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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民粹主义的对立逻辑为起点，在“怨恨动员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人们的政治参与意愿、政治信任和对本国、欧洲的情感归属等三个维度，通过非单一侧面模型分析了法国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社会动员的要素。研究发现，保守文化和地方主义是法国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社会动员的主要要素。民粹主义政党社会动员能否成功，显著地取决于人们保守文化的意愿和对本国和欧洲的归属感：越是不满移民对本国文化冲击的人，越是对欧洲情感归属薄弱的人，越容易被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动员起来。而人们在经济危机之后对于经济政治的不满，并没有对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支持率产生显著影响。
关键词： 保守文化;地方主义;民粹主义;政治动员
2016年以来，民粹主义在当代西方世界的兴起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注意，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成为人们惊呼的“黑天鹅事件”。之后，一只又一只的“黑天鹅”让人们发现，这些“黑天鹅”背后可能是一群“灰犀牛”。时至今日，民粹主义的兴起在西方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直接影响到当代西方各国的国内和国际政治，更是在移民、贸易等一系列问题上对当代世界的全球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事实上，在民粹主义进入人们视野之前，民粹主义政党早已经活跃在西方，尤其是欧洲政坛，对西方政治思潮持续产生影响。那么，这些民粹主义政党是如何获得民众支持？或者说，这些民粹主义政党的社会动员受到哪些要素的影响呢？这是我们分析民粹主义政党兴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本文试图运用修正过的怨恨动员模型，利用第八次欧洲社会调查（European Social Survey， ESS）中法国的数据，分析法国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社会动员因素，来回答上述问题。
一、文献综述
民粹主义的意识形态定义是民粹主义研究领域中应用最广泛的定义。卡斯·穆德（Cas Mudde）借用弗里登（Michael Freeden）的弱中心（thin-centered）意识形态概念，将民粹主义定义为一种弱化核心内涵的意识形态。穆德认为民粹主义将社会划分成两个同质且对立的群体——“纯粹的人民”与“腐败的精英”——同时穆德还认为政治应该是人民众意（general will）的表达。这一定义下，民粹主义是一系列思想观念的集合，其特点是民众与精英的对立，同时强调人民主权原则在政治中应居于首要地位。在民粹主义意识形态概念的基础上，穆德将民粹主义意识形态看作一种分布在公众之中的政治态度，而且这种政治态度会影响人们的政党倾向。穆德的定义影响十分广泛，后续学者大多将民粹主义当作一种意识形态进行研究。保威尔斯（Teun Pauwels）和罗杜杰恩（Matthijs Rooduijn）正是在穆德的概念下，延伸了关于民粹主义意识形态的定量测量方法。
还有政治学者将民粹主义描述为一种政治话语，而非现实中具有实际政治意义的政治行动。民粹主义在这一层面被描述为一种似是而非的话语结构，从而失去了政治实践的内涵，而且也失去了意识形态本身的内涵。关于民粹主义话语更为具体的研究，则聚焦在民粹主义在社会中通过何种修辞发挥作用。但是通过话语结构定义民粹主义却又绕不开穆德提出的民粹主义概念。霍金斯（Kirk Hawkins）在分析查韦斯的话语结构时，提出将意识形态要素和修辞话语要素结合起来，并认为这种结合体在具有真正政治后果的不同语言形式和内容中得到体现。霍金斯更进一步认为“民粹主义是文化的一个更深层次的方面，它反映了关于历史，自我和群体的本质以及形而上学的基本的，相互关联的信念。 这（民粹主义）是一种世界观，表现为一种话语。”因此，民粹主义的话语结构定义和意识形态定义之间，并不是泾渭分明。对民粹主义的话语结构进行分析，内核依旧是将民粹主义视为一种意识形态，并从意识形态内涵的角度进行测量。通过这样的方式研究民粹主义并没有厘清民粹主义的独特性，甚至都没有回答民粹主义是否是一个独立且内涵清晰的概念这一问题。
除意识形态和政治话语结构角度外，从社会运动的角度来看，民粹主义可被视为一场持续而广泛的政治运动，这一运动通过民粹主义话语，将边缘化且普通的社会部门动员到了公开可见和有争议的政治行动中。威兰德（Kurt Weyland）和贝茨（Hans-Georg Betz）认为，民粹主义实际上就是一种政治策略和组织方式。民粹主义实现动员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比如，经济衰退和经济转型常常会引发民粹主义;政党衰败、精英腐败、制度衰败也会成为民粹主义政治动员的原因;在文化心理方面，文化冲突、抗争、缺乏对政治的尊重和政治信任亦会诱发民粹主义;在社会方面，身份认同、社会分化、个体的社会孤立以及媒体因素等，都会成为民粹主义实现政治动员的要素。而且从政治运动的角度理解民粹主义与民粹主义意识形态的内涵界定并不冲突。因为，意识形态不仅有政治观念的维度，同时还表现出了政治主张和政治行为的维度。政治思潮都会在理论体系的基础上形成政治主张，甚至是非常具体的政策主张，从而转化为社会行动。而民粹主义作为一种弱中心意识形态，非常强调政策主张与实践。因此，这两种研究路径实际上从两个不同的侧面描述了民粹主义。本文基于民粹主义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动员两个视角的结合，来分析究竟是哪些要素影响了法国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社会动员。
就民粹主义的意识形态基础来看，它通过“纯粹的大众”和“腐败的敌人”的二元对立逻辑维系认同，这对我们分析民粹主义政党的动员具有非常强的启发意义。民粹主义通过强调“人民主权”，在其试图动员的群体内形成了较为一致的认同。而从外部观察，民粹主义从对立角度区别了“民众”和“敌人”两个群体。而这种对立逻辑可以追溯至施密特（Carl Schmitt）用来进行“敌人”和“朋友”划分的敌视逻辑。拉克劳最早采取对立逻辑进路分析民粹主义。在拉克劳看来，“民众”和“敌人”只不过是虚空能指，其内涵的不稳定性让民粹主义具有了可继续争辩和重新定义的余地。拉克勞认为，民粹主义是一种纯粹的逻辑：“其（民粹主义）内涵不会在任何团体的任何政治实践描述中或意识形态内容中找到，而是存在于阐明任何社会、政治或意识形态内容的方式中。”因为“民众”和“敌人”作为能指其内涵不稳定，所以这两个概念均可以指代任何群体。而引起“民众”和“敌人”对立的，正是“民众”的不满。正是这种寻找对立的感觉使民众加入政治上“我们和他们”之间的斗争，努力修复和转移民粹主义的认同。这种认同几乎是所有民粹主义进行运动的一个前提预设。基于这种认识，我们认为，民粹主义政党也必然会运用这种二元对立的逻辑来维系或是获得民众的认同，从而实现民粹主义的政治动员。 “民众-敌人”二元对立的逻辑，经过拉克劳、伊丽莎白·爱娃斯弗莱琴（Elisabeth Ivarsflaten）等学者的发展，逐渐演化为“怨恨动员模型”（Grievance Mobilization Models）。怨恨动员模型本质就是基于对立的政治逻辑分析民粹主义政治动员的内在因素，即分析民众对于政治、经济和移民的不满如何影响民众对于民粹主义政党的倾向。本文在民粹主义怨恨动员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纳入政治参与意愿、政治信任和归属感对怨恨模型进行复杂性条件评估，从而分析法国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社会动员条件。
二、假设提出
经济衰退常常被视为催生或者刺激右翼民粹主义兴起的首要原因。西欧20世纪80年代民粹主义的兴起伴随着经济增长的停滞，伴随着经济发展由传统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的转变，伴随着一系列的经济技术升级，伴随着全球化进程进一步加快。2008年的经济危机再一次给西欧人民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民众对于经济的不满催生了向右翼民粹主义政党靠拢的情绪，而这种情绪会导致人们转向投票支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本杰明·墨菲特（Benjamin Moffitt）着重分析了经济危机和民粹之间的因果关系。他认为，民粹主义产生的关键因素是经济危机的发生和扩大。伴随着经济危机的扩大，底层人民生活愈发困难。在欧洲，民粹主义被视为是一种极端主义的政治运动，根据李普塞特（Lipset）的观点，极端主义运动的共通之处在于：它们呼吁心怀不满和心理上无家可归，失败，被社会孤立，经济上没有保障，受教育程度低，不成熟的人。而且民粹主义试图动员的正是社会上的被边缘化的人们，因为他们工作保障少，最容易受到社会风险的影响，从而心生不满。奥尔根（Yann Algan）等认为经济压力，尤其是失业率上升迫使人们选择支持民粹主义政党。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的研究也说明了经济不平等，尤其是失业率是驱动人们支持民粹主义的主要原因。现有理论将经济衰退与对民粹主义的兴起直接联系起来，反映了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全球化失败者的对于生活环境的不安，会诱使人们支持右翼民粹主义。在法国2008年的经济危机导致了失业率上升和贫困人口增加，而且在社会结构上现代化的“赢家”（winners）和“输家”（losers）之间的差距愈发加大，而选择倾向于法国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民众多数是现代化过程中的输家。同时，法国右翼民粹主义通过宣扬福利沙文主义和去全球化（de-globalization）的立场，吸引了传统非工业化区域的民众，同时也将工业化地区的左翼蓝领工人、低收入群体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体纳入进其支持群体之中。在此可以做出假设：
假设1：对于经济不满的人们更倾向支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
欧洲在经历经济危机的同时也面临着政治变动。伴随着经济危机而来的政治变动最突出的表现是，人们对于本国民主政治越发不满。这种不满会集中体现在对于国家政府的不满态度上。学者甚至认为，人们倾向支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是一种抗争态度的表达，目的是向传统政党表达自己的不满。而且法国的右翼民粹主义反对当权精英和排斥民主的待议制度的政治立场，与选民对于政治的不满相互契合，增加了选民倾向于右翼民粹主义的可能性。
假设2：对于政治不满的人们更倾向支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
在欧洲另一个和右翼民粹主义相关的政治问题是，选民对于民主本身的运作方式不满。右翼民粹主义对于当代民主的批评聚焦在一点，即当下的民主形式不能够真实反映民意。右翼民粹主义者提出通过直接民主等方式取代代议制民主，以实现表达“真实”的民意。极端右翼民粹主义者希望通过直接民主或者其他有别于代议制民主的政治形式取而代之。诸如英国独立党（UKIP）、冰岛海盗党（Pirate Party）以及希腊五星运动（Five Star Movement）都在呼吁通过直接选举的方式扩大本国的民主参与程度。法国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并没有明确提出改变法国现有民主制度的主张，但法国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政治参与问题上更加倾向于公投等越过代议制的参与手段。而且在法国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认为民众和民意代表应该是直接联系，并通过直接民主的形式表达和实现民众意愿。法国右翼民粹主义的直接民主立场迎合了民众中对于民主的失望情绪，这使得法国右翼民粹主义能够将这部分对民主失望的群众动员起来。因此：
假设2.1：对于本国民主运作不满的人们更倾向支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
在欧洲和右翼民粹主义兴起相关的另一个原因是移民的涌入，这直接导致了本国人民不满。一项皮尤调查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数据显示，自从1985年以来涌入欧洲的难民数量几经变化，在2015年增加到130万。法国在2006年至2016年十年间一直是移民的迁入国，直到2017年才有所改变。欧洲人对于移民涌入大多持消极态度，大部分的欧洲国家人民不愿意接受移民，而且欧洲人尤为排斥中东地区的难民。欧洲人不愿意接收这些移民的原因，首先是出于欧洲人对于移民带来的异质文化的排斥。伊瓦尔迪（Gilles Ivaldi）在关于法国右翼的研究中认为，在法国，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冲突已然是右翼民粹主义产生的主要矛盾。法国国民阵线通过民族-文化（ethno-cultural）角度定义人民内涵，并将人民同地方主义意识形態相互嵌合在一起。这样一来移民成为对法国人民“民族认同”的一种威胁。其次，民众认为由于移民的涌入，使得欧洲受到恐怖主义侵袭的可能性增加。欧洲人对移民带来的异质文化的排斥以及对于恐怖主义的恐惧激发了人们的地方主义情绪甚至恐外情绪（xenophobia）。而法国的右翼民粹主义反移民的政治策略，契合了社会上的恐外情绪，并为其自身提供了政治合法性。在研究法国的恐外情绪和种族主义（racism）对与选民支持右翼民粹主义的影响时，赖格伦（Jens Rydgren）认为选民的恐外心理是法国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获得支持的主要原因。 假设3：在移民问题上持消极态度的人们更倾向于支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
在解释民粹主义政治动员方面，除去上述基于民粹主义的对立逻辑延伸出的“怨恨动员模型”之内的要素。在一般的政治动员过程中，还有一些因素值得关注，诸如，政治参与意愿、政治信任、政治归属感也可能会影响到政党的政治动员。那么这些因素会不会也影响到法国右翼民粹主义的政治动员呢？出于这一考虑，我们将这些要素添加到怨恨动员模型中，构建复杂条件模型分析右翼民粹主义社会动员要素。
首先，在分析法国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政治动员的时候，必须考虑到民众参与民主政治的意愿和兴趣。从1973年法国议会选举开始，法国选民在议会一级选举中的投票率就持续走低，到2017年为止法国议会选举的投票率仅仅有42.46%。这一数据直接反映了现实中法国人政治参与的兴趣并不高。而法国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21世纪以来支持率和政治影响力一路走高，这就促使我们必须思考政治参与意愿与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影响力扩大之间的关系。因此我们提出：
假设4：有更强烈意愿参与政治活动的选民会更倾向支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
其次，另一个和右翼民粹主义兴起相关的维度是政治信任。政治信任问题同经济危机紧密联系在一起。经济危机削弱了欧洲人民的政治信任，而政治信心的丧失也让人民更加倾向于支持民粹政党。人们在政治上的不满和对建制派的政治信任下降，会让非主流政党获得更多支持。持续不断的经济不安全让选民失去了对于政治权威的信任，这种政治不信任也成了人们支持右翼民粹主义的原因。而且持续的政治不信任增强了选民在政治生活中超代表性参与（extra-representational participation）的诉求，法国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政治参与问题上更加倾向于公投等越过代议制的参与手段。而这些跨越代议制的政策主张，经由泛化人民主权原则的宣传，让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更容易获得民众的信任。所以在政治信任层面，本文综合民众对于议会的信任、对于政党的信任和对于政客的信任三个维度，以解释民众的政治信任与其是否倾向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关系。因此：
假设5：民众的政治信任会影响其对于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倾向。
欧洲议会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产生，而这一欧盟政体性政治协调性机构的产生，使我们在考察民众在国内政治体验外，还要考察民众对于区域政治的感知。因此关于欧洲议会的政治信任程度也有必要纳入政治信任的和右翼民粹主义态度的关系中。在此基础上，笔者提出民众对于欧洲议会的信任会影响其对于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倾向。
最后，由于欧洲一体化进程，国际政治经济变动会更直接传导到欧洲各国人民生活中，欧洲各国人民会更容易对于欧洲一体化感到不满，并滋生保护本国的地方主义情绪。南加州大学的布莱恩·垃思（Brain Rathbun）认为右翼民粹主义发挥作用是由于本土主义（nativism）和反精英情绪（anti-elite sentiment）结合所致。这种情绪在法国的体现就是欧洲怀疑主义。伊瓦尔迪认为欧洲自2008年以来的连续危机，基本上被法国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吸收”到其现有的欧洲怀疑主义的政策框架中，而法国右翼民粹主義政党通过欧洲怀疑主义调动了选民有关欧盟的不满，并获得了支持。
假设6：选民对于本国和欧洲的归属感会影响其是否倾向右翼民粹主义。
三、研究设计
1.数据来源与案例选择
本研究的数据来自第八次欧洲社会调查。欧洲社会调查是一项始于2001年的学术导向的社会调查。每两年进行一次，采用横断截面样本，调查员进行面对面的访问调查收集数据。欧洲社会调查测量了英国、法国、德国等30多个欧洲国家人口的政治态度、宗教信仰和行为模式。该项调查的主要目的有描述欧洲社会结构变化、为跨国研究提供更为准确严谨的数据和方法等。至今，欧洲社会调查已经在欧洲进行了9次，并公布了8次的调查原始数据，形成了7份年度报告和5份专题报告。欧洲社会调查为学者从实证的角度分析欧洲社会提供了一手材料。
在欧洲国家中，我们选择了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影响较大，也比较有代表性的法国作重点分析。选择法国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法国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国民阵线具在欧洲有相当长的历史。法国国民阵线于1972年建立，目标是参与1973年选举，但当年在选举中的表现远没有预期理想。在20世纪80、90年代的法国民粹主义浪潮中，国民阵线逐渐扩大政治影响力。在1997年的法国立法机构选举中，国民阵线获得了超过10%的支持率，成了法国最为重要的政治力量之一。甚至有的学者在当时认为“法国国民阵线是西欧最成功的民粹政党之一”。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现在法国国民阵线已经是法国政坛上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
第二，法国的右翼民粹主义政治势力影响力不断扩大。从国家一级选举支持率的绝对值来观察，法国国民阵线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一直能够稳定获得近10%的支持率。而且在每一个选举年度，法国国民阵线相较于当届执政党的相对政治影响力也能够维持在0.5左右。这一数据说明，法国国民阵线在投票选民中的号召力是当届获得执政地位的政党的一半甚至更高。
第三，法国右翼民粹主义势力的政治立场在现有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中具有代表性。早在法国国民阵线建立之初，该党就力求减少来到法国的移民。自2011年中东阿拉伯之春以来，国民阵线就一直反对穆斯林文化背景的移民涌向法国。而且在2015年9月，法国国民阵线宣称要让法国每年减少10000名移民。而且国民阵线抵制伊斯兰文化，并将伊斯兰移民同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联系在一起。同时国民阵线坚决反对法国文化的伊斯兰化。在经济问题上，国民阵线在20世纪80到90年代就已经由新自由主义转向了保护主义。玛丽·勒庞（Marine Le Pen）更加明确了保护主义的经济方针。因此作为一个具有一定历史且十分典型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法国国民阵线都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2.变量选择
在数据选取上，我们以第8次欧洲社会调查（ESS8）的数据为准。这次调查的主要问卷是欧洲社会调查的问卷第八版。基于以上的论述，假设1、2、3同属于怨恨动员模型。假设4反映了政治参与意愿对于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社会动员的影响，政治参与意愿包括了：对于政治是否感兴趣，自身政治参与能力的判断以及与政党的亲密程度。假设5属于政治信任模型，分别考量对于国家议会、对于政治家、对于政党和对于欧洲议会的政治信任，同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社会动员的关系;假设6属于受访者的归属感维度，分别包括了对法国的归属感和对欧洲的归属感。本研究的控制变量为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其中，ESS受教育程度是根据ISCED标准赋值。为了方便计算，学前教育及以前赋值为0，初等教育到中等教育但未接受高等教育赋值为1，短期高等教育至获得学士学位或同等学力赋值为2，硕士及同等学力至博士及同等学力赋值为3。文中各个连续变量的缺失值均由各个变量的序列平均值代替。变量描述与选择参见表2。
四、研究发现
本研究采用了logistic回归分析人们倾向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原因。在分析策略上采用两次回归的思路。首先，针对前文提出的假设分别做出回归分析，以判断怨恨动员模型和其他假设在法国环境下是否成立。其次，以怨恨动员模型为基础，将政治参与意愿、政治信任和人们对于本国以及欧洲的情感归属依次带入怨恨动员模型，分析在复杂社会条件下民众倾向支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原因。
根据表3可见，怨恨动员模型对于法国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动员的解释力较强。在仅考虑怨恨动员的情况下，法国的受访者对政府的不满（-0.161）和对移民的不满，对于倾向支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有显著影响。在移民问题上，受访者的不满主要集中在害怕移民对于本国文化有所侵蚀（-0.237）和恐惧移民的来到使本国人民的生活环境质量下降（-0.179）。因此，基于怨恨动员模型，我们发现，法国人民对于政府和移民的不满是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社会动员成功的主要原因。
仅考虑人们参与政治的主观意愿时，模型的解释力远不如怨恨动员模型。越是对政治不感兴趣（0.391）的法国民众越会倾向于支持右翼民粹主义，同政党越是亲密的法国民众（-0.354）越倾向选择支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人们是否倾向支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同人们参与政治的主观意愿存在显著相关。
政治信任模型对于人们是否倾向支持右翼民粹主义有一定的解释力，但远不及怨恨动员模型。政治信任和人们是否倾向支持右翼民粹主义的相关性十分明确。在法国，对于国家议会（-0.184）、政客（-0.230）和欧盟议会（-0.152）信任越低的受访者，更加倾向于支持有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对于政党信任程度越高（0.191）的受访者则并不会倾向于去支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而这一点也契合了前文在法国与政党亲密度更高的民众，更加倾向支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判断。
归属感模型对于人们是否倾向支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也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如表6所见，法国的受访者对于本国和欧洲的归属感显著地影响了们是否倾向支持右翼民粹主义。而且受访者同自己国家感情联系更为紧密（0.139）更加倾向支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同欧洲感情联系更为松散的受访者（-0.354）会更倾向于支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
综上结果，上文提出的假设总体上都可以在法国为样本的数据中的得到有效支持。但是，上述檢验仅是从单一维度模型出发，体现了法国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社会动员因素的一个侧面。为了进一步检验这些命题在复杂条件下是否成立，我们在怨恨动员模型的基础上，依次引入政治参与意愿、政治信任和归属感维度，分析对于法国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动员产生影响的因素。
当在“怨恨动员模型”中引入政治参与意愿维度之后，Model1相较于原怨恨动员模型（表3）的解释力更高。原本的怨恨动员模型中人们对政府的不满（-0.163），害怕移民对于本国文化有所侵蚀（-0.237）和认为移民使本国人民的生活环境质量下降（-0.179），在Model1中依旧是法国右翼民主义进行社会动员的主要因素。但是在Model1中人们政治参与的意愿，没有对法国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动员存在显著影响。在继续引入政治信任维度之后，Model2的解释力相较于Model1有提高。在Model2中显著影响法国右翼民粹主义社会动员的因素分别是，对于政府的不满（-0.164），对于外来移民可能侵蚀本国文化（-0.241）的担心，以及对于政客的不信任（-0.224）和对于政党的信任（0.248）。对于议会和欧洲议会的信任在Model2中，对法国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社会动员并未有显著影响。由此可知，法国人们对于传统政客感到失望，并试图通过支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来改变自己认为不满的社会现实。在纳入受访情感归属这一维度之后，Model3对于人们是否倾向支持右翼民粹主义的解释力相较于Model2进一步提高。对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社会动员具有显著影响的因素分别是，对于移民对于本土文化的侵蚀（-0.243）的担心，以及人们在对欧洲情感归属的薄弱（-0.178）。通过Model3的回归结果我们可以判断，对法国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社会动员影响最为稳定的因素就是，本国人对于外来文化的排斥以及人们的对于欧洲的情感归属薄弱。而且在复杂条件下，怨恨动员模型中“害怕移民损害本国文化”这一变量的影响力最稳定。而在复杂条件下，对政治和经济不满对于人们是否倾向支持右翼民粹主义的影响力已然被稀释。因此，在复杂条件下，法国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社会动员能力来自人们对于异质性文化的拒斥和对于欧洲情感归属的薄弱。
五、结论与讨论
在单独分析怨恨动员模型、政治参与意愿、政治信任以及受访者的归属感同人们是否倾向支持右翼民粹主义的关系问题时，文章开头做出的假设都能够得到数据的支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成功进行社会动员的因素并不是单一的。在怨恨动员模型的基础上引入的复杂条件突出了原本模型中受访者对于移民不满，同时在多个侧面考虑之下，人们对于政府或者经济的不满不一定是人们转向支持右翼民粹主义的主要原因。例如，传统怨恨动员模型中，人们由于经济生活不公或者由于经济下行压力转而支持右翼民粹主义的论点，本次研究中没有得到支持。因此，通过多个维度的复杂模型分析法国右翼民粹主义社会动员的因素，可以清晰地发现，法国民众支持右翼民粹主义的主要原因有两个，即保守文化和地方主义。 擔心移民对本国文化会造成侵蚀而保守本国文化，是法国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社会动员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移民在法国已经成为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要动员的“不满”的主要来源。在怨恨动员模型中加入多个维度作为参考之后，对于外来移民侵蚀本国文化的担心，即保守文化态度，依旧是影响法国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社会动员的要素。这一点也印证了前文所述的皮尤调查中心在2016年的调查结果，欧洲的受访者其实普遍认为来到欧洲的移民不愿意融入欧洲的文化体系中。加之右翼民粹主义者秉持反对外来移民的保守政治态度，并在政治和经济上应该尽可能保护本土人民的福利，契合了人们对于异质性文化的恐惧以及对于恐怖主义威胁增加的担心，自然会获得人们支持。
地方主义是影响法国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政治动员的另一个重要因素。这一点可以被看作是全球化进程中地方主义的表现。地方主义可以被认为是民粹主义逆全球化政治导向的必然结果。地方主义为人们面对的由全球化带来的外部压力提供了一种心理慰藉。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认为增加本国公民的福利，采取增加关税、退出区域一体化进程等反全球化的政治经济策略的本土主义做法就可以减少世界性政治经济波动带来的影响。这样政治主张恰好能够呼应在全球化过程中失业或利益受到损害的人们的需求。更重要的是右翼民粹主义在将国内的政治和经济矛盾产生的原因转移到外部之后，许诺提高民众的福利水平，民众从心理上也更愿意支持持有本土主义主张的右翼民粹主义。
值得指出的是，本研究的数据仅来源于法国的国民阵线，尽管我们很多时候将法国的国民阵线等同于法国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甚至是民粹主义。但是，这只是行文的方便，对于法国的右翼民粹主义，进而对民粹主义，我们的研究结论可能并不适用，这需要进一步的数据检验。同时，我们使用的是欧洲社会调查的数据，尽管这一调查的数据能够很好地检验怨恨动员模型，甚至进而扩展了政治归属、政治兴趣、政治信任等要素，但是，该调查并不专门针对本研究进行，所以，适用性也会存在一些偏差。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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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arting from the opposing logic of populism，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lements of social mobilization of French right-wing populist parties through a non-single side model by adding three dimensions of people'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willingness， political trust and emotional closeness to their own countries and Europe on the basis of the "resentment mobilization model". The study found that conservative culture and nativism are the main elements of social mobilization of right-wing populist parties. The success of the social mobilization of populist parties depends significantly on people's willingness to preserve their culture and their belonging to their own country and Europe. In other words， the more dissatisfied people with the impact of immigrants on their own culture， the more vulnerable people in Europe and emotional closeness， the easier it is to support right-wing populist parties. However， people's dissatisfaction with the economy after the economic crisis has not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support rate of right-wing populist parties.
Keywords： Conservative Culture; Nativism; Populism; Political Mobilization
关键词： 保守文化;地方主义;民粹主义;政治动员
2016年以来，民粹主义在当代西方世界的兴起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注意，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成为人们惊呼的“黑天鹅事件”。之后，一只又一只的“黑天鹅”让人们发现，这些“黑天鹅”背后可能是一群“灰犀牛”。时至今日，民粹主义的兴起在西方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直接影响到当代西方各国的国内和国际政治，更是在移民、贸易等一系列问题上对当代世界的全球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事实上，在民粹主义进入人们视野之前，民粹主义政党早已经活跃在西方，尤其是欧洲政坛，对西方政治思潮持续产生影响。那么，这些民粹主义政党是如何获得民众支持？或者说，这些民粹主义政党的社会动员受到哪些要素的影响呢？这是我们分析民粹主义政党兴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本文试图运用修正过的怨恨动员模型，利用第八次欧洲社会调查（European Social Survey， ESS）中法国的数据，分析法国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社会动员因素，来回答上述问题。
一、文献综述
民粹主义的意识形态定义是民粹主义研究领域中应用最广泛的定义。卡斯·穆德（Cas Mudde）借用弗里登（Michael Freeden）的弱中心（thin-centered）意识形态概念，将民粹主义定义为一种弱化核心内涵的意识形态。穆德认为民粹主义将社会划分成两个同质且对立的群体——“纯粹的人民”与“腐败的精英”——同时穆德还认为政治应该是人民众意（general will）的表达。这一定义下，民粹主义是一系列思想观念的集合，其特点是民众与精英的对立，同时强调人民主权原则在政治中应居于首要地位。在民粹主义意识形态概念的基础上，穆德将民粹主义意识形态看作一种分布在公众之中的政治态度，而且这种政治态度会影响人们的政党倾向。穆德的定义影响十分广泛，后续学者大多将民粹主义当作一种意识形态进行研究。保威尔斯（Teun Pauwels）和罗杜杰恩（Matthijs Rooduijn）正是在穆德的概念下，延伸了关于民粹主义意识形态的定量测量方法。
还有政治学者将民粹主义描述为一种政治话语，而非现实中具有实际政治意义的政治行动。民粹主义在这一层面被描述为一种似是而非的话语结构，从而失去了政治实践的内涵，而且也失去了意识形态本身的内涵。关于民粹主义话语更为具体的研究，则聚焦在民粹主义在社会中通过何种修辞发挥作用。但是通过话语结构定义民粹主义却又绕不开穆德提出的民粹主义概念。霍金斯（Kirk Hawkins）在分析查韦斯的话语结构时，提出将意识形态要素和修辞话语要素结合起来，并认为这种结合体在具有真正政治后果的不同语言形式和内容中得到体现。霍金斯更进一步认为“民粹主义是文化的一个更深层次的方面，它反映了关于历史，自我和群体的本质以及形而上学的基本的，相互关联的信念。 这（民粹主义）是一种世界观，表现为一种话语。”因此，民粹主义的话语结构定义和意识形态定义之间，并不是泾渭分明。对民粹主义的话语结构进行分析，内核依旧是将民粹主义视为一种意识形态，并从意识形态内涵的角度进行测量。通过这样的方式研究民粹主义并没有厘清民粹主义的独特性，甚至都没有回答民粹主义是否是一个独立且内涵清晰的概念这一问题。
除意识形态和政治话语结构角度外，从社会运动的角度来看，民粹主义可被视为一场持续而广泛的政治运动，这一运动通过民粹主义话语，将边缘化且普通的社会部门动员到了公开可见和有争议的政治行动中。威兰德（Kurt Weyland）和贝茨（Hans-Georg Betz）认为，民粹主义实际上就是一种政治策略和组织方式。民粹主义实现动员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比如，经济衰退和经济转型常常会引发民粹主义;政党衰败、精英腐败、制度衰败也会成为民粹主义政治动员的原因;在文化心理方面，文化冲突、抗争、缺乏对政治的尊重和政治信任亦会诱发民粹主义;在社会方面，身份认同、社会分化、个体的社会孤立以及媒体因素等，都会成为民粹主义实现政治动员的要素。而且从政治运动的角度理解民粹主义与民粹主义意识形态的内涵界定并不冲突。因为，意识形态不仅有政治观念的维度，同时还表现出了政治主张和政治行为的维度。政治思潮都会在理论体系的基础上形成政治主张，甚至是非常具体的政策主张，从而转化为社会行动。而民粹主义作为一种弱中心意识形态，非常强调政策主张与实践。因此，这两种研究路径实际上从两个不同的侧面描述了民粹主义。本文基于民粹主义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动员两个视角的结合，来分析究竟是哪些要素影响了法国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社会动员。
就民粹主义的意识形态基础来看，它通过“纯粹的大众”和“腐败的敌人”的二元对立逻辑维系认同，这对我们分析民粹主义政党的动员具有非常强的启发意义。民粹主义通过强调“人民主权”，在其试图动员的群体内形成了较为一致的认同。而从外部观察，民粹主义从对立角度区别了“民众”和“敌人”两个群体。而这种对立逻辑可以追溯至施密特（Carl Schmitt）用来进行“敌人”和“朋友”划分的敌视逻辑。拉克劳最早采取对立逻辑进路分析民粹主义。在拉克劳看来，“民众”和“敌人”只不过是虚空能指，其内涵的不稳定性让民粹主义具有了可继续争辩和重新定义的余地。拉克勞认为，民粹主义是一种纯粹的逻辑：“其（民粹主义）内涵不会在任何团体的任何政治实践描述中或意识形态内容中找到，而是存在于阐明任何社会、政治或意识形态内容的方式中。”因为“民众”和“敌人”作为能指其内涵不稳定，所以这两个概念均可以指代任何群体。而引起“民众”和“敌人”对立的，正是“民众”的不满。正是这种寻找对立的感觉使民众加入政治上“我们和他们”之间的斗争，努力修复和转移民粹主义的认同。这种认同几乎是所有民粹主义进行运动的一个前提预设。基于这种认识，我们认为，民粹主义政党也必然会运用这种二元对立的逻辑来维系或是获得民众的认同，从而实现民粹主义的政治动员。 “民众-敌人”二元对立的逻辑，经过拉克劳、伊丽莎白·爱娃斯弗莱琴（Elisabeth Ivarsflaten）等学者的发展，逐渐演化为“怨恨动员模型”（Grievance Mobilization Models）。怨恨动员模型本质就是基于对立的政治逻辑分析民粹主义政治动员的内在因素，即分析民众对于政治、经济和移民的不满如何影响民众对于民粹主义政党的倾向。本文在民粹主义怨恨动员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纳入政治参与意愿、政治信任和归属感对怨恨模型进行复杂性条件评估，从而分析法国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社会动员条件。
二、假设提出
经济衰退常常被视为催生或者刺激右翼民粹主义兴起的首要原因。西欧20世纪80年代民粹主义的兴起伴随着经济增长的停滞，伴随着经济发展由传统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的转变，伴随着一系列的经济技术升级，伴随着全球化进程进一步加快。2008年的经济危机再一次给西欧人民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民众对于经济的不满催生了向右翼民粹主义政党靠拢的情绪，而这种情绪会导致人们转向投票支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本杰明·墨菲特（Benjamin Moffitt）着重分析了经济危机和民粹之间的因果关系。他认为，民粹主义产生的关键因素是经济危机的发生和扩大。伴随着经济危机的扩大，底层人民生活愈发困难。在欧洲，民粹主义被视为是一种极端主义的政治运动，根据李普塞特（Lipset）的观点，极端主义运动的共通之处在于：它们呼吁心怀不满和心理上无家可归，失败，被社会孤立，经济上没有保障，受教育程度低，不成熟的人。而且民粹主义试图动员的正是社会上的被边缘化的人们，因为他们工作保障少，最容易受到社会风险的影响，从而心生不满。奥尔根（Yann Algan）等认为经济压力，尤其是失业率上升迫使人们选择支持民粹主义政党。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的研究也说明了经济不平等，尤其是失业率是驱动人们支持民粹主义的主要原因。现有理论将经济衰退与对民粹主义的兴起直接联系起来，反映了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全球化失败者的对于生活环境的不安，会诱使人们支持右翼民粹主义。在法国2008年的经济危机导致了失业率上升和贫困人口增加，而且在社会结构上现代化的“赢家”（winners）和“输家”（losers）之间的差距愈发加大，而选择倾向于法国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民众多数是现代化过程中的输家。同时，法国右翼民粹主义通过宣扬福利沙文主义和去全球化（de-globalization）的立场，吸引了传统非工业化区域的民众，同时也将工业化地区的左翼蓝领工人、低收入群体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体纳入进其支持群体之中。在此可以做出假设：
假设1：对于经济不满的人们更倾向支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
欧洲在经历经济危机的同时也面临着政治变动。伴随着经济危机而来的政治变动最突出的表现是，人们对于本国民主政治越发不满。这种不满会集中体现在对于国家政府的不满态度上。学者甚至认为，人们倾向支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是一种抗争态度的表达，目的是向传统政党表达自己的不满。而且法国的右翼民粹主义反对当权精英和排斥民主的待议制度的政治立场，与选民对于政治的不满相互契合，增加了选民倾向于右翼民粹主义的可能性。
假设2：对于政治不满的人们更倾向支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
在欧洲另一个和右翼民粹主义相关的政治问题是，选民对于民主本身的运作方式不满。右翼民粹主义对于当代民主的批评聚焦在一点，即当下的民主形式不能够真实反映民意。右翼民粹主义者提出通过直接民主等方式取代代议制民主，以实现表达“真实”的民意。极端右翼民粹主义者希望通过直接民主或者其他有别于代议制民主的政治形式取而代之。诸如英国独立党（UKIP）、冰岛海盗党（Pirate Party）以及希腊五星运动（Five Star Movement）都在呼吁通过直接选举的方式扩大本国的民主参与程度。法国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并没有明确提出改变法国现有民主制度的主张，但法国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政治参与问题上更加倾向于公投等越过代议制的参与手段。而且在法国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认为民众和民意代表应该是直接联系，并通过直接民主的形式表达和实现民众意愿。法国右翼民粹主义的直接民主立场迎合了民众中对于民主的失望情绪，这使得法国右翼民粹主义能够将这部分对民主失望的群众动员起来。因此：
假设2.1：对于本国民主运作不满的人们更倾向支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
在欧洲和右翼民粹主义兴起相关的另一个原因是移民的涌入，这直接导致了本国人民不满。一项皮尤调查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数据显示，自从1985年以来涌入欧洲的难民数量几经变化，在2015年增加到130万。法国在2006年至2016年十年间一直是移民的迁入国，直到2017年才有所改变。欧洲人对于移民涌入大多持消极态度，大部分的欧洲国家人民不愿意接受移民，而且欧洲人尤为排斥中东地区的难民。欧洲人不愿意接收这些移民的原因，首先是出于欧洲人对于移民带来的异质文化的排斥。伊瓦尔迪（Gilles Ivaldi）在关于法国右翼的研究中认为，在法国，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冲突已然是右翼民粹主义产生的主要矛盾。法国国民阵线通过民族-文化（ethno-cultural）角度定义人民内涵，并将人民同地方主义意识形態相互嵌合在一起。这样一来移民成为对法国人民“民族认同”的一种威胁。其次，民众认为由于移民的涌入，使得欧洲受到恐怖主义侵袭的可能性增加。欧洲人对移民带来的异质文化的排斥以及对于恐怖主义的恐惧激发了人们的地方主义情绪甚至恐外情绪（xenophobia）。而法国的右翼民粹主义反移民的政治策略，契合了社会上的恐外情绪，并为其自身提供了政治合法性。在研究法国的恐外情绪和种族主义（racism）对与选民支持右翼民粹主义的影响时，赖格伦（Jens Rydgren）认为选民的恐外心理是法国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获得支持的主要原因。 假设3：在移民问题上持消极态度的人们更倾向于支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
在解释民粹主义政治动员方面，除去上述基于民粹主义的对立逻辑延伸出的“怨恨动员模型”之内的要素。在一般的政治动员过程中，还有一些因素值得关注，诸如，政治参与意愿、政治信任、政治归属感也可能会影响到政党的政治动员。那么这些因素会不会也影响到法国右翼民粹主义的政治动员呢？出于这一考虑，我们将这些要素添加到怨恨动员模型中，构建复杂条件模型分析右翼民粹主义社会动员要素。
首先，在分析法国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政治动员的时候，必须考虑到民众参与民主政治的意愿和兴趣。从1973年法国议会选举开始，法国选民在议会一级选举中的投票率就持续走低，到2017年为止法国议会选举的投票率仅仅有42.46%。这一数据直接反映了现实中法国人政治参与的兴趣并不高。而法国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21世纪以来支持率和政治影响力一路走高，这就促使我们必须思考政治参与意愿与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影响力扩大之间的关系。因此我们提出：
假设4：有更强烈意愿参与政治活动的选民会更倾向支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
其次，另一个和右翼民粹主义兴起相关的维度是政治信任。政治信任问题同经济危机紧密联系在一起。经济危机削弱了欧洲人民的政治信任，而政治信心的丧失也让人民更加倾向于支持民粹政党。人们在政治上的不满和对建制派的政治信任下降，会让非主流政党获得更多支持。持续不断的经济不安全让选民失去了对于政治权威的信任，这种政治不信任也成了人们支持右翼民粹主义的原因。而且持续的政治不信任增强了选民在政治生活中超代表性参与（extra-representational participation）的诉求，法国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政治参与问题上更加倾向于公投等越过代议制的参与手段。而这些跨越代议制的政策主张，经由泛化人民主权原则的宣传，让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更容易获得民众的信任。所以在政治信任层面，本文综合民众对于议会的信任、对于政党的信任和对于政客的信任三个维度，以解释民众的政治信任与其是否倾向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关系。因此：
假设5：民众的政治信任会影响其对于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倾向。
欧洲议会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产生，而这一欧盟政体性政治协调性机构的产生，使我们在考察民众在国内政治体验外，还要考察民众对于区域政治的感知。因此关于欧洲议会的政治信任程度也有必要纳入政治信任的和右翼民粹主义态度的关系中。在此基础上，笔者提出民众对于欧洲议会的信任会影响其对于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倾向。
最后，由于欧洲一体化进程，国际政治经济变动会更直接传导到欧洲各国人民生活中，欧洲各国人民会更容易对于欧洲一体化感到不满，并滋生保护本国的地方主义情绪。南加州大学的布莱恩·垃思（Brain Rathbun）认为右翼民粹主义发挥作用是由于本土主义（nativism）和反精英情绪（anti-elite sentiment）结合所致。这种情绪在法国的体现就是欧洲怀疑主义。伊瓦尔迪认为欧洲自2008年以来的连续危机，基本上被法国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吸收”到其现有的欧洲怀疑主义的政策框架中，而法国右翼民粹主義政党通过欧洲怀疑主义调动了选民有关欧盟的不满，并获得了支持。
假设6：选民对于本国和欧洲的归属感会影响其是否倾向右翼民粹主义。
三、研究设计
1.数据来源与案例选择
本研究的数据来自第八次欧洲社会调查。欧洲社会调查是一项始于2001年的学术导向的社会调查。每两年进行一次，采用横断截面样本，调查员进行面对面的访问调查收集数据。欧洲社会调查测量了英国、法国、德国等30多个欧洲国家人口的政治态度、宗教信仰和行为模式。该项调查的主要目的有描述欧洲社会结构变化、为跨国研究提供更为准确严谨的数据和方法等。至今，欧洲社会调查已经在欧洲进行了9次，并公布了8次的调查原始数据，形成了7份年度报告和5份专题报告。欧洲社会调查为学者从实证的角度分析欧洲社会提供了一手材料。
在欧洲国家中，我们选择了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影响较大，也比较有代表性的法国作重点分析。选择法国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法国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国民阵线具在欧洲有相当长的历史。法国国民阵线于1972年建立，目标是参与1973年选举，但当年在选举中的表现远没有预期理想。在20世纪80、90年代的法国民粹主义浪潮中，国民阵线逐渐扩大政治影响力。在1997年的法国立法机构选举中，国民阵线获得了超过10%的支持率，成了法国最为重要的政治力量之一。甚至有的学者在当时认为“法国国民阵线是西欧最成功的民粹政党之一”。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现在法国国民阵线已经是法国政坛上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
第二，法国的右翼民粹主义政治势力影响力不断扩大。从国家一级选举支持率的绝对值来观察，法国国民阵线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一直能够稳定获得近10%的支持率。而且在每一个选举年度，法国国民阵线相较于当届执政党的相对政治影响力也能够维持在0.5左右。这一数据说明，法国国民阵线在投票选民中的号召力是当届获得执政地位的政党的一半甚至更高。
第三，法国右翼民粹主义势力的政治立场在现有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中具有代表性。早在法国国民阵线建立之初，该党就力求减少来到法国的移民。自2011年中东阿拉伯之春以来，国民阵线就一直反对穆斯林文化背景的移民涌向法国。而且在2015年9月，法国国民阵线宣称要让法国每年减少10000名移民。而且国民阵线抵制伊斯兰文化，并将伊斯兰移民同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联系在一起。同时国民阵线坚决反对法国文化的伊斯兰化。在经济问题上，国民阵线在20世纪80到90年代就已经由新自由主义转向了保护主义。玛丽·勒庞（Marine Le Pen）更加明确了保护主义的经济方针。因此作为一个具有一定历史且十分典型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法国国民阵线都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2.变量选择
在数据选取上，我们以第8次欧洲社会调查（ESS8）的数据为准。这次调查的主要问卷是欧洲社会调查的问卷第八版。基于以上的论述，假设1、2、3同属于怨恨动员模型。假设4反映了政治参与意愿对于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社会动员的影响，政治参与意愿包括了：对于政治是否感兴趣，自身政治参与能力的判断以及与政党的亲密程度。假设5属于政治信任模型，分别考量对于国家议会、对于政治家、对于政党和对于欧洲议会的政治信任，同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社会动员的关系;假设6属于受访者的归属感维度，分别包括了对法国的归属感和对欧洲的归属感。本研究的控制变量为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其中，ESS受教育程度是根据ISCED标准赋值。为了方便计算，学前教育及以前赋值为0，初等教育到中等教育但未接受高等教育赋值为1，短期高等教育至获得学士学位或同等学力赋值为2，硕士及同等学力至博士及同等学力赋值为3。文中各个连续变量的缺失值均由各个变量的序列平均值代替。变量描述与选择参见表2。
四、研究发现
本研究采用了logistic回归分析人们倾向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原因。在分析策略上采用两次回归的思路。首先，针对前文提出的假设分别做出回归分析，以判断怨恨动员模型和其他假设在法国环境下是否成立。其次，以怨恨动员模型为基础，将政治参与意愿、政治信任和人们对于本国以及欧洲的情感归属依次带入怨恨动员模型，分析在复杂社会条件下民众倾向支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原因。
根据表3可见，怨恨动员模型对于法国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动员的解释力较强。在仅考虑怨恨动员的情况下，法国的受访者对政府的不满（-0.161）和对移民的不满，对于倾向支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有显著影响。在移民问题上，受访者的不满主要集中在害怕移民对于本国文化有所侵蚀（-0.237）和恐惧移民的来到使本国人民的生活环境质量下降（-0.179）。因此，基于怨恨动员模型，我们发现，法国人民对于政府和移民的不满是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社会动员成功的主要原因。
仅考虑人们参与政治的主观意愿时，模型的解释力远不如怨恨动员模型。越是对政治不感兴趣（0.391）的法国民众越会倾向于支持右翼民粹主义，同政党越是亲密的法国民众（-0.354）越倾向选择支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人们是否倾向支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同人们参与政治的主观意愿存在显著相关。
政治信任模型对于人们是否倾向支持右翼民粹主义有一定的解释力，但远不及怨恨动员模型。政治信任和人们是否倾向支持右翼民粹主义的相关性十分明确。在法国，对于国家议会（-0.184）、政客（-0.230）和欧盟议会（-0.152）信任越低的受访者，更加倾向于支持有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对于政党信任程度越高（0.191）的受访者则并不会倾向于去支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而这一点也契合了前文在法国与政党亲密度更高的民众，更加倾向支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判断。
归属感模型对于人们是否倾向支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也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如表6所见，法国的受访者对于本国和欧洲的归属感显著地影响了们是否倾向支持右翼民粹主义。而且受访者同自己国家感情联系更为紧密（0.139）更加倾向支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同欧洲感情联系更为松散的受访者（-0.354）会更倾向于支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
综上结果，上文提出的假设总体上都可以在法国为样本的数据中的得到有效支持。但是，上述檢验仅是从单一维度模型出发，体现了法国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社会动员因素的一个侧面。为了进一步检验这些命题在复杂条件下是否成立，我们在怨恨动员模型的基础上，依次引入政治参与意愿、政治信任和归属感维度，分析对于法国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动员产生影响的因素。
当在“怨恨动员模型”中引入政治参与意愿维度之后，Model1相较于原怨恨动员模型（表3）的解释力更高。原本的怨恨动员模型中人们对政府的不满（-0.163），害怕移民对于本国文化有所侵蚀（-0.237）和认为移民使本国人民的生活环境质量下降（-0.179），在Model1中依旧是法国右翼民主义进行社会动员的主要因素。但是在Model1中人们政治参与的意愿，没有对法国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动员存在显著影响。在继续引入政治信任维度之后，Model2的解释力相较于Model1有提高。在Model2中显著影响法国右翼民粹主义社会动员的因素分别是，对于政府的不满（-0.164），对于外来移民可能侵蚀本国文化（-0.241）的担心，以及对于政客的不信任（-0.224）和对于政党的信任（0.248）。对于议会和欧洲议会的信任在Model2中，对法国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社会动员并未有显著影响。由此可知，法国人们对于传统政客感到失望，并试图通过支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来改变自己认为不满的社会现实。在纳入受访情感归属这一维度之后，Model3对于人们是否倾向支持右翼民粹主义的解释力相较于Model2进一步提高。对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社会动员具有显著影响的因素分别是，对于移民对于本土文化的侵蚀（-0.243）的担心，以及人们在对欧洲情感归属的薄弱（-0.178）。通过Model3的回归结果我们可以判断，对法国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社会动员影响最为稳定的因素就是，本国人对于外来文化的排斥以及人们的对于欧洲的情感归属薄弱。而且在复杂条件下，怨恨动员模型中“害怕移民损害本国文化”这一变量的影响力最稳定。而在复杂条件下，对政治和经济不满对于人们是否倾向支持右翼民粹主义的影响力已然被稀释。因此，在复杂条件下，法国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社会动员能力来自人们对于异质性文化的拒斥和对于欧洲情感归属的薄弱。
五、结论与讨论
在单独分析怨恨动员模型、政治参与意愿、政治信任以及受访者的归属感同人们是否倾向支持右翼民粹主义的关系问题时，文章开头做出的假设都能够得到数据的支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成功进行社会动员的因素并不是单一的。在怨恨动员模型的基础上引入的复杂条件突出了原本模型中受访者对于移民不满，同时在多个侧面考虑之下，人们对于政府或者经济的不满不一定是人们转向支持右翼民粹主义的主要原因。例如，传统怨恨动员模型中，人们由于经济生活不公或者由于经济下行压力转而支持右翼民粹主义的论点，本次研究中没有得到支持。因此，通过多个维度的复杂模型分析法国右翼民粹主义社会动员的因素，可以清晰地发现，法国民众支持右翼民粹主义的主要原因有两个，即保守文化和地方主义。 擔心移民对本国文化会造成侵蚀而保守本国文化，是法国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社会动员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移民在法国已经成为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要动员的“不满”的主要来源。在怨恨动员模型中加入多个维度作为参考之后，对于外来移民侵蚀本国文化的担心，即保守文化态度，依旧是影响法国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社会动员的要素。这一点也印证了前文所述的皮尤调查中心在2016年的调查结果，欧洲的受访者其实普遍认为来到欧洲的移民不愿意融入欧洲的文化体系中。加之右翼民粹主义者秉持反对外来移民的保守政治态度，并在政治和经济上应该尽可能保护本土人民的福利，契合了人们对于异质性文化的恐惧以及对于恐怖主义威胁增加的担心，自然会获得人们支持。
地方主义是影响法国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政治动员的另一个重要因素。这一点可以被看作是全球化进程中地方主义的表现。地方主义可以被认为是民粹主义逆全球化政治导向的必然结果。地方主义为人们面对的由全球化带来的外部压力提供了一种心理慰藉。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认为增加本国公民的福利，采取增加关税、退出区域一体化进程等反全球化的政治经济策略的本土主义做法就可以减少世界性政治经济波动带来的影响。这样政治主张恰好能够呼应在全球化过程中失业或利益受到损害的人们的需求。更重要的是右翼民粹主义在将国内的政治和经济矛盾产生的原因转移到外部之后，许诺提高民众的福利水平，民众从心理上也更愿意支持持有本土主义主张的右翼民粹主义。
值得指出的是，本研究的数据仅来源于法国的国民阵线，尽管我们很多时候将法国的国民阵线等同于法国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甚至是民粹主义。但是，这只是行文的方便，对于法国的右翼民粹主义，进而对民粹主义，我们的研究结论可能并不适用，这需要进一步的数据检验。同时，我们使用的是欧洲社会调查的数据，尽管这一调查的数据能够很好地检验怨恨动员模型，甚至进而扩展了政治归属、政治兴趣、政治信任等要素，但是，该调查并不专门针对本研究进行，所以，适用性也会存在一些偏差。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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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政治影响力是某一政党支持率同获得最高支持率的政党的支持率的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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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CED（2011）具体标准参见http：//uis.unesco.org/en/topic/international-standard-classification-education-isced.
Abstract： Starting from the opposing logic of populism，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lements of social mobilization of French right-wing populist parties through a non-single side model by adding three dimensions of people'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willingness， political trust and emotional closeness to their own countries and Europe on the basis of the "resentment mobilization model". The study found that conservative culture and nativism are the main elements of social mobilization of right-wing populist parties. The success of the social mobilization of populist parties depends significantly on people's willingness to preserve their culture and their belonging to their own country and Europe. In other words， the more dissatisfied people with the impact of immigrants on their own culture， the more vulnerable people in Europe and emotional closeness， the easier it is to support right-wing populist parties. However， people's dissatisfaction with the economy after the economic crisis has not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support rate of right-wing populist parties.
Keywords： Conservative Culture; Nativism; Populism; Political Mobiliz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