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名制”不是行政伟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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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需要推行实名制的地带,不是广大平民的生活广场,而是滋养官员腐败的奢华温室
  
  “实名制”正在成为中国行政管理的伟哥。目前已经实施实名制的领域,不仅包括国际通行的航空旅行和银行开户,还扩展到旅馆住宿登记、电话座机安装入网和网吧上网等等,其实名范围远远超过了西方世界。不仅如此,2006年以来,这场“实名制”浪潮还愈演愈烈,涉及的人口也日益庞大,形成中国式社会管制的重大特色。
  手机入网实名制,乃是新实名制浪潮的第一波。信产部要求移动通讯运营商实行手机号码的实名制登记制度,即购买SIM卡须出示有效身份证,其理由是杜绝垃圾邮件和手机欺诈。但我们观察到的事实是,那些已经推行实名制的城市,并未有效地制止手机犯罪。与此相反,手机用户的隐私权,却被迫面对被冒犯的巨大风险。
  此后,公安部又要求逐步建立自行车购销实名制,藉此遏制经久不衰的自行车偷盗狂潮。但已经有人撰文指出,此举跟以前的“钢印制”在逻辑上如出一辙。既然钢印作为自行车的坚硬“身份”都不能阻止盗窃之风,那么,在假证猖獗的社会里,自行车实名制又岂能令窃贼生畏?
  无独有偶,今年春运期间,有人开始力倡火车票实名制,以此救治铁路犯罪的痼疾,厦门火车站甚至率先作了这种实验,据说票贩子对此深感头疼。但对庞大的火车乘客群作身份证登记和查验,势必导致人力成本和时间成本的剧增,严重拖累政府部门和乘客,给濒于崩溃的春运雪上加霜。
  在数码信息领域,清华大学一位教授早在2003年就曾倡议互联网实名制,遭到网民的迎头痛击。2006年,有关部门又开始谋划“博客实名制”的出台,个别网站(如大旗网和博通社)也已开始实验这类实名方案。这种博客实名制一旦成功,势必要推广到论坛、网游等整个互联网领域,从而以分片蚕食的方式,完成国家主义学者的宏大理想。而互联网的实名化,则意味着“实名制”将成为中国公共管理的基本支架。
  在民众道德自律能力发育不全的情况下,作为一种万金油的技术手段,实名制有助于催促身份主体节制自己的言行,以免破坏道德—法律底线。在这个意义上,实名制的本质就是“实德制”,它企图通过唤醒人的法律和道德意识,阻遏谩骂、诽谤等互联网暴力以及各类社会犯罪。但这种治标不治本的管制技术,只能向民众转嫁行政压力,迫使后者面对繁缛的查验手续,浪费大量人力资源成本;不仅如此,实名制还逼使民众出卖自身隐私权的核心部分,由此为人权的侵害打开了堂而皇之的大门。许多新闻报道证实,上述担忧并非空穴来风。这种双刃剑效应,就是“实名制伟哥”的最大特征。
  中国社会存在着滥用实名制的巨大危险。按现有实名化的狂热态势,若干年后,民众商场购物、医院就诊、购买车船票,甚至餐馆就餐、进入澡堂和娱乐场所、汽车加油、公路收费站缴费,都可能会以实名进行,由此打造出一个毫无隐私权的反面乌托邦。难以想象的是,有朝一日,民众的每一次出行,都要被迫面对指纹、虹膜或DNA的严厉查验。然而这些科技时代的“社会口令”,只能识别人的外部身份,却无法触摸和改造人的内在思想。技术手段根本不能代替道德教育和司法监管,更不应为限定人的自由提供借口。确认公民的身份,不是公共管理的主要路径。
  我们被告知,已经有不少城市建立了以数十万个摄像头为基本单位的监控体系。这种“实像制”跟“实名制”结盟之后,把监管民众的公权力扩张到了顶点。民众的名字的确已被坐实,但社会道德却仍是一个巨大的虚空,更重要的是,人民的权利也远未达到坐实的程度。在大肆推行实名制的同时,若不能及时确立“实权制”,颁发和实施《个人信息保护法》,捍卫个人隐私、思想表达和言论自由等宪法权利,那么,中国社会就会被引向滥用公权力的行政暗区。
  为建立有效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政协委员崔琳向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提交提案,建言推行公务用餐费用公示制和实名制,让公务招待事务接受行政审计和民众监督。在我看来,在所有实名制的言论中,唯有这个提议真正表述了民众的意志。最需要推行实名制的地带,不是广大平民的生活广场,而是滋养官员腐败的奢华温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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