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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性别的眼光审视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中的女性人物形象，分析女性人物的母性、妻性及多重角色的困境。隐含作者把以郑母、郑娟为代表的传统女性与受难、奉献、无私、善良等母性符码相连接，传递出男性对理想母亲的期待和依恋;周母、金月姬、曲秀贞等老一辈女性秉持门当户对的婚恋观，折射出现实社会母性角色的世俗镜像;周蓉、郝冬梅、春燕、于虹等体现了新时代开放自然、独立自由的“妻性”，昭示着新的婚恋关系中男女处于平等地位。叛逆女性周蓉正视内心需求，具有摆脱男性中心思维的自主品格，显示出独立自主的现代意识;春燕、于虹以民间底层女性的天真自然、泼辣务实彰显了女性自然合理的欲求表达和蓬勃的生命力。无论是知识女性还是底层妇女，都无可避免地面临职业和家庭的双重负累，文本没有涉及女性走出家庭进入公共领域担负多种角色的无名之痛，反映出男性作家对女性主体位置进行想象性构建时的盲区。
[关键词]梁晓声;《人世间》;性别意识;母性;妻性
[作者简介]叶云虹（1984-），女，北京语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部博士研究生（北京100083）。
一、绪论
三卷本长篇小说《人世间》是梁晓声的最新力作，2017年11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描写了1972年到2016年间以周氏三兄妹为代表的百姓生活，时空跨度大，出场人物多，展现了众多平民子弟的命运遭遇，揭示出社会生活的复杂变化。在《人世间》之前，人们对梁晓声的认识，主要集中在知青文学，《今夜有暴风雪》《雪城》《年轮》《一个红卫兵的自白》等作品的问世将知青文学带人辉煌时期，论及知青文学/作家，梁晓声成为绕不过去的里程碑。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有评论者发现了梁晓声知青文学的价值，文本中，北大荒黑土地上充满理想与热忱的知青唤醒了老三届一代人的记忆，那里尘封了他们当年狂热的青春。郭小东深层次挖掘了“文革”及“上山下乡”运动轰轰烈烈开展的社会文化心理，他犀利地指出“革命”理论和政治谎言诱发民族心灵中盲从的文化惰性，关于《雪城》等知青小说，乃梁晓声“调动生活尘封的记忆”，通过书写知青悲怆的生活寻找现实人生意义，“从那虚妄的然而记忆深刻的年代中去寻找;同时，获取某种精神的庇护与慰藉。”洪子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指出，梁晓声在“维护一代人的‘青春年华’和献身精神”的知青小说创作中具有代表性，此言论将梁晓声精准且权威地定位为知青文学的代言人。刘起林、刘可可、车红梅等均将梁晓声纳入知青作家/文学讨论，刘起林讨论以梁晓声为代表的知青作家群的精神文化特征和历史成因，刘可可重提梁晓声知青作品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精神，车红梅探讨梁晓声笔下下乡知识青年的人性之光。90年代之后中国社会发生结构性转变，80年代那段纯文学的美好时光湮没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梁晓声90年代发表了多部关于社会问题的随笔，1997年出版的社会思想文化随笔《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被冠以“一部后毛泽东时代最深刻的社会分析”的美誉，其对生活现实的深刻揭露和对底层民众的体恤关怀在后来的《人世间》中得到了延续。2017年底，现实主义长篇巨著《人世间》“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年代写作’”，梁晓声是共和国的同龄人，与文本主人公周氏三兄妹是同代人，故事以年代顺序展开，时间跨度近半个世纪，涵盖“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改革开放、国企改革、下岗再就业、房屋拆迁等时代大事，以一种个人编年史的方式再现了当代历史的连续性，充满历史的厚重感、生活的戏剧感及人生的宿命感。作者意不在展示宏大历史，笔触主要集中在百姓日常生活，以平民意识和仁爱情怀揭示低层人物的生活境况及平民子弟的奋斗之路，书写周氏三兄妹及周围的人在困难中坚持理想与信仰并以此确立自我的主体地位，完成作为历史亲历者的主体化过程。
《人世间》出版后，受到了众多文学评论家的青睐，该书的责编李师东认为《人世间》形象阐释了好人文化，鉴于作者梁晓声对社会各阶层及运行机制的熟稔，轻松驾驭了错落有致的城市百姓生活群像图。路文彬认为《人世间》书写了民间人物的正义之爱，周秉昆爱上郑娟、郑娟拒绝因儿子牺牲获得的资助等均体现了普通人内心的正义与担当。在另外一篇文章中，路文彬指出周母周父对子女深沉的爱无意识中对抗了扼杀情感的阶级斗争，释放了平等自由的现代伦理价值，“梁晓声从自由伦理的视角发现了隐匿于这个家庭的现代性秘密，这便是家长意志的消失。”刘军茹在肯定周氏三兄妹等主要人物坚持“做个好人”的同时，不忘指出社会中存在攀附权贵、侵占公共空间等底层之“恶”。同时，有评论者提出，文本主要人物在追求爱情中获得人生向善的力量，也有人将周秉义与普罗米修斯相对照，发现两人在奉献精神与受难英雄方面的相似性。吴秉杰阐述了《人世间》的朴素性，称文本对普通人生活的全景书写具有现实主义的历史价值。
文本试图以性别的眼光审视《人世间》中出现的女性人物，分析主要女性人物的母性、妻性及多重角色的困境，文本通过在个人/时代维度上展示女性日常生活经验，传达出隐含作者对独立自由的女性主体思想和男女平等的社会性别秩序的肯定，彰显作者朴素的女性关怀立场。
二、母性：男性对传统女性的询唤
作为塑造女性不可缺少的视角，男性作家对女性的想象性构建与书写折射出“他们”对“她们”的审美理想和欲望诉求。“形象批评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范畴，尤其是针对男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因为无论在西方或中国，文学传统是由男性创造的，女性只是对象，是出于他们的审美标准和心理投射的创造物。”在《人世间》中，受难、奉献、坚韧成为理解“母性”传统的关键词，隐含作者对郑娟及郑母坚韧善良宽厚的大地之母精神的赞美，折射出传统中国文化中的崇母情结，而对曲老太太、金老太太、周母这些母亲角色的描写中，敬重中带有批判，代表了隐含作者对理想母性/母亲角色的探索。
（一）母性的传统符码
文本通过赞美女性的受难精神和奉献精神彰显男性对女性的期望和控制，召唤传统女性登场。书写受难女性是传统男性文学创作的母题之一，很多男性作家描写过女性受难的情节，曹禺笔下的四凤、愫方，巴金笔下的鸣凤、瑞珏，老舍小说中的小福子等，都是饱经生活磨难的美丽女性，“让女性受难也是男性现代叙事的必要安排”。《人世间》文本里的郑娟延续了受难天使的文学母题，年轻守寡，被强奸生子，独自带娃，生存环境如此恶劣，读者不难联想到传统文化中头插草标待价而沽的受难女子形象。周秉昆迎娶郑娟，宛如一出多情才子拯救受难佳人的传奇故事，这类故事隐秘地导向一种男性中心的認知：只有与男性建立稳定的家庭关系才是人生拯救的关键。郑娟一家将能给予郑娟婚姻的周秉昆视为救世主，传达出一种十分传统的价值观：女性相对于男性来说是弱者，需要男性和婚姻的庇护。男性承担拯救者的重任，弱化了女性主体地位，表现了男性中心意识。 爱是母亲的核心品质，其他无私奉献、受难牺牲都是因为爱而进行的权利让渡。作者对郑娟这位受难女性所做的形象刻画，是基于对传统女性命运的深刻理解与同情，反映出作者朴素的女性关怀立场。她生下施暴者的孩子并拒绝施暴者的援助，虽面临苦难仍葆有尊严，郑娟的坚韧、善良与母亲一脉相承。郑妈先后捡了郑娟与弟弟，组成一个临时家庭，跟《红灯记》的人物关系类似，一家人没有血缘关系。在“子一母”视角中，母亲与爱、苦难、无私、奉献等符码紧密相连。郑母以卖冰棍维持生计，将郑娟和光明养大，直到去世仍在操劳，含辛茹苦抚育子女，为子女无私奉献、牺牲自我，恰似仁慈宽厚的大地母亲，成为理想之中给人以希望和安全的下层劳苦大众代表，成年后的郑娟继承了郑妈博爱、宽厚、能承受命运给予一切的精神。郑娟青年丧夫（涂志强），中年丧子（周楠），屡次遭受打击，她都默默承受，温顺、隐忍，从不控诉自己的苦难，践行了哀而不怨的传统女性审美标准。隐含作者同情并赞美郑娟，肯定郑娟所代表的传统女性隐忍忠诚的美德，试图从沉默喑哑的郑娟身上发现功利浮躁社会中稀缺的精神之根。
郑娟不仅是受难者，同时也是奉献者，牺牲、隐忍、奉献等等父之法已内化为郑娟的自我要求，先验地为郑娟及其母亲自觉遵守。周秉昆在家庭中有两次长时间角色缺位，一次是在纪念周恩来逝世的活动中被带走，郑娟顶着“没有名分”的压力住进周家，照顾周秉昆生病的母亲，另外一次是周秉昆失手打死了养子周楠的亲生父亲，坐了十二年的监狱，郑娟一个人支撑着家庭，独自照顾两个孩子。作者对郑娟充满怜惜之情，称她为降落到民间的天使，“有一类女人似乎是上帝差遣到民间的天使，只要她们与哪一户人家发生了亲密关系，那户人家便蓬荜生辉，大人孩子的心情也会好起来。她们不一定是开心果，但起码是一炷不容易灭的提神香。”天使这一词汇来源于基督教传统，“以美貌、忠贞、温顺、富于献身精神为特征”，在男性视域的文学想象中，天使“表达的是男性视阈对女性的期待性想象。”作者赞美郑娟为“天使”是基于郑娟符合传统社会贤妻良母的标准：富有同情心，长得美丽，没有半点私心，操持家务，抚养孩子，取悦丈夫以及照顾丈夫的父母。郑娟嫁给周秉昆，完成所謂的人生“拯救”后，她的人生走向不是独立的现代女性，而是坚韧奉献、勤劳持家的中国传统女性。与周秉昆结婚之前，郑娟是亟待拯救的落难天使，结婚之后的郑娟是拯救男性的大地之母，拥有宽厚忍耐的性格和温暖肉感的身体，奉行从夫的传统美德，用无限的温柔无条件爱着命运多舛的男性，抚慰男性寂寞的身心，满足男性对美好女性的想象。文本以周秉昆的视角叙事，强调了郑娟对家庭所做的无私奉献，忽略了对郑娟自我意识和主体精神的关注。周秉昆、周聪及周父周母承认并赞美郑娟的伟大奉献，从现实意义上说，是男性享受女性操持家务的便利而进行的补偿，从思想意义上说，是作者试图探讨女性通过服务家庭来实现自我价值的可能性。女性根据生理特征和性别优势将阵地转移到家庭并不是不可取，但这不是简单地让女性回归到传统的家庭妇女角色，更重要的是男性也要参与到家庭服务中来，分担女性的家务负担，同时发掘男性在日常生活领域的私人价值。
郑娟及其母亲以坚韧、奉献、受难、善良等母性特征回应了男性对传统女性的询唤，顺应、延续了男权文化观念对女性的期待，一方面她们用大地母亲一般的胸怀包容一切苦难从而构建女性自我，另一方面她们又通过期待男性拯救、依附男性自我贬抑消解了女性主体性。
（二）母性的世俗镜像
在关于老一辈母亲的叙事中，缺少关于父亲场景的描述，郑母没有丈夫，金月姬的丈夫未出场，曲秀贞的丈夫老马着墨不多，唯一戏份较多的周父，在小说中部就去世了。在“子女一父母”视角中，这些父亲角色在文本叙事中功能性作用缺失或者受限，无形中突出了家庭中母亲的角色重要性。文本将以郑母为代表的传统女性与受难、奉献、无私、善良等母性符码相连接，表现出男性对理想母亲的期待和依恋，传达出对以母性、亲情为本位的儒家文化的认同。周母、金老太太、曲老太太等老一辈女性代表了母性角色的世俗镜像，其世俗性体现在对子女婚姻的偏见与干预，秉持门当户对的婚配观念，排斥与低阶层的人结成亲家。故事的结局，破除门第偏见结婚的得到善终，执着于门当户对的婚姻反而走向歧路，黑白分明的情节设计表明隐含作者意欲借助民间道义整饬社会秩序的理想主义精神。周秉昆母亲善于调解邻里矛盾，是受人尊敬的街道干部，她的理想儿媳是市级劳动模范春燕。当周秉昆试探地说出郑娟的境况时，母亲惊得“心里七上八下的”，周秉义只得以“开玩笑”为借口搪塞过去。在传统伦理道德和社会秩序里，守寡的妇人地位低于未婚的小伙子，“小寡妇”这样的民间称呼透露出隐隐的不友好和歧视，周母的顾虑折射出民间门当户对的传统婚配理念甚至贞洁观，认为没有婚姻经历甚至性生活的年轻人，社会等级要远远高于有过婚姻史且与别人孕育过孩子的女人。
如果说郑母反对郑娟与周秉昆的结合是认同性道德方面的“门当户对”，金月姬、曲秀贞对儿女婚事门当户对的要求则反映了既得利益者对社会阶层降级的警惕。战争年代国家处于紧急状态，正常的社会秩序被打破，战士以和老百姓打成一片为荣，金月姬、曲秀贞等为红色政权的建立立下汗马功劳，从而在政权取得后获得了辅助统治的权力，成为社会阶层较高的人。面对日常生活中的婚丧嫁娶，曾经为人民流血牺牲的革命前辈纷纷重拾门当户对的传统婚姻观念，展现了母亲角色世俗、市侩的一面。党的高级干部金月姬老太太不满意女儿郝冬梅与工人后代周秉义的结合，“我家冬梅起初一说丈夫是百姓人家的儿子，而且还是光字片的，我的头嗡一下就大了，当时眼泪都快下来了。”金老太太想不通，当年豁出命为老百姓干革命，为何如今却惧怕儿女与老百姓结亲，昭显出难得的怀疑精神和自省心态。曲老太太毫不犹豫地选择门当户对的婚姻，理直气壮地承认自己拆散了儿子与百姓人家女孩的婚事。
老一辈母亲及其子女的命运验证了“好人有好报”的民间伦理道德。金老太太接纳了平民女婿周秉义，周秉义对老太太关爱有加，比女儿冬梅还贴心，老太太甚是欣慰。曲老太太拆散了儿子与老百姓家女孩的婚姻，娶到门当户对的儿媳，最后儿媳“贪污了一大笔公款，成了女巨贪，带着她孙子不知逃到了哪个国家。她儿子逃脱不了干系，虽尚未判刑，但一直关押着。”门当户对的锒铛入狱，跨阶层的结合反而善终，文本对人物生命轨迹的不同设计显示出对门当户对婚姻观的质疑，这也意味着隐含作者并未放弃依靠道德自律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理想主义价值观。周母得病失去意识后，郑娟以一人之力照顾周母数年，赢得周家的信任，最终与周秉昆结婚，郑娟默默奉献照顾周妈数年所呈现出的优秀品质和传统美德完全可以抵消贫穷、守寡等客观不利条件，与传统贞洁观/“性道德”有关的门当户对让位于朴素的民间报恩伦理，民间伦理道德彰显出温情脉脉的一面。周秉昆与郑娟、周秉义与郝冬梅的结合破除了门当户对的伦理道德束缚，在个人品质和传统观念之间取得新的平衡，彰显了新的婚姻平等关系。 文本没有描写曲秀贞和金月姬早期参加革命的传奇历史，也没有渲染“文革”时期金月姬丈夫蒙冤去世的悲情经历，关于两位母亲的叙事主要集中在日常生活领域，母亲们的狭隘与虚荣成为被审视的对象，母亲的世俗镜像浮出历史地表。在第三人称客观叙事的视角下，母亲形象不再是温暖敦厚的传统女性符码，而是回归现实生活的本来面貌，呈现真实的世俗镜像。两位前辈位高权重，且不无同情心，在工作中受人尊重，提携并守护了以周秉义、周秉昆为代表的年轻人，但是在儿女婚事上扮演了自私、势利、世俗的母亲形象，底层妇女郑娟及郑妈并没有在苦难中沉沦，而是升华出爱与奉献，成为母亲的理想符码，两种形象构成了一个明确的对母亲形象的完整勾勒。
三、妻性：新的婚姻平等关系
“多少个世纪以来，妻子这一角色被用来充当最为根本的女性控制装置。”滥觞于古代中国的“三从四德”规范成为束缚女性的不平等条约，她们须顺从忍让以迎合传统道德规范要求，“五四”时期妇女解放运动在男性导师的启蒙下发端，娜拉作为女性解放的先驱走出家门，将“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闺阁规矩关在门后，但是门响之后的状况并不乐观，鲁迅预测娜拉出走后要么回家要么殒命，社会没有为女性走出家门做好准备。目睹男女不平等沉重的历史负荷，鲁迅对女性生存状况发出感叹，“女性的天性中有母性，有女儿性;无妻性。妻性是逼成的，只是母性与女儿性的混合。”鲁迅不满意与奴性相当的妻性，说明鲁迅对妻性有美好的期待，从《伤逝》（写于1925年）中子君的命运可以看出，鲁迅不赞成妻子依附、从属于男性，拘囿于狭窄的家庭，妻子应取得经济和精神的独立，避免被男性及社会边缘化。约百年后《人世间》文本已经荡去妻子作为家庭和社会“他者”身份的卑微属性，妻性也不再是束缚/规训女性的“第二十二条军规”，“妻性”与“夫性”对照，成为社会对女性/男性认知与期望的中性词，男性中心主义的色彩褪去，确立了男女平等的价值尺度。隐含作者尽管赞美无知识会持家的美丽女性郑娟，但实际上他并没有真正从男性的婚姻爱情立场上简单地回归于对传统女性的绝对肯定，在《人世间》中，与作者自我比较贴近的知识男性（或爱好文学的男性）周秉义、蔡晓光都选择了有知识有文化的独立女性。周蓉具有平等独立的妻性人格，在感情、事业和为人上自主抉择，摆脱了从父从夫的传统家庭结构，打破了传统温顺柔弱的“贱内”形象，成为勇敢追求平等、幸福、自由的女性典范。
（一）妻性的现代转换
周蓉是具有浪漫主义情怀的知识分子，以一个底层女孩子的自主选择自觉奋斗，在种种人生选择上坚持己见。青春期的周蓉以高昂的生命意志冲击现实拘囿，积极探索属于自己的生活，显示出独立自主的现代意识。周蓉读中学时拒绝老师的建议，执意进人离家近的普通中学;在爱情婚姻中，她不在乎功利得失，遵从内心的感受，以情感为导向做出选择，年轻时在“反革命分子”冯化成与高干子弟蔡晓光之间选择冯化成，中年之后在富有的英国绅士和等待十二年的蔡晓光之间选择蔡晓光，她的婚姻体现了高度自主性和理想情怀。在事业上，进取奋斗，知识渊博和眼界开阔，在同龄人中属于翘楚，在贵州山区恶劣的生活条件下，克服困难考取北京大学;毕业之后放弃留在北京的机会，毅然回到家乡;丈夫冯化成腐化出轨后，选择离婚切割关系……升学、婚恋、工作，人生经历中的重要转折点，周蓉均有特立独行的想法，不随波逐流，有主见、不盲从，其独立自主的行为挑战了温顺软弱、哀而不怨的传统女性观念，充分展示了女性主体意识。“周蓉从骨子里天生叛逆，如果一个时代让她感到压抑，她的表现绝不会是逐渐适应。短时间的顺从她能做到，时间一长，她就要开始显示强烈的叛逆性格。如果遭受的压制和打击残酷无情，那么，她将会坚忍地抗争到底。”叙述者声称周蓉一直在追求自由，“不自由，毋宁死”，赞美周蓉的抗争意识。
自由离婚的前提是女性自立和男女平等，周蓉主动离开丈夫说明女性已经在生活方式、社会地位、心理意识上都摆脱了传统宗法制度，实现了经济和人格的独立。从生活条件艰苦的贵州回到北京，冯化成变质腐化屡屡出轨，周蓉毅然决然地与他离婚，表现出对充满功利和虚伪的男性世界的不屑，颠覆了男性中心思想，显示出摆脱男性中心思維的自主品格，对自身存在价值充满自信。
但是，周蓉的叛逆仅仅停留在个人“婚姻自主”阶段，缺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度，没有体现知识分子的“社会良心”。周蓉下嫁冯化成是出于对爱情的信仰，并不是为了实现自身价值，也没有为其他女性争取权益，她离开冯化成，与其说是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不如说是基于对男人的失望。她的叛逆行动最终都得到了亲人的谅解和扶持，几乎没有受到过强有力的阻力，缺少与环境对抗形成的张力。当知道周蓉与冯化成在偏远的贵州山区结婚之后，周爸爸请求调去贵州工作，以便探望看护生活困难的女儿，同为下乡知青的周秉义和郝冬梅每月从工资里挤出钱来接济周蓉，就连备胎蔡晓光在周蓉嫁给冯化成后仍照顾周蓉的家人，亲人朋友对周蓉来说并不是压力，而是温暖的后盾和依靠，她的叛逆行为均消解在亲人的关爱中。所以，周蓉的反叛没有寻找女性生存价值的明确指向，少女时期的反叛出于爱的信仰，离开冯化成是基于对虚伪功利的男性世界的失望和不满，从这一点来看，周蓉没有达到打破女性传统、张扬女性个性与价值的高度，只能构成对男性中心“有限度的反叛”。
《人世间》文本中老一辈女性革命者金月姬和曲秀贞的妻性现代转换表现在政治对生活的全面浸入和男性夫性的缺如。金月姬与曲秀贞在战争年代参加革命，伴随着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社会地位提升到历史最高水平。金老太太和曲老太太建国后在社会上担任了重要角色，在党内生活中与男性共享同一套政治符码，一贯服从并支持“组织决定”，自称为“老共产党员”，言他人必称“同志”，表现出与政治组织高度一致的中性面孔。金老太太的丈夫官至副省长，在“文革”中蒙冤去世，曲老太太的丈夫老马也是高官，先老太太一步去世后，丈夫在家庭生活中的缺位或夫性缺如造成金月姬和曲秀贞的妻性悬置。金月姬和曲秀贞作为老一辈革命家在政治生活中压抑及消除了女性特质，模仿男性行为追逐事业，在家庭生活中忽视/悬置妻性，呈现中性化/雄性化倾向，丈夫角色的缺失呈现的性别失衡无形中召唤了与夫性对等的妻性。 （二）妻性的欲望凝视
《人世间》多次提到男女情（性）事，承认女性与男性有相同的身体欲望，肯定了女性作为人的自然欲求的合理性，企图以性爱自由来彰显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高干子女冬梅和工人后代周秉义是两个独立人格的结合，新婚之夜，周秉义压住冬梅，宣称“现在我终于可以俯视你这个副省长的女儿了！”冬梅立即反击，反身将他压到身下，自豪地说“现在，我这个黑帮女儿也终于能够俯视你这个’红五类’了。”压、俯视，预示着双方控制与反控制的较量，压制各有输赢，不分胜负，男性和女性主体意识鲜明，不存在一方压迫另一方的不平等行为，也不存在一方顺从另一方的奴化行为。隐含作者试图通过郝冬梅与周秉义洞房花烛夜的行为彰显女性在身体欲望方面的主动性和平等意识，以此确立女性的主体地位。赶超国庆谈恋爱，计划与女朋友借宿在周秉昆家里，周秉昆为了女孩子着想不同意，但是女孩子并不领周秉昆的情，她们也与男性一样期待鱼水之欢，“别忘了偷吃禁果的首先可是咱们夏娃，其实男人不也是女人的桃子吗？想明白了这一点搞对象谈恋爱那才是来情绪的事呢！”性不是洪水猛兽，也不神秘莫测，而是恰到好处的兴之所至，女性对性的态度是开放自然的，各取所需的欲望抒发背离了男强女弱、男尊女卑的传统伦理观念，与“文革”期间性压抑、性禁锢倾向相悖。周秉义与冬梅在洞房之夜互相“压制”，赶超国庆与女朋友婚前试爱，郑娟如秦可卿引导宝玉一样完成周秉昆的首次爱的体验，文本毫不避讳甚至放大了两性之间的情感表达，刻意凸显女性的身体欲求，认同、践行了男女平等的价值观，同时暗示即将结成的家庭，并非父权制家庭模式，而是男女平等的家庭模式。
文本多次强调周蓉和郑娟的美貌，对外貌价值的尊崇暗示出隐含作者以色相划分女性社会等级的潜意识或无意识，在某种程度上制约甚至贬低了长相普通的女性的生命价值，彰显了男权文化的审美规范。郑娟的美貌对于婚姻的成就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周秉昆第一次见面就彻底被这个“小寡妇”的美貌征服，“郑娟是美的，她的美太出乎他的意料，而且恰是他所朝思暮想的，在现实生活中还不曾遇到过的那类女性的美”。秉昆与郑娟结婚，昭示着相貌等个人价值战胜传统婚配理念和社会等级秩序，成为男性首要考虑的因素。在“美绝不逊于自己的姐姐”的小寡妇郑娟和主动示好的市级劳模修脚工春燕之间，周秉昆倾向明显，意志坚定，郑娟“让一切男人惜香怜玉”⑤，春燕不过是“讨厌的修脚婆”。
对于没有学历没有文化没有财富的底层人物郑娟，美貌成为首要优势资源尚可理解。对于大学副教授周蓉，作者仍花了大量笔墨在她出众的外貌上，屡次强调周蓉是“大美人儿”，充分暴露出男性对女性外形相貌的期待，“这些期待或关涉男性的精神需求，或关涉男性的本能欲望。”（Z）女性不仅需要保持精神的独立性，能与男性平等对话，还需要时刻修饰美化身体，从而以富有魅力的形象展示在男性面前，吸引男性的目光。周蓉去法国后，肤色晒成古铜色，无意中迎合了异国男性的审美标准，展示超越国界的吸引力：“马赛夏季的阳光将她的脸晒成了古铜色，那是令大部分法国女性特别欣赏，令大部分法国男人着迷的一种肤色。”即使时光流逝，岁月在周蓉脸上刻下痕迹，作者不忘强调周蓉的相貌优于常人，“走在街上，周蓉仍像当年是大美人儿时那样引起很高回头率”，无意中将女性引导向男性社会的欲望对象，强化了女性被观看的处境，男性视角引导的阅读位置指向“他们”看“她们”，这种阅读位置透露出以男性为主体的性别权力关系。
文本中通过塑造与传统女性形象迥异的开放自然、独立自由的新女性形象，表达了对新的婚恋关系中男女平等地位的赞赏和肯定。春燕、于虹以民间底层女性的天真自然、泼辣务实彰显了女性自然合理的欲求表达和蓬勃的生命力。周蓉为了人格尊严和爱情信仰，不惜离婚再婚，以其自由叛逆的姿态树起现代女性独立自强的旗帜。周蓉对爱情的信仰与追求建立在维护人格尊严的基础上，对爱情有对等的诉求，而不是一味地单方面给予和付出，这也反映出作者对女性理想爱情观的美好期待。周蓉、郝冬梅等知识女性在事业上与男性伴侣并驾齐驱，甚至比男性还能干，解构了男性中心主义话语，表现出难得的女性主义立场。但是文本多次强调郑娟、周蓉等女性引人驻足的美貌及引起性欲的身材，以欲望之眼凝视女性色相，折射出男权意识统摄下男性作家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趣味。
即使没有完全过滤掉男性对女性“欲望凝视”流露出的物化女性思想，仍然能够分辨出，隐含作者对知识女性周蓉、郝冬梅及底层妇女春梅、于虹、吴倩女性主体性的认同和肯定，文本在男女平等的意义上尊重了女性的生命逻辑，赞美了女性不愿屈从的个性和强健的生命活力。
四、多重角色：现代职场女性的困境
文本中，女性人物兼任職业女性、母亲、妻子、女儿等多重角色，女性在为母为妻的家庭角色和实现自我价值的社会角色之间如何取得平衡成为一个悬置话题，现实社会中充斥着家庭和事业不能兼顾的言论，但文本极少提及职场女性多重角色平衡的困境，这反映出男性作家对女性主体位置进行想象性构建时的盲区。
（一）读书带来命运分野
1949年建国之后实施了一系列保障妇女参与社会事务的政策，使得妇女地位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女性走出家庭走向社会，平等参与社会事务。文本中的女性大多在社会上担任角色，有自己的职业：曲秀贞和金月姬均是厅级官员，周蓉曾任大学副教授，去法国后做导游，“是全公司导游中学历最高的”，冬梅在大学做行政工作，周母热衷调解邻里矛盾，在街道社区任职，郑母卖冰棍到生命最后一刻，春燕于虹吴倩等在工厂谋生，即使家庭主妇郑娟也有短暂的社会工作经历。除了有战功的曲秀贞和金月姬，其他女性的职业选择与读书经历息息相关。
在文本中，读书成为和平年代打破阶层固化实现向上流动的最有效渠道，工人子弟周蓉“文革”通过高考入读北京大学，后做了大学副教授，完成了从工人家庭向知识分子的“阶层”跃升，成为知识改变命运的样板。“大学学历改变了周志刚的儿女以及孙儿孙女的命运，他们中已出了四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了。周秉义、周蓉还曾是北大学子，周蓉母女拥有硕士学位，周玥所获的还是洋硕士学位。”隐含作者赋予读书多种积极意义，读书让女性增加魅力值，“世上美女很多，爱读书的美女太少，爱读书又有独立见解的美女少之又少，你是美女中的珍品。”读书帮助男性成就事业，“我有今天，是从喜欢阅读文学作品开始的，当年她的家是我的三味书屋，她和她哥周秉义如同我的私塾先生。”读书乃向上向善的追求，是政治高压时代对抗荒谬世界的工具，作者赋予读书多种价值，可上升到宗教信仰的高度，呈现出理想主义情怀。作者梁晓声曾说：“读书对于95%以上的人类，益处甚大。会使我们成为社会地位虽普通，但在其他方面却较优秀的普通人。会使我们于浮躁之境淡定;于群情盲动之际保持理性;于享乐风气大行其道时俭以修身;于清贫中不至于连精神也一并‘贫穷’了。会使我们成为善良、文雅、举止得体、谈吐不俗，因而起码在95%以上的人口中成为受尊敬的普通好人。” 与周秉义周蓉等文学青年不同，德宝赶超及他们的妻子春燕于虹不喜读书，对政治冷漠，忽视抽象的形而上的精神世界，在日常柴米油盐的生活中获得足够的乐趣。他们意识到阶层固化、社会板结的现实，无力也无意做深层次的思考。在他们眼中，无论高层的政治斗争如何波谲云诡，糖厂的一辈子会呆在糖厂，酱油厂的一辈子呆在酱油厂，修脚工春梅即使当上了市劳模，到退休也还是个修脚工。工厂破产等历史事件让无知无识的底层妇女于虹吴倩等女性失去生存倚傍，底层女性以其柔韧坚强的特质快速适应了市场经济的丛林法则，颠覆了底层社会基本由男性占主导地位的家庭权力结构，并确立了以对家庭所做经济贡献划分家庭地位的权力法则。赶超的胶鞋厂倒闭，妻子于虹能领工资，于虹代替赶超成为一家之主，传统男强女弱的家庭权力关系发生反转。
读书/不读书、大学教授/下岗工人的对应关系揭示出读书带来的边际收益，读书与不读书过的是不一样的生活，读书具有改变命运的强大动力。隐含作者赋予读书在解决现实困境和提升精神境界方面的崇高意义，体现了一个通过读书获得社会地位的知识分子的良心和良知，也反映了作者挥之不去的理想主义情怀。
（二）被忽略的职场困境
“毛泽东时代是把妇女解放作为阶级解放、民族国家建构的一个基本构成部分看待的，这也使得女性真正作为国家的国民与社会的成员而进入公共生活领域。这事实上也是毛泽东时代的最大成就，这种成就直到今天也不能和不应低估。”得益于毛时代的妇女解放政策，社会为女性走出家庭平等地参与社会事务提供了便利。但是另一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父权制结构对女性形成新的压抑，造成了新的不平等，女性在公共领域向男性看齐，男女都一样，“女性能顶半边天”，在家庭生活中比男性承担了更多的责任，面临家务和工作双重劳动的压力。文本中男性大多没有意识到女性承担多个角色的现实负累，也就无从生出体恤之心。下岗后再就业失败的吴倩和于虹不敢产生退回到家庭的想法，劳模春燕不会产生辞职回家的念头，“她们如果说出郑娟说过的话，丈夫一定不会拿好颜色看她们。”职场本应是女性的可选项，现在成为女性的必选项，女性解放变成了女性困境，反映出妇女解放运动的不彻底性，“不敢回家”一方面迫于养家糊口的经济压力，另一方面反映出社会对家庭劳动创造价值的漠视。
专注妻职和母职的郑娟较少平衡多重角色的苦恼。周秉昆支持郑娟放弃工作，照顾家庭，当郑娟表达希望参加工作的意愿时，周秉昆表现出为难，“谁来照顾妈和聪聪呢？”周秉昆和周聪争相把工资交由郑娟，表达出对郑娟家庭地位和劳动价值的认可。郑娟放弃职场打拼，回归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模式，她声称“我可乐意当家庭妇女了，做做饭，拾掇拾掇屋子，为丈夫儿子洗洗衣服，把他俩侍候好，我心里可高兴了。我觉得自己天生是做贤妻良母的，不是那些喜欢上班的女人。”郑娟除了在周秉昆坐牢期间短暂工作，其他时间都在家里操持家务，缺少对公共领域的关注度，向内的思维方式禁锢了郑娟的自我发展，从郑娟依附周秉昆生存这一点来看，传统女性的自我认同和自我满足离不开男性的首肯及确认，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女性自我主体性的建立。
知识女性同样在为母为妻的传统角色和实现自我价值的职业角色之间难以获得平衡。周蓉为找回女儿辞职出国，在法国生活十二年，以导游谋生，放弃了国内大学教授的美好生活，在实现自身价值和扮演良母角色之間选择后者。郝冬梅放弃母职，一生没有生育和抚养孩子，表现出对主流社会性别政治的挑战。具有母亲身份是人们对传统婚姻关系中女性的普遍期待，隐含作者拒绝冬梅为生育而焦虑的传统叙事，屏蔽周秉义郝冬梅的“朋友圈”对丁克家庭可能的臧否，甚至没有透露周秉义是否有隐秘的传宗接代男性中心意识。郝冬梅放弃承担孕育子女的母职，甚至在感情甚笃的周秉义去世后立即改嫁，意味着现代女性不再拘泥于忠贞的妻子或伟大的母亲这类传统角色，彰显出隐含作者对女性特殊个体地位的尊重和对独立自由的现代价值观念的推崇。
五、结语
周氏三兄妹五十多年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交织着北方城市从“文革”到改革开放再到市场经济发达的当下近五十年的演进过程。《人世间》怀着悲悯的情怀专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和人生经历，从宏大、主流的叙事中剥离出来，故事情节集中在人情世故、家长里短，完成“人世沧桑”的现实主义日常叙事。文中，女性与男性一样获得了平等的叙事价值，作品涉及两性关系时并没有采取男性惯用的对女性的启蒙态度，而是平等的对话，文本设置的女性角色性格迥异，呈现个体差异化倾向，不同程度上表现出反抗父权和男权的意识，展示了女性个性特征和生存价值，体现了作者对民间优秀女性的想象，传达出作者的性别意识。作为成长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青年，作者没有从人性的善恶导向对时代与制度的审视与批判，对历史采取温情脉脉的仰望态度，“文革”的荒诞以及这段历史在人的精神上留下的后遗症没有得到体现。
《人世间》文本关于女性的叙事不仅集中在周蓉、冬梅这样的知识女性，还关照郑娟、春燕、于虹这样的底层妇女。天使型女性郑娟默默忍受苦难，不反抗不控诉，将全部精力奉献给家庭，彰显了传统“母性”角色的自觉，重复了传统性别观念对女性的召唤。作者将以郑母、郑娟为代表的传统女性与受难、奉献、无私、善良等母性符码相连接，传达出男性对理想母亲的期待和依恋，周母、金月姬、曲秀贞等老一辈女性秉持门当户对的婚恋观折射出母性角色的世俗镜像。早年参加革命从而在建国后获得较高社会职务的曲老太太和金老太太，代表了建国后女性参加社会事务所能达到的高度。周蓉、春燕、于虹等体现了新时代开放自然、独立自由的“妻性”，昭示着新的婚恋关系中男女地位的平等。叛逆女性周蓉是兼具传统思想与现代意识的女性，勇敢正视内心需求，具有摆脱男性中心思维的自主品格，显示出独立自主的现代意识，春燕、于虹以民间底层女性的天真自然、泼辣务实彰显了女性自然合理的欲求表达和蓬勃的生命力。作者多次强调周蓉、郑娟出众的外貌，赋予其相貌姣好、身材性感等性别内涵和女性符码，亦在昭示着这类女性本身可以成为具有明显性别等级关系的消费品，男性视角引导的阅读位置指向“他们”看“她们”，这种阅读位置透露出以男性为主体的性别权力关系。无论是知识女性还是底层妇女，都无可避免地面临职业和家庭多重角色负累，“从女性的处境看，追求公共领域的男女平等，使女性因此面临比男子更繁重的责任，导致‘解放’的实践，常常变成女性超负荷的困境。”女性走出家庭进入公共领域担负多重角色的“无名之痛”，为母为妻的传统义务和彰显个人价值的职场生涯之间的艰难平衡等，作者都没有涉及，反映出男性作家对女性主体位置进行想象性构建时的盲区。
[关键词]梁晓声;《人世间》;性别意识;母性;妻性
[作者简介]叶云虹（1984-），女，北京语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部博士研究生（北京100083）。
一、绪论
三卷本长篇小说《人世间》是梁晓声的最新力作，2017年11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描写了1972年到2016年间以周氏三兄妹为代表的百姓生活，时空跨度大，出场人物多，展现了众多平民子弟的命运遭遇，揭示出社会生活的复杂变化。在《人世间》之前，人们对梁晓声的认识，主要集中在知青文学，《今夜有暴风雪》《雪城》《年轮》《一个红卫兵的自白》等作品的问世将知青文学带人辉煌时期，论及知青文学/作家，梁晓声成为绕不过去的里程碑。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有评论者发现了梁晓声知青文学的价值，文本中，北大荒黑土地上充满理想与热忱的知青唤醒了老三届一代人的记忆，那里尘封了他们当年狂热的青春。郭小东深层次挖掘了“文革”及“上山下乡”运动轰轰烈烈开展的社会文化心理，他犀利地指出“革命”理论和政治谎言诱发民族心灵中盲从的文化惰性，关于《雪城》等知青小说，乃梁晓声“调动生活尘封的记忆”，通过书写知青悲怆的生活寻找现实人生意义，“从那虚妄的然而记忆深刻的年代中去寻找;同时，获取某种精神的庇护与慰藉。”洪子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指出，梁晓声在“维护一代人的‘青春年华’和献身精神”的知青小说创作中具有代表性，此言论将梁晓声精准且权威地定位为知青文学的代言人。刘起林、刘可可、车红梅等均将梁晓声纳入知青作家/文学讨论，刘起林讨论以梁晓声为代表的知青作家群的精神文化特征和历史成因，刘可可重提梁晓声知青作品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精神，车红梅探讨梁晓声笔下下乡知识青年的人性之光。90年代之后中国社会发生结构性转变，80年代那段纯文学的美好时光湮没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梁晓声90年代发表了多部关于社会问题的随笔，1997年出版的社会思想文化随笔《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被冠以“一部后毛泽东时代最深刻的社会分析”的美誉，其对生活现实的深刻揭露和对底层民众的体恤关怀在后来的《人世间》中得到了延续。2017年底，现实主义长篇巨著《人世间》“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年代写作’”，梁晓声是共和国的同龄人，与文本主人公周氏三兄妹是同代人，故事以年代顺序展开，时间跨度近半个世纪，涵盖“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改革开放、国企改革、下岗再就业、房屋拆迁等时代大事，以一种个人编年史的方式再现了当代历史的连续性，充满历史的厚重感、生活的戏剧感及人生的宿命感。作者意不在展示宏大历史，笔触主要集中在百姓日常生活，以平民意识和仁爱情怀揭示低层人物的生活境况及平民子弟的奋斗之路，书写周氏三兄妹及周围的人在困难中坚持理想与信仰并以此确立自我的主体地位，完成作为历史亲历者的主体化过程。
《人世间》出版后，受到了众多文学评论家的青睐，该书的责编李师东认为《人世间》形象阐释了好人文化，鉴于作者梁晓声对社会各阶层及运行机制的熟稔，轻松驾驭了错落有致的城市百姓生活群像图。路文彬认为《人世间》书写了民间人物的正义之爱，周秉昆爱上郑娟、郑娟拒绝因儿子牺牲获得的资助等均体现了普通人内心的正义与担当。在另外一篇文章中，路文彬指出周母周父对子女深沉的爱无意识中对抗了扼杀情感的阶级斗争，释放了平等自由的现代伦理价值，“梁晓声从自由伦理的视角发现了隐匿于这个家庭的现代性秘密，这便是家长意志的消失。”刘军茹在肯定周氏三兄妹等主要人物坚持“做个好人”的同时，不忘指出社会中存在攀附权贵、侵占公共空间等底层之“恶”。同时，有评论者提出，文本主要人物在追求爱情中获得人生向善的力量，也有人将周秉义与普罗米修斯相对照，发现两人在奉献精神与受难英雄方面的相似性。吴秉杰阐述了《人世间》的朴素性，称文本对普通人生活的全景书写具有现实主义的历史价值。
文本试图以性别的眼光审视《人世间》中出现的女性人物，分析主要女性人物的母性、妻性及多重角色的困境，文本通过在个人/时代维度上展示女性日常生活经验，传达出隐含作者对独立自由的女性主体思想和男女平等的社会性别秩序的肯定，彰显作者朴素的女性关怀立场。
二、母性：男性对传统女性的询唤
作为塑造女性不可缺少的视角，男性作家对女性的想象性构建与书写折射出“他们”对“她们”的审美理想和欲望诉求。“形象批评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范畴，尤其是针对男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因为无论在西方或中国，文学传统是由男性创造的，女性只是对象，是出于他们的审美标准和心理投射的创造物。”在《人世间》中，受难、奉献、坚韧成为理解“母性”传统的关键词，隐含作者对郑娟及郑母坚韧善良宽厚的大地之母精神的赞美，折射出传统中国文化中的崇母情结，而对曲老太太、金老太太、周母这些母亲角色的描写中，敬重中带有批判，代表了隐含作者对理想母性/母亲角色的探索。
（一）母性的传统符码
文本通过赞美女性的受难精神和奉献精神彰显男性对女性的期望和控制，召唤传统女性登场。书写受难女性是传统男性文学创作的母题之一，很多男性作家描写过女性受难的情节，曹禺笔下的四凤、愫方，巴金笔下的鸣凤、瑞珏，老舍小说中的小福子等，都是饱经生活磨难的美丽女性，“让女性受难也是男性现代叙事的必要安排”。《人世间》文本里的郑娟延续了受难天使的文学母题，年轻守寡，被强奸生子，独自带娃，生存环境如此恶劣，读者不难联想到传统文化中头插草标待价而沽的受难女子形象。周秉昆迎娶郑娟，宛如一出多情才子拯救受难佳人的传奇故事，这类故事隐秘地导向一种男性中心的認知：只有与男性建立稳定的家庭关系才是人生拯救的关键。郑娟一家将能给予郑娟婚姻的周秉昆视为救世主，传达出一种十分传统的价值观：女性相对于男性来说是弱者，需要男性和婚姻的庇护。男性承担拯救者的重任，弱化了女性主体地位，表现了男性中心意识。 爱是母亲的核心品质，其他无私奉献、受难牺牲都是因为爱而进行的权利让渡。作者对郑娟这位受难女性所做的形象刻画，是基于对传统女性命运的深刻理解与同情，反映出作者朴素的女性关怀立场。她生下施暴者的孩子并拒绝施暴者的援助，虽面临苦难仍葆有尊严，郑娟的坚韧、善良与母亲一脉相承。郑妈先后捡了郑娟与弟弟，组成一个临时家庭，跟《红灯记》的人物关系类似，一家人没有血缘关系。在“子一母”视角中，母亲与爱、苦难、无私、奉献等符码紧密相连。郑母以卖冰棍维持生计，将郑娟和光明养大，直到去世仍在操劳，含辛茹苦抚育子女，为子女无私奉献、牺牲自我，恰似仁慈宽厚的大地母亲，成为理想之中给人以希望和安全的下层劳苦大众代表，成年后的郑娟继承了郑妈博爱、宽厚、能承受命运给予一切的精神。郑娟青年丧夫（涂志强），中年丧子（周楠），屡次遭受打击，她都默默承受，温顺、隐忍，从不控诉自己的苦难，践行了哀而不怨的传统女性审美标准。隐含作者同情并赞美郑娟，肯定郑娟所代表的传统女性隐忍忠诚的美德，试图从沉默喑哑的郑娟身上发现功利浮躁社会中稀缺的精神之根。
郑娟不仅是受难者，同时也是奉献者，牺牲、隐忍、奉献等等父之法已内化为郑娟的自我要求，先验地为郑娟及其母亲自觉遵守。周秉昆在家庭中有两次长时间角色缺位，一次是在纪念周恩来逝世的活动中被带走，郑娟顶着“没有名分”的压力住进周家，照顾周秉昆生病的母亲，另外一次是周秉昆失手打死了养子周楠的亲生父亲，坐了十二年的监狱，郑娟一个人支撑着家庭，独自照顾两个孩子。作者对郑娟充满怜惜之情，称她为降落到民间的天使，“有一类女人似乎是上帝差遣到民间的天使，只要她们与哪一户人家发生了亲密关系，那户人家便蓬荜生辉，大人孩子的心情也会好起来。她们不一定是开心果，但起码是一炷不容易灭的提神香。”天使这一词汇来源于基督教传统，“以美貌、忠贞、温顺、富于献身精神为特征”，在男性视域的文学想象中，天使“表达的是男性视阈对女性的期待性想象。”作者赞美郑娟为“天使”是基于郑娟符合传统社会贤妻良母的标准：富有同情心，长得美丽，没有半点私心，操持家务，抚养孩子，取悦丈夫以及照顾丈夫的父母。郑娟嫁给周秉昆，完成所謂的人生“拯救”后，她的人生走向不是独立的现代女性，而是坚韧奉献、勤劳持家的中国传统女性。与周秉昆结婚之前，郑娟是亟待拯救的落难天使，结婚之后的郑娟是拯救男性的大地之母，拥有宽厚忍耐的性格和温暖肉感的身体，奉行从夫的传统美德，用无限的温柔无条件爱着命运多舛的男性，抚慰男性寂寞的身心，满足男性对美好女性的想象。文本以周秉昆的视角叙事，强调了郑娟对家庭所做的无私奉献，忽略了对郑娟自我意识和主体精神的关注。周秉昆、周聪及周父周母承认并赞美郑娟的伟大奉献，从现实意义上说，是男性享受女性操持家务的便利而进行的补偿，从思想意义上说，是作者试图探讨女性通过服务家庭来实现自我价值的可能性。女性根据生理特征和性别优势将阵地转移到家庭并不是不可取，但这不是简单地让女性回归到传统的家庭妇女角色，更重要的是男性也要参与到家庭服务中来，分担女性的家务负担，同时发掘男性在日常生活领域的私人价值。
郑娟及其母亲以坚韧、奉献、受难、善良等母性特征回应了男性对传统女性的询唤，顺应、延续了男权文化观念对女性的期待，一方面她们用大地母亲一般的胸怀包容一切苦难从而构建女性自我，另一方面她们又通过期待男性拯救、依附男性自我贬抑消解了女性主体性。
（二）母性的世俗镜像
在关于老一辈母亲的叙事中，缺少关于父亲场景的描述，郑母没有丈夫，金月姬的丈夫未出场，曲秀贞的丈夫老马着墨不多，唯一戏份较多的周父，在小说中部就去世了。在“子女一父母”视角中，这些父亲角色在文本叙事中功能性作用缺失或者受限，无形中突出了家庭中母亲的角色重要性。文本将以郑母为代表的传统女性与受难、奉献、无私、善良等母性符码相连接，表现出男性对理想母亲的期待和依恋，传达出对以母性、亲情为本位的儒家文化的认同。周母、金老太太、曲老太太等老一辈女性代表了母性角色的世俗镜像，其世俗性体现在对子女婚姻的偏见与干预，秉持门当户对的婚配观念，排斥与低阶层的人结成亲家。故事的结局，破除门第偏见结婚的得到善终，执着于门当户对的婚姻反而走向歧路，黑白分明的情节设计表明隐含作者意欲借助民间道义整饬社会秩序的理想主义精神。周秉昆母亲善于调解邻里矛盾，是受人尊敬的街道干部，她的理想儿媳是市级劳动模范春燕。当周秉昆试探地说出郑娟的境况时，母亲惊得“心里七上八下的”，周秉义只得以“开玩笑”为借口搪塞过去。在传统伦理道德和社会秩序里，守寡的妇人地位低于未婚的小伙子，“小寡妇”这样的民间称呼透露出隐隐的不友好和歧视，周母的顾虑折射出民间门当户对的传统婚配理念甚至贞洁观，认为没有婚姻经历甚至性生活的年轻人，社会等级要远远高于有过婚姻史且与别人孕育过孩子的女人。
如果说郑母反对郑娟与周秉昆的结合是认同性道德方面的“门当户对”，金月姬、曲秀贞对儿女婚事门当户对的要求则反映了既得利益者对社会阶层降级的警惕。战争年代国家处于紧急状态，正常的社会秩序被打破，战士以和老百姓打成一片为荣，金月姬、曲秀贞等为红色政权的建立立下汗马功劳，从而在政权取得后获得了辅助统治的权力，成为社会阶层较高的人。面对日常生活中的婚丧嫁娶，曾经为人民流血牺牲的革命前辈纷纷重拾门当户对的传统婚姻观念，展现了母亲角色世俗、市侩的一面。党的高级干部金月姬老太太不满意女儿郝冬梅与工人后代周秉义的结合，“我家冬梅起初一说丈夫是百姓人家的儿子，而且还是光字片的，我的头嗡一下就大了，当时眼泪都快下来了。”金老太太想不通，当年豁出命为老百姓干革命，为何如今却惧怕儿女与老百姓结亲，昭显出难得的怀疑精神和自省心态。曲老太太毫不犹豫地选择门当户对的婚姻，理直气壮地承认自己拆散了儿子与百姓人家女孩的婚事。
老一辈母亲及其子女的命运验证了“好人有好报”的民间伦理道德。金老太太接纳了平民女婿周秉义，周秉义对老太太关爱有加，比女儿冬梅还贴心，老太太甚是欣慰。曲老太太拆散了儿子与老百姓家女孩的婚姻，娶到门当户对的儿媳，最后儿媳“贪污了一大笔公款，成了女巨贪，带着她孙子不知逃到了哪个国家。她儿子逃脱不了干系，虽尚未判刑，但一直关押着。”门当户对的锒铛入狱，跨阶层的结合反而善终，文本对人物生命轨迹的不同设计显示出对门当户对婚姻观的质疑，这也意味着隐含作者并未放弃依靠道德自律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理想主义价值观。周母得病失去意识后，郑娟以一人之力照顾周母数年，赢得周家的信任，最终与周秉昆结婚，郑娟默默奉献照顾周妈数年所呈现出的优秀品质和传统美德完全可以抵消贫穷、守寡等客观不利条件，与传统贞洁观/“性道德”有关的门当户对让位于朴素的民间报恩伦理，民间伦理道德彰显出温情脉脉的一面。周秉昆与郑娟、周秉义与郝冬梅的结合破除了门当户对的伦理道德束缚，在个人品质和传统观念之间取得新的平衡，彰显了新的婚姻平等关系。 文本没有描写曲秀贞和金月姬早期参加革命的传奇历史，也没有渲染“文革”时期金月姬丈夫蒙冤去世的悲情经历，关于两位母亲的叙事主要集中在日常生活领域，母亲们的狭隘与虚荣成为被审视的对象，母亲的世俗镜像浮出历史地表。在第三人称客观叙事的视角下，母亲形象不再是温暖敦厚的传统女性符码，而是回归现实生活的本来面貌，呈现真实的世俗镜像。两位前辈位高权重，且不无同情心，在工作中受人尊重，提携并守护了以周秉义、周秉昆为代表的年轻人，但是在儿女婚事上扮演了自私、势利、世俗的母亲形象，底层妇女郑娟及郑妈并没有在苦难中沉沦，而是升华出爱与奉献，成为母亲的理想符码，两种形象构成了一个明确的对母亲形象的完整勾勒。
三、妻性：新的婚姻平等关系
“多少个世纪以来，妻子这一角色被用来充当最为根本的女性控制装置。”滥觞于古代中国的“三从四德”规范成为束缚女性的不平等条约，她们须顺从忍让以迎合传统道德规范要求，“五四”时期妇女解放运动在男性导师的启蒙下发端，娜拉作为女性解放的先驱走出家门，将“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闺阁规矩关在门后，但是门响之后的状况并不乐观，鲁迅预测娜拉出走后要么回家要么殒命，社会没有为女性走出家门做好准备。目睹男女不平等沉重的历史负荷，鲁迅对女性生存状况发出感叹，“女性的天性中有母性，有女儿性;无妻性。妻性是逼成的，只是母性与女儿性的混合。”鲁迅不满意与奴性相当的妻性，说明鲁迅对妻性有美好的期待，从《伤逝》（写于1925年）中子君的命运可以看出，鲁迅不赞成妻子依附、从属于男性，拘囿于狭窄的家庭，妻子应取得经济和精神的独立，避免被男性及社会边缘化。约百年后《人世间》文本已经荡去妻子作为家庭和社会“他者”身份的卑微属性，妻性也不再是束缚/规训女性的“第二十二条军规”，“妻性”与“夫性”对照，成为社会对女性/男性认知与期望的中性词，男性中心主义的色彩褪去，确立了男女平等的价值尺度。隐含作者尽管赞美无知识会持家的美丽女性郑娟，但实际上他并没有真正从男性的婚姻爱情立场上简单地回归于对传统女性的绝对肯定，在《人世间》中，与作者自我比较贴近的知识男性（或爱好文学的男性）周秉义、蔡晓光都选择了有知识有文化的独立女性。周蓉具有平等独立的妻性人格，在感情、事业和为人上自主抉择，摆脱了从父从夫的传统家庭结构，打破了传统温顺柔弱的“贱内”形象，成为勇敢追求平等、幸福、自由的女性典范。
（一）妻性的现代转换
周蓉是具有浪漫主义情怀的知识分子，以一个底层女孩子的自主选择自觉奋斗，在种种人生选择上坚持己见。青春期的周蓉以高昂的生命意志冲击现实拘囿，积极探索属于自己的生活，显示出独立自主的现代意识。周蓉读中学时拒绝老师的建议，执意进人离家近的普通中学;在爱情婚姻中，她不在乎功利得失，遵从内心的感受，以情感为导向做出选择，年轻时在“反革命分子”冯化成与高干子弟蔡晓光之间选择冯化成，中年之后在富有的英国绅士和等待十二年的蔡晓光之间选择蔡晓光，她的婚姻体现了高度自主性和理想情怀。在事业上，进取奋斗，知识渊博和眼界开阔，在同龄人中属于翘楚，在贵州山区恶劣的生活条件下，克服困难考取北京大学;毕业之后放弃留在北京的机会，毅然回到家乡;丈夫冯化成腐化出轨后，选择离婚切割关系……升学、婚恋、工作，人生经历中的重要转折点，周蓉均有特立独行的想法，不随波逐流，有主见、不盲从，其独立自主的行为挑战了温顺软弱、哀而不怨的传统女性观念，充分展示了女性主体意识。“周蓉从骨子里天生叛逆，如果一个时代让她感到压抑，她的表现绝不会是逐渐适应。短时间的顺从她能做到，时间一长，她就要开始显示强烈的叛逆性格。如果遭受的压制和打击残酷无情，那么，她将会坚忍地抗争到底。”叙述者声称周蓉一直在追求自由，“不自由，毋宁死”，赞美周蓉的抗争意识。
自由离婚的前提是女性自立和男女平等，周蓉主动离开丈夫说明女性已经在生活方式、社会地位、心理意识上都摆脱了传统宗法制度，实现了经济和人格的独立。从生活条件艰苦的贵州回到北京，冯化成变质腐化屡屡出轨，周蓉毅然决然地与他离婚，表现出对充满功利和虚伪的男性世界的不屑，颠覆了男性中心思想，显示出摆脱男性中心思維的自主品格，对自身存在价值充满自信。
但是，周蓉的叛逆仅仅停留在个人“婚姻自主”阶段，缺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度，没有体现知识分子的“社会良心”。周蓉下嫁冯化成是出于对爱情的信仰，并不是为了实现自身价值，也没有为其他女性争取权益，她离开冯化成，与其说是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不如说是基于对男人的失望。她的叛逆行动最终都得到了亲人的谅解和扶持，几乎没有受到过强有力的阻力，缺少与环境对抗形成的张力。当知道周蓉与冯化成在偏远的贵州山区结婚之后，周爸爸请求调去贵州工作，以便探望看护生活困难的女儿，同为下乡知青的周秉义和郝冬梅每月从工资里挤出钱来接济周蓉，就连备胎蔡晓光在周蓉嫁给冯化成后仍照顾周蓉的家人，亲人朋友对周蓉来说并不是压力，而是温暖的后盾和依靠，她的叛逆行为均消解在亲人的关爱中。所以，周蓉的反叛没有寻找女性生存价值的明确指向，少女时期的反叛出于爱的信仰，离开冯化成是基于对虚伪功利的男性世界的失望和不满，从这一点来看，周蓉没有达到打破女性传统、张扬女性个性与价值的高度，只能构成对男性中心“有限度的反叛”。
《人世间》文本中老一辈女性革命者金月姬和曲秀贞的妻性现代转换表现在政治对生活的全面浸入和男性夫性的缺如。金月姬与曲秀贞在战争年代参加革命，伴随着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社会地位提升到历史最高水平。金老太太和曲老太太建国后在社会上担任了重要角色，在党内生活中与男性共享同一套政治符码，一贯服从并支持“组织决定”，自称为“老共产党员”，言他人必称“同志”，表现出与政治组织高度一致的中性面孔。金老太太的丈夫官至副省长，在“文革”中蒙冤去世，曲老太太的丈夫老马也是高官，先老太太一步去世后，丈夫在家庭生活中的缺位或夫性缺如造成金月姬和曲秀贞的妻性悬置。金月姬和曲秀贞作为老一辈革命家在政治生活中压抑及消除了女性特质，模仿男性行为追逐事业，在家庭生活中忽视/悬置妻性，呈现中性化/雄性化倾向，丈夫角色的缺失呈现的性别失衡无形中召唤了与夫性对等的妻性。 （二）妻性的欲望凝视
《人世间》多次提到男女情（性）事，承认女性与男性有相同的身体欲望，肯定了女性作为人的自然欲求的合理性，企图以性爱自由来彰显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高干子女冬梅和工人后代周秉义是两个独立人格的结合，新婚之夜，周秉义压住冬梅，宣称“现在我终于可以俯视你这个副省长的女儿了！”冬梅立即反击，反身将他压到身下，自豪地说“现在，我这个黑帮女儿也终于能够俯视你这个’红五类’了。”压、俯视，预示着双方控制与反控制的较量，压制各有输赢，不分胜负，男性和女性主体意识鲜明，不存在一方压迫另一方的不平等行为，也不存在一方顺从另一方的奴化行为。隐含作者试图通过郝冬梅与周秉义洞房花烛夜的行为彰显女性在身体欲望方面的主动性和平等意识，以此确立女性的主体地位。赶超国庆谈恋爱，计划与女朋友借宿在周秉昆家里，周秉昆为了女孩子着想不同意，但是女孩子并不领周秉昆的情，她们也与男性一样期待鱼水之欢，“别忘了偷吃禁果的首先可是咱们夏娃，其实男人不也是女人的桃子吗？想明白了这一点搞对象谈恋爱那才是来情绪的事呢！”性不是洪水猛兽，也不神秘莫测，而是恰到好处的兴之所至，女性对性的态度是开放自然的，各取所需的欲望抒发背离了男强女弱、男尊女卑的传统伦理观念，与“文革”期间性压抑、性禁锢倾向相悖。周秉义与冬梅在洞房之夜互相“压制”，赶超国庆与女朋友婚前试爱，郑娟如秦可卿引导宝玉一样完成周秉昆的首次爱的体验，文本毫不避讳甚至放大了两性之间的情感表达，刻意凸显女性的身体欲求，认同、践行了男女平等的价值观，同时暗示即将结成的家庭，并非父权制家庭模式，而是男女平等的家庭模式。
文本多次强调周蓉和郑娟的美貌，对外貌价值的尊崇暗示出隐含作者以色相划分女性社会等级的潜意识或无意识，在某种程度上制约甚至贬低了长相普通的女性的生命价值，彰显了男权文化的审美规范。郑娟的美貌对于婚姻的成就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周秉昆第一次见面就彻底被这个“小寡妇”的美貌征服，“郑娟是美的，她的美太出乎他的意料，而且恰是他所朝思暮想的，在现实生活中还不曾遇到过的那类女性的美”。秉昆与郑娟结婚，昭示着相貌等个人价值战胜传统婚配理念和社会等级秩序，成为男性首要考虑的因素。在“美绝不逊于自己的姐姐”的小寡妇郑娟和主动示好的市级劳模修脚工春燕之间，周秉昆倾向明显，意志坚定，郑娟“让一切男人惜香怜玉”⑤，春燕不过是“讨厌的修脚婆”。
对于没有学历没有文化没有财富的底层人物郑娟，美貌成为首要优势资源尚可理解。对于大学副教授周蓉，作者仍花了大量笔墨在她出众的外貌上，屡次强调周蓉是“大美人儿”，充分暴露出男性对女性外形相貌的期待，“这些期待或关涉男性的精神需求，或关涉男性的本能欲望。”（Z）女性不仅需要保持精神的独立性，能与男性平等对话，还需要时刻修饰美化身体，从而以富有魅力的形象展示在男性面前，吸引男性的目光。周蓉去法国后，肤色晒成古铜色，无意中迎合了异国男性的审美标准，展示超越国界的吸引力：“马赛夏季的阳光将她的脸晒成了古铜色，那是令大部分法国女性特别欣赏，令大部分法国男人着迷的一种肤色。”即使时光流逝，岁月在周蓉脸上刻下痕迹，作者不忘强调周蓉的相貌优于常人，“走在街上，周蓉仍像当年是大美人儿时那样引起很高回头率”，无意中将女性引导向男性社会的欲望对象，强化了女性被观看的处境，男性视角引导的阅读位置指向“他们”看“她们”，这种阅读位置透露出以男性为主体的性别权力关系。
文本中通过塑造与传统女性形象迥异的开放自然、独立自由的新女性形象，表达了对新的婚恋关系中男女平等地位的赞赏和肯定。春燕、于虹以民间底层女性的天真自然、泼辣务实彰显了女性自然合理的欲求表达和蓬勃的生命力。周蓉为了人格尊严和爱情信仰，不惜离婚再婚，以其自由叛逆的姿态树起现代女性独立自强的旗帜。周蓉对爱情的信仰与追求建立在维护人格尊严的基础上，对爱情有对等的诉求，而不是一味地单方面给予和付出，这也反映出作者对女性理想爱情观的美好期待。周蓉、郝冬梅等知识女性在事业上与男性伴侣并驾齐驱，甚至比男性还能干，解构了男性中心主义话语，表现出难得的女性主义立场。但是文本多次强调郑娟、周蓉等女性引人驻足的美貌及引起性欲的身材，以欲望之眼凝视女性色相，折射出男权意识统摄下男性作家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趣味。
即使没有完全过滤掉男性对女性“欲望凝视”流露出的物化女性思想，仍然能够分辨出，隐含作者对知识女性周蓉、郝冬梅及底层妇女春梅、于虹、吴倩女性主体性的认同和肯定，文本在男女平等的意义上尊重了女性的生命逻辑，赞美了女性不愿屈从的个性和强健的生命活力。
四、多重角色：现代职场女性的困境
文本中，女性人物兼任職业女性、母亲、妻子、女儿等多重角色，女性在为母为妻的家庭角色和实现自我价值的社会角色之间如何取得平衡成为一个悬置话题，现实社会中充斥着家庭和事业不能兼顾的言论，但文本极少提及职场女性多重角色平衡的困境，这反映出男性作家对女性主体位置进行想象性构建时的盲区。
（一）读书带来命运分野
1949年建国之后实施了一系列保障妇女参与社会事务的政策，使得妇女地位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女性走出家庭走向社会，平等参与社会事务。文本中的女性大多在社会上担任角色，有自己的职业：曲秀贞和金月姬均是厅级官员，周蓉曾任大学副教授，去法国后做导游，“是全公司导游中学历最高的”，冬梅在大学做行政工作，周母热衷调解邻里矛盾，在街道社区任职，郑母卖冰棍到生命最后一刻，春燕于虹吴倩等在工厂谋生，即使家庭主妇郑娟也有短暂的社会工作经历。除了有战功的曲秀贞和金月姬，其他女性的职业选择与读书经历息息相关。
在文本中，读书成为和平年代打破阶层固化实现向上流动的最有效渠道，工人子弟周蓉“文革”通过高考入读北京大学，后做了大学副教授，完成了从工人家庭向知识分子的“阶层”跃升，成为知识改变命运的样板。“大学学历改变了周志刚的儿女以及孙儿孙女的命运，他们中已出了四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了。周秉义、周蓉还曾是北大学子，周蓉母女拥有硕士学位，周玥所获的还是洋硕士学位。”隐含作者赋予读书多种积极意义，读书让女性增加魅力值，“世上美女很多，爱读书的美女太少，爱读书又有独立见解的美女少之又少，你是美女中的珍品。”读书帮助男性成就事业，“我有今天，是从喜欢阅读文学作品开始的，当年她的家是我的三味书屋，她和她哥周秉义如同我的私塾先生。”读书乃向上向善的追求，是政治高压时代对抗荒谬世界的工具，作者赋予读书多种价值，可上升到宗教信仰的高度，呈现出理想主义情怀。作者梁晓声曾说：“读书对于95%以上的人类，益处甚大。会使我们成为社会地位虽普通，但在其他方面却较优秀的普通人。会使我们于浮躁之境淡定;于群情盲动之际保持理性;于享乐风气大行其道时俭以修身;于清贫中不至于连精神也一并‘贫穷’了。会使我们成为善良、文雅、举止得体、谈吐不俗，因而起码在95%以上的人口中成为受尊敬的普通好人。” 与周秉义周蓉等文学青年不同，德宝赶超及他们的妻子春燕于虹不喜读书，对政治冷漠，忽视抽象的形而上的精神世界，在日常柴米油盐的生活中获得足够的乐趣。他们意识到阶层固化、社会板结的现实，无力也无意做深层次的思考。在他们眼中，无论高层的政治斗争如何波谲云诡，糖厂的一辈子会呆在糖厂，酱油厂的一辈子呆在酱油厂，修脚工春梅即使当上了市劳模，到退休也还是个修脚工。工厂破产等历史事件让无知无识的底层妇女于虹吴倩等女性失去生存倚傍，底层女性以其柔韧坚强的特质快速适应了市场经济的丛林法则，颠覆了底层社会基本由男性占主导地位的家庭权力结构，并确立了以对家庭所做经济贡献划分家庭地位的权力法则。赶超的胶鞋厂倒闭，妻子于虹能领工资，于虹代替赶超成为一家之主，传统男强女弱的家庭权力关系发生反转。
读书/不读书、大学教授/下岗工人的对应关系揭示出读书带来的边际收益，读书与不读书过的是不一样的生活，读书具有改变命运的强大动力。隐含作者赋予读书在解决现实困境和提升精神境界方面的崇高意义，体现了一个通过读书获得社会地位的知识分子的良心和良知，也反映了作者挥之不去的理想主义情怀。
（二）被忽略的职场困境
“毛泽东时代是把妇女解放作为阶级解放、民族国家建构的一个基本构成部分看待的，这也使得女性真正作为国家的国民与社会的成员而进入公共生活领域。这事实上也是毛泽东时代的最大成就，这种成就直到今天也不能和不应低估。”得益于毛时代的妇女解放政策，社会为女性走出家庭平等地参与社会事务提供了便利。但是另一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父权制结构对女性形成新的压抑，造成了新的不平等，女性在公共领域向男性看齐，男女都一样，“女性能顶半边天”，在家庭生活中比男性承担了更多的责任，面临家务和工作双重劳动的压力。文本中男性大多没有意识到女性承担多个角色的现实负累，也就无从生出体恤之心。下岗后再就业失败的吴倩和于虹不敢产生退回到家庭的想法，劳模春燕不会产生辞职回家的念头，“她们如果说出郑娟说过的话，丈夫一定不会拿好颜色看她们。”职场本应是女性的可选项，现在成为女性的必选项，女性解放变成了女性困境，反映出妇女解放运动的不彻底性，“不敢回家”一方面迫于养家糊口的经济压力，另一方面反映出社会对家庭劳动创造价值的漠视。
专注妻职和母职的郑娟较少平衡多重角色的苦恼。周秉昆支持郑娟放弃工作，照顾家庭，当郑娟表达希望参加工作的意愿时，周秉昆表现出为难，“谁来照顾妈和聪聪呢？”周秉昆和周聪争相把工资交由郑娟，表达出对郑娟家庭地位和劳动价值的认可。郑娟放弃职场打拼，回归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模式，她声称“我可乐意当家庭妇女了，做做饭，拾掇拾掇屋子，为丈夫儿子洗洗衣服，把他俩侍候好，我心里可高兴了。我觉得自己天生是做贤妻良母的，不是那些喜欢上班的女人。”郑娟除了在周秉昆坐牢期间短暂工作，其他时间都在家里操持家务，缺少对公共领域的关注度，向内的思维方式禁锢了郑娟的自我发展，从郑娟依附周秉昆生存这一点来看，传统女性的自我认同和自我满足离不开男性的首肯及确认，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女性自我主体性的建立。
知识女性同样在为母为妻的传统角色和实现自我价值的职业角色之间难以获得平衡。周蓉为找回女儿辞职出国，在法国生活十二年，以导游谋生，放弃了国内大学教授的美好生活，在实现自身价值和扮演良母角色之間选择后者。郝冬梅放弃母职，一生没有生育和抚养孩子，表现出对主流社会性别政治的挑战。具有母亲身份是人们对传统婚姻关系中女性的普遍期待，隐含作者拒绝冬梅为生育而焦虑的传统叙事，屏蔽周秉义郝冬梅的“朋友圈”对丁克家庭可能的臧否，甚至没有透露周秉义是否有隐秘的传宗接代男性中心意识。郝冬梅放弃承担孕育子女的母职，甚至在感情甚笃的周秉义去世后立即改嫁，意味着现代女性不再拘泥于忠贞的妻子或伟大的母亲这类传统角色，彰显出隐含作者对女性特殊个体地位的尊重和对独立自由的现代价值观念的推崇。
五、结语
周氏三兄妹五十多年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交织着北方城市从“文革”到改革开放再到市场经济发达的当下近五十年的演进过程。《人世间》怀着悲悯的情怀专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和人生经历，从宏大、主流的叙事中剥离出来，故事情节集中在人情世故、家长里短，完成“人世沧桑”的现实主义日常叙事。文中，女性与男性一样获得了平等的叙事价值，作品涉及两性关系时并没有采取男性惯用的对女性的启蒙态度，而是平等的对话，文本设置的女性角色性格迥异，呈现个体差异化倾向，不同程度上表现出反抗父权和男权的意识，展示了女性个性特征和生存价值，体现了作者对民间优秀女性的想象，传达出作者的性别意识。作为成长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青年，作者没有从人性的善恶导向对时代与制度的审视与批判，对历史采取温情脉脉的仰望态度，“文革”的荒诞以及这段历史在人的精神上留下的后遗症没有得到体现。
《人世间》文本关于女性的叙事不仅集中在周蓉、冬梅这样的知识女性，还关照郑娟、春燕、于虹这样的底层妇女。天使型女性郑娟默默忍受苦难，不反抗不控诉，将全部精力奉献给家庭，彰显了传统“母性”角色的自觉，重复了传统性别观念对女性的召唤。作者将以郑母、郑娟为代表的传统女性与受难、奉献、无私、善良等母性符码相连接，传达出男性对理想母亲的期待和依恋，周母、金月姬、曲秀贞等老一辈女性秉持门当户对的婚恋观折射出母性角色的世俗镜像。早年参加革命从而在建国后获得较高社会职务的曲老太太和金老太太，代表了建国后女性参加社会事务所能达到的高度。周蓉、春燕、于虹等体现了新时代开放自然、独立自由的“妻性”，昭示着新的婚恋关系中男女地位的平等。叛逆女性周蓉是兼具传统思想与现代意识的女性，勇敢正视内心需求，具有摆脱男性中心思维的自主品格，显示出独立自主的现代意识，春燕、于虹以民间底层女性的天真自然、泼辣务实彰显了女性自然合理的欲求表达和蓬勃的生命力。作者多次强调周蓉、郑娟出众的外貌，赋予其相貌姣好、身材性感等性别内涵和女性符码，亦在昭示着这类女性本身可以成为具有明显性别等级关系的消费品，男性视角引导的阅读位置指向“他们”看“她们”，这种阅读位置透露出以男性为主体的性别权力关系。无论是知识女性还是底层妇女，都无可避免地面临职业和家庭多重角色负累，“从女性的处境看，追求公共领域的男女平等，使女性因此面临比男子更繁重的责任，导致‘解放’的实践，常常变成女性超负荷的困境。”女性走出家庭进入公共领域担负多重角色的“无名之痛”，为母为妻的传统义务和彰显个人价值的职场生涯之间的艰难平衡等，作者都没有涉及，反映出男性作家对女性主体位置进行想象性构建时的盲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