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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艺坛中，来楚生先生是一位艺术风格鲜明，身兼书、画、金石三绝的艺术家。他的作品早期就有扎实的基本功，经过终生不息地锤炼提高，至晚年更达到雄健朴厚、简洁空灵的境地。“风格即人”。朴实、率真、笃厚、耿介的个性和对事物的一贯性、严肃性也和他作品的风格是息息相通的。唐云先生说：“来楚生先生书、画、篆刻无不精妙，而于书，篆、隶、正、草均熟中求生，刚健婀娜，平正憨辣，气势磅礴，不可名状，允推当代杰手；画从书法得来，清新横逸；刻则运刀如笔，饶有奇致——皆不涉前规，开生面者也。”这可作为来楚生先生一生艺术的概括。
挥洒云烟元气足——书法艺术
来楚生先生在书法艺术上是一位多能高手。就书体而言，正、草、隶、篆皆工，但尤以草、隶冠绝一时。
来先生的行草书，青年时代就有坚实的基础。他信服“始人手须专宗一家，得之心而应之手，然后旁通曲引，以知其变，泛滥诸家，以资我用”的书法理论。有很长时期专门研究明代书家黄道周的书体。黄道周是明末诸多民族英雄中的一位，平生以文章风节自高，诗文、书画自成一家，严正方刚，不谐流俗。他的书法也和他个性一致，意境超妙，骨格苍老，很重金石味。来楚生先生慕其为人遂爱其书，他们的个性是有共同之处的。他遍临了黄氏的各种书体，尤其于“榕坛问业”用功最勤，而这个时期的作品也深受黄道周的影响。黄山谷说：“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来楚生不满足执于一家的形似，而远溯汉魏晋唐，近踵明清诸家，于碑版刻石、木简残纸，无不兼收并蓄，撷取精华孕育变化。由于来先生有多方面的艺术修养，他能巧妙地掌握通感，将绘画、篆刻的特点糅合于书法之中，故其书富于变化、敢于夸张、善于变形，这使他的草书自然不同凡响。跌宕奇肆，刚健婀娜，达到炉火纯青的境地!
来先生的草书贵能“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古人云：“作行草最贵虚实并见。笔不虚，则欠圆脱；笔不实，则欠沉着。专用虚笔似近油滑，仅用实笔，又形滞笨。虚实并见，即虚实相生。书家秘法，妙在能合，神在能离。离合之间，神妙出焉。”来先生娴熟繁简相得、虚实相生、黑白相映的原理，施之于书，常常能平中求奇，时出新意。他的草书章法峻奇别致，行距时宽时紧，时疏时密，深得“疏可走马、密不容针”之趣。不仅他的分行布白，长短参差，大小错综，而且每个字都极尽变化之能事。来先生的结字常欹侧取势，抑左扬右，但稳重自然；他的转折圆润爽利，却遒劲峭拔。来先生的用笔以中锋为主，但亦兼用侧锋。中锋用笔能使其书圆满浑厚，而侧锋取势则使其书笔划多变。他的用笔有时“重若崩云”，厚重之极；有时却“轻如蝉翼”，潇洒飘逸。但于多样性中又具有共性，凝练、稳健，笔致豪放而无犷俗之病。这就是他的用笔特点。沙孟海先生曾说：“来楚生晚年草书，用笔惊矫纵横，在转折处尤显功力。”可谓的评。《艺概》云：“草书尤重筋节，若笔无转换，一直溜下，则筋节亡矣。虽气脉雅尚绵亘，然总须使前笔有结，后笔有起，明续暗断，斯非浪作。”用笔的转换，转折的续断，来先生都有得心应手的处理方法。在来先生的草书中，有些转折极为细劲，而不失其力，而有些转折虽着墨甚多，但仍能做到肥而劲挺，这就更为不易了。他草书中的转折极为丰富，细的、粗的、枯的、湿的、虚的、实的，皆具相避相形、相呼相应之妙。总之，来先生的草书无论于章法、结字、用笔，均跳出黄道周藩篱而自成一家。试观他晚年所作的草书“柳河东诗渔翁”一首，通篇字形错落有致，或斜或正，或大或小，杂沓笔下，一气呵成，颇得“点画狼藉之趣”。细审每个字却点画自立，顾盼有致。其中“绿”字、“销”字，几乎大于“日”字、“中”字的五六倍，但整体极为和谐；而“竹”字的一竖则完全用撇竹的笔法写成；“烟”字、“销”字、“山”字的浓重、渗化，映之“天”字、“心”字、“云”字的奇逸洒脱，使这件作品浓淡相济，燥润相发，十分耐看。“挥洒云烟元气足”。来先生的草书真力弥满，奇趣盎然，而又能不主故常，时出新意，一幅有一幅的境地，这也是他的草书倍受艺坛称颂的原因。
来先生的隶书也是个性鲜明、风貌独具的，结体雄健骀荡，纵逸率真；用笔奔放而具藏锋之妙；字形错落生动而无浮滑之憾。他的波磔，轻重、长短，富于变化；撇的收笔常常重顿而迅翻，捷而有力，有高度的技巧和特色。来先生又善将草、隶、分、行冶于一炉，使其隶书充满动的节奏感，神完而气足，使人神往。
来先生的隶书起步较行草晚，但用功特勤。至其晚年，虽重病缠身还遍临《张迁》、《礼器》、《衡方》、《曹全》、《乙瑛》、《石门颂》、《西狭颂》等东汉名碑。他的隶书意趣多样，是和他广取博采有关的。来先生研习汉碑的观点是“遗貌取神，法为我用”，不但勤学，而且善学、知变。由于时代风尚的改变，使大家倾向于开阔豪放的书体，而工细清丽的风格，已如强弩之末，学者甚少。诸多习隶者爱择《张迁》、《石门颂》这类字形雄强，笔势腾骞的汉碑。来先生就谆谆引导，不要忽视《曹全》、《礼器》等碑的秀逸、工整，尤其是初学者，要注意拙中寓巧。并说：“《曹全》的结体匀称精美，用笔圆润，颇多篆意，我于此碑得力甚多。”观他的隶书常能于苍峻之中孕秀气，就是善巧拙互用。缶老常说：“奔放处不离开法度，精微处要照顾到气魄。”来先生的隶书是达到了这种境地的。
来先生还善从木简残纸中汲取营养，木简文字形态多变，用笔自由奔放，又因为是墨迹，所以用笔、墨韵毫发毕现。来先生对简牍书法极为推崇，潜心临习，以追求洒脱自然的效果。其中对《急就章》、《天凤元年简》、《折伤簿》等简，用功尤勤，常常背临成幅，以赠同好。他临习简牍，勤且广，但却能协调统一，变为自己的东西。观他的隶书，竖和波磔奇古多变并常出现枯笔；有时又反之而笔粗墨浓，虽极夸张之能事却得古拙自然之趣。而于结体，或平正端庄、或纵横跌宕，或细劲雄健、或草率急成，姿态万千，各臻其妙。这些特点，实得力于木简残纸。来先生还认为木简的字形较小，故其书多用指而少用腕。在具体书写时要腕指并用，全力送到，才能得其神采。
来先生的隶书还汲取了清代诸先贤之长。如郑簋、金农、何绍基等书家，都是他服膺并取法的。郑簋以草法人隶给来先生以启迪；而金冬心以魏碑入隶，拙朴古茂的风格，更是他所激赏的。唐云先生珍藏的金农44岁时所书的隶书册，匠心独运，精妙入神，来先生于此册用功最勤。他与金农也异曲同工，常在隶中夹篆，但绝不是泥古，而是根据通篇要求，使疏密关系更为突出，收到更好的艺术效果。“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来先生别具一格的隶书乃是他一生精力所聚。
志在新奇无定则——篆刻艺术
来楚生的篆刻也和他的书画艺术一样，汲汲追求自己独特的风貌和意境。他的篆刻，布 局极具轻重、疏密之意，参差有致，奇趣扑人；刀法纵恣，英迈爽利。方寸之间，或朴茂浑穆，瑰奇雄劲；或峻利爽洒，隽拔险劲，无不个性独具，自成一格。来先生的篆刻在吴让之、赵之谦、齐白石诸大家林立之际能另辟新径，自成面目，这是最难能可贵的。钱君匐先生评日：“来氏刻印七十岁前后所作突变，质朴老辣，雄劲苍古，未曾有。虽二吴(吴让之、吴昌硕)亦当避舍……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能独立称雄于印坛者，唯楚生—人而已。”君匐先生之论是恰如其分的。
来先生独特的篆刻风格，得力于秦汉古玺的古朴苍秀，汉将军印的酣畅纵逸，吴让之、吴昌硕的流利、浑厚。但他“贵能深造求其通”，人古而出新，顽强地表现自己的面目。如“息交以绝游”一印，从章法上看是源于巨玺“日庚都萃车马”，文取大篆，是一方疏密关系明显的朱文印。“息交”、“绝游”四字各斜倾左右，中间大块露白；“以”字紧嵌于“交”、“游”之间，使其猝然而合，密不透气，与上面的空间相映成趣。这样一开一阖的章法使印面充满了动势。印文每个字都不是平平而立，或欹左、或侧右，十分自然灵动。“绝”字及“息”字上部的夸大，不仅没有破坏整方印的和谐，反使此印具“大巧若拙”之妙。这方印的线条，不取古玺的细劲险峻而类汉砖文的粗犷厚重，显得格外朴茂新奇，拟古而出己意，这从来先生许多印章中可以得到印证。又如“大处落墨”一印，粗看明显地是脱胎于汉将军印，但细审分析，无论章法、刀法都有自己特色。这方印章法很别致，“大处”二字皆取斜势，而“落墨”二字却较为平整，这半奇半平的章法一般很难统一，而来先生却能“不以平废奇，不以奇废平”，两者能巧妙地结合，使奇者不失于怪，使平者不流于板，收到很好的艺术效果，这方印的用刀淋漓纵横，一气呵成，深得汉凿印精髓，印面的中部还辅之以敲凿，令密处更密，与“大”字上部的大块留红，形成强烈的对比，使此印在平衡中显放荡不羁之意。缶老说：“古人为宾我为主”，来先生是深解此意的。
来先生独特的篆刻风格，更得力于他精湛的书法、绘画素养。正由于来先生将书法、绘画的郁勃之气倾注于印章中，因而他的—刀一笔无不表现了自己的人品、胸次和气质，匠心独运，一派天机，使作品具有无限的生命力。
来先生常以隶书的格局人印。汉隶的结体特征，就是表现在横向上的舒展和纵向上的紧凑，笔势向两侧伸展。如他的自用印“西河同乡”，不但“河”、“乡”两字上提，下面留红；“西”、“同”的字形也紧凑而上提，两字下的留红及“河”字的末笔都具隶书意趣，这样鲜见的布局，实为先生独创。至于“楚生一字初生、又字初升”一印，则更是来先生学习木简的滥觞。印文分作两行，中间一长片留红，字形长短大小，错落自然，鱼贯而下，宛如信笔而下的简书。奏刀如笔，一气呵成。运刀的爽利和转折的灵动使此印更显得骨气洞达，痛快淋漓。急就中也不忘字形变化，两个“字”字的繁简对比、两个“初”字刀部的迥异皆使此印富于变化，来先生的书法在印章上的运用也可见一斑。
来先生还常以绘画意趣人印，他的篆刻也和绘画一样，是写意一路，看上去乱头粗服，信手凿来，似不经意，实际上先生于每方印都是经过反复推敲后才奏刀的。绘画上的疏密、参差、呼应、虚实等手法，先生都能自然地运用于印中。很多同好看了“耳目康宁手足轻”一印，都认为印章能如此自由地左右互相穿插交叉，又不流于媚俗，若没有深厚的绘画功力，是不能达到这种意境的。来先生的画追求古拙奇肆之美，而于印也是一样，观此印“耳目”两字不硬求变化，而让它兀兀自立，并都向上略提，而“康宁”两字却极为夸张，字形几大于“耳目”的一倍，这样强烈的对比，使此印颇具一种“现代感”，“手足轻”三字又团成一气，更强化了疏密关系。这一类偏倚侧重、大写意的印章在他晚年的作品中是屡见不鲜的。又如他有一方常钤在书画作品上的自用白文印“初升”，此印笔致较细，两个字的章法都取斜势，看似不平，却能在不平衡中求高度平衡；五根细劲的直笔，长短参差而立，看似随便，却根根独立，没有松散之感，使印面极为虚灵深邃，也和他写意花鸟的意境、布局如出一辙的。
来先生独特的篆刻风格，是在长期探索中逐步形成的。他主张要大胆创新，却又最反对率尔操觚，徒求速效，行不由径的做法。强调要一步一个脚印，在传统上狠下功夫。言及秦汉印，来先生曾多次提到“西泠八家”中奚冈的论语，认为此论最为精到。奚冈谓：“近世论印，动辄秦汉，而不知秦汉印刻，浑朴严整之外，特用强屈传神。今俗工咸趋腐媚一派以为仿古，可笑!”来先生最欣赏“强屈传神”四个字，因为这也是来先生艺术的准则。
来先生不但出汉人秦，对秦汉印有独特的见解，而且于明清诸印家都有研究、取法，并有自己的心得体会。他写成《然犀室印学心印》，分印面、边栏、疏密、线条、深浅、章法、刀法、逼边、款识、选刀、品式、择石、停匀等十三则论述，语言简练，不尚空谈，皆有真知灼见。如论“疏密”谓：“印文笔划均匀，余所最畏。盖文字本体，无虚实疏密之致，全恃人为布成耳。疏处愈疏，密处更密，此秦汉人布局要诀，随文字笔划之繁简，而不挪移取巧求其匀称，此所以舒展自如，落落大雅也。否则，挪移以求匀称，屈曲以图满实，味同嚼蜡。”又论及“停匀”谓：“停匀非难，尚整齐者以为能；不停匀非易，文字笔划本体停匀，欲使不停匀，实大不易。得之停匀，失之疏密。失却疏密，即无法走自然之趣，易入板执呆滞之域。”两者互参，实尽虚实疏密之妙谛!他又著《秦汉窥管》，对秦汉印的章法，进行分析、排比，十分有益于后学，文中例举秦汉印凡四十二方，皆从《十钟山房印举》中摹得，无论形、神都与原印分毫不差，足见来先生功力之深。“志在新奇无定则”，来先生的篆刻作品，直至晚年还不断地变法、求新，永不满足停留于原来水平，所以能戛然独造，使作品具有无限的生命力。
笔简意赅开生面——肖形印章
来先生的肖形印也脍炙人口，是印林中的一枝瑰丽奇葩。他的肖形印题材极广，除生肖、佛像、人像外，还有花卉、草虫及故事、成语等，均笔简意赅，神态毕具。他又能用汉画像之法作新民歌刻，旧瓶新酒，极富有时代气息。来先生的肖形印比之古肖形印，无论在形式、内容、数量上都有所发展，有所创造。
来先生的肖形印，主要得力于他绘画上的成就。肖形印要求在方寸之间以简练手法，表现丰富的内容，这就要求“刀不虚动，以一当十”。来先生的意笔花鸟画，极具装饰性，造型简练，笔墨凝重，一花一叶，一鸟一鱼，无不生机活泼，跃然纸上。而移之于印，就能事半功倍，使他的肖形印风貌独具，而深为艺坛推许。
来先生的肖形印，在构图上十分讲究。善于取舍、善于变化，尤善表现对象的个性，如虎的凶猛、羊的驯良、牛的壮实、鼠的机灵，都能形态毕具。在肖形印中蛇是最难刻的一种， 如太强直就不像，而屈曲过多又失力。但观来先生所刻的肖形蛇，无不形神皆备，这是由于他善于抓住其最关键动态的一刹那。如来先生为玄庐(金元章)所刻的肖形蛇，就生动至极。这条蛇小作盘曲，把头高高昂起，嘴里伸出红舌，正准备伺机觅食，蛇的眼睛大而顶在眼圈的上角，虽然极为夸张却更加强了蛇的灵动性。来先生的肖形印因善于从动处着意，故显得特别充实、灵动，有呼之欲出之感!
来先生的肖形印运刀十分精到，极具稳、准、狠三法，大胆落墨，小心收拾。他在刻大轮廓时运刀峭爽酣畅，至细部则尤为细心。特别是动物的眼睛，认为是精神所在，一定要刻画得炯炯有神。他还善以极简的刀法表现动物的质感。如肖形猪，造型生动、肥态可掬，面部的立体感及身上的花斑，都以爽辣、肯定的几刀刻成；而肥猪鬃毛的质感，也只是用点凿而成，却十分有神，颇具“颊上添毫”之妙。又如《荷戈图》，能在同一画面中呈现多种物体的质感，如戈的锋利、衣帽的柔软，乃至两只脚的关奇也能恰如其分地表现出来，令人叹为观止。
来先生的肖形印既能继承传统，又能大胆创新。他常别出新裁地把全家生肖融于一印，称为“合家欢乐图”，如自用合家肖形印，章法新颖，“牛兔”为白文，“龙蛇”为朱文，各居一方，四种动物的形态均浑然天成，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牛因壮实占地特大，蛇因形小而屈居一角，龙、兔则一朱一白等分而立。牛下的草地，只是若有若无的几刀，就显出茂密之意，体现出高超的技艺，这方印的布局实源于汉“四灵印”。四灵有的取麟凤龟龙形象，也有取苍龙、白虎、朱雀、玄武形象，但均是环绕四边而中间篆文的。来先生却能“食古而化”，他曾在~印章的侧款中说：“一家生肖合刻一印，古无是例，以古四灵印推而广之，正不妨自我作古也。”他又说：“肖形印不求甚肖，不宜不肖，肖之甚近俗，不肖则离。要能善体物情，把持特征，于似肖非肖中求肖则得之矣。”论述简明精辟。来先生意境隽永的肖形印，绝不是自然的模仿，也绝不是随意的杜撰，而是通过对物象的精细观察，加以提炼、夸张、升华的结果。
除生肖印、造像印之外，来先生还常取成语、故事、谚语人印，都能使画外有情。如一印面上刻有蝉、螳螂、黄雀，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说苑·正谏》的故事，寓意“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在狭小天地中，表现意境深邃的故事题材，这也是来先生肖形印的特色。有些谚语印，意犹未尽，就在款上说明。曾见一谚语印，侧款刻曰：“别人骑马我骑驴，仔细想量我不如，回头只一看，还有挑脚汉。”印面只刻相对而行的骑驴人和挑脚汉，省去了骑马人，因侧款的明确，主题就十分清楚了。来先生肖形印的侧款内容，涉笔成趣，意味深长。有一造像印，刻两尊类灶王爷似的造像，侧款刻曰：“无独有偶，强项倔首，即心即佛，信刀信笔。刻年戊子，跋时己丑，是何神欤?日莫须有。”文笔风趣隽永，极具幽默感。
来先生秉性耿直，待人诚挚，不慕荣利。对后辈的提携帮助不遗余力。十年动乱之际，不顾身处逆境，仍以保护发扬书画篆刻艺术为己任，呕心沥血，循循诱导，培养造就了一大批书画、篆刻人才。可以说，至今活跃在书坛上的中青年，大都得到过来先生的热情指导。
来先生从不把作品视为私有，“自爱不自贵”，无偿地将极大部分作品分赠艺友、学生以供观摩学习，体现了艺术家磊落的胸襟。
来先生在艺术上虚怀若谷，不囿于门户之见。有一次我说起朵云轩挂有陆维钊先生中堂一幅，似篆似隶，笔力沉厚。先生不顾体弱，欣然前去观赏。这种“见贤思齐”的品格也是难能可贵的。
被来先生视为师友的潘天寿先生说过：“艺术性之高度，是建立在艺人品德上，天才上，学养上，而非建立在艺人题材之对象上。”在此，也可以用作对来先生艺术的赞语。
来楚生先生在艺术园地里耕耘一生，不仅为我们留下了众多书、画、篆刻珍品，同时也以他自己所走的艺术道路，为我们揭示了艺术发展的规律和学习门径。所以，研究、整理来先生的艺术作品是一项长期的工作。
责任编辑：梁治国
挥洒云烟元气足——书法艺术
来楚生先生在书法艺术上是一位多能高手。就书体而言，正、草、隶、篆皆工，但尤以草、隶冠绝一时。
来先生的行草书，青年时代就有坚实的基础。他信服“始人手须专宗一家，得之心而应之手，然后旁通曲引，以知其变，泛滥诸家，以资我用”的书法理论。有很长时期专门研究明代书家黄道周的书体。黄道周是明末诸多民族英雄中的一位，平生以文章风节自高，诗文、书画自成一家，严正方刚，不谐流俗。他的书法也和他个性一致，意境超妙，骨格苍老，很重金石味。来楚生先生慕其为人遂爱其书，他们的个性是有共同之处的。他遍临了黄氏的各种书体，尤其于“榕坛问业”用功最勤，而这个时期的作品也深受黄道周的影响。黄山谷说：“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来楚生不满足执于一家的形似，而远溯汉魏晋唐，近踵明清诸家，于碑版刻石、木简残纸，无不兼收并蓄，撷取精华孕育变化。由于来先生有多方面的艺术修养，他能巧妙地掌握通感，将绘画、篆刻的特点糅合于书法之中，故其书富于变化、敢于夸张、善于变形，这使他的草书自然不同凡响。跌宕奇肆，刚健婀娜，达到炉火纯青的境地!
来先生的草书贵能“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古人云：“作行草最贵虚实并见。笔不虚，则欠圆脱；笔不实，则欠沉着。专用虚笔似近油滑，仅用实笔，又形滞笨。虚实并见，即虚实相生。书家秘法，妙在能合，神在能离。离合之间，神妙出焉。”来先生娴熟繁简相得、虚实相生、黑白相映的原理，施之于书，常常能平中求奇，时出新意。他的草书章法峻奇别致，行距时宽时紧，时疏时密，深得“疏可走马、密不容针”之趣。不仅他的分行布白，长短参差，大小错综，而且每个字都极尽变化之能事。来先生的结字常欹侧取势，抑左扬右，但稳重自然；他的转折圆润爽利，却遒劲峭拔。来先生的用笔以中锋为主，但亦兼用侧锋。中锋用笔能使其书圆满浑厚，而侧锋取势则使其书笔划多变。他的用笔有时“重若崩云”，厚重之极；有时却“轻如蝉翼”，潇洒飘逸。但于多样性中又具有共性，凝练、稳健，笔致豪放而无犷俗之病。这就是他的用笔特点。沙孟海先生曾说：“来楚生晚年草书，用笔惊矫纵横，在转折处尤显功力。”可谓的评。《艺概》云：“草书尤重筋节，若笔无转换，一直溜下，则筋节亡矣。虽气脉雅尚绵亘，然总须使前笔有结，后笔有起，明续暗断，斯非浪作。”用笔的转换，转折的续断，来先生都有得心应手的处理方法。在来先生的草书中，有些转折极为细劲，而不失其力，而有些转折虽着墨甚多，但仍能做到肥而劲挺，这就更为不易了。他草书中的转折极为丰富，细的、粗的、枯的、湿的、虚的、实的，皆具相避相形、相呼相应之妙。总之，来先生的草书无论于章法、结字、用笔，均跳出黄道周藩篱而自成一家。试观他晚年所作的草书“柳河东诗渔翁”一首，通篇字形错落有致，或斜或正，或大或小，杂沓笔下，一气呵成，颇得“点画狼藉之趣”。细审每个字却点画自立，顾盼有致。其中“绿”字、“销”字，几乎大于“日”字、“中”字的五六倍，但整体极为和谐；而“竹”字的一竖则完全用撇竹的笔法写成；“烟”字、“销”字、“山”字的浓重、渗化，映之“天”字、“心”字、“云”字的奇逸洒脱，使这件作品浓淡相济，燥润相发，十分耐看。“挥洒云烟元气足”。来先生的草书真力弥满，奇趣盎然，而又能不主故常，时出新意，一幅有一幅的境地，这也是他的草书倍受艺坛称颂的原因。
来先生的隶书也是个性鲜明、风貌独具的，结体雄健骀荡，纵逸率真；用笔奔放而具藏锋之妙；字形错落生动而无浮滑之憾。他的波磔，轻重、长短，富于变化；撇的收笔常常重顿而迅翻，捷而有力，有高度的技巧和特色。来先生又善将草、隶、分、行冶于一炉，使其隶书充满动的节奏感，神完而气足，使人神往。
来先生的隶书起步较行草晚，但用功特勤。至其晚年，虽重病缠身还遍临《张迁》、《礼器》、《衡方》、《曹全》、《乙瑛》、《石门颂》、《西狭颂》等东汉名碑。他的隶书意趣多样，是和他广取博采有关的。来先生研习汉碑的观点是“遗貌取神，法为我用”，不但勤学，而且善学、知变。由于时代风尚的改变，使大家倾向于开阔豪放的书体，而工细清丽的风格，已如强弩之末，学者甚少。诸多习隶者爱择《张迁》、《石门颂》这类字形雄强，笔势腾骞的汉碑。来先生就谆谆引导，不要忽视《曹全》、《礼器》等碑的秀逸、工整，尤其是初学者，要注意拙中寓巧。并说：“《曹全》的结体匀称精美，用笔圆润，颇多篆意，我于此碑得力甚多。”观他的隶书常能于苍峻之中孕秀气，就是善巧拙互用。缶老常说：“奔放处不离开法度，精微处要照顾到气魄。”来先生的隶书是达到了这种境地的。
来先生还善从木简残纸中汲取营养，木简文字形态多变，用笔自由奔放，又因为是墨迹，所以用笔、墨韵毫发毕现。来先生对简牍书法极为推崇，潜心临习，以追求洒脱自然的效果。其中对《急就章》、《天凤元年简》、《折伤簿》等简，用功尤勤，常常背临成幅，以赠同好。他临习简牍，勤且广，但却能协调统一，变为自己的东西。观他的隶书，竖和波磔奇古多变并常出现枯笔；有时又反之而笔粗墨浓，虽极夸张之能事却得古拙自然之趣。而于结体，或平正端庄、或纵横跌宕，或细劲雄健、或草率急成，姿态万千，各臻其妙。这些特点，实得力于木简残纸。来先生还认为木简的字形较小，故其书多用指而少用腕。在具体书写时要腕指并用，全力送到，才能得其神采。
来先生的隶书还汲取了清代诸先贤之长。如郑簋、金农、何绍基等书家，都是他服膺并取法的。郑簋以草法人隶给来先生以启迪；而金冬心以魏碑入隶，拙朴古茂的风格，更是他所激赏的。唐云先生珍藏的金农44岁时所书的隶书册，匠心独运，精妙入神，来先生于此册用功最勤。他与金农也异曲同工，常在隶中夹篆，但绝不是泥古，而是根据通篇要求，使疏密关系更为突出，收到更好的艺术效果。“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来先生别具一格的隶书乃是他一生精力所聚。
志在新奇无定则——篆刻艺术
来楚生的篆刻也和他的书画艺术一样，汲汲追求自己独特的风貌和意境。他的篆刻，布 局极具轻重、疏密之意，参差有致，奇趣扑人；刀法纵恣，英迈爽利。方寸之间，或朴茂浑穆，瑰奇雄劲；或峻利爽洒，隽拔险劲，无不个性独具，自成一格。来先生的篆刻在吴让之、赵之谦、齐白石诸大家林立之际能另辟新径，自成面目，这是最难能可贵的。钱君匐先生评日：“来氏刻印七十岁前后所作突变，质朴老辣，雄劲苍古，未曾有。虽二吴(吴让之、吴昌硕)亦当避舍……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能独立称雄于印坛者，唯楚生—人而已。”君匐先生之论是恰如其分的。
来先生独特的篆刻风格，得力于秦汉古玺的古朴苍秀，汉将军印的酣畅纵逸，吴让之、吴昌硕的流利、浑厚。但他“贵能深造求其通”，人古而出新，顽强地表现自己的面目。如“息交以绝游”一印，从章法上看是源于巨玺“日庚都萃车马”，文取大篆，是一方疏密关系明显的朱文印。“息交”、“绝游”四字各斜倾左右，中间大块露白；“以”字紧嵌于“交”、“游”之间，使其猝然而合，密不透气，与上面的空间相映成趣。这样一开一阖的章法使印面充满了动势。印文每个字都不是平平而立，或欹左、或侧右，十分自然灵动。“绝”字及“息”字上部的夸大，不仅没有破坏整方印的和谐，反使此印具“大巧若拙”之妙。这方印的线条，不取古玺的细劲险峻而类汉砖文的粗犷厚重，显得格外朴茂新奇，拟古而出己意，这从来先生许多印章中可以得到印证。又如“大处落墨”一印，粗看明显地是脱胎于汉将军印，但细审分析，无论章法、刀法都有自己特色。这方印章法很别致，“大处”二字皆取斜势，而“落墨”二字却较为平整，这半奇半平的章法一般很难统一，而来先生却能“不以平废奇，不以奇废平”，两者能巧妙地结合，使奇者不失于怪，使平者不流于板，收到很好的艺术效果，这方印的用刀淋漓纵横，一气呵成，深得汉凿印精髓，印面的中部还辅之以敲凿，令密处更密，与“大”字上部的大块留红，形成强烈的对比，使此印在平衡中显放荡不羁之意。缶老说：“古人为宾我为主”，来先生是深解此意的。
来先生独特的篆刻风格，更得力于他精湛的书法、绘画素养。正由于来先生将书法、绘画的郁勃之气倾注于印章中，因而他的—刀一笔无不表现了自己的人品、胸次和气质，匠心独运，一派天机，使作品具有无限的生命力。
来先生常以隶书的格局人印。汉隶的结体特征，就是表现在横向上的舒展和纵向上的紧凑，笔势向两侧伸展。如他的自用印“西河同乡”，不但“河”、“乡”两字上提，下面留红；“西”、“同”的字形也紧凑而上提，两字下的留红及“河”字的末笔都具隶书意趣，这样鲜见的布局，实为先生独创。至于“楚生一字初生、又字初升”一印，则更是来先生学习木简的滥觞。印文分作两行，中间一长片留红，字形长短大小，错落自然，鱼贯而下，宛如信笔而下的简书。奏刀如笔，一气呵成。运刀的爽利和转折的灵动使此印更显得骨气洞达，痛快淋漓。急就中也不忘字形变化，两个“字”字的繁简对比、两个“初”字刀部的迥异皆使此印富于变化，来先生的书法在印章上的运用也可见一斑。
来先生还常以绘画意趣人印，他的篆刻也和绘画一样，是写意一路，看上去乱头粗服，信手凿来，似不经意，实际上先生于每方印都是经过反复推敲后才奏刀的。绘画上的疏密、参差、呼应、虚实等手法，先生都能自然地运用于印中。很多同好看了“耳目康宁手足轻”一印，都认为印章能如此自由地左右互相穿插交叉，又不流于媚俗，若没有深厚的绘画功力，是不能达到这种意境的。来先生的画追求古拙奇肆之美，而于印也是一样，观此印“耳目”两字不硬求变化，而让它兀兀自立，并都向上略提，而“康宁”两字却极为夸张，字形几大于“耳目”的一倍，这样强烈的对比，使此印颇具一种“现代感”，“手足轻”三字又团成一气，更强化了疏密关系。这一类偏倚侧重、大写意的印章在他晚年的作品中是屡见不鲜的。又如他有一方常钤在书画作品上的自用白文印“初升”，此印笔致较细，两个字的章法都取斜势，看似不平，却能在不平衡中求高度平衡；五根细劲的直笔，长短参差而立，看似随便，却根根独立，没有松散之感，使印面极为虚灵深邃，也和他写意花鸟的意境、布局如出一辙的。
来先生独特的篆刻风格，是在长期探索中逐步形成的。他主张要大胆创新，却又最反对率尔操觚，徒求速效，行不由径的做法。强调要一步一个脚印，在传统上狠下功夫。言及秦汉印，来先生曾多次提到“西泠八家”中奚冈的论语，认为此论最为精到。奚冈谓：“近世论印，动辄秦汉，而不知秦汉印刻，浑朴严整之外，特用强屈传神。今俗工咸趋腐媚一派以为仿古，可笑!”来先生最欣赏“强屈传神”四个字，因为这也是来先生艺术的准则。
来先生不但出汉人秦，对秦汉印有独特的见解，而且于明清诸印家都有研究、取法，并有自己的心得体会。他写成《然犀室印学心印》，分印面、边栏、疏密、线条、深浅、章法、刀法、逼边、款识、选刀、品式、择石、停匀等十三则论述，语言简练，不尚空谈，皆有真知灼见。如论“疏密”谓：“印文笔划均匀，余所最畏。盖文字本体，无虚实疏密之致，全恃人为布成耳。疏处愈疏，密处更密，此秦汉人布局要诀，随文字笔划之繁简，而不挪移取巧求其匀称，此所以舒展自如，落落大雅也。否则，挪移以求匀称，屈曲以图满实，味同嚼蜡。”又论及“停匀”谓：“停匀非难，尚整齐者以为能；不停匀非易，文字笔划本体停匀，欲使不停匀，实大不易。得之停匀，失之疏密。失却疏密，即无法走自然之趣，易入板执呆滞之域。”两者互参，实尽虚实疏密之妙谛!他又著《秦汉窥管》，对秦汉印的章法，进行分析、排比，十分有益于后学，文中例举秦汉印凡四十二方，皆从《十钟山房印举》中摹得，无论形、神都与原印分毫不差，足见来先生功力之深。“志在新奇无定则”，来先生的篆刻作品，直至晚年还不断地变法、求新，永不满足停留于原来水平，所以能戛然独造，使作品具有无限的生命力。
笔简意赅开生面——肖形印章
来先生的肖形印也脍炙人口，是印林中的一枝瑰丽奇葩。他的肖形印题材极广，除生肖、佛像、人像外，还有花卉、草虫及故事、成语等，均笔简意赅，神态毕具。他又能用汉画像之法作新民歌刻，旧瓶新酒，极富有时代气息。来先生的肖形印比之古肖形印，无论在形式、内容、数量上都有所发展，有所创造。
来先生的肖形印，主要得力于他绘画上的成就。肖形印要求在方寸之间以简练手法，表现丰富的内容，这就要求“刀不虚动，以一当十”。来先生的意笔花鸟画，极具装饰性，造型简练，笔墨凝重，一花一叶，一鸟一鱼，无不生机活泼，跃然纸上。而移之于印，就能事半功倍，使他的肖形印风貌独具，而深为艺坛推许。
来先生的肖形印，在构图上十分讲究。善于取舍、善于变化，尤善表现对象的个性，如虎的凶猛、羊的驯良、牛的壮实、鼠的机灵，都能形态毕具。在肖形印中蛇是最难刻的一种， 如太强直就不像，而屈曲过多又失力。但观来先生所刻的肖形蛇，无不形神皆备，这是由于他善于抓住其最关键动态的一刹那。如来先生为玄庐(金元章)所刻的肖形蛇，就生动至极。这条蛇小作盘曲，把头高高昂起，嘴里伸出红舌，正准备伺机觅食，蛇的眼睛大而顶在眼圈的上角，虽然极为夸张却更加强了蛇的灵动性。来先生的肖形印因善于从动处着意，故显得特别充实、灵动，有呼之欲出之感!
来先生的肖形印运刀十分精到，极具稳、准、狠三法，大胆落墨，小心收拾。他在刻大轮廓时运刀峭爽酣畅，至细部则尤为细心。特别是动物的眼睛，认为是精神所在，一定要刻画得炯炯有神。他还善以极简的刀法表现动物的质感。如肖形猪，造型生动、肥态可掬，面部的立体感及身上的花斑，都以爽辣、肯定的几刀刻成；而肥猪鬃毛的质感，也只是用点凿而成，却十分有神，颇具“颊上添毫”之妙。又如《荷戈图》，能在同一画面中呈现多种物体的质感，如戈的锋利、衣帽的柔软，乃至两只脚的关奇也能恰如其分地表现出来，令人叹为观止。
来先生的肖形印既能继承传统，又能大胆创新。他常别出新裁地把全家生肖融于一印，称为“合家欢乐图”，如自用合家肖形印，章法新颖，“牛兔”为白文，“龙蛇”为朱文，各居一方，四种动物的形态均浑然天成，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牛因壮实占地特大，蛇因形小而屈居一角，龙、兔则一朱一白等分而立。牛下的草地，只是若有若无的几刀，就显出茂密之意，体现出高超的技艺，这方印的布局实源于汉“四灵印”。四灵有的取麟凤龟龙形象，也有取苍龙、白虎、朱雀、玄武形象，但均是环绕四边而中间篆文的。来先生却能“食古而化”，他曾在~印章的侧款中说：“一家生肖合刻一印，古无是例，以古四灵印推而广之，正不妨自我作古也。”他又说：“肖形印不求甚肖，不宜不肖，肖之甚近俗，不肖则离。要能善体物情，把持特征，于似肖非肖中求肖则得之矣。”论述简明精辟。来先生意境隽永的肖形印，绝不是自然的模仿，也绝不是随意的杜撰，而是通过对物象的精细观察，加以提炼、夸张、升华的结果。
除生肖印、造像印之外，来先生还常取成语、故事、谚语人印，都能使画外有情。如一印面上刻有蝉、螳螂、黄雀，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说苑·正谏》的故事，寓意“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在狭小天地中，表现意境深邃的故事题材，这也是来先生肖形印的特色。有些谚语印，意犹未尽，就在款上说明。曾见一谚语印，侧款刻曰：“别人骑马我骑驴，仔细想量我不如，回头只一看，还有挑脚汉。”印面只刻相对而行的骑驴人和挑脚汉，省去了骑马人，因侧款的明确，主题就十分清楚了。来先生肖形印的侧款内容，涉笔成趣，意味深长。有一造像印，刻两尊类灶王爷似的造像，侧款刻曰：“无独有偶，强项倔首，即心即佛，信刀信笔。刻年戊子，跋时己丑，是何神欤?日莫须有。”文笔风趣隽永，极具幽默感。
来先生秉性耿直，待人诚挚，不慕荣利。对后辈的提携帮助不遗余力。十年动乱之际，不顾身处逆境，仍以保护发扬书画篆刻艺术为己任，呕心沥血，循循诱导，培养造就了一大批书画、篆刻人才。可以说，至今活跃在书坛上的中青年，大都得到过来先生的热情指导。
来先生从不把作品视为私有，“自爱不自贵”，无偿地将极大部分作品分赠艺友、学生以供观摩学习，体现了艺术家磊落的胸襟。
来先生在艺术上虚怀若谷，不囿于门户之见。有一次我说起朵云轩挂有陆维钊先生中堂一幅，似篆似隶，笔力沉厚。先生不顾体弱，欣然前去观赏。这种“见贤思齐”的品格也是难能可贵的。
被来先生视为师友的潘天寿先生说过：“艺术性之高度，是建立在艺人品德上，天才上，学养上，而非建立在艺人题材之对象上。”在此，也可以用作对来先生艺术的赞语。
来楚生先生在艺术园地里耕耘一生，不仅为我们留下了众多书、画、篆刻珍品，同时也以他自己所走的艺术道路，为我们揭示了艺术发展的规律和学习门径。所以，研究、整理来先生的艺术作品是一项长期的工作。
责任编辑：梁治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