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来自192个国家的普通民众与政府首脑齐聚哥本哈根。12月上旬,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丹麦首都召开。这是人类为了拯救自己而进行的一次超大规模的集会
走进贝拉
本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是全球与会方召开的第15次会议,在哥本哈根最大的会议中心——贝拉中心召开。丹麦人为了这个全球性的会议,似乎为可容纳1.5万人的贝拉中心准备好了一切可想象的措施。可是,开幕当天到场的3.4万人用超出一倍多的数字挑战了“贝拉”的接待极限。
通过安检区域,首先到达的是NGO区。在这里,上百个国家的非政府组织搭建好展位。参会人从这里开始,迎接会场里的首轮“信息轰炸”。
随着全球变暖、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增多等气候问题的出现,上世纪90年代初,人类开始关注气候变化。经过多方讨论和专家论证,1992年5月22日,联合国政府间谈判委员会就气候变化问题达成公约,即《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简称《框架公约》)。这是一份为了全面控制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以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给人类经济和社会带来不利影响的国际公约。
同年6月4日,《框架公约》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通过,并在两年后开始生效,具有法律约束力。从该公约的生效开始,一个此前只存在于学者口中的话题——气候变化——第一次有了足够的力量将整个人类社会约束在一起。
作为一纸召集令,从1995年开始,《框架公约》集结全球国家召开一年一次的联合国气候大会,参会国家为该公约的缔约方成员。截至2004年5月,已有包括中、美、英、法、德在内的189个国家成为缔约方。
在首届会议上,缔约方认为《框架公约》所规定的义务不充分,约定最迟于1997年签订另一份文件议定书:对在一定期限内,发达国家对应限制和减少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做出具体的规定。
1997年,缔约方第三届会议在日本京都召开,闻名遐迩的《京都议定书》即在此次大会上得以通过。《议定书》明确规定:到2012年,所有发达国家二氧化碳等6种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要比1990年减少5.2%。包括欧盟、美国、日本、加拿大、东欧各国均在约束范围之内。
但火药味很快出现。2000年,缔约方大会的“六岁生日聚会”上,由于国家环境脆弱程度及发达程度差异,缔约方在谈判中逐渐形成欧盟、美国、发展中大国(印度、中国等)三足鼎立之势。作为三足一方的主要成员,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美国,坚持要大幅度折扣它的减排指标,并最终退出了《京都议定书》。彼时,议定书甚至还未开始生效。
与《框架公约》相比,这部《京都议定书》以明确的条款与具体的数字规定了各国之间的责任与义务,以及行动方式。比如,在两个发达国家之间,即难以完成削减温室气体排放任务的国家,可以花钱从超额完成任务的国家买进超出的额度。
《京都议定书》的另一热点是“清洁发展机制(CDM)”的提出。CDM关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前者通过给后者提供资金和技术的方式,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最终将在发展中国家产生的减排量算入提供钱与技术的对口发达国家账下。
2005年2月16日,《京都议定书》开始强制生效,目前已有170多个国家批准加入了该议定书。在世界主要工业发达国家中,只有美国没有签署《京都议定书》。
缔约方会议召开到第15届,哥本哈根被委以重任。人们花了15年才走近“贝拉”,这一届举行于“贝拉”的会议,也因为其任务的紧迫而备受瞩目——《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截至2012年,之后的第二承诺期如何进一步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后京都时代”即将到来,哥本哈根会议必须做好准备。
从餐馆到展馆
到12月15日,各方谈判已经进行了一周多。在贝拉中心内部,公共区域里人最多的地方是餐厅和展厅。即使在非会议区域,电视里播放的唯一主题也还是会议本身。
夜幕降临,在会场外的哥本哈根市区,能找到人的地方只有餐厅和展厅。这座城市的黑夜在下午四点即已降临。到了五点钟,街上的商店几乎全部关闭,人们可去的地方只有餐馆。
但是在这个月,哥本哈根人有福了,他们终于多了个好去处——展馆。有关新能源、节能宣传、气候知识普及等问题的多项展览分布在这个城市各个角落。各种官方与非官方的宣传覆盖了哥本哈根。国王广场上,一条数百米长的签名布幅围成巨大的迷宫方阵,孩子们在布满签名的“迷宫”里尖叫、奔跑、嬉戏。
在地铁沿线的每一站,各式各样的展览与活动都在进行。紧挨地铁Forum站的展馆中,有关新能源展品的展览正在进行。100多辆使用电力或生物燃料驱动的新能源车也以这个展馆为起点,进行一场全部由新能源车种组成的独特赛车比赛。Forum展馆内,除了各家公司和组织为新能源产品精心布置的展台,就连会场饮水处的墙壁上方,都用醒目标语写着“到2025年,20亿人将面临饮水危机”。
而在城市最中央的市政厅广场,类似的展馆则更多。巨大地球仪形状的大屏幕耸立于市政厅广场中央,播放着气候宣传短片。“地球仪”一旁是各类展馆,一个名为“未来城市”的展馆吸引了更多人的目光。
在“未来城市”中,十块大屏幕被用于各城市播放宣传短片。其中东道主丹麦当仁不让占了两席,美国的洛杉矶与纽约也占据两席,英国伦敦、俄罗斯莫斯科,以及加拿大的多伦多市,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包括身为发展中国家巴西的圣保罗市、甚至印尼的雅加达市,都各占一席。而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大国却并无踪影。展馆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是市区里唯一一个“未来城市”展馆。
在纽约的宣传大屏幕前,人们驻足观看纽约为大楼更换能源系统——包括地标帝国大厦。为了吸引眼球,纽约市政府还在展位放置了一个高达两米的帝国大厦模型。每天,数万哥本哈根市民与游客在这家展馆里听到来自纽约的承诺:到2017年,纽约市碳排放量比2008年降低30%。
比起纽约市的积极态度,在贝拉中心会场内,美国政府方面则要保守得多。12月14日,美国能源部部长朱棣文在会场宣布:美国政府将执行一项3.5亿美元的气候变化资助金额。实际上,除去协同出资方意大利和澳大利亚等国的份额,美国提供的资金仅有8500万美元。
不仅如此,美国能源部一名官员向中新社记者表示,美国代表团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政策在来哥本哈根之前就已经大体确定,未来出现调整的可能性也不大。
China and US
在很多人看来,朱棣文在14日宣布的投资计划更像是一场秀——大会进行到第二周,各国部长相继到会,加入谈判代表团,而在两天后的17日,更将有100多个国家的首脑,包括中国总理温家宝、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内的领导人齐聚贝拉中心。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政府选择这样向外界宣布上述计划,颇有造势之意。
而中国代表团的新闻发布会也召开得越来越密集与主动。在设在贝拉会场最偏远角落的C7区,中国代表团那间不足20平米的新闻发布间已日渐狭促。每天下午5点,是中国代表团的例行新闻发布会时间。近百名中外记者挤坐在发布间内外,争相提问。
即使是在中国新闻发布间之外的几十间其他会议室,“中国”二字依然无处不在。不论是哪个国家或组织举办的周边会议,也无论在讨论何种话题,“China and US”总是记者提问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组。
China and US,中国和美国,这个被人们频频吐出的单词,同时意味着全球碳排量的第一名和第二名。正因如此,两国名字总是被放在一起,捆扎成同一个靶子,被放在无数次提问的枪口下。随着会议日程的推进,“China and US”的出场次数有增无减。
事实上,中国被放在气候谈判世界舞台的中央,始于巴厘岛气候大会。2007年12月15日,第13届气候大会主席和秘书处试图在没有中国等国参与下召开大会,通过还处在磋商中的文件。中国代表团两次举牌抗议并要求大会秘书长道歉,最终,大会秘书长流泪致歉。
中国对这一举动的及时阻止非常关键,它确保了《京都议定书》没有按照发达国家的意图,在2012年第一承诺期到期后就被推翻;而是按照原计划制定了第二承诺期的行动指南——“巴厘路线图”。
巴厘路线图被作为重要的谈判指南,带到2009年的贝拉中心。从7日开始,会议进程持续一波三折——
开幕第二天,一份秘密文件“丹麦文本”由英国媒体披露。这份由主办方丹麦协同发达国家拟订的“大会最终文件”引起一片哗然。该文本包含多项明显有利于发达国家的条例:发达国家的排放可比发展中国家多一倍,发达国家的融资大权交由西方控制的世界银行
走进贝拉
本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是全球与会方召开的第15次会议,在哥本哈根最大的会议中心——贝拉中心召开。丹麦人为了这个全球性的会议,似乎为可容纳1.5万人的贝拉中心准备好了一切可想象的措施。可是,开幕当天到场的3.4万人用超出一倍多的数字挑战了“贝拉”的接待极限。
通过安检区域,首先到达的是NGO区。在这里,上百个国家的非政府组织搭建好展位。参会人从这里开始,迎接会场里的首轮“信息轰炸”。
随着全球变暖、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增多等气候问题的出现,上世纪90年代初,人类开始关注气候变化。经过多方讨论和专家论证,1992年5月22日,联合国政府间谈判委员会就气候变化问题达成公约,即《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简称《框架公约》)。这是一份为了全面控制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以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给人类经济和社会带来不利影响的国际公约。
同年6月4日,《框架公约》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通过,并在两年后开始生效,具有法律约束力。从该公约的生效开始,一个此前只存在于学者口中的话题——气候变化——第一次有了足够的力量将整个人类社会约束在一起。
作为一纸召集令,从1995年开始,《框架公约》集结全球国家召开一年一次的联合国气候大会,参会国家为该公约的缔约方成员。截至2004年5月,已有包括中、美、英、法、德在内的189个国家成为缔约方。
在首届会议上,缔约方认为《框架公约》所规定的义务不充分,约定最迟于1997年签订另一份文件议定书:对在一定期限内,发达国家对应限制和减少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做出具体的规定。
1997年,缔约方第三届会议在日本京都召开,闻名遐迩的《京都议定书》即在此次大会上得以通过。《议定书》明确规定:到2012年,所有发达国家二氧化碳等6种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要比1990年减少5.2%。包括欧盟、美国、日本、加拿大、东欧各国均在约束范围之内。
但火药味很快出现。2000年,缔约方大会的“六岁生日聚会”上,由于国家环境脆弱程度及发达程度差异,缔约方在谈判中逐渐形成欧盟、美国、发展中大国(印度、中国等)三足鼎立之势。作为三足一方的主要成员,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美国,坚持要大幅度折扣它的减排指标,并最终退出了《京都议定书》。彼时,议定书甚至还未开始生效。
与《框架公约》相比,这部《京都议定书》以明确的条款与具体的数字规定了各国之间的责任与义务,以及行动方式。比如,在两个发达国家之间,即难以完成削减温室气体排放任务的国家,可以花钱从超额完成任务的国家买进超出的额度。
《京都议定书》的另一热点是“清洁发展机制(CDM)”的提出。CDM关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前者通过给后者提供资金和技术的方式,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最终将在发展中国家产生的减排量算入提供钱与技术的对口发达国家账下。
2005年2月16日,《京都议定书》开始强制生效,目前已有170多个国家批准加入了该议定书。在世界主要工业发达国家中,只有美国没有签署《京都议定书》。
缔约方会议召开到第15届,哥本哈根被委以重任。人们花了15年才走近“贝拉”,这一届举行于“贝拉”的会议,也因为其任务的紧迫而备受瞩目——《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截至2012年,之后的第二承诺期如何进一步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后京都时代”即将到来,哥本哈根会议必须做好准备。
从餐馆到展馆
到12月15日,各方谈判已经进行了一周多。在贝拉中心内部,公共区域里人最多的地方是餐厅和展厅。即使在非会议区域,电视里播放的唯一主题也还是会议本身。
夜幕降临,在会场外的哥本哈根市区,能找到人的地方只有餐厅和展厅。这座城市的黑夜在下午四点即已降临。到了五点钟,街上的商店几乎全部关闭,人们可去的地方只有餐馆。
但是在这个月,哥本哈根人有福了,他们终于多了个好去处——展馆。有关新能源、节能宣传、气候知识普及等问题的多项展览分布在这个城市各个角落。各种官方与非官方的宣传覆盖了哥本哈根。国王广场上,一条数百米长的签名布幅围成巨大的迷宫方阵,孩子们在布满签名的“迷宫”里尖叫、奔跑、嬉戏。
在地铁沿线的每一站,各式各样的展览与活动都在进行。紧挨地铁Forum站的展馆中,有关新能源展品的展览正在进行。100多辆使用电力或生物燃料驱动的新能源车也以这个展馆为起点,进行一场全部由新能源车种组成的独特赛车比赛。Forum展馆内,除了各家公司和组织为新能源产品精心布置的展台,就连会场饮水处的墙壁上方,都用醒目标语写着“到2025年,20亿人将面临饮水危机”。
而在城市最中央的市政厅广场,类似的展馆则更多。巨大地球仪形状的大屏幕耸立于市政厅广场中央,播放着气候宣传短片。“地球仪”一旁是各类展馆,一个名为“未来城市”的展馆吸引了更多人的目光。
在“未来城市”中,十块大屏幕被用于各城市播放宣传短片。其中东道主丹麦当仁不让占了两席,美国的洛杉矶与纽约也占据两席,英国伦敦、俄罗斯莫斯科,以及加拿大的多伦多市,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包括身为发展中国家巴西的圣保罗市、甚至印尼的雅加达市,都各占一席。而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大国却并无踪影。展馆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是市区里唯一一个“未来城市”展馆。
在纽约的宣传大屏幕前,人们驻足观看纽约为大楼更换能源系统——包括地标帝国大厦。为了吸引眼球,纽约市政府还在展位放置了一个高达两米的帝国大厦模型。每天,数万哥本哈根市民与游客在这家展馆里听到来自纽约的承诺:到2017年,纽约市碳排放量比2008年降低30%。
比起纽约市的积极态度,在贝拉中心会场内,美国政府方面则要保守得多。12月14日,美国能源部部长朱棣文在会场宣布:美国政府将执行一项3.5亿美元的气候变化资助金额。实际上,除去协同出资方意大利和澳大利亚等国的份额,美国提供的资金仅有8500万美元。
不仅如此,美国能源部一名官员向中新社记者表示,美国代表团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政策在来哥本哈根之前就已经大体确定,未来出现调整的可能性也不大。
China and US
在很多人看来,朱棣文在14日宣布的投资计划更像是一场秀——大会进行到第二周,各国部长相继到会,加入谈判代表团,而在两天后的17日,更将有100多个国家的首脑,包括中国总理温家宝、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内的领导人齐聚贝拉中心。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政府选择这样向外界宣布上述计划,颇有造势之意。
而中国代表团的新闻发布会也召开得越来越密集与主动。在设在贝拉会场最偏远角落的C7区,中国代表团那间不足20平米的新闻发布间已日渐狭促。每天下午5点,是中国代表团的例行新闻发布会时间。近百名中外记者挤坐在发布间内外,争相提问。
即使是在中国新闻发布间之外的几十间其他会议室,“中国”二字依然无处不在。不论是哪个国家或组织举办的周边会议,也无论在讨论何种话题,“China and US”总是记者提问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组。
China and US,中国和美国,这个被人们频频吐出的单词,同时意味着全球碳排量的第一名和第二名。正因如此,两国名字总是被放在一起,捆扎成同一个靶子,被放在无数次提问的枪口下。随着会议日程的推进,“China and US”的出场次数有增无减。
事实上,中国被放在气候谈判世界舞台的中央,始于巴厘岛气候大会。2007年12月15日,第13届气候大会主席和秘书处试图在没有中国等国参与下召开大会,通过还处在磋商中的文件。中国代表团两次举牌抗议并要求大会秘书长道歉,最终,大会秘书长流泪致歉。
中国对这一举动的及时阻止非常关键,它确保了《京都议定书》没有按照发达国家的意图,在2012年第一承诺期到期后就被推翻;而是按照原计划制定了第二承诺期的行动指南——“巴厘路线图”。
巴厘路线图被作为重要的谈判指南,带到2009年的贝拉中心。从7日开始,会议进程持续一波三折——
开幕第二天,一份秘密文件“丹麦文本”由英国媒体披露。这份由主办方丹麦协同发达国家拟订的“大会最终文件”引起一片哗然。该文本包含多项明显有利于发达国家的条例:发达国家的排放可比发展中国家多一倍,发达国家的融资大权交由西方控制的世界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