言：‘我皆哀若曹及诸天、帝王、人民，皆教令作诸善，不为众恶，随其所能辄授与道，教戒开导悉奉行之。即君率化为善，教令臣下，父教其子，兄教其弟，夫教其妇。家室内外、亲属朋友，转相教语，作善为道。”[11]（P580-581）虽然佛教教化民众的方法与儒家有异，但是他们所要达到的目的是完全一样的，即在教化的过程中，也是君教臣、父教子、兄教弟、夫教妇，与“三纲”规定的主从顺序完全相符。宋代高僧契嵩在《辅教编》中指出：“夫不杀，仁也;不盗，义也;不邪淫，礼也;不饮酒，智也;不妄言，信也。”[12]（P182）佛教就成为用“方外”的语言宣讲“三纲五常”的有效手段，因此被认为是“阴翊王度”。（柳宗元：《曹溪第六祖赐谥大鉴禅师碑并序》）[13]（P151）
明朝末年，基督教第三次传入中国，并真正进入了汉族社会，其中意大利神父利玛窦采取的伦理化、人文化策略功不可没。基督教的神学信仰与中国古代的自然神论、泛神论和理性主义的文化环境有很大差异，如何让中国人接受上帝的信仰，这是在中国传播福音的第一步。因此利玛窦到了中国之后没有马上着手翻译《圣经》，而是根据他对中国文化的了解，选择了部分中国人或许可以接受的基督教原理写成了《天主实义》。他略去了上帝创造世界、耶稣死后复活等中国人的理性思维无法理解的神秘主义内容，而是突出宣扬基督教中符合中国三纲五常观念的伦理内容。他在《天主实义引》中开明宗义指出：“平治庸理，惟竟于一，故贤圣劝臣以忠。忠也者，无二之谓也。五伦甲乎君，君臣为三纲之首，夫正义之士此明此行。”[14]（P75）在古代中国，君就是国家的代表，整个政权都是围绕着君主的统治建立的，因此外来宗教的中国化，首先要对“忠君”问题表明态度。中国的君主集权制度是建立在宗法等级社会基础上的，君权的合法性来自父权的放大，所谓“移孝作忠”是也。所以中国都把君主叫作“君父”，把父亲称为“家君”。基于对中国文化的深刻了解，利玛窦在《天主实义》中大讲孝道，他说：“吾今为子定孝之说。欲定孝之说，先定父子之说。凡人在宇内有三父：一谓天主，二谓国君，三谓家君也。逆三父之旨者，为不孝子矣。”[14]（P213）这种“三父”说是完全符合中国儒家文化的。
当代中国宗教，继续沿着这条伦理化、人文化的道路前行。近代佛教大师太虚首倡“人间佛教”说，得到了绝大多数佛教领袖的支持。佛教关注现实的人生而不是彼岸世界，成为佛教人文化的基本方向。道教参照佛教的观念提出了“生活道教”，也意在用道教理论为现实生活服务。近代道教大师陈撄宁先生提出“道教养生学”，指明了道教入世主义的发展方向。近代基督教领袖提倡进行宗教中国化、现代化的神学建设，吴耀宗的“实践神学”、赵紫宸的“伦理神学”、丁光训的“博爱神学”、陈泽民的“和好神学”等，都明显表现出引导宗教向伦理化、人文化的方向发展的态势。
二、西方基督教伦理化、
人文化的历史趋势
基督教诞生在东西方文化交汇的罗马帝国，是古希腊、罗马文明与古希伯来文明融合的产物。经过“巴比伦之囚”的苦难，犹太先知们将犹太经典集结成书，古希腊、罗马的贤哲将人类理性发展到了空前的高度。在这两种优势文化的基础上产生的基督教，本身是包含丰富的伦理和人文内容的。此后在欧洲封建制度成型的中世纪，基督教成为各个封建国家的“国教”，罗马教廷与欧洲各国的封建君主相互利用又相互争夺，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最大桎梏。为了给各国君主和罗马教皇的封建统治制造合法性，欺骗广大民众安心忍受残酷的封建压迫，中世纪的宗教理论家制造了种种脱离现实生活的、非理性的禁欲主义理论。他们说人们只有忍受现实生活的苦难，压抑自己的各种生理本能，惩罚和折磨自己的肉体才能获得精神的超越，得到上帝的宽恕，才能在死后追随上帝上天堂。广大善良的民众因此虔诚地信仰基督教，至少把自己收入的十分之一供奉给教会。但是在几百年的发展中，教廷与教会的特殊身份与地位，使他们成为社会上的一个特殊利益集团。基督教教义提倡清修苦行，通过积德行善求得上帝救赎，但是教皇和高级教士则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教会的丑行四处流传，极大地败坏了基督教的声誉。基督教内部原有的伦理道德因素，在出世主义的虚幻引导下，反而变成了对人的现实生活的压抑和迫害。这样就使得基督教成为一种脱离人的现实需求，压抑人类理性思维创造力，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枷锁。
中世纪后期出现的人文主义思潮，首先表现为文学、艺术上古希腊、罗马的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的代表人物有：但丁、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基罗、托马斯·莫尔、莎士比亚等。他们都不是无神论者，也不反对罗马天主教，但是他们以恢复古希腊、罗马时代文学艺术对人的理解为形式，给宗教的内容赋予了人文主义的理解。如英国学者布洛克在《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一书中对人文主义定义道，“……人文主义的模式，集焦点于人，以人的经验作为人对自己、对上帝、对自然了解的出发点”。[15]（P12）文艺复兴时期的很多文学艺术作品都是以宗教为题材的，甚至直接出现在教堂中，但是由于他们是用人的视角看神仙的世界，所以给予人们的思想成果不是把人的精神引向离世的彼岸世界，而是在赞美人、歌颂人、为人服务。正因为文艺复兴不是反对宗教，而是对传统基督教进行人文主义的解释，因此欧洲各国的贵族、罗马教廷的教皇不仅不反对文艺复兴，反而给予了大量的支持，如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教皇亚历山大三世和尤利乌斯二世等。如中国学者所描述：“……学者受到了教皇的追捧，邀请其到罗马参与古希腊、罗马作品的翻译，并给予可观的酬劳，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文艺复兴的繁荣。……文艺复兴期间，无数的教堂被修建、重建，并加以艺术的装饰，所以人文主义艺术的主要赞助者仍是教堂，艺术的主要目的是通过雕刻、绘画的形式把基督教故事宣传给不识字的人民，或装饰上帝的房屋、圣母和圣婴、以及受难被钉在十字架的基督，先知、使徒、圣父和圣徒。”[16]（P45）然而在文艺复兴时期宗教题材的绘画作品中，不再是清瘦枯干的宗教圣徒，而是健硕丰满的神灵，歌颂了人的欲望与激情。更有一些文学家直接用犀利的文字，激烈抨击了中世纪基督教的禁欲主义伦理。薄伽丘在《十日谈》中批判了一切违背人性和阻碍人类幸福生活的言行。伊拉斯谟在《愚人颂》中无情地嘲笑禁欲主义，歌颂人们顺着自然規律争取幸福生活，其中所包含的人的利益、人的权利思想，直接影响了后来的宗教改革、启蒙运动。 作为欧洲中世纪与近代转折点的宗教改革运动，则对中世纪基督教脱离现实生活的神本主义作了一个根本的转向，使基督教实现了伦理化、人文化的彻底改革。发生于1517年的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直接起因是由于罗马天主教廷用发行“赎罪券”来聚敛钱财，满足教廷的奢侈生活需要。为了否定教廷在中世纪建立的“上帝代言人”的虚幻形象，路德提出了宗教改革的核心观念“因信称义”。因信称义的出处是《新约圣经》中保罗的一段话，“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罗马书》1：17）[17]（P266）故教徒是否可以得到上帝的救赎，关键不在于是否买了教廷发行的赎罪券，而是在于他对上帝及其所传播的福音的虔诚信仰。人可以直接面对上帝，不需要任何中间人或组织，因此极大地降低了罗马教廷及教会组织的权威。针对人们对宗教的理解存在的差异，路德提出“唯有圣经”，《圣经》是上帝留下的唯一启示，人们可以通过理性地去解读圣经，求得真理。路德实际上把人的理性提高到真理最高标准的位置，把人放到了世界的中心，替代了原来上帝作为宇宙中心的地位。路德本人是一个神職人员，他的思想在某些方面甚至可以说具有保守主义的色彩，是个虔诚的信徒。但是他的宗教改革理论如同哥白尼的天文学，用人本主义替代了神本主义，把人放到了宗教的中心，实现了基督教的人文化转型。
受宗教改革的影响，无论是宗教改革中诞生的新教，还是不断反省变革的天主教，都逐渐变成了人文主义的伦理宗教。如基督教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认为，人唯一的目标就是模仿基督追求美德，而社会美德在他看来就是和平，政府的目标是保持良好的秩序与和平，反对陷入战争。艾克哈特则认为：“上帝就在每一个人的心灵深处，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走自己的路，只要你的内心是虔诚的，因为人们可以在人的内心找到上帝，与上帝合一，从而获得灵魂的拯救。”[18]（P204）这种将基督教内在化的倾向，直接结果将是把基督教变成一种人文宗教、伦理宗教。在新教发展的影响下，天主教也不断进行自我革命，近代以来不断反省人与自然的关系，认为上帝在自然的背后，科学家的研究将是在证明上帝的存在。这种思想在英国诗人亚历山大·蒲柏的几句诗中得到了精练的概括：“自然及自然的法则，藏匿于黑暗之中。上帝说：让牛顿出世吧！于是一切都沐浴在光明之中。”[19]（P73）这样的宗教已经不再是科学发展的阻力，甚至可以称为推动科学家探索上帝创世奥秘的动力。20世纪之后，罗马天主教廷多次对因坚持日心说而受到迫害的科学家表示道歉，说明宗教是可以与科学和解的。1962年天主教的“梵二会议”肯定了天主教人文化的改革方向，明确宗教退出科学，回归人文的大方向。天主教现代神学的研究首先要摆脱的是严重脱离现代社会生活的经院哲学研究方法，要与现代生活相接轨，关心社会现实，关注现代人的诉求与内心世界。
欧洲基督教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运动之后，碰到的最大冲击是启蒙运动及其引发的政治革命。文艺复兴不反对宗教，而是歌颂人的理性精神的至上性，呼吁恢复人的自然本性，鼓励人们追求自己欲望的满足等思想，极大地动摇了基督教关于人的原罪、神的恩典、苦行救赎等一系列基本原理，引起了人们对个人权利的确认。而在当时的社会结构中，封建君主制度及其保护神罗马教廷则成为革命的首要对象。在反封建、反教廷的思想革命中，启蒙思想家分成了两大类：大部分的启蒙思想家只反对罗马教廷的腐败统治，但是并不反对基督教，如洛克、培根、卢梭、伏尔泰等;只有少数启蒙思想家走上了无神论的道路，如霍尔巴赫、拉美特利、狄德罗、爱尔维修等。那些不反对宗教的启蒙思想家显然是西方启蒙运动的主流，他们的主要理由是：宗教是人们为善去恶的精神支撑，如果没有了宗教的制约，人的精神将无所皈依，行为就会放纵恣肆、无恶不作。以卢梭的思想为例，他提出的“人民主权理论”和“社会契约理论”，成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性基础。他认为：人民是通过契约结合成一个“道德与利益的共同体”，[20]（P19）但是契约本身并不具有神圣性，契约的神圣性来自法律，“要为人类制定法律，简直需要神明”。[20]（P50）在西方的基督教文化背景下，“神为人立法”的思想根深蒂固，如果否定了宗教，人为的法律则没有神圣性，人民也不会信奉。他断言：“一旦人们进入政治社会而生活时，他们就必须有一个宗教，把自己维系在其中。没有一个民族曾经是，或者将会是没有宗教而持续下去的。假如它不曾被赋予一个宗教，它也会为自己制造出一个宗教来，否则它很快就会灭亡。”[20]（P167）因此在激烈批判基督教的黑暗、腐败、不宽容的同时，卢梭主张通过公民宣言重建一种新的宗教，他把这种宗教称为“公民宗教”。“公民宗教的教条应该简单，条款很少，词句精确，无需解说和注释。全能的、睿智的、仁慈的、先知而又圣明的神明之存在，未来的生命，正直者的幸福，对坏人的惩罚，社会契约与法律的神圣性，——这些就是正面的教条。至于反面的教条，则我把它只限于一条，那就是不宽容;它是属于我们所已经排斥过的宗教崇拜的范围之内的。”[21]（P416）
欧洲启蒙思想家重建公民宗教的理想，首先在白手起家的移民国家——美国得到了实现。美国的先民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他们为了反对英国教会对清教徒的迫害远涉重洋来到美洲大陆，建立起新的国家。正如约翰·亚当斯所说：“一个共和国只有由纯宗教或严格道义来予以支持。”他说《圣经》提供了“曾经或将来保持世界上一个共和国的唯一体系”;还说“我们的宪法只是为讲道德和信教的人民制定的”[22]（P71）。华盛顿表示了同样的看法：“理智和经验都告诉我们：若无宗教原则，是无法保持国民道德的。”[22]（P71）然而公民宗教并不简单等同于基督教，正如美国学者罗伯特·贝拉所说：“作为公民宗教的核心象征，上帝不是耶和华、耶稣，不是某个美国宗教或教派特有的象征。它似乎空洞无物，不知所指，但是它对于宗教信仰多样化的美国人来说又都可以接受，对美国的政治生活也是有意义的。因为，它实际上是美国犹太-基督宗教传统所共享的最高象征。”[23]（P30）显然这是一种经过启蒙思潮洗礼的伦理化、人文化的宗教，不仅“犹太教-基督教”系统各教派的信徒可以接受，就是伊斯兰教教徒、佛教徒也可以接受。这种一般化的宗教仍然保持了神圣性的维度，并非世俗化的哲学，对于社会制度、社会道德具有超验的神圣保护性，但是又不同于中世纪与人的需求、本能、权利相对立的神秘主义的、非理性主义的、禁欲主义的宗教。可以说基督教经历了近代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的洗礼，已经基本完成了现代化的改造，成为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宗教。 三、针对宗教的二重性
分类施策、精准治理
以上我们简单列举了中国宗教与西方基督教伦理化、人文化的历史进程，其实这也是人类所有宗教与社会相适应的一般规律。在当代社会，宗教祈雨求晴、治病治国、预测吉凶的功能基本上都可以被科学替代了，而人们对宗教的期许，主要在道德教化、社会沟通、心灵慰藉等方面，在这些方面宗教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功用。正是基于对宗教中消极因素和积极因素的辩证分析，中央提出最大限度地发挥宗教的积极作用，最大限度地抑制宗教消极作用的治理原则。
一般而言，宗教中存在的消极因素，就是那些产生于生产力、科学不发达，阶级剥削存在时代的神秘主义的、非理性的因素，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反科学的内容。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很多宗教中都包括依靠信仰治病的内容，如佛教的《华严经》《法华经》都有相关神话;道教初创时太平道吸引民众参与主要依靠“符水治病”“叩头思过”等宗教活动形式;基督教《旧约》《新约》中都有很多依靠信仰治疗疾病的记载：如说听了耶稣布道之后，癫痫的、瘫痪的、大麻风的都好了。如果把宗教经典中的记述都当作绝对真理信奉，用神学替代了科学，那么在当代社会就会出现耽误患者治疗的不良现象。
第二，封建迷信的内容。宗教产生于人类认知能力低下的时代，因对各种自然现象、社会现象不理解而产生了畏惧心理。然而到了科学昌明、生产力发达的今天，无论是自然界还是社会领域，仍然有很多人类尚未认识的现象，因此宗教还有市场。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就会利用一些反常的自然现象、社会现象制造各种世界末日的恐怖言论，诈骗钱财。当代社会快速发展，社会贫富现象依然存在，有些人就利用群众对自己命运的焦虑算命打卦，赚取钱财。一些邪教更是骗钱骗色，制造社会恐慌。
第三，宗教极端主义思想。世界各种宗教都要求自己的信徒对宗教虔诚，但是一些另有目的之人，借口追求宗教虔诚而制造宗教狂热，煽动文化水平不高、没有多少宗教知识的群众追随那些所谓的宗教领袖从事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暴力恐怖主义活动，对国家安全和祖国统一造成了严重威胁。
对于这些宗教中存在的消极因素，我们要旗帜鲜明地与之进行斗争。通过大力宣传科学文化知识实现普及教育、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升广大群众的认识水平。要加强宗教治理的法治化水平，依法治理宗教。五大宗教特点各不相同，需要具体分析，分类施策。支持我国佛教、道教加强教风建设，遏制乱建寺庙宫观和滥塑露天宗教造像，禁止商业资本介入，切断借教敛财利益链，遏制“宗教搭台、经济唱戏”之风，不得以发展经济和繁荣文化的名义助长宗教热。支持我国伊斯兰教深化“解经”工作，引导广大穆斯林坚守中道、正信正行，防范宗教极端思想侵害，防止“清真泛化”现象。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疆考察工作时的讲话中指出：“旗帜鲜明反对宗教极端思想，通过科学解经引导广大信教群众正确理解宗教教义”。[24]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用团结进步，和平宽容等观念引导广大信教群众”。[25]中央为宗教治理工作指明了方向，就是要坚决制止宗教中各种非理性、反科学的因素，将其引向团结进步，和平宽容的正路。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第六十三条规定：“宣扬、支持、资助宗教极端主义，或者利用宗教进行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破坏民族团结、分裂国家和恐怖活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妨害社会管理秩序，侵犯公私财产等违法活动，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中国主流宗教界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历了脱胎换骨的改造，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变成了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相适应的宗教。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必须辩证看待宗教的社会作用，必须重视发挥宗教界人士作用，引导宗教努力为促进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文化繁榮、民族团结、祖国统一服务。”[26]宗教治理就是要积极引导各种宗教发展自己体系内伦理化、人文化的内容，使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就其对精神文明建设的积极作用而言，简单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宗教伦理的道德教化作用。由于近代中国传统伦理的中断，当代社会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西方不良思想的恶劣影响等诸多原因，当代社会出现了价值混乱、道德滑坡的严重问题，甚至影响了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政治生态。在这方面，中国各种宗教有很多道德教化资源可以为构建和谐社会尽力。例如佛教教育人们“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五戒”“六度”“十善”“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等，都可以起到止恶扬善的作用。道教“清静无为”“道法自然”“扶困济危”“多行不义必自毙”等观点，可以教育信徒节制自己的欲望，放弃不正当竞争，遵纪守法。伊斯兰教认为“真主的确命人公正、行善、施济亲戚，并禁止人淫乱、作恶、霸道”。（16：90）[27]（P204）这对穆斯林道德生活具有重要指引作用。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圣经》教育人们要“爱人如己”，上帝十诫除了宗教方面的规定，在世俗社会要求人们孝敬父母、毋杀人、毋行邪淫、毋偷盗、毋妄证、毋愿他人妻、毋贪他人财物等，都是具体的社会道德要求。这些世俗的道德规范如果再加上彼岸世界的奖赏和惩戒，就会加大推行的力度，产生重大的社会影响力。
第二，心理疏导作用。毋庸讳言，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贫富两极分化的现象客观存在，而且在短时间内难以消除或根本改观。五大宗教都产生于古代剥削社会，其为统治阶级辩护，麻痹人民群众的作用不可否认。但是对于这种作用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影响也应当具体评估。特别是在当代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剥削问题已经基本解决，社会上的绝大多数问题都是人民内部矛盾。一些诸如贫富差异的问题已经不能再用革命的方法解决，而只能依靠发展社会生产力和改革内部分配关系加以调整。这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需要人民群众有一定耐心，这样宗教中心理疏导功能就可以派上大用场。佛教认为人生“苦谛”的原因，就是心中的“无明”作怪，因此才有“生老病死”“求不得”“怨憎会”“爱别离”诸苦。只要看破了“法执”和“我执”，放弃了心中的欲望，就可以达到“顿悟”的“涅槃”境界。道教认为“祸莫大于不知足，罪莫大于可欲，咎莫大于欲得。”（《老子》四十六章）[28]（P244）只要做到了“少私寡欲”“无己无待”“不为物累”，即可获得心灵的解脱和自由。伊斯兰教主张“中道”，反对过分的占有和贪婪，“既不挥霍，又不吝啬，谨守中道”（25：67）。[27]（P271）例如对于饮食，他们主张“信道的人们啊！真主已准许你们享受佳美食物，你们不要把它当作禁物，你们不要过分”。（5：87）[27]（P87）天主教和基督教都认为，正是因为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偷了智慧果，犯了原罪，因此才被罚出伊甸园来到人间受罪。因此他们把骄傲、吝啬、迷色、愤怒、嫉妒、贪婪、懒惰作为“七宗罪”并要求禁绝。基督教教导人们，努力工作是为了尽自己的“天职”，增加上帝的“荣耀”，而不是为了自己的消费和享乐。“苦行主义”“清教徒精神”一直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重要精神资源，对于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也可以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产生积极的调节作用。 第三，社会慈善思想与行动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积极作用。佛教认为“慈悲是佛法的根本”，《大智度论》云，“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29]（P181）修佛法就要普爱众生。佛教将“布施”作为求得解脱的六条重要路径之一（六度），能够治疗心中的悭贪吝啬，改善社会的贫困苦难。道教认为“太平”是大道的本质，“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老子》七十七章），[28]（P346）因此削富济贫，救济苍生是道教重要的社会理念。“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老子》第二十七章）[28]（P174）伊斯兰教认为，“你们当崇拜真主……当怜悯孤儿，当救济贫民”。（4：36）[27]（P60）他们将财物不看成私人的物品，而是真主让人们暂时保管的，属于真主，因此不要贪吝。所以伊斯兰教“五功”中有一项重要的规定交“天课”，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用于本教坊、教派内部调整贫富差异。天主教和基督教中同样具有大量鼓励慈善的思想资源，“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格后9：7）[17]（P323）人不要对身外之财看得太重，而要乐于将其捐献出去，帮助贫苦的弟兄，“你们白白地得来，也要白白地舍去”。（《马太福音》10：8）[17]（P17）“有施散的，却更增添。”（箴11：24）[17]（P1045）中国的五大宗教在当代社会慈善事业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诸如1998年特大洪水、1999年台湾大地震、2003年非典型性肺炎、2008年汶川大地震、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等灾难发生后，中国各种宗教组织和信徒都站在了社会的前列，为赈济灾民、灾后重建、支持教育事业、调节社会贫富差别等方面贡献了巨大的力量，获得了很好的社会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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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hicalization and Human Culture：The General Direction of Religious Development
ZHANG Jian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China）
Abstract：Guiding religions to develop in the direction of ethics and human culture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tasks of religious governance，and also conforms to the general direc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religions in China and the world. After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the Duke of Zhou and Confucius，the ancient Chinese religion gradually became a religion of human culture and ethics. After the Renaissance，the Reformation and the Enlightenment，Western Christianity has gradually become a religion with humanism and ethics. It is an important method worth advocating to make it develop towards the direction of human culture and ethics through religious governance，which not only conforms to the religious view of Marxism，but also conforms to the social reality around the world.
Key Words：religion;management;culture;ethics;confucianism;civil religion
責任编辑：梁 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