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0日召开的中国高新企业发展国际会议,让社会的视角再次转向高新企业的创新领域。自金融危机爆发迄今,各个产业持续低迷,企业极度萎缩,唯独生物产业仰仗技术创新,逆势而进。这一现象,再次表明创新的潜力与重大价值。
　　有数据为例,2008年,北京生物医药产业就是逆势而上。产值和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26.9%和23.2%,在全市工业行业的排名由2007年的第九位上升至第六位。正在扩散的国外甲型H1N1病毒,一些生物医药企业的疫苗、诊断试剂等创新产品大量出口,供不应求。所以,验证了市场营销学里的一句俗语:没有疲软的市场,只有疲软的产品。
　　翻开仅200多年的西方经济发展史,就能发现两条基本规律:一条是扩张型的资源配置模式,其作用是整合资源,优化配置,拉动经济;一条是冒险型的企业家创新模式,其价值是重新安排生产结构,替代配置资源的原始积累形态,推动经济革命。尽管英国最早以金融风靡世界,但在企业创新层面没有重视,或者说措施不足,被美国捷足先登。自20世纪初期开始,美国就以政府的姿态确立企业国度,创新是最大的灵魂。所以,就培育出了哈默乃至后来的比尔·盖茨,引领了世界工业革命与互联网信息革命。说美国是创新发源地,并不为过。
　　中国始终没有弄明白这个道理,即使明白了,但并没有拿出可行的鼓励措施,这一环节,归根结底是各界政府的措施疲软所致。自从1998年“十五大”机构改革之后,原先的各类科研机构,脱离了政府背景,挂牌自起炉灶,单独经营。最终导致与最基层的企业需求不合拍;而企业层面的科技创新人才,却极度缺乏。造成企业的实际需求与科研机构表面繁荣脱节的局面。时至今日,尽管企业体系的科研人才结构增幅不少,但总体看,传统框架并没打破。
　　所以,我们必须反思。其一,要不要出台鼓励政策乃至疏导措施,将负有国家机密领域的科研机构、国务院系统、社科院系统除外,其余均进入企业,也就是说,将每个科研人员疏散到企业里。之所以如此,有两个好处:一是拉近了科研人员与企业、产品及市场的距离。零度感受最能启发科研的灵感。二是减少了企业成本。现实情况是,社会上的很多科研机构,一方面受企业委托,一面自己到企业找项目,结果,所研究的产品技术含量很低,就注定没有市场。相反,一个科研项目经费,动辄就是上百万,上千万。企业连连叫苦,对推动经济发展没有用处。
　　 其二,国家以及各级政府每年都有很多科研立项,立项的背后就是一定数额的科研经费。这些科研经费很大一部分进入国有性质的科研机构,这个方式延续了几十年依旧如此。如果到产品市场考察,根本看不到有这些科研经费所开发出来的产品,患上“科研不适用症”。就像4万亿的财政投入中的200多亿科研经费,都投向何处投向什么项目,将来效果如何?无人能破解。所以,应该将这种效果不可预计的投放型,转变成每个科研项目价值的鼓励型,何者叫奖励型。以设立若干个科研鼓励基金为平台,与企业协调运作。
　　其三,在科研与高新企业创新层面,中央政府首先要在政策上将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所有扶持政策同等化,要放弃国有企业创造的利润是财政钱这一侠义偏见,要看到一个科研项目对生产结构对一国经济的推动价值。进一步讲,在科技政策的国有与民营的对待态度上,能否公平,是研究是不是真正“科技兴国”的试金石。远的不说,就近30年,无论互联网、信息、电脑,还是生物等重大科研的创新不是民营企业的功劳?而国有企业尤其是垄断性国有企业,除了分刮垄断利润,有多少推动经济进步的科研项目?
　　所以,警钟虽刺耳,务实更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