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莫高窟文化遗存推得盛唐兴建莫高窟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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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通过莫高窟内的文化遗存推测盛唐兴建莫高窟的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按照影响的层次分为物质基础、直接原因和根本原因。首先,盛唐的经济水平为莫高窟的兴建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其次,盛唐时期民间的佛信徒众多,朝廷因政治因素宣扬佛教思想,官方的提倡导致了兴建莫高窟的直接原因。最后,盛唐人民拥有需要一个宏伟而多元化的宗教场所的精神刚性需求,这是兴建莫高窟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莫高窟;敦煌;盛唐壁画;盛唐造像;盛唐石窟
  【中图分类号】K8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24-0047-04
  莫高窟坐落于中国敦煌,是世界上现存的规模最大、最全的佛教艺术地,始建于十六国时期而兴盛于唐朝。盛唐处于公元650年到755年,包容开放的气象缔造了莫高窟辉煌的唐代文化遗存。
  而相对的,历史工作者也可以透过敦煌壁画和造像研究它们修建之初时代背景。例如,盛世时期的佛像圆润自如,而乱世时期的雕刻则会逐渐压抑呆板,从中可以看出时代背景对于艺术表现的影响不可谓不深。
  研究盛唐兴建莫高窟有三点主要原因:其一是国力雄厚,国库富裕,丝绸之路兴旺畅通,敦煌是商队往来要道,这是盛唐在敦煌开窟造像必要条件;其二是西来的佛教对于中原文化影响颇深,自南北朝时期就在国土上培养了大基数的佛教信徒,而唐代初期和中期各类宗教有多元化和学术化的趋势,政府支持佛教的发展,这也是盛唐开凿佛像并且绘制佛教主题壁画的直接原因;其三是由于隋唐更替时战火不断,初唐百姓和朝廷心态并不安稳,人们都渴望平安顺遂,信奉佛教并意图通过佛事活动实现各种愿望。而到了盛唐,这种心态又有所改变,转变为对佛陀的依赖和信仰。
  以上是根据历史资料推测而成的三点主要原因,而莫高窟的各类历史痕迹,如壁画、造像及民俗行为等文化遗存可以证明上述推测。
  一、盛唐国力雄厚为开窟造像奠基
  盛唐能够大力支持莫高窟建造的基底便是商贸发达和国家富裕,丰厚的物质基础让国家大力开窟造像成为稀松平常的事情。
  从贞观之治直至安史之乱爆发前,唐代一直维持着盛世气象,在军事上不惧外敌,在外交上八方来朝,在文化上海纳百川,在经济上繁荣昌盛,在政治上迩安远至。政策的开明使贸易蓬勃发展,完全解决了唐初的经济压力。而丝绸之路的畅通也让西域交通要道一片繁荣。
  杜甫曾在还未去过丝路沿线幕府时就想象丝路边塞的风光应为:“云幕随开府,春城赴上都。马头金匼匝,驼背锦模糊。” ①这些欣欣向荣的特质也尽数反应于莫高窟内的各类艺术品中,形成了与其他时代的鲜明差别。
  盛唐造像的气象与后世的萧条形成的最直观的对比,重点反映在建造艺术作品的数量和质量上。盛唐共计开窟96个,完成了初唐的1个洞窟,并修复了4个前代洞窟,窟内塑像较多。
  莫高窟有100个存有盛唐画迹的洞窟,并且多为大幅鸿篇。而唯一能够与唐代规模媲美的是尚佛的隋代,其他时期均未有过如此浩大的工程。②这种对比也反映出初唐至盛唐经济实力的雄厚,虽然与战争和温饱无关,国家依然能接受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资源的佛窟建造和供养。
  莫高窟第一大坐佛,第96窟的北大像,形制为通顶大佛窟,高45米,其中弥勒像高34.5米,修建于武则天时期,正是初唐貞观之治影响下迅速恢复经济的年代。第130窟的南大像是仅次于北大像的莫高窟第二大佛像,与北大像一样同为倚坐弥勒像,洞窟高达28.2米,其中弥勒像高26米,修建于盛唐开元、天宝年间。③根据施工规模来看,所动用人手和物资十分庞大,可见当时的经济实力已相当雄厚。
  通观莫高窟,出自盛唐匠人之手的佛像和壁画大都色彩鲜明、笑容洋溢、人物丰满、充满世俗特色,从中反映出人民生活富足安居乐业的繁荣景象。因为当时经济繁盛,丝路畅通,颜料更容易获取,相较于前代,额外增加了土红、石青和赭石,这些色彩让敦煌壁画斑斓耀眼。
  从盛唐时期的绘画技法上不难看出画师受到西域画风的影响,造型轮廓由淡色晕染转为叠晕,不仅色彩更加绚丽,更富有层次。从第130窟的《都督府人礼佛图》中,明显可以看出这种中西技法的交融。④ 因为贸易互通有无,西域的艺术特色逐渐被盛唐画师融入原有风格,形成以华丽饱满为特征的盛唐艺术风格。
  佛教造像起源于贵霜王朝时期印度西北部的犍陀罗和北印度的秣菟罗。犍陀罗造像风格简约有力,秣菟罗风格富有生命感和力量感,都以男性特质为主。
  盛唐时期则推崇丰满肥胖,⑤盛唐佛像和菩萨采用曲线赋予佛像女性的温婉柔美。有别于绮罗风造像及先前时代的刚劲、消瘦或是凝重风格,反映了盛唐人民生活之富足。盛唐的政治通达与包容,创造了和谐统一的文化局面,形成了圆融大气的盛唐艺术风格,为莫高窟的盛唐造像创建了理想的环境。⑥
  丝绸之路带动了跨区域贸易促使经济蓬勃发展,大唐成为当时世界的经济中心。西域艺术沿丝绸之路流入大唐,与中原艺术结合形成了独一无二的盛唐艺术形态。
  第四十五窟的观音普门品中有商人遇盗图,详细描绘了来往于丝绸之路的西域胡商的面貌。⑦ 证明了当时文化交汇使得敦煌在经济上和艺术上都达到一个高峰,为盛唐在敦煌修建莫高窟提供极大的可能性。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盛唐经济繁盛时,文化自然会发展得蓬勃旺盛,包括宗教文化。人们远离了食不果腹的日子,有条件追求精神寄托。所以说盛,唐的物质基础给宗教和艺术发展提供了沃土,诞生出恢宏的盛唐遗作-莫高窟。
  二、盛唐时期官方支持佛教的研究和传播
  统治阶级的推崇促进了佛教文化发展,是莫高窟大力开凿的主要原因。盛唐时期的佛教兴盛原因有二,其一是佛教拥有扎实的民众基础,其二是佛教利于李唐王朝的政治统治。   因为隋代遗风,唐初曾经在社会上出现了崇佛抑道的现象,李唐王室针对这种现象推出了道先佛后政策。即便如此,佛教在民间的声势依旧浩大,与本土的道教持平,一时形成了佛道并立的局面。唐太宗评价这种局面为,道法可以“经邦致治”,而“佛法之兴,基于西域,爱及东汉,方被中华。” ⑧
  佛道争锋的局面一直持续至武则天时期。武则天自称弥勒佛转世,以求名正言顺继位,所以大力推崇佛教文化。在武则天时期的莫高窟,洞窟数量达到上千余个。武周时期官方力推佛教的影响一直延续至盛唐时期,导致佛教在民间有着丰厚的民众基础,佛教思想的影响力也日益扩大。
  而同样盛行的道教则有着包容、兼并的特质,所以并不阻碍佛教的发展,反而与唐朝稳定民心和巩固社会秩序的政策相辅相成,所以官方也推崇在社会上普及佛教思想并且支持大兴修建莫高窟。莫高窟的兴建侧面反映了佛道二者在盛唐社会的共存状态,盛唐时期的统治阶级并不针对儒、道、佛中的任意一种思想加以限制,这也彰显大唐海纳百川的文化包容力。
  从莫高窟中的供养人画像可以反映出佛教思想在盛唐社会拥有扎实的民众基础,因此政府顺应民心推崇佛教,莫高窟的兴建成了必然。莫高窟中的盛唐壁画题材很多是关于供养人的。他们都出于虔诚而出资、出力进行弘扬佛教的活动,如建造佛像、石窟、壁画、宗教场所等。
  为留功德,有些供养人在修建的窟内绘有自身的画像。
  根据敦煌研究院统计,盛唐供养人题记数量在历朝总题记中占比最大。莫高窟共存在194条供养人题记,其中有49条属于盛唐时期,而中唐时期只有21条,尚佛的隋代只有30条。隋代的供养人图像大多描绘了供养人礼敬佛、菩萨的静态场景,而盛唐时期的供养人图像与佛多有互动, ⑨更偏向于希望和佛、菩萨亲近,向他们传达自己的祈求和依赖。这种心理上的变化导致了外显的供奉形式的不同。
  盛唐的供养人图像具有象征性,以表达意象为主,并不注重写实,故而拥有典型特征的供养人画像变多,而总数变少。甚至在盛唐时期的第205窟供养人图像中,女供养人已经不再是现实中的某个具体人物,她是信徒们寄托信仰的集合体,信徒们通过这一个供养人的意象与佛陀互动。⑩
  尽管如此,根据目前敦煌研究院统计,盛唐时期依旧存有302幅供养人画像。并非只有平民愿意信仰佛教,盛唐的贵族阶级中也流行着佛教文化。第130窟窟壁上的《都督夫人礼佛图》是现存尺寸最大的盛唐供养人画像。都督夫人出身唐朝高门氏族太原王氏,而其夫乐庭壤是晋昌郡太守,即晋昌郡最高长官。画像上是都督夫人太原王氏与女儿、婢女的供养像,其丈夫与儿子的供养像也存于第130窟。
  贵族阶级的巨幅供奉画像反映了当时贵族阶级也重视佛教信仰。这些供养人画像也反映了佛教在中原民间的影响力于盛唐时期达到了顶峰。信徒们愿意耗费私人钱财与精力去供奉并修建佛窟,从而支持佛教文化的推行。佛教文化的普遍流行也影响了窟内壁画的题材,不仅使得很多壁画以佛经故事选题,而且诞生出飞天这种中原文化和佛教文化融合的产物,这足以证明佛教在盛唐已具有坚实的底蕴,百姓对佛教文化喜闻乐见。
  宗教思想与政治不可分割,统治阶层推崇佛教有政治上的目的。李唐王室开国初期以老子后人自居,但唐中宗在武周后复辟李唐王室的时候却并未再度大力推行道教,反而顺其自然让佛教成为民间主流信仰。? 这是因为时代背景的不同。唐代开国时期的王室需要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继任大统,所以借由宗教宣扬自身的正统性。
  然而,到了盛唐时期,统治阶级希望社会信仰提倡安定平和,这时佛教就成了一个合适的选择。佛教教义讲究不爭、忍耐,时刻用规矩约束自身,从而让修行者达到一种安乐祥和的境界。佛教的教义可以让民众摒弃浮躁和戾气,专注于自身修行,从而方便统治者管理。开元二十四年,唐玄宗亲自为《金刚经》作注,并推行全国,从中可以看出王室支持佛教思想推广的态度。
  开窟立像同样也是推广佛教的重要环节,佛窟也能够给予信徒一个稳定的宗教活动场所,所以王室支持莫高窟的修建,而身处敦煌的达官显贵也修建佛窟以顺应王室的号召。第130窟就是在当地权贵赞助的背景下建造而成的。开元九年,僧处谚和乡人百姓马思忠或许是在“北大像”的影响下提议修建南大像,敦煌遗书资料中记载“发心造南大像”就是他们的提案。?鉴于唐代已有称呼96窟内弥勒为“北大像”的风俗,南大像的修建或许是信徒为了呼应北大像修建而成的。
  然而南大像的建造计划并未立刻落实,主要原因是资金不足。而开元十九年乐庭壤继刺瓜州之后,第130窟的弥勒大像修建计划得到了他的赞助和支持,从而变为事实。而乐庭壤也在他赞助的窟内绘制了巨幅供养人壁画,以保留功德。
  由此可知,朝廷对于民众信仰佛教持有鼓励态度,莫高窟内的盛唐艺术品大都精妙绝伦,并无资金匮乏的痕迹。以国家力量帮助供养佛教文化的寺院经济为人民在莫高窟上开凿佛窟、修建佛像排除了障碍。
  盛唐时期同样鼎立一时的道教也没有阻挡佛教蓬勃发展的气象。道教同样有着官方的支持,作为唐朝立国根本,初期其地位甚至高于佛教。
  然而,道教并非一神教,对待其他宗教的态度是和平友好的,甚至开放思想主动吸纳其他教派的优秀思想,所以在佛教发展最为旺盛的时期未与其产生激烈的冲突。而相反,佛教属于一神教,尽管菩萨罗汉众多,但核心依旧是圣人释迦牟尼,因此佛教拥有排他性。
  综合社会多元化环境和双方教义的因素,佛教逐步占据了盛唐的半壁江山,逐渐在盛唐凸显出普世化的趋势,即佛教教义变为普世价值观。?这种社会大环境是导致盛唐大力兴办佛教活动场所的直接原因。
  三、莫高窟的兴建成了盛唐时期人民在信仰问题上的刚性需求
  虽然盛唐时代的人们不再担心隋唐更迭造成的颠沛流离和食不果腹,但寻求精神寄托依旧是他们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修建莫高窟对于盛唐人民来说不只是为了修建一个容纳信徒活动的宗教场所,其行动本身就是一种修行和供奉。修建行为,包括开窟、造像、作画等,与供养一同被信徒视为“善因”和“功德”。所以群众会通过修建莫高窟的形式寄托或实现自己的愿望。   唐时的造像风气风靡一时,造像被视为佛教不可或缺的部分。佛教徒认为造像是佛教中的最大功德,并且有祈福消灾的效力。佛经本身也宣扬造像的功德,鼓励信徒以造像为手段祈求达到心愿。
  造像题记就是记载造像主身份、造像题材、造像动机、造像物件和造像主愿望的题记,往往被刻于像侧或像身。为亡者祈福、为亲人祈福、祈求疾病痊愈成为最主要的三种造像原因。大乘佛经称颂造像以此功德,以此获得幸福的来生。所以在唐代佛教造像中,为亡者祈福在造像原因中占比最大,占20.47%。?而唐代的边塞纷争和医疗技术的不成熟也导致了大量信徒通过造像祈求亲人平安归来以及疑难杂症痊愈。莫高窟在初唐时期就这也成了让人们寄托自身情怀的场所,信徒通过真诚念佛企图佛陀和菩萨保佑自身。
  而到了盛唐时代,人们的生活比唐初更加稳定,所以人们在祈求保佑的基础上想通过与佛沟通升华自身。盛唐时期的人们满足了物质需求,开始追求精神上的寄托。信徒的愿望虽不像隋朝、唐初时期那样单纯的为了解决生活问题而祈祷,而是需要一种信仰引导他们的精神升华。相比于其他宗教,佛教的修行方式简单,目的直接,人民可以通过念佛就到达极乐世界,摆脱烦恼,所以佛教当仁不让成了盛唐民众寄托自身愿望和念想的热门选择。
  在莫高窟壁画中,最热门的题材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变相壁画的面积达到了4.5万平方米。盛唐时期绘制的172北窟中的《观无量寿佛经变》就详细描绘了西方极乐世界的大致景观。整个画面建立于“七宝莲池”之上,画面中心是佛陀,佛陀身后有华丽庄严的建筑群,在佛陀四周有面带笑容的佛和菩萨,在莲池周围还有呈嬉闹状的莲花童子。这一幅变相壁画呈现出了极乐世界的美好安详,也体现出了盛唐人民向往前去极乐世界的美好愿望。?
  盛唐壁画中的佛不再被刻画为隋代庄重严肃的裁决者形象,也不在呈现出更早之前的消瘦神秘的苦行僧形象,而是面带微笑并时常与信徒沟通,充满了人性的光辉。
  第205窟的供养人图像中,女供养人手持香炉向菩萨倾诉,而菩萨则呈倾听状,并把念珠赐予供养人。?佛教形象人性化体现了佛教思想在盛唐逐渐世俗化,佛陀和观音从威严的至高神的形象变为更平易近人并且经常倾听信徒声音的神灵形象。
  佛教的思想契合了盛唐时期的气象,与盛唐人们的心境不谋而合。佛教经典《华严经》中世界描绘为无穷无尽无限大的圆满境界,以“法界”为总相统摄万有,但万有却也可以各自独存,主旨就是提倡“圆融自在”的境界。一微尘映世界,一瞬间含永远。莫高窟的兴建不仅让大众找到了寄托愿望的场所,也呈现了当时丰富多彩、包罗万象的生活与文化。
  综上所述,盛唐因为国力雄厚、朝廷支持、寻求精神寄托而兴建莫高窟,并且他们遗留的文化物品也佐证了他们修建莫高窟的原因。通过分析莫高窟内文化遗存的特质,辅助以文献资料,可以使中国历史学界对于某个时代的信息推断更加确凿。
  注释:
  ①吴昌林、李琦:《杜甫的秦陇行迹与丝绸之路题材诗歌创作——兼论文学地理学在古代丝绸之路诗歌研究中的价值》,《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第51-57+91页。
  ②鲁华:《浅议盛唐时期敦煌莫高窟壁画艺术》,《时代文学》2008年第22期,第178-179页。
  ③敦煌研究院:敦煌石窟内容总录数据库,http://dh.dha.ac.cn/AllResource/List?table=Period5_METADATA.
  ④白羽、安烨瑶:《盛唐敦煌莫高窟的表现形式分析》,《包装与设计》2021年第1期,第116-117页。
  ⑤苗苗:《唐代佛教石窟造像风格的形成》,《华章》2011年第4期,第77页。
  ⑥牟云环:《盛唐佛教造像的圆融之美——若隐若现的贵妃魅影》,《美与时代·城市》2014年第3期,第112页。
  ⑦鲁华:《浅议盛唐时期敦煌莫高窟壁画艺术》,《时代文学》2008年第22期,第178-179页。
  ⑧郝松枝:《〈大唐三藏圣教序〉与唐代佛教的兴盛》,《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第100-105页。
  ⑨敦煌研究院: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数据库,http://dh.dha.ac.cn/AllResource/List?table=DHXGYRTJ_METADATA&key=.
  ⑩牟云环:《盛唐佛教造像的圆融之美——若隐若现的贵妃魅影》,《美与时代·城市》2014年第3期,第112页。
  ?田宫晓旭:《盛唐净土宗佛教艺术哲学思想考察》,2016年西安音乐学院学位论文。
  ?孙晓岗:《莫高窟第130窟开窟时间考》,《美与时代(上旬刊)》2010年第11期,第41-43页。
  ?府建明:《华严“圆融”思想与盛唐佛教气象》,《江西社会科学》2009年第9期,第82-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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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宫晓旭:《盛唐净土宗佛教艺术哲学思想考察》,2016年西安音乐学院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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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陈一萱,女,渥太华大学,本科,历史系/哲学系。
  辛嘉怡,女,内蒙古师范大学,本科,考古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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