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速度不断加快，临工群体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城市的生产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参与到城市化的进程中来，但同时又是城市里边缘化的存在，缺乏社会关注。本文以合肥市凌大塘临工集散中心的“临工”群体为例，浅谈阅读部分新闻媒体报道及本人采访报道此类群体时，产生的几点思考。
　　关键词：零工;农民工;新闻报道;采访;媒体
　　（一）本文中所探讨的“临工”，即临时工、零工，具体是指合肥市凌大塘地区被城市边缘化的灵活就业群体，临工是当地人对这一群体约定俗成的叫法。他们中有的是城市“候鸟”，游走于农村和城市之间，有的是受益于改革开放政策，由农村涌入城市的农民群体，还有的是受经济形势或其他因素影响而下岗的工人，也有一些是城市里想要短暂做些零活的无固定职业者。他们大多从事于建筑业、保洁等就业门槛较低的工作，他们中有搬运工、钢筋工、瓦匠、架子工、搬运工等，在中国城市化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他们是一群隐形的推动者，赋予了一座城市最朴素的生长力量。
　　（二）上世纪90年代中期，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农民进城务工的民工潮，合肥也不例外，在包河区凌大塘地区附近逐渐成了民工聚集地，高峰时每天有五六千名农民工前来求职。后来这里成立了安徽省第一家临时工集散中心——合肥市凌大塘临工集散中心。鉴于以上种种原因，这里成为多家媒体的关注焦点，许多对这里的各类采访报道，都引发过强烈的社会反响。
　　（一）议程设置是大众传播的重要社會功能和效果之一。20世纪70年代，美国传播学者麦克姆斯和肖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在公众对社会公共事务中重要问题的认识和判断与传播媒介的报道活动之间，存在着一种高度对应的关系，即传播媒介作为“大事”加以报道的问题，同样也作为大事反映在公众的意识中;传播媒介给予的强调越多，公众对该问题的重视程度越高。根据这种高度对应的相关关系，麦克姆斯和肖认为大众传播具有一种形成社会“议事日程”的功能，传播媒介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公众瞩目的焦点和对社会环境的认知。
　　（二）时间退回到2015年3月，当时新华网、人民网、中安在线、合肥晚报等多家媒体报道转载了安徽省第一家临时工集散中心——合肥市凌大塘临工集散中心成立的消息。《“马路游击队”有了温馨就业港湾》《凌大塘临工集散中心开放 零工有了就业港湾》《包河打造合肥市首家公益性临工集散中心》等。临工集散中心的成立，有效解决了“站马路找工作”的问题，也让求职、找工作步入正规化，随后的时间里，临工集散中心为临工群体提供的各类服务和开展的各类活动，如“临工服务日”“临工文化节”“临工技能大赛”“包车送临工返乡”等，得到了多家媒体的跟踪报道。
　　（三）也有部分媒体发掘了这些热点背后的思索，如《工人日报》就以一篇深度报道，探讨了让这些临工群体“从马路进入室内到底难在哪里”的问题，在《告别马路  临工站上技能大赛舞台》一文中，我本人作为《安徽工人日报》记者，以临工技能大赛为切入点，深入采访了临工群体和临工集散中心相关负责人，听他们讲述临工从“站马路”到走上“竞技场”的角色身份转变。还有网络媒体采用图片报道的形式，拍摄了一组题为《临近春节依然有人在等工》，记录下凌晨4点的合肥凌大塘临工等活的场景。
　　（四）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临工这一群体的就业现状如何？他们的生活是否有保障等问题再次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新华每日电讯、中国青年报、安徽工人日报等多家媒体纷纷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报道，《“一天不开工，家里一天就没有收入”，城市街头有群临工在盼日出》《“马路临工”的自救与突围》等文章再度引发了大众对这个群体的同情和关注。
　　“议程设置”功能考察整体的大众传播具有较长时间跨度的一系列报道活动所产生的中长期的、综合的、宏观的社会效果，着眼的是传播媒介的日常新闻报道和信息传播活动所产生的影响。就这些新闻产生的社会效果而言，传统媒体在议程设置功能上较强，网路媒体则相对较弱。媒体在对临工这一群体进行报道时，在新闻议题的选择上较为丰富，正面议题和负面议题相对平衡，热点报道和焦点关注相结合，全面、立体地向受众展现出了他们的社会形象。
　　在大众眼里，临工这类群体的社会形象往往与综合素质差、文化水平低、贫穷、边缘化等词汇分不开。但任何一个边缘化群体都向往着获得主流社会的认可与接纳。有临工曾明确告诉过笔者，如果常年以一些负面、消极形象见诸报端，他们会难免失落。所以在对这类群体的采访报道中，媒体是如何发掘这一群体的另一面，影响甚至改变社会大众对这一群体的刻板印象，提高他们的社会荣誉感的呢？我们可以借助框架理论进行简要分析。
　　（一）在对框架理论的定义方面，框架理论的起源可溯自社会学家对真实的解释以及认知心理学家有关“基模”的理论。恩特曼认为，框架在本质上涉及选择和凸显，即选择可感知的现实的某一方面并使其在文本中更加凸出，以此来反映相关事件的问题界定、因果解释、道德判断与对策建议。盖姆森认为，所谓的“文本框架”或“新闻框架”，就是在新闻文本中，通过特定符号来表达文本的“中心思想”。可以说，在新闻媒介建构社会事件的过程中，新闻报道是“框限”部分事实、“选择”部分事实以及主观地“重组”这些社会事实的过程。台湾学者臧国仁提出框架高、中、低“三层次结构理论”，框架的高层结构指传播内容的核心要义与性质，包括媒体通过标题、导语等表达的态度倾向;中层结构指文本的叙事结构，包括主要事件、先前事件、归因等;低层次的媒介框架是文本中的字、词、句及修辞等。
　　综合上述理论，我们从报道主题选择、报道切入点选择、报道人称变化等方面来看看媒介传播对这一群体社会形象带来哪些影响。
　　（二）主题倾向于正面或中立：如果将媒体的态度倾向分为正面、中立及负面议题的话，在这些报道中，正面议题与中立议题占多数，正面议题主要包括临工依靠劳动自力更生，从无序地“站马路”到“退路进室”，接受组织化、规范化管理;技能竞赛，临工群体首次摆脱技能素质低的形象，蜕变成为一个有技术、有工作能力、积极进取的工匠形象;在疫情影响下，他们积极自救突围，展示出了积极乐观的态度和旺盛的生命力。中立议题包括他们求职过程的不易，临工集散中心开展的种种服务活动。 　　（三）报道切入点的选择日益多元：在各类新闻媒体、自媒体越来越多的今天，同题竞技已经是每个新闻工作者不可避免的挑战，要想从中脱颖而出，必须要找准切入点，用创意和诚意在浪潮中立足。纵观这些新闻报道，有以临工的生活日常细节为切入，如从他们凌晨4点在路边揽活开始;有以社会环境背景为切入，如疫情暴发打乱了他们的生活节奏;有利用“比较法”切入，通过今昔对比产生反差进行报道。
　　（四）报道人称的变化：对新闻当事人指称代词的使用即是一种修辞，可分为两种情况：自我叙述框架和他者陈述框架。在2014年前，很少有对这类群体个体经历和生活的报道，他们通常以群体形象、脸谱化等方式出场，維权、讨薪等事件进行呈现。2014年后，报道中开始出现以第一人称视角去描述新闻事件，通过第一人称口述的形式来表现临工群体生活的变化等，使其媒介形象更加生动。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社会大众对临工群体的刻板印象虽然与媒体报道存在密切关系，但同时也受到社会文化、日常接触、受众自身和临工群体自身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因此，不仅媒体应该对自身报道的内容和产生的社会影响担负起责任，受众也应当提升自己的素养，理性辨识、处理和传播信息;临工群体也要自我反思，用行动去打破偏见，积极保障和实现自我权利，塑造良好的社会形象。
　　记者于2018年采写了报道《告别马路  临工站上技能竞赛大舞台》，报道了首届临工技能大赛及服务临工就业的网站——临工益站上线的情况;2020年4月，记者采写了报道《疫情之下  凌大塘正在复苏》。两篇报道刊登在《安徽工人日报》上后，引发了强烈社会反响。《安徽工人日报》受众群体多为职工群体，他们对工人群体生活有着强烈共鸣。在报道过程中，记者从自身经验出发谈几点感悟：
　　（一）与被访者深度交流是做好报道的关键。好的报道离不开对采访群体的采访了解，在没有长时间的相处条件下，要想快速取得对方信任，记者与被访对象可通过两种模式建立连接：1.通过相关工作人员引荐，这一方式的优点是可以迅速达成采访目的，但缺点是可能难以深入，临工在接受采访时会有所保留，表达过于冠冕堂皇，难以深度采访。2.另一种方式是“打入内部”。记者要进入采访的环境，让被采访人积极主动配合采访。记者在采访中曾多次来到临工中间，与他们一起蹲在路边等待揽工，抱着对外来者的好奇，临工群体甚至会主动上前攀谈，记者表明身份后更容易打开局面，保障采访的顺利进行，但缺点是耗时相对较长。
　　（二）报道社会边缘化群体，要摒弃高高在上的姿态，以平民化视角深入，运用的语言通俗易懂，让文章易读、易懂，从平实中体现震撼力和影响力。
　　临工这类群体是社会发展变迁的产物，也是当下处在城市边缘务工人群的一个缩影，如何在他们的采访报道中“做好文章”，是值得媒体从业者深入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