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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成全球流行病了?
近期,除中国发生的“黄三亿腐败案”、“铁道部天价宣传片案”、“山东临沂城管系统腐败窝案”外,国外腐败案频发。在法国,前总统萨科齐遭到非法收受政治献金的指控,欧莱雅集团女继承人贝当古涉嫌在2007年向他提供15万欧元政治献金。在韩国,总统李明博的兄长李相得因收受巨额资金被大检察厅正式传讯。与此同时,西方金融界也爆出腐败案。7月6日,英国重大诈骗案检察局宣布正式着手调查导致3名高管辞职的巴克莱银行操纵利率丑闻。
法国人说,萨科齐知道要被查,怕丢面子,躲到加拿大去了;韩国人说,李明博“兄长受贿门”让韩国人丢脸;英国人说,巴克莱银行丑闻实在有损伦敦金融中心声誉。那么,国内的“黄三亿腐败案”、“铁道部天价宣传片案”,谁又感到难堪了呢?没人出来声明,也许大家都麻木了。在中国民众看来,即使有人做出“严重损害声誉”的声明,也跟腐败官员的“清廉承诺”一样,都是说说而已。
滚滚而来的腐败浊浪会将这个世界裹挟至何方?
腐败带来饥饿与死亡。就在上周,印度和西方媒体披露,原本应该发放给印度贫困家庭的粮食,被印度官员吞入自己的口袋,在当地或国外售卖,致使大批粮食发送不到缺粮民众手中,而每天3000名印度儿童正死于饥饿引发的营养不良。
腐败带来经济危机和国家动荡。无法走出的“拉美陷阱”,持续发酵的阿拉伯世界“茉莉花革命”,不同革命背后有不同的利益诉求,但政治腐败与经济衰退却是不变的大背景。
科幻电影把“2012”称作世界末日。腐败就是人类社会的“2012”。它是因“豆腐渣工程”而不幸遇难者的“2012”;是饱受地沟油、瘦肉精等有害物质折磨的国人“舌尖上的2012”;是遭遇矿难、黑砖窑等人祸威胁的弱势族群的“2012”;是陷入严重贫富两极分化的国家的“2012”。
我们还有机会解救自己吗?前任审计长李金华说,“预防腐败根本在于建立公开透明的制度”。但是,当以“公开透明”著称的西方民主政治同样陷入腐败泥淖时,我们不得不怀疑,对遏制腐败的历史命题,究竟能否有时代答案?
法国人也在寻找答案。奥朗德誓言修改法律,取消总统任内的司法豁免特权。奥朗德大抵是赞同“人性本恶”的,贵为总统并不意味站上道德高地,恰恰相反,握有强大权力才更需要严苛的制度制约。而对身处亚洲的李明博来说,废除特权这个任务太难了。在韩国媒体的描述中,“李相得办公室自李明博上台后门庭若市,当时盛传他掌控政府、国有企业甚至银行的人事安排”,特权俨然已经“公开透明”,成了韩国再寻常不过的政治生态。
更可怕的是,在一些权力集中于少数群体甚至个人的专制国家,专制制度本身就在不停地创造着特权。当权者以道德标准代替法制,使特权隐匿在道德面具下,任意发酵、泛滥。一旦道德面具被扯掉,一切肮脏与晦暗暴露在阳光下时,随之而来的是整个社会的崩塌。从萨达姆到穆巴拉克,这些曾经自我标榜的道德旗帜,不就是倒卧在由专制铺就的特权腐败道路上吗?
韩国警方说,“李相得是一座需要越过的大山”。对世界而言,特权腐败也是一座需要越过的大山,只不过每个国家面前的这座大山险峻程度不一样。奥德朗与李明博已觉不轻松,我们呢?
近期,除中国发生的“黄三亿腐败案”、“铁道部天价宣传片案”、“山东临沂城管系统腐败窝案”外,国外腐败案频发。在法国,前总统萨科齐遭到非法收受政治献金的指控,欧莱雅集团女继承人贝当古涉嫌在2007年向他提供15万欧元政治献金。在韩国,总统李明博的兄长李相得因收受巨额资金被大检察厅正式传讯。与此同时,西方金融界也爆出腐败案。7月6日,英国重大诈骗案检察局宣布正式着手调查导致3名高管辞职的巴克莱银行操纵利率丑闻。
法国人说,萨科齐知道要被查,怕丢面子,躲到加拿大去了;韩国人说,李明博“兄长受贿门”让韩国人丢脸;英国人说,巴克莱银行丑闻实在有损伦敦金融中心声誉。那么,国内的“黄三亿腐败案”、“铁道部天价宣传片案”,谁又感到难堪了呢?没人出来声明,也许大家都麻木了。在中国民众看来,即使有人做出“严重损害声誉”的声明,也跟腐败官员的“清廉承诺”一样,都是说说而已。
滚滚而来的腐败浊浪会将这个世界裹挟至何方?
腐败带来饥饿与死亡。就在上周,印度和西方媒体披露,原本应该发放给印度贫困家庭的粮食,被印度官员吞入自己的口袋,在当地或国外售卖,致使大批粮食发送不到缺粮民众手中,而每天3000名印度儿童正死于饥饿引发的营养不良。
腐败带来经济危机和国家动荡。无法走出的“拉美陷阱”,持续发酵的阿拉伯世界“茉莉花革命”,不同革命背后有不同的利益诉求,但政治腐败与经济衰退却是不变的大背景。
科幻电影把“2012”称作世界末日。腐败就是人类社会的“2012”。它是因“豆腐渣工程”而不幸遇难者的“2012”;是饱受地沟油、瘦肉精等有害物质折磨的国人“舌尖上的2012”;是遭遇矿难、黑砖窑等人祸威胁的弱势族群的“2012”;是陷入严重贫富两极分化的国家的“2012”。
我们还有机会解救自己吗?前任审计长李金华说,“预防腐败根本在于建立公开透明的制度”。但是,当以“公开透明”著称的西方民主政治同样陷入腐败泥淖时,我们不得不怀疑,对遏制腐败的历史命题,究竟能否有时代答案?
法国人也在寻找答案。奥朗德誓言修改法律,取消总统任内的司法豁免特权。奥朗德大抵是赞同“人性本恶”的,贵为总统并不意味站上道德高地,恰恰相反,握有强大权力才更需要严苛的制度制约。而对身处亚洲的李明博来说,废除特权这个任务太难了。在韩国媒体的描述中,“李相得办公室自李明博上台后门庭若市,当时盛传他掌控政府、国有企业甚至银行的人事安排”,特权俨然已经“公开透明”,成了韩国再寻常不过的政治生态。
更可怕的是,在一些权力集中于少数群体甚至个人的专制国家,专制制度本身就在不停地创造着特权。当权者以道德标准代替法制,使特权隐匿在道德面具下,任意发酵、泛滥。一旦道德面具被扯掉,一切肮脏与晦暗暴露在阳光下时,随之而来的是整个社会的崩塌。从萨达姆到穆巴拉克,这些曾经自我标榜的道德旗帜,不就是倒卧在由专制铺就的特权腐败道路上吗?
韩国警方说,“李相得是一座需要越过的大山”。对世界而言,特权腐败也是一座需要越过的大山,只不过每个国家面前的这座大山险峻程度不一样。奥德朗与李明博已觉不轻松,我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