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王闿运（字壬秋，湖南湘潭人，清末经学家）的《湘绮楼日记》，发现他不仅是个爱管闲事的人，而且有些事情管过了头，让人讨嫌。
　　同治十年（1871）秋天，王闿运离京回湘，于九月初二在苏北遇到曾国藩。此后近20天时间里，两人不仅有过多次深谈，而且王闿运一见面就做曾国藩的工作，希望他与左宗棠和好，但遭到婉拒。
　　王闿运碰了软钉子，仍不死心，初十晚上又去劝曾国藩，恳切希望他放下身段，主动与左宗棠搞好关系。还说自己為左宗棠说话，其实是为曾国藩着想：曾的名望地位远高于左，再跟左较劲有什么意思？大人应有大量，不记小人过，这才对。
　　对于王闿运廉价送过来的高帽子，曾国藩还是没领情，王闿运于是在当天日记中不无遗憾地写道：“夜过涤丈，谈修好左季丈事，涤有恨于季，重视季也。季名望远不及涤，唯当优容之。故余为季言甚力，正所以为涤也。”
　　王闿运反复劝曾国藩做自己不愿做的事，人家心里当然不高兴，但曾国藩修养好，嘴上没说，算是给了王闿运面子。
　　回到湖南不久，王闿运又剃头挑子一头热，擅自插手郭嵩焘与钱氏的婚姻，这就弄得郭老爷子十分不高兴。同治十一年 （1872）七月初四，郭嵩焘在日记中愤怒地写道：“王壬秋行径诡异，忽然致徐仁山一书，径接钱氏来省。闻之骇异。”
　　此前在写给龙汝霖的信中，郭嵩焘甚至痛骂说：“和尚劝闲奇事，今不惟劝闲，又迎其妇居于庙中，奇之又奇也。”
　　钱氏当年从广东闹着回上海后，郭嵩焘便与她断了联系，与钱家人也无交往，这桩婚姻算是名存实亡。如今七八年过去了，王闿运却背着郭嵩焘瞎鼓捣，打算将钱氏接来长沙。他的出发点当然是希望郭、钱破镜重圆，但在郭嵩焘看来，这无疑是要看自己笑话了。
　　闲事管到这个分上，这个王闿运岂止出力不讨好，简直让人厌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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