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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来5至10年中，中国的实体经济发展将面临一系列新的变化。其中，全球经济持续低迷、国内经济结构性减速、人口结构发生趋势性变化、城市化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以及工业革命进入以第三次工业革命为基础的新型工业化阶段等，影响最为深刻和久远。
实体经济层面的这样一些变化，亦将在中国经济的金融层面引发产生一系列新的现象，其中，储蓄率趋于下降，人口红利渐失，无通货膨胀的资金来源渐减，对长期资本的需求更为强烈，“借短用长”的期限错配风险更加增大，金融业的杠杆率趋升等等，最为突出。
全面推进新一轮改革，是面对经济的实体层面和金融层面上述重大变化的唯一出路。而且，这种改革绝不能单兵突进，而应从若干综合性的角度提出问题。在我看来，调整宏观调控政策框架、建立宏观审慎政策体系、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以及形成市场价格基准、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建立长期资本的投融资体系等，需要置于改革的优先地位。
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并重
需求管理一向是各国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主要倾向，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它更是被用到了极限。然而，需求管理或能发挥扩张需求总量的作用，但显然无助于结构转型与结构优化。另外，需求管理政策长期过度使用，其效率已然递减，其副作用则由微而著。
如果我们认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提升创新能力等构成中国未来长期发展的真正基础，那么，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就应及早转型。一方面，为了追求宏观稳定，我们应缓行、慎行需求管理；另一方面，为了搞活微观，我们应尽快展开供给面的机制体制改革。
供给管理的基本要义是激发企业和市场的活力，它不同于普通的产业政策。传统的产业政策与供给管理政策的区别在于：前者以政府为主导，通常需要拟定详细的产业调整规划，并高度依托各级政府部门，通过行政、经济、法律等多重手段予以实施；后者则以企业为基础、市场为主导，依靠企业和市场去发现并纠正结构失衡。在这里，政府的功能，只是为企业和市场发挥作用创造体制和机制的条件，维持良好的竞争环境。
总而言之，一方面，供给管理旨在通过降低市场准入门槛、降低税负、降低融资成本等一系列体制、机制改革，激发企业主体的活力，让它们承担起变革的责任；另一方面，它致力于通过解除各种僵硬的体制机制约束，提高要素市场（劳动力、资本、土地等）效率，藉以全面提升经济体系的竞争力。显然，宏观调控追求宏观稳定和微观搞活，其要义是全面推进新一轮改革，创造并获取改革红利。
建立宏观审慎政策体系
对于中国而言，主要的系统性风险来源于实体经济增长势头的放缓。因为如果没有足够的实体经济增长为金融体系提供流动性和收益预期，那么当前这种“边干边修”的金融发展策略就难以为继。而资产泡沫的潜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泛滥、金融机构资产负债的同质性及其行为的趋同性、金融机构治理机制的不完善等因素，则会进一步放大上述风险，使得整个金融乃至经济体系出现震荡。从这一角度看，对于正面临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任务的中国，我们需要通过设立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对上述风险进行管理。
中国金融体系面对的另一个问题是缺乏适当的调控工具。虽经三十余年的改革与发展，由于金融市场化仍在进行之中，政策当局仍然缺乏有效的（常规化的、基础的）市场化手段对金融体系进行调控，从而不得不时时依赖一些具有浓厚行政色彩的措施，如信贷规模控制和准备金管理。随着金融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行政性手段的运用必将受限，而市场化调控机制的建立与完善又需要相对较长的过程。所以，在过渡阶段，如何弥补调控手段的缺口，或者更本质地说，如何补上“传统”的市场化调控机制发展不足的一课，就成为政策当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对于中国来说，规则的修订、新方法的引进，并不存在重大的障碍。主要的问题是设立机构间的协调机制。2003年，中国最终形成了“一行三会”的金融监管格局，这无疑提高了货币政策制定和监管水平。但时至今日，中国仍然没有建立金融监管协调、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协调、以及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协调的正常机制。这种缺陷，阻碍了宏观审慎政策的建立。
为了建立并有效实施宏观审慎政策体系，我们需要以改革的精神，进一步做出体制上的安排。包括监管当局的协调——功能监管体制的建立及监管规则的统一；监管当局与货币当局的协调——总量政策的协调、总量政策和结构政策的配合；监管当局、货币当局、财政当局与发改委之间的协调——发展政策及发展战略的统一。
协调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调控领域都是宏观经济运行，调控的对象都是货币资金，这就决定了两大调控体系必须协调配合，政策效应必须“内洽”。遗憾的是，迄今为止，中国还没有形成有效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机制和体制，在很多情况下，两大政策间尚有掣肘。面对日趋复杂和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建立有效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机制问题，必须尽快提上议事日程。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涉及相当广泛的领域，其中最重要者：两大政策体系的松紧搭配态势；国债政策；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长期投融资机制（尤其是政策性金融体制）的建设；国家外汇储备的管理体制调整；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机制等。
基本形成市场价格基准，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
经过30余年的改革，中国已基本形成了结构比较完备的金融组织体系、市场体系、调控体系和监管体系，并有效地发展了同国际组织和各国货币当局的合作。在未来5?10年中，金融改革主要应致力于形成市场价格基准、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建立高效率的长期资本投融资体系。
基本完成利率市场化和汇率的弹性化改革，是金融发展的基础条件，其目的在于形成市场化的金融价格基准，为金融组织和金融市场的运作提供良好的价格信号，引导金融资源有效配置，为央行的宏观调控提供准确的信息和有效手段。
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亦为未来金融改革的重点，其目的在于完善金融体系结构，满足多元化的投融资需求，更好地为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服务。在未来，尤应致力于建立以证券公司网络系统为平台、经纪人为核心的场外交易市场，从根本上解决小微企业权益性资本供给不足的问题。
建立长期资本的投融资体系
建立高效率的长期资金投融资体制，是应对城市化和工业化深入发展的不二选择。虽然中国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便已不是一个资金短缺国家，但是，长期资本匮乏问题以及相应的金融资源的期限错配问题，却始终困扰着我们。鉴于今后城市化和新一轮工业化将继续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而工业化和城市化均高度依赖长期资本支撑，中国长期资本匮乏的状况将更加严重。有鉴于此，建立有效的长期资金的投融资体制，便成为中国金融改革最重要的内容。我们注意到，最近于俄罗斯结束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也首次将长期资本短缺列为制约全球性经济恢复的头号问题。
完善长期投融资机制，就机构而言，就是要继续发展政策性金融机构、鼓励发展以保险公司为代表的各类契约型（尤其是长期契约）金融机构；就市场而言，就是要建立发达的股票市场、固定收益债券市场、以及市政债券市场。另外，鼓励民营资本进入中长期信用市场，也是建立长期资本投融资机制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实体经济层面的这样一些变化，亦将在中国经济的金融层面引发产生一系列新的现象，其中，储蓄率趋于下降，人口红利渐失，无通货膨胀的资金来源渐减，对长期资本的需求更为强烈，“借短用长”的期限错配风险更加增大，金融业的杠杆率趋升等等，最为突出。
全面推进新一轮改革，是面对经济的实体层面和金融层面上述重大变化的唯一出路。而且，这种改革绝不能单兵突进，而应从若干综合性的角度提出问题。在我看来，调整宏观调控政策框架、建立宏观审慎政策体系、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以及形成市场价格基准、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建立长期资本的投融资体系等，需要置于改革的优先地位。
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并重
需求管理一向是各国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主要倾向，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它更是被用到了极限。然而，需求管理或能发挥扩张需求总量的作用，但显然无助于结构转型与结构优化。另外，需求管理政策长期过度使用，其效率已然递减，其副作用则由微而著。
如果我们认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提升创新能力等构成中国未来长期发展的真正基础，那么，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就应及早转型。一方面，为了追求宏观稳定，我们应缓行、慎行需求管理；另一方面，为了搞活微观，我们应尽快展开供给面的机制体制改革。
供给管理的基本要义是激发企业和市场的活力，它不同于普通的产业政策。传统的产业政策与供给管理政策的区别在于：前者以政府为主导，通常需要拟定详细的产业调整规划，并高度依托各级政府部门，通过行政、经济、法律等多重手段予以实施；后者则以企业为基础、市场为主导，依靠企业和市场去发现并纠正结构失衡。在这里，政府的功能，只是为企业和市场发挥作用创造体制和机制的条件，维持良好的竞争环境。
总而言之，一方面，供给管理旨在通过降低市场准入门槛、降低税负、降低融资成本等一系列体制、机制改革，激发企业主体的活力，让它们承担起变革的责任；另一方面，它致力于通过解除各种僵硬的体制机制约束，提高要素市场（劳动力、资本、土地等）效率，藉以全面提升经济体系的竞争力。显然，宏观调控追求宏观稳定和微观搞活，其要义是全面推进新一轮改革，创造并获取改革红利。
建立宏观审慎政策体系
对于中国而言，主要的系统性风险来源于实体经济增长势头的放缓。因为如果没有足够的实体经济增长为金融体系提供流动性和收益预期，那么当前这种“边干边修”的金融发展策略就难以为继。而资产泡沫的潜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泛滥、金融机构资产负债的同质性及其行为的趋同性、金融机构治理机制的不完善等因素，则会进一步放大上述风险，使得整个金融乃至经济体系出现震荡。从这一角度看，对于正面临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任务的中国，我们需要通过设立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对上述风险进行管理。
中国金融体系面对的另一个问题是缺乏适当的调控工具。虽经三十余年的改革与发展，由于金融市场化仍在进行之中，政策当局仍然缺乏有效的（常规化的、基础的）市场化手段对金融体系进行调控，从而不得不时时依赖一些具有浓厚行政色彩的措施，如信贷规模控制和准备金管理。随着金融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行政性手段的运用必将受限，而市场化调控机制的建立与完善又需要相对较长的过程。所以，在过渡阶段，如何弥补调控手段的缺口，或者更本质地说，如何补上“传统”的市场化调控机制发展不足的一课，就成为政策当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对于中国来说，规则的修订、新方法的引进，并不存在重大的障碍。主要的问题是设立机构间的协调机制。2003年，中国最终形成了“一行三会”的金融监管格局，这无疑提高了货币政策制定和监管水平。但时至今日，中国仍然没有建立金融监管协调、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协调、以及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协调的正常机制。这种缺陷，阻碍了宏观审慎政策的建立。
为了建立并有效实施宏观审慎政策体系，我们需要以改革的精神，进一步做出体制上的安排。包括监管当局的协调——功能监管体制的建立及监管规则的统一；监管当局与货币当局的协调——总量政策的协调、总量政策和结构政策的配合；监管当局、货币当局、财政当局与发改委之间的协调——发展政策及发展战略的统一。
协调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调控领域都是宏观经济运行，调控的对象都是货币资金，这就决定了两大调控体系必须协调配合，政策效应必须“内洽”。遗憾的是，迄今为止，中国还没有形成有效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机制和体制，在很多情况下，两大政策间尚有掣肘。面对日趋复杂和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建立有效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机制问题，必须尽快提上议事日程。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涉及相当广泛的领域，其中最重要者：两大政策体系的松紧搭配态势；国债政策；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长期投融资机制（尤其是政策性金融体制）的建设；国家外汇储备的管理体制调整；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机制等。
基本形成市场价格基准，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
经过30余年的改革，中国已基本形成了结构比较完备的金融组织体系、市场体系、调控体系和监管体系，并有效地发展了同国际组织和各国货币当局的合作。在未来5?10年中，金融改革主要应致力于形成市场价格基准、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建立高效率的长期资本投融资体系。
基本完成利率市场化和汇率的弹性化改革，是金融发展的基础条件，其目的在于形成市场化的金融价格基准，为金融组织和金融市场的运作提供良好的价格信号，引导金融资源有效配置，为央行的宏观调控提供准确的信息和有效手段。
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亦为未来金融改革的重点，其目的在于完善金融体系结构，满足多元化的投融资需求，更好地为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服务。在未来，尤应致力于建立以证券公司网络系统为平台、经纪人为核心的场外交易市场，从根本上解决小微企业权益性资本供给不足的问题。
建立长期资本的投融资体系
建立高效率的长期资金投融资体制，是应对城市化和工业化深入发展的不二选择。虽然中国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便已不是一个资金短缺国家，但是，长期资本匮乏问题以及相应的金融资源的期限错配问题，却始终困扰着我们。鉴于今后城市化和新一轮工业化将继续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而工业化和城市化均高度依赖长期资本支撑，中国长期资本匮乏的状况将更加严重。有鉴于此，建立有效的长期资金的投融资体制，便成为中国金融改革最重要的内容。我们注意到，最近于俄罗斯结束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也首次将长期资本短缺列为制约全球性经济恢复的头号问题。
完善长期投融资机制，就机构而言，就是要继续发展政策性金融机构、鼓励发展以保险公司为代表的各类契约型（尤其是长期契约）金融机构；就市场而言，就是要建立发达的股票市场、固定收益债券市场、以及市政债券市场。另外，鼓励民营资本进入中长期信用市场，也是建立长期资本投融资机制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