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7月1日，国民政府财政部公布《所得税暂行条例》，以所得税为标志的直接税开始正式实行。而创办、推行这一税制的山东博山人高秉坊，也因此被冠以“直接税之父”的称号。
　　随着税制的日臻完善及税收的稳步增长，直接税署由原来的有名无实逐渐成为财政部最重要的部门，高秉坊为孔祥熙的财政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也成为孔祥熙最倚重的干将，却引起了其他国民党高层的嫉妒和不满。
　　高秉坊对军统不留情面。军统头子戴笠曾一直兼任财政部缉私署署长，财政部所辖各地缉私机构都由军统人员把持。他们往往借直接税名义敲诈勒索，无恶不作，以致怨声载道，各分局时有反映。高秉坊常常在反映问题的原件上批复：“请雨农（戴笠的字）兄阅”或“送戴署长”。日久天长，戴笠对其颇多积怨。
　　1944年夏天，审计部派两位专员到直接税署检查“一丙保证金”的账簿。1945年2月3日，直接税署接到军事委员会命令，说将高秉坊撤职，交法院查办。2月15日，财政部派秘书石振玉解送高秉坊到重庆实验地方法院投案，遂被拘押候审。
　　高妻唐蕴恭请章士钊为辩护人。章士钊在重庆陕西街设有律师事务所，对外接受诉讼案件，他与高秉坊素来相识，深知其为人，亲自撰写了辩护词。
　　6月30日，高秉坊一审被判处死刑。
　　一审判决后，高秉坊的山东同乡丁惟汾、孔德成等人及19个团体相继具呈最高法院，要求司法公正，呼吁保障人权。时在美国的孔祥熙也托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向蒋介石说情。
　　迫于多方压力，1945年7月20日，重庆实验地方法院将全案卷宗转送最高法院。8月21日，最高法院第一分院将全案发还重庆实验地方法院重审。
　　法院院长查良鉴不属于任何党派，亦不愿卷入党派之争，所以在重审时让同样不属任何派系的李坚夫担任审判长。
　　李坚夫接手后，发现指控材料皆为伪造，但如果宣判其无罪，那便是和国民党CC（中央俱乐部）系，尤其是和蒋介石过不去。后来他想为高秉坊列一二罪名，判七八年有期徒刑交差。但CC系坚持要判最高徒刑。迫于CC系的淫威，1946年1月29日，法院作出判决：“高秉坊连续对主管事务图利，处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其余部分无罪。”
　　1949年11月25日下午，高秉坊恢复了自由。5天后，重庆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6月，高秉坊接到中南区财经委员会电令，派他为中南税务专员，7月去汉口到职，在中南税务管理局办公。同月，税管局在内部公报《中南税务》创刊号首页公开宣告：“高秉坊先生系中国直接税创办人，提倡新税新人新精神，而遭国民党反动派陷害，直到解放，始行出狱，退居湘省。此次受中南财委特聘，于7月1日来本局襄助税收。”高秉坊“贪污”案终被新中国定为冤案。高秉坊拿着《中南税務》激动地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乃共产党啊！”
　　（摘自《文史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