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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二元社会结构性问题的解决是中国实现全面、协调和持续发展的一个关键。众所周知，大量的农村人口需要向城市转移，较低的农业经济效益状况需要改变，广大农民的文化水平需要提高。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中国的工业化走上了新的阶段，但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尚未得到令人满意的改善。在中国加入WTO后，进入全球性经济开放的条件下，解决中国二元结构问题既面临着严重的挑战，也有着难得的机遇。我们要反思，中国究竟需要一个怎样的城市化进程？笔者以为，当下城市化进程中最重要的就是要兼顾农村、农民、农业，在城市化中造福农民就是造福全体国民。
关键词：城乡二元化；社会公平；新四化
一、农民不应成为社会不公的牺牲品
“公平”是当下中国社会的最大的问题，是中国最稀缺的资源。而中国最大的不公就是城乡之间的不公平。19世纪50年代起，中国工业化起步，19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全面推进。不得不承认，这两个重要阶段带给中国的是走向富强的机会，但是历史总会暴露这种过于片面的发展的弊端，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农民和农村成为了中国富强之路上最大的牺牲者和奉献者。据有关人士保守估计，在这其间，农民和农村为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免费贡献量高达5800亿人民币。然而，仅仅从城乡居民的收入增长上就可以看出城市和农村的极大不平衡：农村太过贫穷，农民太过艰苦，农业太没有希望了。
二、城乡二元化的异变——城乡四元化
长期以来我国城乡二元化已经在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城乡四元化，包括了城市人口外来化、农村人口非农化。
1.城市人口外来化
据统计，中国现在有2.6亿农民进城，但是这样庞大的群体却不拥有市民的身份，因身份的差异更是直接导致了待遇的不同。过去中国户籍登记统计户籍人口和流动人口两类人。在一些二线城市甚至是少数一线城市，无户籍常住人口数量甚至超过户籍人口。虽然，这个群体对于城市发展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但是如此巨大的数量必然存在潜在的隐患。农民进城的过程是一个有产者向无产者转变的过程，因为农民在农村的耕地和宅基地不可能伴随着他们进城。他们从一无所有白手起家，长期的积累财富，为社会奉献自我，然而社会反馈给他们的却是将他们“边缘化”的结果，地位不平等，社会待遇不公，农民对于社会从内心深处感到不认同，这种不认同感同时引发各种社会问题，如治安、管理等。
2.农村人口非农化
农业是一个国家的基础产业，在我国却是一个弱势产业。盲目追求经济发展的进程带来金钱至上的拜金主义，城市繁荣的存在对于身在落后农村的农民来说同样是巨大渴望，农民进城后不愿意回到“面朝黄土背朝天”生活，这就是例证。当下，留守农村的都是一些老弱病残，老人肩负起种地的重任。的确，我国年年强调要死守近20亿亩耕地的总量，但是光有耕地却无人耕地的局面就横亘在那里，农业对市场的供应量远远不足，我国粮食的进口量在年年增高。因此，农村人口非农化对于我国农业几乎是毁灭性的灾难，我们可以断言一旦中国要面对粮食安全和粮食危机，根本无法自救。
三、三农问题“新四化”
如何解决农民、农村、农业问题，是我国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其实问题的核心就在于转变城乡之间的要素对接的重心。城市的要素大致包含资本、人才、管理、技术，而农村的要素包括土地和劳动力，从工业化到现今，我国都是将城乡之间的要素对接的重心置于城市，一言概之即让土地和劳动力进城，然而其中的弊端已经显现即上文所提及的“城市人口外来化和农村人口非农化”社会现状凸显。因此，未来我们的方向应该是将要素对接的重心放在农村，让城市下乡，让城市的资金投入农村、人才进入农村、管理引入农村、技术服务农村。
而“新四化”就是指：村镇市镇化、耕地农场化、地权资本化、农民市民化。这四个部分解决的是四个不同的问题，但是却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1.村镇市镇化
村镇市镇化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缓解城市的压力，吸引外出农民回流。我们要看到的是，城乡发展已经如此极度不平衡，而一个地区的发展最基本的要素“人”或者说是劳动力却流失殆尽，发展都将成为空话。而村镇市镇化要做的就是如何让留在城市的农民回归农村。事实上，以“村镇”为切入点是可行的，因为“村镇”本身具有三大功用：传统居民点、行政管理中心、农产品交易中心。如果将村镇按照现代城市的模式打造，让城市的工业、商业、文化事业、社会福利等进入村镇，形成新型的生产生活圈，使得村镇和城市并无二异，让农民在农村即可以享受与在城市同样的待遇，这无疑是最好的促进人口回流的方式。而实现村镇市镇化就要依靠政府的大力扶植，制定投资农村农业的优惠政策，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等，虽然实现的过程势必缓慢，但是却是势在必行。
2.耕地农场化
我国的自然环境决定了我国拥有的耕地量少而且分散，而且再中西部偏远的农村中，仍然延续着最原始的耕作方式，耕地利用率低，农产品产出量少，农业先天不足后天畸形。而且，我国的农业的发展不仅受耕地自然状况的限制，还受到耕种劳动力流失的限制。现代农业的理念应该是用最少的劳动创造最大的产出量，这并非不可能，耕地农场化就是最好的方式。耕地农场化具体而言就是整合分散的耕地，分包给有实力的农业公司或集团，使得农业朝着集约化、机械化、市场化发展。在耕地农场化中，农民完全可以通过合作制、股份制的方式将将土地作为入股的资本，在保证土地还是自己的前提下，获得稳定的长期收入，也可以给进城农民带来稳定的收入，使其有转化为市民的基础。
3.地权资本化
长期以来，我国农村的土地处于一个“无市场”的状态，农村土地不允许流转是农村积贫积弱的最大原因，其实，通过数据的计算，就可以发现实现农村地权资本化是完全有可能而且意义非凡：我国拥有近20亿亩耕地，其中家庭承包地是12.77亿亩，存量的集体建设用地是2.7亿亩，住房面积是260亿平方米，总建筑面积330亿平方米（含乡镇企业用房）。存量的建设用地和建设用地按每亩20万的初始价格计算，价值54万亿，住房按每平方米近郊远郊拉平保守计算2000元每平方米，价值52万亿，相加106万亿和当前货币总量相差无几（事实上我国货币总量，109万亿，除去准备金，真正的流动资金也就是97万亿）。这种释放过程是逐步进行的，但是释放过程中土地是会增值的，会吸引投资，会随着建设、交通改善、工业发展，其极差地租会增加，因此未来若按照每年5%的（下转第246页）（上接第244页）存量进入市场，每年可以有5.3万亿的农村不动产进入市场，按照两倍的增值空间计算，可带动的货币额，每年可达10万亿以上，10年即100万亿，20年200万亿，20年以后加上现有存量就是300万亿，还不要说入市以后不动产后续的增值流转，不动产带动的产业投资，还有农村承包权抵押形成的融资交易，与农村相关的金融总量将大幅提升，而且伴随着不断完善的金融制度和管理，农村金融市场的稳定性和安全性也会大大提高。
4.农民市民化
没有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也就没有城镇化的实现。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就是随着工业化的发展，推进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发展很快，但总体上看，我国城镇化质量不高，突出表现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滞后，人口城镇化速度远远慢于土地城镇化。农民市民化是“村镇市镇化、耕地农场化、地权资本化”的最终目标。农民市民化是“民主”的前提，“民主”的发展预示着公平也即将到来。然而“民主”确实市民社会的产物，而农民天生的皇权主义者，农民社会是不可能出现“民主”，因为民主是一种社会契约论，是法治社会的常态，农民这样特殊的阶层注定其缺乏主人翁意识，因此将农民市民化是实现民主的关键所在。
总之，破解城乡二元化，实现社会公平，就要积极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力争农民收入有较快增长。要继续推进农业结构调整，优化区域布局，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加快乡镇企业的调整和改革，有重点地发展小城镇，加强对进城农民工的服务和管理，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提高农业的国际竞争力，努力扩大优势农产品的出口。加大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力度，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和農村中小型基础设施建设，切实做好扶贫工作。要稳定农村政策，深化农村改革，调动和保护农民的积极性。
参考文献：
[1]温铁军.“三农问题”的症结在于两个基本矛盾[J].群言，2002（6）
[2]李芳.我国农业产业化过程中几个值得注意的问题[J].重庆邮电学院学报（社科版），2005（3）
作者简介：
许金鑫（1984～），男，汉族，福建安溪人，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代理审判员。
关键词：城乡二元化；社会公平；新四化
一、农民不应成为社会不公的牺牲品
“公平”是当下中国社会的最大的问题，是中国最稀缺的资源。而中国最大的不公就是城乡之间的不公平。19世纪50年代起，中国工业化起步，19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全面推进。不得不承认，这两个重要阶段带给中国的是走向富强的机会，但是历史总会暴露这种过于片面的发展的弊端，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农民和农村成为了中国富强之路上最大的牺牲者和奉献者。据有关人士保守估计，在这其间，农民和农村为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免费贡献量高达5800亿人民币。然而，仅仅从城乡居民的收入增长上就可以看出城市和农村的极大不平衡：农村太过贫穷，农民太过艰苦，农业太没有希望了。
二、城乡二元化的异变——城乡四元化
长期以来我国城乡二元化已经在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城乡四元化，包括了城市人口外来化、农村人口非农化。
1.城市人口外来化
据统计，中国现在有2.6亿农民进城，但是这样庞大的群体却不拥有市民的身份，因身份的差异更是直接导致了待遇的不同。过去中国户籍登记统计户籍人口和流动人口两类人。在一些二线城市甚至是少数一线城市，无户籍常住人口数量甚至超过户籍人口。虽然，这个群体对于城市发展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但是如此巨大的数量必然存在潜在的隐患。农民进城的过程是一个有产者向无产者转变的过程，因为农民在农村的耕地和宅基地不可能伴随着他们进城。他们从一无所有白手起家，长期的积累财富，为社会奉献自我，然而社会反馈给他们的却是将他们“边缘化”的结果，地位不平等，社会待遇不公，农民对于社会从内心深处感到不认同，这种不认同感同时引发各种社会问题，如治安、管理等。
2.农村人口非农化
农业是一个国家的基础产业，在我国却是一个弱势产业。盲目追求经济发展的进程带来金钱至上的拜金主义，城市繁荣的存在对于身在落后农村的农民来说同样是巨大渴望，农民进城后不愿意回到“面朝黄土背朝天”生活，这就是例证。当下，留守农村的都是一些老弱病残，老人肩负起种地的重任。的确，我国年年强调要死守近20亿亩耕地的总量，但是光有耕地却无人耕地的局面就横亘在那里，农业对市场的供应量远远不足，我国粮食的进口量在年年增高。因此，农村人口非农化对于我国农业几乎是毁灭性的灾难，我们可以断言一旦中国要面对粮食安全和粮食危机，根本无法自救。
三、三农问题“新四化”
如何解决农民、农村、农业问题，是我国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其实问题的核心就在于转变城乡之间的要素对接的重心。城市的要素大致包含资本、人才、管理、技术，而农村的要素包括土地和劳动力，从工业化到现今，我国都是将城乡之间的要素对接的重心置于城市，一言概之即让土地和劳动力进城，然而其中的弊端已经显现即上文所提及的“城市人口外来化和农村人口非农化”社会现状凸显。因此，未来我们的方向应该是将要素对接的重心放在农村，让城市下乡，让城市的资金投入农村、人才进入农村、管理引入农村、技术服务农村。
而“新四化”就是指：村镇市镇化、耕地农场化、地权资本化、农民市民化。这四个部分解决的是四个不同的问题，但是却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1.村镇市镇化
村镇市镇化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缓解城市的压力，吸引外出农民回流。我们要看到的是，城乡发展已经如此极度不平衡，而一个地区的发展最基本的要素“人”或者说是劳动力却流失殆尽，发展都将成为空话。而村镇市镇化要做的就是如何让留在城市的农民回归农村。事实上，以“村镇”为切入点是可行的，因为“村镇”本身具有三大功用：传统居民点、行政管理中心、农产品交易中心。如果将村镇按照现代城市的模式打造，让城市的工业、商业、文化事业、社会福利等进入村镇，形成新型的生产生活圈，使得村镇和城市并无二异，让农民在农村即可以享受与在城市同样的待遇，这无疑是最好的促进人口回流的方式。而实现村镇市镇化就要依靠政府的大力扶植，制定投资农村农业的优惠政策，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等，虽然实现的过程势必缓慢，但是却是势在必行。
2.耕地农场化
我国的自然环境决定了我国拥有的耕地量少而且分散，而且再中西部偏远的农村中，仍然延续着最原始的耕作方式，耕地利用率低，农产品产出量少，农业先天不足后天畸形。而且，我国的农业的发展不仅受耕地自然状况的限制，还受到耕种劳动力流失的限制。现代农业的理念应该是用最少的劳动创造最大的产出量，这并非不可能，耕地农场化就是最好的方式。耕地农场化具体而言就是整合分散的耕地，分包给有实力的农业公司或集团，使得农业朝着集约化、机械化、市场化发展。在耕地农场化中，农民完全可以通过合作制、股份制的方式将将土地作为入股的资本，在保证土地还是自己的前提下，获得稳定的长期收入，也可以给进城农民带来稳定的收入，使其有转化为市民的基础。
3.地权资本化
长期以来，我国农村的土地处于一个“无市场”的状态，农村土地不允许流转是农村积贫积弱的最大原因，其实，通过数据的计算，就可以发现实现农村地权资本化是完全有可能而且意义非凡：我国拥有近20亿亩耕地，其中家庭承包地是12.77亿亩，存量的集体建设用地是2.7亿亩，住房面积是260亿平方米，总建筑面积330亿平方米（含乡镇企业用房）。存量的建设用地和建设用地按每亩20万的初始价格计算，价值54万亿，住房按每平方米近郊远郊拉平保守计算2000元每平方米，价值52万亿，相加106万亿和当前货币总量相差无几（事实上我国货币总量，109万亿，除去准备金，真正的流动资金也就是97万亿）。这种释放过程是逐步进行的，但是释放过程中土地是会增值的，会吸引投资，会随着建设、交通改善、工业发展，其极差地租会增加，因此未来若按照每年5%的（下转第246页）（上接第244页）存量进入市场，每年可以有5.3万亿的农村不动产进入市场，按照两倍的增值空间计算，可带动的货币额，每年可达10万亿以上，10年即100万亿，20年200万亿，20年以后加上现有存量就是300万亿，还不要说入市以后不动产后续的增值流转，不动产带动的产业投资，还有农村承包权抵押形成的融资交易，与农村相关的金融总量将大幅提升，而且伴随着不断完善的金融制度和管理，农村金融市场的稳定性和安全性也会大大提高。
4.农民市民化
没有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也就没有城镇化的实现。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就是随着工业化的发展，推进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发展很快，但总体上看，我国城镇化质量不高，突出表现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滞后，人口城镇化速度远远慢于土地城镇化。农民市民化是“村镇市镇化、耕地农场化、地权资本化”的最终目标。农民市民化是“民主”的前提，“民主”的发展预示着公平也即将到来。然而“民主”确实市民社会的产物，而农民天生的皇权主义者，农民社会是不可能出现“民主”，因为民主是一种社会契约论，是法治社会的常态，农民这样特殊的阶层注定其缺乏主人翁意识，因此将农民市民化是实现民主的关键所在。
总之，破解城乡二元化，实现社会公平，就要积极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力争农民收入有较快增长。要继续推进农业结构调整，优化区域布局，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加快乡镇企业的调整和改革，有重点地发展小城镇，加强对进城农民工的服务和管理，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提高农业的国际竞争力，努力扩大优势农产品的出口。加大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力度，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和農村中小型基础设施建设，切实做好扶贫工作。要稳定农村政策，深化农村改革，调动和保护农民的积极性。
参考文献：
[1]温铁军.“三农问题”的症结在于两个基本矛盾[J].群言，2002（6）
[2]李芳.我国农业产业化过程中几个值得注意的问题[J].重庆邮电学院学报（社科版），2005（3）
作者简介：
许金鑫（1984～），男，汉族，福建安溪人，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代理审判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