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中国古代素有政区分等的传统,但正式的分等制度主要集中在州县等基层政府,对高层政区尚缺乏讨论.论文以总督和巡抚的来源职位品级作为参照,度量了清代中前期高层政区的实际地位,并考察了社会稳定风险与赋税多寡对省区地位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各省区之间地位确有落差,其地位落差主要与当地的经济、政治因素密切相关.其中社会稳定因素对总督地位有较为稳定的显著影响,而赋税对巡抚地位的影响更为明显,表明总督与巡抚职能有所分野.这种非正式的分层与分工的制度安排,强化了清代中央政权对地方的控制,提升了国家治理的效率.清代省区分等与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中国古代素有政区分等的传统,但正式的分等制度主要集中在州县等基层政府,对高层政区尚缺乏讨论.论文以总督和巡抚的来源职位品级作为参照,度量了清代中前期高层政区的实际地位,并考察了社会稳定风险与赋税多寡对省区地位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各省区之间地位确有落差,其地位落差主要与当地的经济、政治因素密切相关.其中社会稳定因素对总督地位有较为稳定的显著影响,而赋税对巡抚地位的影响更为明显,表明总督与巡抚职能有所分野.这种非正式的分层与分工的制度安排,强化了清代中央政权对地方的控制,提升了国家治理的效率.清代省区分等与督抚分工对理解当代人事制度与行政管理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政区分等与循等升迁增加了现代官僚制中的晋升阶梯,有利于强化官员激励、增进组织培养;另一方面,当代党政关系也可以从督抚分工中吸取传统行政管理的智慧,在坚持以党领政的原则下,党政职能进行分工,有助于地方政府更好地实现多目标任务,应对国际国内多重挑战.
其他文献
知悉真情权的法律保护有利于消费者及时有效地获取消费信息,同时也是信息化时代的迫切需要.但我国在消费者知悉真情权法律保护方面,却存在诸如消费者和经营者的法律意识淡薄、法律不健全以及国家相关部门保护力度不足等问题.为此,有必要采取提高消费者和经营者的法律意识、完善相关立法以及加大相关部门的保护力度等措施,以切实有效地保护我国消费者的知悉真情权.
黄河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与其谋求生态系统整体性之间的矛盾历来突出,流域的自然属性和人为区隔的不一致也同样加剧了跨区域合作治理在空间上的复杂性.在ICA框架下,基于对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协同机制运行的实践分析可以发现,信息成本、执行成本和协商成本等交易成本“居高不下”,协调权威性之阙如、黄河委“角色不清”、合作偏好差异引致合作动机“不纯”、行动者数量庞杂导致“集体行动的困境”、法律缺位与权责关系模糊不清双重叠加以及社会主体主动性不足等合作风险存在于战略实践中,产生了跨行政区合作治理的巨大阻碍
近年来,共享经济飞速发展,这为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起到了较大的促进作用.共享经济能够对公共资源进行充分利用,可以使共享资源的利用率得到提高.与此同时,在共享经济背景之下,也出现了一些法律空白和社会信用体系的缺陷,因此其中存在的问题就需要通过法律来解决.本文针对共享经济下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进行了一些法律思考.
在具有一定封闭性的行政体系内,民主协商的有效实施往往具有困难.广州同德围地区改造过程中的民主创新实践表明,通过协商民主与基层治理体系的整合,在行政体系内外建立起一个较为完整的民主协商网络,能够更充分地发挥民主协商机制的作用.在环环相扣的协商民主体系建设和完善过程中,有可能建成一种不同于韦伯式封闭性、形式主义理性化官僚系统的“行政民主”机制.这种新型治理体系建立在网络化治理、民主辅助功能和扁平化决策的组织形态变革基础上,以自身的制度资源和专业技术资源优势协助普通群众实质平等地参与公共协商.
当前我国基层治理的实践中不同程度存在着上级政府要求基层政府在缺乏具体规定的情形下“按规定办”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上级因为不会办理而引发的按规定办、上级因为不敢办理而引发的按规定办、上级因为不愿办理而引发的按规定办.为了有效化解基层治理中不同程度存在的“按规定办”的问题,需要从科学合理地明确地方各级政府的职能定位和职责分工、强化地级市政府结合地区实际细化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政策和规定的职责、赋予基层政府更多的自主决策权限和自由行为空间、对基层工作人员坚持约束机制与容错机制并举和显性激励与预期激励并重等方面来有针
重大公共卫生危机中,公众对政府的信任通常会因危机不确定性的损害而下降.然而,中国政府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中的系列干预措施却较好地改变了这一结局.中国公众的政府信任修复过程是如何发生的?论文构建了危机中政府信任修复的过程模型,利用在线调查数据探究初始信任、情绪反应和危机干预措施与危机中政府信任的关系,以厘清政府信任的受损机理和修复机制.研究发现:(1)危机暴发时,公众的焦虑情绪损害了对政府的信任,但个体的初始信任和政府的危机干预措施均有助于修复受损的政府信任,这主要体现在初始信任对危机中政府信任的保护效应
坚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实践探索以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和关键手段.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认识维度、实践维度和价值维度的三个层面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既是中国共产党在现代化建设中对社会主义本质进行发展和创新的过程,也是基于人民主体地位对实现人和社会现代化的深刻把握,更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构全球治理新秩序和丰富人类社会新文明的新时代呼唤.因此,系统总结与深化对建设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经验和认识,仍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发展中国特色
构建农民群体和地方政府之间讨价还价博弈模型可以发现:农民群体与地方政府争夺的土地转用增值收益只是一定时期内本地块与未征收土地中增值最高地块之间土地转用增值的差额;农民群体获得土地增值收益的比例与相对讨价还价能力、次优选择的收益水平正相关,与相对风险厌恶程度、地方政府的强势程度和惩罚强度负相关;地方政府采取的“一把尺子量到底”的策略可以获得全部土地转用增值收益;在讨价还价博弈中,地方政府拥有的优先出价权和交易终止权使其能够获得更多收益;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削弱农民群体的耐心,使得农民群体在土地征收中处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地提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观点,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具有深厚的哲学意蕴: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联系和系统观点、矛盾分析法;知行合一的认识论;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以人民为中心以及党的群众路线.
英国议会选举制度变迁经历了漫长历史过程.1295年召开的“模范议会”开启选举制度变迁的历程.1832年标志着进入选举制度大变革的时期.1948年标志着进入选举制度现代化的阶段.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角度来透视英国选举制度的变迁,其体现三重逻辑:第一,政治冲突是直接动力.第二,政党政治是中间机制.第三,商业发展与工业革命是深层逻辑.三重逻辑共同型塑了英国选举制度变迁的特征,也决定了英国选举制度变迁与其他国家的共性与差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