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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使用1999年到2011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分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地区，研究财政民生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倾向的影响，并将影响分解为互补效应和替代效应，评估财政民生投入改善农民生活和扩大内需的效果。本文发现，财政民生支出对居民消费影响的地区差异较大，东部地区财政教育投入较为有效，西部地区财政卫生投入较为有效，民生支出效果主要反映为替代了居民的自有支出，而尚未起到优化经济结构的作用。进而提出，在加大财政民生支出同时，应注意不同地区民生支出的结构优化和比较优势发挥。
【关键词】 财政支出 民生 消费
一、引言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居民消费率较低是我国经济运行的主要结构性问题之一。在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初步消退、2009年我国经济呈现V型反转的背景下，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重心逐渐从“保增长”向“扩内需、调结构”移动。2009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必须坚持改善民生和扩大内需内在统一，更加注重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来谋划发展，把增加居民消费作为扩大内需的重点，通过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增强经济发展拉动力。这一决定强调了民生改善和经济结构调整之间的关系，把关注民生、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与当前迫切需要的经济结构调整有机联系了起来。事实上，1999—2011年，我国教育、卫生合计投入年增长率均在10%以上，也均超过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尤其是2003年以来，政府逐年加大了对教育卫生事业的投入力度。然而，在良好的初衷和现实的大量投入下，现有的财政民生支出是否对改善民生起到了作用？尤其是对农村地区的重点投入是否起到了启动农村居民消费和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目的呢？
从现有研究看，大部分研究从不同侧面表明，政府支出，尤其是对民生的支出有助于居民消费的提高（万广华、张茵等，2001；杭斌、申春兰，2004；黄学军、吴冲锋，2006；杨子晖，2006）。但也有发现我国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之间并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和相关关系的实证研究（谢子远、杨立群，2006）。上述研究的不足和有待改进的地方在于：仅仅将全国作为一个整体研究，没有考虑到不同地区经济基础不同所造成的财政政策效果差異，尤其是没有把农村地区单独提取出来进行研究；选择的财政支出口径过于笼统，没有将用于民生的支出单独表示出来，从而不利于分析“促民生、调结构”的政策意义。
基于现有研究的收获和不足，本文将使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从1999年到2011年的面板数据，分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地区，研究财政民生支出（以教育、医疗支出为代表）对农村居民消费率（消费倾向）的影响，通过总消费倾向和净消费倾向的对照，将影响分解为互补效应和替代效应，评估财政民生支出在各农村区域的效果，并将结果与对应地区的城市消费情况相对照，根据实证结果给出政策建议。
二、民生投入影响居民消费的机制和效应
预防性储蓄假说和消费的恒久收入假说均可以用来解释财政民生投入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它们得出的初步结论能够为本文实证研究中的变量符号判定提供标尺。
1、基于恒久收入假说的影响机制
恒久收入假说（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是解释居民消费行为的经典理论，在该理论中，居民每期的消费是其一生恒久财富的一个比例，而恒久财富的数量则取决于目前对未来恒久收入的预期。政府的民生支出向居民直接提供了服务，相当于增加了居民的恒久收入和恒久财富水平，进而居民的当前消费与当前收入的比例（消费倾向）亦会提高。
2、基于预防性储蓄假说的影响机制
按照预防性储蓄假说（Precautionary Saving Hypothesis），居民储蓄目的在于规避和缓冲未来收入、支出和生命周期变动的风险，而中国居民近年来关注的主要风险就包括各项公共服务改革所带来的支出风险。以医疗、教育为代表的财政民生开支，能够减少居民购买必需公共服务的支出，从而降低居民支出风险和储蓄需求，进而提高居民将收入用于消费的比例，即提高居民消费倾向。
3、财政民生投入的互补效应和替代效应
从方向而言，根据恒久收入假说和预防性储蓄假说，当医疗、教育为代表的民生支出增加时，居民消费倾向都会增加，我们将之称作财政民生支出的互补效应。然而，民生支出不同于货币补贴或再分配，它为居民带来的收入上升或支出风险的降低，都是以提供不可储存的消费品的形式实现的。而民生支出的对象，如医疗、教育服务，本来就属于必需品，占有一定的消费预算，当财政对它们购买和提供的数量上升时，可能会出现对私人购买的替代和挤出，并反而降低居民总消费，我们将其称作财政民生支出的替代效应。
三、计量方法和结果
1、变量选取和说明
根据上述民生投入对消费的影响机制，本文的因变量选用居民消费倾向（即当期消费占当期收入的比重），使用这一指标来反映居民消费率的意义在于，它直接使用与居民生活最贴近的消费性支出和居民家庭收入，比较能说明居民的个体消费行为。为了检验财政民生支出对各地区城市、农村的互补效应、替代效应效果，本文将因变量细分为总消费倾向和扣除了教育、医疗等项目的净消费倾向：const：农村居民的总消费倾向=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生活消费支出合计/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纯收入；cons：农村居民净消费倾向=(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生活消费支出合计-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医疗保健支出)/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纯收入。
在自变量选取上，本文用教育支出和医疗卫生支出占当年各省财政支出的比例，作为财政民生支出的代表。由于2007年我国财政会计科目设置发生了重大改变，比例计算所选择的指标也需要在2007年进行调整：edu：2006年及以前=各省教育事业费支出/各省财政支出合计，2007年及以后=各省教育支出/各省一般预算支出；med：2006年及以前=各省卫生经费支出/各省财政支出合计，2007年及以后=各省医疗卫生支出/各省一般预算支出。
借鉴他人的研究，本文另外加入了几个控制变量，以提高模型解释效果，具体包括：inc：各省农村居民收入，反映凯恩斯主义消费理论（即边际消费倾向随收入上升而下降）的变量，取各省的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纯收入，并使用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调整为实际收入；price：各省农村物价变动率，即本年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与上年之差；yad和oad：各省农村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即（0—14岁人口/15—64岁人口）和（65岁以上人口/15—64岁人口）。
此外，2004年开始，全国逐步开始取消农业税，到2006年已全面完成，这一惠农措施亦可能会提振农村的消费率，本文引入反映农村农业税征收的虚拟变量tax，对当年已取消农业税的省份，将该变量记作1，未取消的记作0。
2、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的各省经济数据取自国泰安公司CSMAR系列研究数据库中的“区域经济研究数据库”，各省人口抚养比数据取自历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在地理划分上，东部地区包括天津、河北、辽宁、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广西、海南等10个省、市、自治区；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等9个省、自治区；西部地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10个省，市、自治区（在我国经济地理中，北京和上海两市亦属于东部地区，但两市农村人口比重较低（2008年，北京市农村人口比重15.10%，上海市农村人口比重11.39%），且随着城市扩大，农村人口居住地接近城乡结合部，其消费行为将更接近于城市人口，为避免对东部农村人口的消费行为带来异常值，所以在东部农村中不包含北京和上海）。
3、计量方程
本文具体使用的计量方程为：
其中（1）式表示总消费倾向的决定，（2）式表示净消费倾向的决定。
4、计量方法和软件
在计量方法上，根据数据横截面样本多于时间样本的特征，选择横截面加权的广义最小二乘法估计；经过F检验和Hausman检验，在模型中加入个体固定效应；计量软件使用Eviews 5.5版。
5、计量结果
式（1）和式（2）的检验结果如表1和表2所示，粗体表示反映财政民生支出的自变量。
四、计量結果分析和财政民生支出效果评估
如前所述，财政民生支出对消费的影响包括互补效应（正）和替代效应（负）。对总消费倾向而言，互补效应与替代效应都会发生作用，民生支出的总影响方向不定；对净消费倾向而言，民生支出应当只具有互补效应；而将总消费倾向和净消费倾向对比起来看，就可以评估出各个地区财政民生支出的互补效应和替代效应的相对大小。如表3所示。
将表1、表2的计量结果与表3列举的含义对照，发现各地区农村的总消费倾向、净消费倾向受民生支出影响的系数均在可以解释的范围内，未出现理论无法解释的实证结果，可以初步表明本文的计量方法、变量选取未出现错误。
从实证检验结果看，在东部农村，财政教育开支比例对总消费倾向无显著影响，对净消费倾向则有显著正向影响，表明东部农村的财政教育开支兼有收入和替代效应，且水平大抵相当，这一开支虽未能提振居民总消费，但也亦有助于提高居民的福利水平。在西部农村，医疗开支的增加会显著地提高居民的净消费倾向，但会带来总消费倾向的降低，这说明医疗开支对西部农村居民消费有互补效应，但互补效应小于替代效应。这一现象一方面可能是因为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农村原有的医疗基础较为薄弱，所以政府医疗投入容易收效，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其他方面的配套措施没有跟上，所以医疗投入的增加并未能明显加大居民在其他方面的消费意愿。由于财政民生支出对总消费倾向的影响系数不是显著正值，所以在这两个地区和领域，财政民生收入发挥的作用仍主要是替代居民消费，而未起到改善经济结构的效果。
然而，除上述地区和领域外，财政民生支出对农民的消费倾向均未产生显著影响。就东部而言，财政医疗支出的失效可能反映了东部较高医疗成本使得财政支出杯水车薪的困境；就西部而言，教育资源相对缺乏，居民仍需大量储蓄并向其他地区购买教育服务（尤其是高等教育服务）的现状或可解释财政教育支出的失效。而中部地区的财政民生支出失效则可能反映了中部地区既缺少较强经济实力，又缺少足够政策支持的尴尬。
此外，在计量结果中，在东、西部地区的农村中，反映取消农业税的虚拟变量（tax）对消费倾向的影响均显著为正，这反映了国家取消农业税的政策有效地提升了农村居民的消费，亦从侧面表明了对财政民生支出辅以配套措施的重要性。
五、结论和政策建议
需要强调的是，虽然本文研究的是财政民生投入对消费倾向的影响，但并不是说只有当消费倾向增加时，财政民生投入才起到了积极效果：民生投入的本意就是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只要民生投入能够起到替代居民民生消费的效果，就表明民生投入落到了实处，提高了居民福利水平，实现了“雪中送炭”；而进一步的净消费倾向和总消费倾向增加，即财政民生投入的互补效应，则反映了民生投入对改善经济结构的效果，具有“锦上添花”的意义。基于此价值判断，本文根据计量分析得到的结论如下。
第一，我国财政民生支出对居民的消费倾向的影响效果在地区间存在较大的差异，东部地区的财政教育投入对消费倾向的提升或农村居民消费的替代有较为积极的效果；西部地区的财政卫生投入对消费倾向的提升和农村居民消费的替代有较为明显的影响；而中部地区的财政教育、卫生投入对改善农村居民消费没有带来显著效果。总体来说，财政民生支出的效果还停留在为居民直接提供服务的层次上，未明显起到优化经济结构和扩大内需的作用。
第二，东部和西部民生支出的不同效果，反映出教育和医疗这两类公共品性质的不同：教育相对于医疗而言，是更注重“质量”的公共品，对教育进行的公共投入，如果要发挥替代效应和互补效应，就需要以较为发达的教育基础水平为条件；而医疗，尤其是较低水平的医疗保障，则是较为容易通过“数量”起作用的公共品，在医疗基础水平较差的条件下，财政医疗开支的互补效应和替代效应更容易发挥，但当医疗水平较高后，对医疗的进一步投入就可能因为医疗服务的较高价格而收效甚微。
为此，本文提出的政策建议是，在进一步扩大财政民生支出时，注意不同地区民生支出的结构优化和比较优势发挥：东部地区着重增加教育投入，并在理顺利益关系、平抑医疗价格基础上，适当减少和节约农村医疗投入；中部地区保持现有结构，稳步提高投入水平，以发挥财政民生投入的替代效应为基本目标；西部地区着重增加农村医疗投入，同时提高教育资金投入的效率，将教育资金用在提高农村基础教育水平上。
【参考文献】
[1] 杭斌、申春兰：经济转型期的中国城镇居民消费敏感度的变参数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4（9）.
[2] 黄学军、吴冲锋：社会医疗保险对预防性储蓄的挤出效应研究[J].世界经济，2006（8）.
[3] 万广华、张茵等：流动性约束、不确定性与中国居民消费[J].经济研究，2001（11）.
[4] 谢子远、杨立群：我国政府消费与居民消费的关系研究[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6（12）.
[5] 杨子晖：政府消费与居民消费：期内替代与跨期替代[J].世界经济，2006（8）.
【关键词】 财政支出 民生 消费
一、引言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居民消费率较低是我国经济运行的主要结构性问题之一。在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初步消退、2009年我国经济呈现V型反转的背景下，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重心逐渐从“保增长”向“扩内需、调结构”移动。2009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必须坚持改善民生和扩大内需内在统一，更加注重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来谋划发展，把增加居民消费作为扩大内需的重点，通过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增强经济发展拉动力。这一决定强调了民生改善和经济结构调整之间的关系，把关注民生、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与当前迫切需要的经济结构调整有机联系了起来。事实上，1999—2011年，我国教育、卫生合计投入年增长率均在10%以上，也均超过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尤其是2003年以来，政府逐年加大了对教育卫生事业的投入力度。然而，在良好的初衷和现实的大量投入下，现有的财政民生支出是否对改善民生起到了作用？尤其是对农村地区的重点投入是否起到了启动农村居民消费和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目的呢？
从现有研究看，大部分研究从不同侧面表明，政府支出，尤其是对民生的支出有助于居民消费的提高（万广华、张茵等，2001；杭斌、申春兰，2004；黄学军、吴冲锋，2006；杨子晖，2006）。但也有发现我国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之间并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和相关关系的实证研究（谢子远、杨立群，2006）。上述研究的不足和有待改进的地方在于：仅仅将全国作为一个整体研究，没有考虑到不同地区经济基础不同所造成的财政政策效果差異，尤其是没有把农村地区单独提取出来进行研究；选择的财政支出口径过于笼统，没有将用于民生的支出单独表示出来，从而不利于分析“促民生、调结构”的政策意义。
基于现有研究的收获和不足，本文将使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从1999年到2011年的面板数据，分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地区，研究财政民生支出（以教育、医疗支出为代表）对农村居民消费率（消费倾向）的影响，通过总消费倾向和净消费倾向的对照，将影响分解为互补效应和替代效应，评估财政民生支出在各农村区域的效果，并将结果与对应地区的城市消费情况相对照，根据实证结果给出政策建议。
二、民生投入影响居民消费的机制和效应
预防性储蓄假说和消费的恒久收入假说均可以用来解释财政民生投入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它们得出的初步结论能够为本文实证研究中的变量符号判定提供标尺。
1、基于恒久收入假说的影响机制
恒久收入假说（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是解释居民消费行为的经典理论，在该理论中，居民每期的消费是其一生恒久财富的一个比例，而恒久财富的数量则取决于目前对未来恒久收入的预期。政府的民生支出向居民直接提供了服务，相当于增加了居民的恒久收入和恒久财富水平，进而居民的当前消费与当前收入的比例（消费倾向）亦会提高。
2、基于预防性储蓄假说的影响机制
按照预防性储蓄假说（Precautionary Saving Hypothesis），居民储蓄目的在于规避和缓冲未来收入、支出和生命周期变动的风险，而中国居民近年来关注的主要风险就包括各项公共服务改革所带来的支出风险。以医疗、教育为代表的财政民生开支，能够减少居民购买必需公共服务的支出，从而降低居民支出风险和储蓄需求，进而提高居民将收入用于消费的比例，即提高居民消费倾向。
3、财政民生投入的互补效应和替代效应
从方向而言，根据恒久收入假说和预防性储蓄假说，当医疗、教育为代表的民生支出增加时，居民消费倾向都会增加，我们将之称作财政民生支出的互补效应。然而，民生支出不同于货币补贴或再分配，它为居民带来的收入上升或支出风险的降低，都是以提供不可储存的消费品的形式实现的。而民生支出的对象，如医疗、教育服务，本来就属于必需品，占有一定的消费预算，当财政对它们购买和提供的数量上升时，可能会出现对私人购买的替代和挤出，并反而降低居民总消费，我们将其称作财政民生支出的替代效应。
三、计量方法和结果
1、变量选取和说明
根据上述民生投入对消费的影响机制，本文的因变量选用居民消费倾向（即当期消费占当期收入的比重），使用这一指标来反映居民消费率的意义在于，它直接使用与居民生活最贴近的消费性支出和居民家庭收入，比较能说明居民的个体消费行为。为了检验财政民生支出对各地区城市、农村的互补效应、替代效应效果，本文将因变量细分为总消费倾向和扣除了教育、医疗等项目的净消费倾向：const：农村居民的总消费倾向=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生活消费支出合计/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纯收入；cons：农村居民净消费倾向=(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生活消费支出合计-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医疗保健支出)/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纯收入。
在自变量选取上，本文用教育支出和医疗卫生支出占当年各省财政支出的比例，作为财政民生支出的代表。由于2007年我国财政会计科目设置发生了重大改变，比例计算所选择的指标也需要在2007年进行调整：edu：2006年及以前=各省教育事业费支出/各省财政支出合计，2007年及以后=各省教育支出/各省一般预算支出；med：2006年及以前=各省卫生经费支出/各省财政支出合计，2007年及以后=各省医疗卫生支出/各省一般预算支出。
借鉴他人的研究，本文另外加入了几个控制变量，以提高模型解释效果，具体包括：inc：各省农村居民收入，反映凯恩斯主义消费理论（即边际消费倾向随收入上升而下降）的变量，取各省的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纯收入，并使用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调整为实际收入；price：各省农村物价变动率，即本年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与上年之差；yad和oad：各省农村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即（0—14岁人口/15—64岁人口）和（65岁以上人口/15—64岁人口）。
此外，2004年开始，全国逐步开始取消农业税，到2006年已全面完成，这一惠农措施亦可能会提振农村的消费率，本文引入反映农村农业税征收的虚拟变量tax，对当年已取消农业税的省份，将该变量记作1，未取消的记作0。
2、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的各省经济数据取自国泰安公司CSMAR系列研究数据库中的“区域经济研究数据库”，各省人口抚养比数据取自历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在地理划分上，东部地区包括天津、河北、辽宁、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广西、海南等10个省、市、自治区；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等9个省、自治区；西部地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10个省，市、自治区（在我国经济地理中，北京和上海两市亦属于东部地区，但两市农村人口比重较低（2008年，北京市农村人口比重15.10%，上海市农村人口比重11.39%），且随着城市扩大，农村人口居住地接近城乡结合部，其消费行为将更接近于城市人口，为避免对东部农村人口的消费行为带来异常值，所以在东部农村中不包含北京和上海）。
3、计量方程
本文具体使用的计量方程为：
其中（1）式表示总消费倾向的决定，（2）式表示净消费倾向的决定。
4、计量方法和软件
在计量方法上，根据数据横截面样本多于时间样本的特征，选择横截面加权的广义最小二乘法估计；经过F检验和Hausman检验，在模型中加入个体固定效应；计量软件使用Eviews 5.5版。
5、计量结果
式（1）和式（2）的检验结果如表1和表2所示，粗体表示反映财政民生支出的自变量。
四、计量結果分析和财政民生支出效果评估
如前所述，财政民生支出对消费的影响包括互补效应（正）和替代效应（负）。对总消费倾向而言，互补效应与替代效应都会发生作用，民生支出的总影响方向不定；对净消费倾向而言，民生支出应当只具有互补效应；而将总消费倾向和净消费倾向对比起来看，就可以评估出各个地区财政民生支出的互补效应和替代效应的相对大小。如表3所示。
将表1、表2的计量结果与表3列举的含义对照，发现各地区农村的总消费倾向、净消费倾向受民生支出影响的系数均在可以解释的范围内，未出现理论无法解释的实证结果，可以初步表明本文的计量方法、变量选取未出现错误。
从实证检验结果看，在东部农村，财政教育开支比例对总消费倾向无显著影响，对净消费倾向则有显著正向影响，表明东部农村的财政教育开支兼有收入和替代效应，且水平大抵相当，这一开支虽未能提振居民总消费，但也亦有助于提高居民的福利水平。在西部农村，医疗开支的增加会显著地提高居民的净消费倾向，但会带来总消费倾向的降低，这说明医疗开支对西部农村居民消费有互补效应，但互补效应小于替代效应。这一现象一方面可能是因为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农村原有的医疗基础较为薄弱，所以政府医疗投入容易收效，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其他方面的配套措施没有跟上，所以医疗投入的增加并未能明显加大居民在其他方面的消费意愿。由于财政民生支出对总消费倾向的影响系数不是显著正值，所以在这两个地区和领域，财政民生收入发挥的作用仍主要是替代居民消费，而未起到改善经济结构的效果。
然而，除上述地区和领域外，财政民生支出对农民的消费倾向均未产生显著影响。就东部而言，财政医疗支出的失效可能反映了东部较高医疗成本使得财政支出杯水车薪的困境；就西部而言，教育资源相对缺乏，居民仍需大量储蓄并向其他地区购买教育服务（尤其是高等教育服务）的现状或可解释财政教育支出的失效。而中部地区的财政民生支出失效则可能反映了中部地区既缺少较强经济实力，又缺少足够政策支持的尴尬。
此外，在计量结果中，在东、西部地区的农村中，反映取消农业税的虚拟变量（tax）对消费倾向的影响均显著为正，这反映了国家取消农业税的政策有效地提升了农村居民的消费，亦从侧面表明了对财政民生支出辅以配套措施的重要性。
五、结论和政策建议
需要强调的是，虽然本文研究的是财政民生投入对消费倾向的影响，但并不是说只有当消费倾向增加时，财政民生投入才起到了积极效果：民生投入的本意就是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只要民生投入能够起到替代居民民生消费的效果，就表明民生投入落到了实处，提高了居民福利水平，实现了“雪中送炭”；而进一步的净消费倾向和总消费倾向增加，即财政民生投入的互补效应，则反映了民生投入对改善经济结构的效果，具有“锦上添花”的意义。基于此价值判断，本文根据计量分析得到的结论如下。
第一，我国财政民生支出对居民的消费倾向的影响效果在地区间存在较大的差异，东部地区的财政教育投入对消费倾向的提升或农村居民消费的替代有较为积极的效果；西部地区的财政卫生投入对消费倾向的提升和农村居民消费的替代有较为明显的影响；而中部地区的财政教育、卫生投入对改善农村居民消费没有带来显著效果。总体来说，财政民生支出的效果还停留在为居民直接提供服务的层次上，未明显起到优化经济结构和扩大内需的作用。
第二，东部和西部民生支出的不同效果，反映出教育和医疗这两类公共品性质的不同：教育相对于医疗而言，是更注重“质量”的公共品，对教育进行的公共投入，如果要发挥替代效应和互补效应，就需要以较为发达的教育基础水平为条件；而医疗，尤其是较低水平的医疗保障，则是较为容易通过“数量”起作用的公共品，在医疗基础水平较差的条件下，财政医疗开支的互补效应和替代效应更容易发挥，但当医疗水平较高后，对医疗的进一步投入就可能因为医疗服务的较高价格而收效甚微。
为此，本文提出的政策建议是，在进一步扩大财政民生支出时，注意不同地区民生支出的结构优化和比较优势发挥：东部地区着重增加教育投入，并在理顺利益关系、平抑医疗价格基础上，适当减少和节约农村医疗投入；中部地区保持现有结构，稳步提高投入水平，以发挥财政民生投入的替代效应为基本目标；西部地区着重增加农村医疗投入，同时提高教育资金投入的效率，将教育资金用在提高农村基础教育水平上。
【参考文献】
[1] 杭斌、申春兰：经济转型期的中国城镇居民消费敏感度的变参数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4（9）.
[2] 黄学军、吴冲锋：社会医疗保险对预防性储蓄的挤出效应研究[J].世界经济，2006（8）.
[3] 万广华、张茵等：流动性约束、不确定性与中国居民消费[J].经济研究，2001（11）.
[4] 谢子远、杨立群：我国政府消费与居民消费的关系研究[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6（12）.
[5] 杨子晖：政府消费与居民消费：期内替代与跨期替代[J].世界经济，200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