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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依据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提出的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指导改革发展的重大战略。深刻认识和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特征、理论依据，需进一步从哲学上加以阐释。那就是：唯物辩证法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灵魂，新常态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现实基础，新理念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行动原则。
[关键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辩证法;新常态;新发展理念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7）08-0014-04
2015年11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首次提出了“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1]，2016年1月26日，习近平主持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研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案，[2]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中首次写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3]。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后，学术界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依据进行了诸多阐释，对人们认识和把握这一理论提供了多方依据，本文主要从哲学的视角来谈谈这一问题。
一、辩证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在特质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直接地看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问题，但它更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是一个唯物辩证法的问题，就像人们不能仅仅将马克思的《资本论》视作经济学著作一样，它更是一部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因为只有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作一个哲学问题，人们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其与西方供给学派的根本不同，才能进一步理解当前提出这一改革战略的历史必然性及明确如何推进这一改革。
70年代中期，在美国出现了一个与凯恩斯主义相对立的新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派——供给学派，重点强调经济运行的供给方面，认为需求会自动根据供给的变化而变化。该学派的理论特征和政策主张：一是否定凯恩斯定律，肯定萨伊定律。供给学派认为，凯恩斯主义注重需求分析，但美国经济的根本问题不是需求不足而是供给不足，因而强调应重视萨伊定律，即“供给自行创造需求”。二是强调税率作为经济活动刺激杠杆的最有效性，因而认为减税是抑制通货膨胀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最有效手段。三是赞同货币学派的稳定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政策主张。[4]
那么，中央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思路与供给学派的理论主张到底有何根本的差别？这就是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本身贯穿着唯物辩证法对立统一根本观点。供给和需求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一对矛盾，是辩证统一的关系。2016年1月，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中指出：“供给和需求是市场经济内在关系的两个基本方面，是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二者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相互依存、互为条件。没有需求，供給就无从实现，新的需求可以催生新的供给;没有供给，需求就无法满足，新的供给可创造新的需求。”[5]由此可见，供给侧和需求侧是宏观经济调控和管理的两个基本手段，二者侧重点不同。但二者不是非此即彼、一去一存的替代关系，而是在实践中相互配合、协调推进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矛盾是反映事物之间和事物内部对立统一关系的范畴。同一性和对立性是矛盾的两种基本属性。同一性是指矛盾双方相互贯通、相互依存的趋势和性质，对立性则是指矛盾双方相互分离、相互排斥的趋势和性质。二者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相互结合共同发生作用，但在不同条件下，二者所处的地位却是不同的。也就是说，对于供给和需求、供给侧和需求侧，我们要从既对立又统一即辩证的观点来看待的，这样就与西方经济理论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强调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的供给学派作了本质的区别，破除了一些人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给学派的翻版”。[5]
党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既有国际的普遍矛盾，更是针对我国的特殊矛盾的。我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由国际金融危机给欧美发达经济体、东亚地区、俄罗斯、中东、拉美造成的诸多矛盾，有效需求急剧萎缩;主要国家由于人口老龄化与劳动人口增长率持续下降间的矛盾，以致我们需要找准在世界供给市场上的定位等。国内则主要是，经济发展面临“四降一升”的客观实际，“供给结构错配问题严重”[5]。国际矛盾的普遍性，说明了我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然性，我国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则又决定了实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要性。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也是针对国内经济领域面临的主要矛盾提出来的。毛泽东指出：“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6]320那么，我国经济领域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主要指的是经济增速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财政收入下降和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五大问题。“这些问题的主要矛盾不是周期性的，而是结构性的，供给结构错配问题严重。”[5]也就是说不能把所有矛盾都平等看待，而是必须将其区分为主要的和次要的方面，着重抓住主要的矛盾。
已如上述，在各种矛盾中，不论是主要的还是次要的，矛盾着的两个方面也不是平行存在的，“无论什么矛盾，矛盾的诸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6]322由多个方面组成的整个矛盾系统中，必有一个方面是主要的，而其他各个方面则处于次要的地位。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供给侧和需求侧是管理和调控宏观经济的两个基本手段，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供给和需求两侧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
综上所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不论是理论本身的逻辑、还是提出的宏观经济背景以及政策主张，都是建立在中国特色改革建设发展实践基础上，在认识、把握、顺应和引领我国发展新常态这个宏大背景下提出来的战略抉择。
二、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现实基础 2014年5月，习近平同志在河南省考察时，首次明确提出了“新常态”这个新概念。在听取了省委和省政府主要负责人的汇报后，习近平做了总结性发言，其中一句说：“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7]同年12月，在分析2015年经济工作时又强调指出“我国已经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要求在工作中主动“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8]新常态究竟“新”在何处？2015年11月18日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时，习近平首次为外界清晰地勾勒出了新常态的内涵。新常态首先是指速度，其次是结构，第三是动力。2016年1月18日，习近平在“讲话”中对新常态的内涵特征又进行了丰富和完善，并且从三个方面厘清了人们对于新常态认识上的误区。那就是：（一）新常态不能被作为一个事件来看待，它是一个客观状态，是我国经济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必然会出现的一种状态，是一种内在必然性，并没有好坏之分。（二）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当前历史新时期，新常态主要是个经济概念，不能滥用。（三）新常态不是一个避风港，不能把不好做或难做好的工作都归结于新常态。[5]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世界的本质是物质的，不仅自然界是物质的，人类社会也具有物质性，世界的真正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原理最重要的就是要求我们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制定政策、推动工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基于当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而提出的创新性改革战略。
那么，当代中国的现实是什么？当代中国最大的现实就是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那么除此之外还有无我们认识当下、规划未来、制定政策、推进事业的客观基点呢？回答当然是肯定的，那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要经历若干具体的历史发展阶段，而且每一阶段必然会呈现出与前一阶段不同的特征。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从总体上反映了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这一历史进程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结果，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因而，新常态的历史新阶段就是今天我们认识当下、规划未来、制定政策、推动“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也具有时空的规定性。从时间上讲，新常态是我国发展经历的由盛到衰再到盛的几个大时期更替变化的结果。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三期叠加”的历史阶段，即结构调整阵痛期、增长速度换档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面临着发展速度换档、发展结构调整和发展动力转换三大“节点”期。从空间上讲，经济发展新常态则是我国出口优势和参与国际产业分工模式发生变化的产物和表现，那就是今后再要保持出口高增长的常态已不大可能，所以应把扩大内需和创新驱动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总之，从时空两方面来讲，我国发展的经济条件、社会环境、具体的要求和任务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的历史阶段。解决的办法和思路，就是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三、新理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行动原则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国未来很长一段时期经济转型升级的主攻方向，要坚持中央新提出的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内容的新理念。五大发展理念，本质上就是当代共产党人的新发展观，是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的东西。发展理念搞对了，目标任务就好定了，政策举措也就跟着好定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贯彻五大发展理念具体体现为：
创新主要解决的是经济发展动力问题。发展动力，指的是社会发展的根据和原因。社会发展的动力是多因素、多层次的。从社会结构要素看，有经济动力、政治动力和文化动力，包括科学技术、文化教育、价值观变革等动因;从社会发展主体看，有来自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等各方面社会主体的动力;从哲学角度看，有物质动力、精神动力以及物质和精神相融合的动力。[9]改革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直接动力，是对社会组织结构的不合理状态的调整，是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各种矛盾和冲突的手段和途径。改革本质上也是创新的过程。创新本质上是实践主体的一种活动方式，是实践主体对固有实践成果的辩证否定，主体之所以要创新，就是为了不断满足变化着的人和社会的需要，是发现需求和满足需求的过程，因而创新也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习近平在“讲话”中进一步肯定了创新的第一动力作用，认为“抓住了创新，就抓住了牵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牛鼻子’”。[5]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的思想，是在国际发展竞争日趋激烈，我国发展动力发生转换的新形势下的重大理论创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坚持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等多方面创新。制度创新主要就是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及社会的关系，科技创新则是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和要素效率提高的根本途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把经济发展的动力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依靠人力资源的投入转到主要依靠科技创新和提高要素效率上来，本质上也就是由粗放型发展方式向集约型发展方式的转变，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是实现这一根本转变的钥匙。
需求与供给的不平衡，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主要矛盾，而矛盾的主要方面则是供给侧，主要表现为供给与需求不相适应。因此，协调好二者的平衡关系，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提出来的。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看，协调包含三个基本点，即事物的关系、适应和合作承受的过程。具体来说，协调第一指的是事物的彼此关系，第二指的是关系各方能够相互适应，第三指相互适应是一个合作承受的过程。[10]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贯彻协调发展新理念，“不是搞平均主义，而是更加注重发展机会公平、更加注重资源配置均衡”。[5]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简而言之，就是宏观政策要稳定、微观政策要灵活、产业政策要精准、社会政策要托底、改革政策要扎实，也就是说五方面要协调并进。只有在实践中做到了以上五个方面的协调融合，才能真正做到有效供给与老百姓真实需求的平衡。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主要针对的是当前我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其实质就是要以最小的资源消耗和环境破坏实现效益的最大化，这也是绿色发展的本质体现。唯物辩证法认为，自然是人类存在发展的前提和基礎，人类能够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但人类的行为方式必须符合自然规律。而且人类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就在于人类在与自然界相处时，人类“越来越有可能学会认识并从而控制那些至少是由我们的最常见的生产行为所造成的较远的自然后果”，并且“这种事情发生得越多，人们就越是不仅再次地感觉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体性”。[11]也就是说，人类与自然界是相互依存的整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就是要通过逐步形成绿色、环保、低碳的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找到人类需求的无限性与自然供给的有限性之间的最佳结合点。当前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在农业发展过程中，很多地方大量使用化肥、农药、塑料薄膜，造成了日益严重的农业面源污染，同时也造成了耕地、湖泊等不同程度的污染，使农产品的质量和食品安全成为急需解决的大问题。能不能在食品安全上给老百姓一个满意的交代，是对党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就是要严把农产品生产安全关，通过控肥、控药、控添加剂、治水、治地，形成从田间到餐桌全过程覆盖的监管机制，提供绿色环保的农产品，保证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 当前欧美发达经济体、东亚地区、俄罗斯、中东、拉美存在诸多的经济社会矛盾，有效需求急剧萎缩，以及主要经济体人口老龄化和适龄劳动力增长率持续下降之间的矛盾，迫切需要我们找准在世界供给市场上的定位。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坚持开放理念。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交往是人类进步的动力。一个国家或民族发展的快慢，不仅取决于它内部的机制，而且还取决于与其他民族或国家的交往关系。开放发展就是全球交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贯彻开放理念，就要遵循合作共赢、和衷共济的开放战略，积极参与全球命运共同体的治理，提高对外开放新水平。
“共享理念实质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發展思想，体现的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5]这充分体现了人民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力量的唯物史观。从国内来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针对的是无效供给和低端供给过剩、有效供给和高端供给不足提出来的。供给侧与人民群众生活息息相关，事关人民生活的保障和改善，因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就是要使我国供给能力能够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和生态文明需求，从而实现“使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根本目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共享发展，就是要继续强化公平公正的价值导向，确保机会公平、过程公平，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升发展的平衡性、包容性和公平性。
总之，只有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来认识和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能深刻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本质、内涵及理论依据，也只有运用唯物的、辩证的、历史的哲学思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会转化为生动的社会实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才会如期实现。
参考文献：
[1]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 落实发展理念 推进经济结构改革[N].光明日报，2015-11-11.
[2]研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案、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森林生态安全工作[N].光明日报2016-1-27.
[3]《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落实发展新理念加快农业现代化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若干意见》[N].光明日报，2016-1-28.
[4]孙鼎国，王杰.西方思想3000年（中）[K].北京：九洲图书出版社，1998.1236-1238.
[5]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5-10.
[8]毛泽东选集（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1]深化改革 发挥优势 创新思路 统筹兼顾 确保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社会和谐稳定[N].人民日报，2014-5-11.
[12]分析研究2015年经济工作[N].人民日报，2014-12-6.
[14]奚洁人.科学发展观百科辞典[K].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38.
[16]韩明谟.社会系统协调论——关于社会机理的研究[M].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201.
[1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60.
责任编辑 姚黎君 彭 坤
[关键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辩证法;新常态;新发展理念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7）08-0014-04
2015年11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首次提出了“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1]，2016年1月26日，习近平主持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研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案，[2]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中首次写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3]。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后，学术界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依据进行了诸多阐释，对人们认识和把握这一理论提供了多方依据，本文主要从哲学的视角来谈谈这一问题。
一、辩证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在特质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直接地看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问题，但它更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是一个唯物辩证法的问题，就像人们不能仅仅将马克思的《资本论》视作经济学著作一样，它更是一部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因为只有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作一个哲学问题，人们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其与西方供给学派的根本不同，才能进一步理解当前提出这一改革战略的历史必然性及明确如何推进这一改革。
70年代中期，在美国出现了一个与凯恩斯主义相对立的新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派——供给学派，重点强调经济运行的供给方面，认为需求会自动根据供给的变化而变化。该学派的理论特征和政策主张：一是否定凯恩斯定律，肯定萨伊定律。供给学派认为，凯恩斯主义注重需求分析，但美国经济的根本问题不是需求不足而是供给不足，因而强调应重视萨伊定律，即“供给自行创造需求”。二是强调税率作为经济活动刺激杠杆的最有效性，因而认为减税是抑制通货膨胀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最有效手段。三是赞同货币学派的稳定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政策主张。[4]
那么，中央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思路与供给学派的理论主张到底有何根本的差别？这就是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本身贯穿着唯物辩证法对立统一根本观点。供给和需求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一对矛盾，是辩证统一的关系。2016年1月，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中指出：“供给和需求是市场经济内在关系的两个基本方面，是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二者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相互依存、互为条件。没有需求，供給就无从实现，新的需求可以催生新的供给;没有供给，需求就无法满足，新的供给可创造新的需求。”[5]由此可见，供给侧和需求侧是宏观经济调控和管理的两个基本手段，二者侧重点不同。但二者不是非此即彼、一去一存的替代关系，而是在实践中相互配合、协调推进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矛盾是反映事物之间和事物内部对立统一关系的范畴。同一性和对立性是矛盾的两种基本属性。同一性是指矛盾双方相互贯通、相互依存的趋势和性质，对立性则是指矛盾双方相互分离、相互排斥的趋势和性质。二者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相互结合共同发生作用，但在不同条件下，二者所处的地位却是不同的。也就是说，对于供给和需求、供给侧和需求侧，我们要从既对立又统一即辩证的观点来看待的，这样就与西方经济理论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强调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的供给学派作了本质的区别，破除了一些人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给学派的翻版”。[5]
党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既有国际的普遍矛盾，更是针对我国的特殊矛盾的。我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由国际金融危机给欧美发达经济体、东亚地区、俄罗斯、中东、拉美造成的诸多矛盾，有效需求急剧萎缩;主要国家由于人口老龄化与劳动人口增长率持续下降间的矛盾，以致我们需要找准在世界供给市场上的定位等。国内则主要是，经济发展面临“四降一升”的客观实际，“供给结构错配问题严重”[5]。国际矛盾的普遍性，说明了我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然性，我国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则又决定了实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要性。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也是针对国内经济领域面临的主要矛盾提出来的。毛泽东指出：“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6]320那么，我国经济领域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主要指的是经济增速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财政收入下降和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五大问题。“这些问题的主要矛盾不是周期性的，而是结构性的，供给结构错配问题严重。”[5]也就是说不能把所有矛盾都平等看待，而是必须将其区分为主要的和次要的方面，着重抓住主要的矛盾。
已如上述，在各种矛盾中，不论是主要的还是次要的，矛盾着的两个方面也不是平行存在的，“无论什么矛盾，矛盾的诸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6]322由多个方面组成的整个矛盾系统中，必有一个方面是主要的，而其他各个方面则处于次要的地位。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供给侧和需求侧是管理和调控宏观经济的两个基本手段，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供给和需求两侧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
综上所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不论是理论本身的逻辑、还是提出的宏观经济背景以及政策主张，都是建立在中国特色改革建设发展实践基础上，在认识、把握、顺应和引领我国发展新常态这个宏大背景下提出来的战略抉择。
二、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现实基础 2014年5月，习近平同志在河南省考察时，首次明确提出了“新常态”这个新概念。在听取了省委和省政府主要负责人的汇报后，习近平做了总结性发言，其中一句说：“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7]同年12月，在分析2015年经济工作时又强调指出“我国已经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要求在工作中主动“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8]新常态究竟“新”在何处？2015年11月18日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时，习近平首次为外界清晰地勾勒出了新常态的内涵。新常态首先是指速度，其次是结构，第三是动力。2016年1月18日，习近平在“讲话”中对新常态的内涵特征又进行了丰富和完善，并且从三个方面厘清了人们对于新常态认识上的误区。那就是：（一）新常态不能被作为一个事件来看待，它是一个客观状态，是我国经济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必然会出现的一种状态，是一种内在必然性，并没有好坏之分。（二）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当前历史新时期，新常态主要是个经济概念，不能滥用。（三）新常态不是一个避风港，不能把不好做或难做好的工作都归结于新常态。[5]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世界的本质是物质的，不仅自然界是物质的，人类社会也具有物质性，世界的真正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原理最重要的就是要求我们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制定政策、推动工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基于当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而提出的创新性改革战略。
那么，当代中国的现实是什么？当代中国最大的现实就是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那么除此之外还有无我们认识当下、规划未来、制定政策、推进事业的客观基点呢？回答当然是肯定的，那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要经历若干具体的历史发展阶段，而且每一阶段必然会呈现出与前一阶段不同的特征。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从总体上反映了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这一历史进程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结果，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因而，新常态的历史新阶段就是今天我们认识当下、规划未来、制定政策、推动“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也具有时空的规定性。从时间上讲，新常态是我国发展经历的由盛到衰再到盛的几个大时期更替变化的结果。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三期叠加”的历史阶段，即结构调整阵痛期、增长速度换档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面临着发展速度换档、发展结构调整和发展动力转换三大“节点”期。从空间上讲，经济发展新常态则是我国出口优势和参与国际产业分工模式发生变化的产物和表现，那就是今后再要保持出口高增长的常态已不大可能，所以应把扩大内需和创新驱动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总之，从时空两方面来讲，我国发展的经济条件、社会环境、具体的要求和任务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的历史阶段。解决的办法和思路，就是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三、新理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行动原则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国未来很长一段时期经济转型升级的主攻方向，要坚持中央新提出的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内容的新理念。五大发展理念，本质上就是当代共产党人的新发展观，是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的东西。发展理念搞对了，目标任务就好定了，政策举措也就跟着好定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贯彻五大发展理念具体体现为：
创新主要解决的是经济发展动力问题。发展动力，指的是社会发展的根据和原因。社会发展的动力是多因素、多层次的。从社会结构要素看，有经济动力、政治动力和文化动力，包括科学技术、文化教育、价值观变革等动因;从社会发展主体看，有来自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等各方面社会主体的动力;从哲学角度看，有物质动力、精神动力以及物质和精神相融合的动力。[9]改革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直接动力，是对社会组织结构的不合理状态的调整，是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各种矛盾和冲突的手段和途径。改革本质上也是创新的过程。创新本质上是实践主体的一种活动方式，是实践主体对固有实践成果的辩证否定，主体之所以要创新，就是为了不断满足变化着的人和社会的需要，是发现需求和满足需求的过程，因而创新也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习近平在“讲话”中进一步肯定了创新的第一动力作用，认为“抓住了创新，就抓住了牵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牛鼻子’”。[5]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的思想，是在国际发展竞争日趋激烈，我国发展动力发生转换的新形势下的重大理论创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坚持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等多方面创新。制度创新主要就是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及社会的关系，科技创新则是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和要素效率提高的根本途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把经济发展的动力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依靠人力资源的投入转到主要依靠科技创新和提高要素效率上来，本质上也就是由粗放型发展方式向集约型发展方式的转变，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是实现这一根本转变的钥匙。
需求与供给的不平衡，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主要矛盾，而矛盾的主要方面则是供给侧，主要表现为供给与需求不相适应。因此，协调好二者的平衡关系，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提出来的。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看，协调包含三个基本点，即事物的关系、适应和合作承受的过程。具体来说，协调第一指的是事物的彼此关系，第二指的是关系各方能够相互适应，第三指相互适应是一个合作承受的过程。[10]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贯彻协调发展新理念，“不是搞平均主义，而是更加注重发展机会公平、更加注重资源配置均衡”。[5]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简而言之，就是宏观政策要稳定、微观政策要灵活、产业政策要精准、社会政策要托底、改革政策要扎实，也就是说五方面要协调并进。只有在实践中做到了以上五个方面的协调融合，才能真正做到有效供给与老百姓真实需求的平衡。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主要针对的是当前我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其实质就是要以最小的资源消耗和环境破坏实现效益的最大化，这也是绿色发展的本质体现。唯物辩证法认为，自然是人类存在发展的前提和基礎，人类能够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但人类的行为方式必须符合自然规律。而且人类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就在于人类在与自然界相处时，人类“越来越有可能学会认识并从而控制那些至少是由我们的最常见的生产行为所造成的较远的自然后果”，并且“这种事情发生得越多，人们就越是不仅再次地感觉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体性”。[11]也就是说，人类与自然界是相互依存的整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就是要通过逐步形成绿色、环保、低碳的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找到人类需求的无限性与自然供给的有限性之间的最佳结合点。当前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在农业发展过程中，很多地方大量使用化肥、农药、塑料薄膜，造成了日益严重的农业面源污染，同时也造成了耕地、湖泊等不同程度的污染，使农产品的质量和食品安全成为急需解决的大问题。能不能在食品安全上给老百姓一个满意的交代，是对党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就是要严把农产品生产安全关，通过控肥、控药、控添加剂、治水、治地，形成从田间到餐桌全过程覆盖的监管机制，提供绿色环保的农产品，保证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 当前欧美发达经济体、东亚地区、俄罗斯、中东、拉美存在诸多的经济社会矛盾，有效需求急剧萎缩，以及主要经济体人口老龄化和适龄劳动力增长率持续下降之间的矛盾，迫切需要我们找准在世界供给市场上的定位。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坚持开放理念。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交往是人类进步的动力。一个国家或民族发展的快慢，不仅取决于它内部的机制，而且还取决于与其他民族或国家的交往关系。开放发展就是全球交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贯彻开放理念，就要遵循合作共赢、和衷共济的开放战略，积极参与全球命运共同体的治理，提高对外开放新水平。
“共享理念实质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發展思想，体现的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5]这充分体现了人民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力量的唯物史观。从国内来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针对的是无效供给和低端供给过剩、有效供给和高端供给不足提出来的。供给侧与人民群众生活息息相关，事关人民生活的保障和改善，因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就是要使我国供给能力能够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和生态文明需求，从而实现“使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根本目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共享发展，就是要继续强化公平公正的价值导向，确保机会公平、过程公平，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升发展的平衡性、包容性和公平性。
总之，只有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来认识和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能深刻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本质、内涵及理论依据，也只有运用唯物的、辩证的、历史的哲学思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会转化为生动的社会实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才会如期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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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深化改革 发挥优势 创新思路 统筹兼顾 确保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社会和谐稳定[N].人民日报，2014-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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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奚洁人.科学发展观百科辞典[K].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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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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