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更愿意将《孔雀》看作为一部女性主义视角的影片。因为从电影的人物结构关系中，智障的哥哥与懦弱的弟弟更像是对称在姐姐生存环境中对异性认知的两个极端，这种设置无疑彻底堵塞了姐姐这个人物沟通和突围的捷径，从而形成了一个真正相对封闭但却运动着的系统环境。我们知道，这种环境就是萨特存在主义哲学适合的典型生存环境。当然，《孔雀》并没有把生活简单地演变成一种哲学思想的解读，假借弟弟的叙述来分层叙事的结构并没有改变叙事背后所蕴涵的初衷。我相信，张静初扮演的姐姐无疑是中国影坛一个崭新夺目的形象，虽然她被演饰出了更多隐忍的成分，但倔强和在贫瘠的小县城里所展现出的异类的梦想还是深深地震撼了我们。这是一种挣扎，是生活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北方小城里的普通中国女性对生命的不屈和青春的挣扎，这也是人性散发出的稀有而弥足珍贵的光辉。
　　编辑李樯在接受采访时曾说，《孔雀》讲述的不是人的绝望，是真正的绚烂归于平淡，人最终与生活达成的一种和解。如果从这一角度展开，我们就不难清楚地看到，这更是一曲女性主义思想失落的悲歌。影片中有一场分糖果的戏，母亲把平均分得的糖果再分配时，诞生了一条新的规则，为了傻哥哥，姐姐和弟弟要再拿出五颗，而父母则甘愿拿出十颗。正是这次重新分配导致的不公平，在姐弟俩内心产生了仇恨的火焰，以致成为弟弟投毒的直接行为因素。这是一段具有逻辑背反效果的情节。因为在道义上讲，母亲的再分配原则并不是错误的，而且还隐含了扶住弱者的同情心和责任感，虽然这个弱者的外在形象比所有人都强壮 。但是，姐弟的反抗心理则更是天然的，因为这是直接来自于身体本源的需求，即生命愿望的被侵害。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视点，它至少告诉我们，生命意识的不可忽视性，有时候，是要远远大于道德的力量的，在觉醒和压抑之间，生命永远会首先选择冲动，甚至直到最后的毁灭。
　　关于影片对于朦胧梦想及其破灭过程的描述，《孔雀》还充满温馨地展现了许多被我们遗忘在记忆角落的生活细节——围坐在小饭桌前吃饭、雨天做蜂窝煤、用粉笔涂鞋子、在书本里夹一张簇新的纸币……还有那些白衬衫、蓝裤子、军用书包……这些真实的、带有感情的细节，很轻易地就触动了我们的心。可以说，整个影片赖以让那些同样生长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具有同样幻灭情节的人产生共鸣的地方，也正在于此。但是，这并非一段“青春残酷物语”。比青春更残酷的是生活的磨盘，它足以将一切磨成粉末，而且，最让人倍感沉重的就是生活的常态。摄影师出身的顾长卫是绝对精卓于色彩感觉的，《孔雀》的总体色调基准于青灰色系，这是一种让人既感念又被排斥与拒绝的情感基调，十分强劲地增添了怀旧的感觉，就像每个人家里都留存有的那些老得有点发黄的黑白照片，只有这种感觉，准确而忠实地记录着那个深刻的年代。姐姐的青春只是在她骑着二八自行车拖着自制降落伞在窄巷里狂奔时灿烂了那么一瞬间。我不喜欢这场戏，虽然也曾感动过我。我并不认为，果子对姐姐多次“实际而有效”的帮助，就一定比那位英俊的伞兵带给她梦幻般的神往更平庸或者低俗。在姐姐与异性关系的社会构成中，她过早地否定了智障的哥哥，而倾向于身材瘦小，总是渴望被别人保护的弟弟，这就是典型的潜在的泛母性意识，是女性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说，《孔雀》着力表现的是三兄妹在产生梦想与梦想瓦解中的艰难成长，我觉得，倒不如说是，表现的是姐姐子对弟弟情感的依恋失败后，从而走向无梦生活的黯然。影片结尾前一场戏，姐姐和弟弟在菜市场拣西红柿，没有一句对话，姐姐突然侧过脸哭，而且情感起伏越来越大，而弟弟呢，此刻却正拿着一颗西红柿冲着太阳看。两个人近在咫尺，却展现着截然不同的两种情感，这个精彩得长达一分钟的长镜头，真是可怕的让人触目惊心呵！这才是顾长卫最想说的话。而在这场戏开始前，可能没有人注意，顾长卫自己扮演的一位戴眼镜的盲人横街走过，与女主角擦肩而过，却背道而驰。在自己导演的新片中出现，是许多有着大师情结导演的特殊爱好，就像书画家的印章一样。黑泽明如此，张艺谋也如此。顾导的盲人扮相固然谦虚，但也足以说明他对这场戏的喜爱。从背叛到认命，你无法逃避，也无从逃避，因为韶华已老，虽然曾经人淡如菊。
　　宋·史正志的《菊谱》载，菊原产我国，为著名观赏植物。可入药，性微寒，味甘苦，功能散风清热。于是，喝着菊花茶，看完《孔雀》后，就想，何必非要看到孔雀开屏呢，青春也许还有一种绚烂的方式，但需要我们用生活的常态去换取。识得了骚动与喧哗，有了午后的慵懒，也许才会有光荣，才会有真实可依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