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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人眼中，他是半个中国人。在中国人眼中，他是一个有着奇特爱好的外国老头。他喜欢中国传统文化，但研究的却是一个特殊的人群——中国知青。到农村中去，这个在六七十年代被认为是必须恪守的生命信条，当时的践行者如今大多已选择逃避，但这名外国人却一直坚持研究中国知青运动长达三十年。他就像一个身在异乡的解梦者，执着地解读那段曾经让人不堪回首的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乌托邦之梦。
许多人不解，一段连当事人都不愿正视的历史，一个局外人为何如此固执？他给出的答案发人深思：“我觉得我跟他们是一样的，都想真正找到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
或许，他所解读的正是他心中的梦。
这位法国人叫潘鸣啸（Michel Bonnin），是一名汉学家，在巴黎获哲学学士、中国语言与文化学硕士及历史学博士学位，目前任职于清华大学，从事中法交流。
上世纪六十年代，潘鸣啸开始与中国结缘。当时最吸引他的是中国哲学文化和近代革命思潮。为了学习中文，他在巴黎半工半读赚了第一笔钱，买了一张最便宜的飞机票来到了香港，一呆就是六年。在这段时间里，他认识了不少从中国内地偷渡来港的知青。交流的过程中，潘鸣啸对他们的经历感到非常惊讶，并开始对“中国知青”这个特殊群体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随后，他和法国的记者朋友采访了多名知青，于1978年出版了《20岁在中国农村》一书。由于当时国外对中国“上山下乡”运动和知青群体知之甚少，此书一出反响极大。潘鸣啸便放弃了儒学的研究方向，把目光专注于“上山下乡运动”。
经过30多年的研究，潘鸣啸的作品《失落的一代——上山下乡运动（1968-1980）》在香港出版，2010年1月该书简体版面世。书中对中国上山下乡运动的决定性动机有着颠覆以往传统理念的见解。据了解，中西方学者普遍认为减轻城镇就业压力是这场运动最主要的动机，但潘鸣啸却不这么认为。根据统计数字表明，从1968年到1977年的知青下乡浪潮中，竟有差不多同等数量的农民进城找工作。这个调查结果无疑给“缓解就业压力”一说迎头重击。因此，潘鸣啸认为，政治目的是整个上山下乡运动中的主要因素，“因为这是当时解散红卫兵的好方法。”而且，“上山下乡”运动也没有带来消除城乡差别的作用。最后导致的结果是，对于农民，他们不需要知青，并且更羡慕城市人的生活；对于知青，农民在他们心中的光荣形象从此被打破。
或许因为旁观者清，这种前所未有的论调触动了很多人的心。看到了他多年的研究成果，人们不得不对眼前这个外国人发出恍然大悟的感叹，他就像一名孜孜不倦的拾荒者，把一个早被遗忘的跟他毫不相关的时代记忆拾捡起来，无私地还给那些与他素不相识的异乡人。感叹之余，人们不禁纳闷，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个局外人如此执着，不惜把那段渴望被逝去的历史重新翻出来并研究个水落石出？
近日，笔者专访了潘鸣啸。
对话潘鸣啸
“我以为全中国的人都会跑到我这里。”
笔者：很多人都想知道为什么您对中国知青如此感兴趣？
潘鸣啸（以下简称“潘”）：这个问题很多人都问过我。当我来到香港后，看到了这些偷渡到香港的知青，第一感觉就是跟他们很有缘。要知道，当时我的思想也是“左派”，1968年在法国的“五月风暴”中也闹过革命，也算得上是法国的老三届和红卫兵了，所以跟中国知青有共同语言。
笔者：当时作为“左派”的你是如何看待这些逃到香港的人？
潘：虽然我是“左派”，但对当时中国的社会现象也不是全部认同。其实，在接触这些知青之前，我已经收留过一些从大陆偷渡到香港的人。1973年，当时我跟一些法国朋友很喜欢在周末去香港的离岛度假。这个岛屿离大陆只有三公里，经常有人偷渡。一天晚上，正当我们准备关门睡觉时，听到有人敲门。我们打开门一看，是一个穿着简朴的中国人，“你好，我能在你们这里住一晚吗？我是从那边游过来的。”说罢他指了指对岸的大陆。当时我们刚到香港，并不了解偷渡者的情况，而且他的衣服是干的，因此非常怀疑。
笔者：那你们最后接待他了吗？
潘：是的，因为当我们跟他握手后才发现，他的手非常皱，明显是在水中泡了很久。我们最终还是让他住了下来。后来他告诉我，原来他在偷渡时用塑料袋装了一套干净的衣服，上岸后就换上。那天晚上我们很兴奋，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些偷渡者。当时香港人都穿喇叭裤什么的，为了不让别人发现他，我们把自己的衣服都给他换上。当晚就一直跟他聊。他告诉我们，跟他一起偷渡的还有一个朋友，但他上岸后才发现同伴已经不见了。我们又立刻下去拿手电筒帮他在沙滩上找，结果还是没找着。
当我们回到屋里后，却听到窗后一阵”救命啊，救命啊”的怪声，发现一个人已经蜷缩在屋旁。我们在想是不是他朋友来了，那人赶紧下去一看却说：“我不认识他。”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个人是从粤北地区一直走过来的，白天藏起来，晚上继续走。
当时我们就开始担心了起来，今晚会不会全中国的人都会逃到我们这里来，这样我们责任很大啊。而且多了两个人肯定会被人发现的，我们只好跑去告诉村长，希望他能网开一面。谁知道村长笑着说，“哎呀，我还纳闷今天晚上怎么没人偷渡，原来全都跑到你们那边去了。”这时我们才明白，当时的香港是不会遣返这些偷渡者的。
“其实我跟知青很相似。”
笔者：当时为什么要选择收留他们呢？
潘：对于这些偷渡者，我们是很同情的。因为我知道他们也是为形势所迫才出此下策。其实当时我们已经意识到这可能是社会出现了问题。
笔者：我可以理解当时你已经没以前那么“左”了么？
潘：可以说我当时已经觉悟了，很多知青当时也开始觉悟了，明白我们所追求的或许并不是自己最终想要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跟他们有共同语言。甚至某种程度上我觉得跟他们很像，因为我们曾经在同时代闹过革命，也一起经历过从红卫兵向理性的转变。这促使我想进一步了解他们。
笔者：但是很多人仍然觉得你是外国人，研究这个问题总感觉有点奇怪。
潘：外国人跟中国人有什么不同？我觉得除了制度不一样，人还是差不多的。我来了中国这么多年，中文基本没障碍，因此不感觉跟中国人有太大的差别，我还娶了一个香港妻子。我一向反对文化主义，很多人觉得文化决定一切在我看来是个大错误。我跑过很多地方，人基本上是一样的，只要懂得对方的语言就差不多了。
中国的研究太恪守传统
笔者：您这本书提到了一个很独特的观点，说上山下乡运动的主要因素并不是为了解决城市就业问题。
潘：没错，一直以来很多学者都认为解决城市就业是上山下乡的主要原因。本来我一开始也这么认为，但后来才发现当时有同样数目的农民进城找工作，而且还不是临时工而是固定工。当时中国是有办法不允许农民进城的，却没这么做。所以我认为解决就业问题并不能很好解释上山下乡这场运动，更多是政治因素在作主导。
笔者：您这些数据是如何得出来的？
潘：一方面是从官方资料得来。后来我也自学了人口学、统计学等科目，通过计算得出来的。当时列了40多个图表，都是统计数据。其实，这种人口大交流的现象是很明显的，但很多人却察觉不到。我有一些朋友很疑惑：“原来70年代也有农民进城？”不少学者在研究这个问题时往往按感觉走，以为就是就业问题主导，忽视了它的政治因素。
笔者：这也跟我们中国传统的研究方法有关。
潘：是的。我觉得中国社会科学家在研究时太坚守传统。历史学家不看人口学，人口学家不看政治学，自己埋头研究，因此没法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了解。所以我觉得我是站在另外一个角度去研究问题。
“让每一代人都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
笔者：您未来的研究方向还是知青吗？
潘：主要是研究知青。现在我开始关注知青的下一代。上次我在北京作知青演讲，惊讶地发现台下坐的大部分都是年轻人，提问题的都是知青的孩子。我觉得他们心里其实很希望了解他们父母的经历。
笔者：但父母可能会觉得没必要谈，觉得子女对他们的过去根本提不起兴趣。
潘：父母觉得他们不感兴趣，但实际上未必如此。当然，父母会经常发牢骚，我们年轻时那么辛劳，你们现在都不能吃苦。这么说，子女不喜欢听。但如果静下心来跟他们沟通，我相信他们会感兴趣的。
笔者：这或许牵扯到一个老生常谈的“代沟”问题了。
潘：是的。但无论如何，知青这一代的记忆是需要传承下去的。知青本身也有责任去传达自己的历史记忆。很多人会选择办杂志、展览之类的，但是却没有“传”历史的概念。记忆传承是很重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让人们直面真相，让每一代人都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
许多人不解，一段连当事人都不愿正视的历史，一个局外人为何如此固执？他给出的答案发人深思：“我觉得我跟他们是一样的，都想真正找到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
或许，他所解读的正是他心中的梦。
这位法国人叫潘鸣啸（Michel Bonnin），是一名汉学家，在巴黎获哲学学士、中国语言与文化学硕士及历史学博士学位，目前任职于清华大学，从事中法交流。
上世纪六十年代，潘鸣啸开始与中国结缘。当时最吸引他的是中国哲学文化和近代革命思潮。为了学习中文，他在巴黎半工半读赚了第一笔钱，买了一张最便宜的飞机票来到了香港，一呆就是六年。在这段时间里，他认识了不少从中国内地偷渡来港的知青。交流的过程中，潘鸣啸对他们的经历感到非常惊讶，并开始对“中国知青”这个特殊群体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随后，他和法国的记者朋友采访了多名知青，于1978年出版了《20岁在中国农村》一书。由于当时国外对中国“上山下乡”运动和知青群体知之甚少，此书一出反响极大。潘鸣啸便放弃了儒学的研究方向，把目光专注于“上山下乡运动”。
经过30多年的研究，潘鸣啸的作品《失落的一代——上山下乡运动（1968-1980）》在香港出版，2010年1月该书简体版面世。书中对中国上山下乡运动的决定性动机有着颠覆以往传统理念的见解。据了解，中西方学者普遍认为减轻城镇就业压力是这场运动最主要的动机，但潘鸣啸却不这么认为。根据统计数字表明，从1968年到1977年的知青下乡浪潮中，竟有差不多同等数量的农民进城找工作。这个调查结果无疑给“缓解就业压力”一说迎头重击。因此，潘鸣啸认为，政治目的是整个上山下乡运动中的主要因素，“因为这是当时解散红卫兵的好方法。”而且，“上山下乡”运动也没有带来消除城乡差别的作用。最后导致的结果是，对于农民，他们不需要知青，并且更羡慕城市人的生活；对于知青，农民在他们心中的光荣形象从此被打破。
或许因为旁观者清，这种前所未有的论调触动了很多人的心。看到了他多年的研究成果，人们不得不对眼前这个外国人发出恍然大悟的感叹，他就像一名孜孜不倦的拾荒者，把一个早被遗忘的跟他毫不相关的时代记忆拾捡起来，无私地还给那些与他素不相识的异乡人。感叹之余，人们不禁纳闷，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个局外人如此执着，不惜把那段渴望被逝去的历史重新翻出来并研究个水落石出？
近日，笔者专访了潘鸣啸。
对话潘鸣啸
“我以为全中国的人都会跑到我这里。”
笔者：很多人都想知道为什么您对中国知青如此感兴趣？
潘鸣啸（以下简称“潘”）：这个问题很多人都问过我。当我来到香港后，看到了这些偷渡到香港的知青，第一感觉就是跟他们很有缘。要知道，当时我的思想也是“左派”，1968年在法国的“五月风暴”中也闹过革命，也算得上是法国的老三届和红卫兵了，所以跟中国知青有共同语言。
笔者：当时作为“左派”的你是如何看待这些逃到香港的人？
潘：虽然我是“左派”，但对当时中国的社会现象也不是全部认同。其实，在接触这些知青之前，我已经收留过一些从大陆偷渡到香港的人。1973年，当时我跟一些法国朋友很喜欢在周末去香港的离岛度假。这个岛屿离大陆只有三公里，经常有人偷渡。一天晚上，正当我们准备关门睡觉时，听到有人敲门。我们打开门一看，是一个穿着简朴的中国人，“你好，我能在你们这里住一晚吗？我是从那边游过来的。”说罢他指了指对岸的大陆。当时我们刚到香港，并不了解偷渡者的情况，而且他的衣服是干的，因此非常怀疑。
笔者：那你们最后接待他了吗？
潘：是的，因为当我们跟他握手后才发现，他的手非常皱，明显是在水中泡了很久。我们最终还是让他住了下来。后来他告诉我，原来他在偷渡时用塑料袋装了一套干净的衣服，上岸后就换上。那天晚上我们很兴奋，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些偷渡者。当时香港人都穿喇叭裤什么的，为了不让别人发现他，我们把自己的衣服都给他换上。当晚就一直跟他聊。他告诉我们，跟他一起偷渡的还有一个朋友，但他上岸后才发现同伴已经不见了。我们又立刻下去拿手电筒帮他在沙滩上找，结果还是没找着。
当我们回到屋里后，却听到窗后一阵”救命啊，救命啊”的怪声，发现一个人已经蜷缩在屋旁。我们在想是不是他朋友来了，那人赶紧下去一看却说：“我不认识他。”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个人是从粤北地区一直走过来的，白天藏起来，晚上继续走。
当时我们就开始担心了起来，今晚会不会全中国的人都会逃到我们这里来，这样我们责任很大啊。而且多了两个人肯定会被人发现的，我们只好跑去告诉村长，希望他能网开一面。谁知道村长笑着说，“哎呀，我还纳闷今天晚上怎么没人偷渡，原来全都跑到你们那边去了。”这时我们才明白，当时的香港是不会遣返这些偷渡者的。
“其实我跟知青很相似。”
笔者：当时为什么要选择收留他们呢？
潘：对于这些偷渡者，我们是很同情的。因为我知道他们也是为形势所迫才出此下策。其实当时我们已经意识到这可能是社会出现了问题。
笔者：我可以理解当时你已经没以前那么“左”了么？
潘：可以说我当时已经觉悟了，很多知青当时也开始觉悟了，明白我们所追求的或许并不是自己最终想要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跟他们有共同语言。甚至某种程度上我觉得跟他们很像，因为我们曾经在同时代闹过革命，也一起经历过从红卫兵向理性的转变。这促使我想进一步了解他们。
笔者：但是很多人仍然觉得你是外国人，研究这个问题总感觉有点奇怪。
潘：外国人跟中国人有什么不同？我觉得除了制度不一样，人还是差不多的。我来了中国这么多年，中文基本没障碍，因此不感觉跟中国人有太大的差别，我还娶了一个香港妻子。我一向反对文化主义，很多人觉得文化决定一切在我看来是个大错误。我跑过很多地方，人基本上是一样的，只要懂得对方的语言就差不多了。
中国的研究太恪守传统
笔者：您这本书提到了一个很独特的观点，说上山下乡运动的主要因素并不是为了解决城市就业问题。
潘：没错，一直以来很多学者都认为解决城市就业是上山下乡的主要原因。本来我一开始也这么认为，但后来才发现当时有同样数目的农民进城找工作，而且还不是临时工而是固定工。当时中国是有办法不允许农民进城的，却没这么做。所以我认为解决就业问题并不能很好解释上山下乡这场运动，更多是政治因素在作主导。
笔者：您这些数据是如何得出来的？
潘：一方面是从官方资料得来。后来我也自学了人口学、统计学等科目，通过计算得出来的。当时列了40多个图表，都是统计数据。其实，这种人口大交流的现象是很明显的，但很多人却察觉不到。我有一些朋友很疑惑：“原来70年代也有农民进城？”不少学者在研究这个问题时往往按感觉走，以为就是就业问题主导，忽视了它的政治因素。
笔者：这也跟我们中国传统的研究方法有关。
潘：是的。我觉得中国社会科学家在研究时太坚守传统。历史学家不看人口学，人口学家不看政治学，自己埋头研究，因此没法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了解。所以我觉得我是站在另外一个角度去研究问题。
“让每一代人都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
笔者：您未来的研究方向还是知青吗？
潘：主要是研究知青。现在我开始关注知青的下一代。上次我在北京作知青演讲，惊讶地发现台下坐的大部分都是年轻人，提问题的都是知青的孩子。我觉得他们心里其实很希望了解他们父母的经历。
笔者：但父母可能会觉得没必要谈，觉得子女对他们的过去根本提不起兴趣。
潘：父母觉得他们不感兴趣，但实际上未必如此。当然，父母会经常发牢骚，我们年轻时那么辛劳，你们现在都不能吃苦。这么说，子女不喜欢听。但如果静下心来跟他们沟通，我相信他们会感兴趣的。
笔者：这或许牵扯到一个老生常谈的“代沟”问题了。
潘：是的。但无论如何，知青这一代的记忆是需要传承下去的。知青本身也有责任去传达自己的历史记忆。很多人会选择办杂志、展览之类的，但是却没有“传”历史的概念。记忆传承是很重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让人们直面真相，让每一代人都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