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女儿在姥姥家长大。一岁以后，女儿每年总要发几次烧。每一次，我会给妻子打电话，告诉她用温水或酒精擦浴，吃四分之一片扑热息痛，买些孩子喜欢的饮料之类。但几个小时之后，我总会得知，女儿已经住院，正在打着点滴，托了关系，医生给用了最好的“消炎药”。大家都会宽容我这个不在身边的医生。但有时候，恰好碰上我探亲回家，女儿又发起了烧，家里的气氛便会紧张起来。我不让孩子去医院，姥姥、大姨、二姨、三姨……便轮番来做思想工作。妻子看女儿烧得满脸通红，我却仍然“死犟”，便会勃然大怒。最后，我都得乖乖地抱着女儿去医院，看着护士满头大汗地给她在头上、手上或脚上找血管，不停地夸赞女儿勇敢。
　　小女儿出生后，我们有了自己的小家，我荣升了家长，而且在外面，也有了些医学上的“名气”。小女儿第一次感冒发烧时，我软哄硬劝，获得了妻子的许可，自己当上了主治医生。我用的治疗药品是毛巾、温水、故事书和动画片，结果，小女儿的烧退得比大女儿哪一次都顺利。妻子因此成了我的同党。以后孩子们感冒发烧，亲戚们焦急地打来电话，叮嘱一定要去医院打点滴，我们都会回话安慰说已经打了，用的都是最新的消炎药。这些年来，两个孩子感冒发烧，我们最多去药房买几片扑热息痛，从未去过医院。
　　令我沮丧的是，虽然20多年来，我一直不遗余力地宣传这套毛巾温水理论，但似乎只获得了我妻子一人的认可。
　　10多年前，我曾在急诊内科工作3个月，正值流感季节，治疗室和走廊都挤满了输液的病人。
　　医院里有政策，开一张“点滴”处方，医生可以提成一毛五分。医药代表们更是像谷场上的麻雀，一群群飞来，一个比一个的抗生素更高级，一个比一个的回报更优惠。医生们都精神抖擞，夜里主动加班，开好一沓沓注射和口服的抗生素处方，第二天分发给一二百个焦急地排队等候的病人。我却只是口干舌燥地宣传着“毛巾温水”，开一些病毒唑和扑热息痛片，引来了无数怒目和口水。后来，一个发烧的姑娘干脆打个电话，让她粗壮的男朋友带一把匕首来教训我。急诊科的老主任脾气温和，看我实在难以胜任这份回报丰厚的批发工作，便委婉地做了工作，让我回了病房。
　　现在医生成了“全民公敌”。网上只要揭露医院的黑暗，便会引来“同仇敌忾”。大家举得最多的例子，便是感冒治疗如何昂贵。每每看到这些留言、讨论，我总忍不住一声叹息。
　　抗生素不是神奇“魔弹”
　　千百年来，人们一直在寻求可立竿见影地解除病痛的“魔弹”，但迄今所发现的，不过寥寥几种。而“抗生素”可谓其中的佼佼者。1928年，弗莱明发现青霉素，1944年开始批量生产。其后，人们又发现并合成了一代代新的抗生素。许多以前很常见但令医生们束手无策的疾病，如外伤感染、产褥热、梅毒、细菌性肺炎，细菌性脑膜脑炎、肺结核等，抗生素（还包括其他一些人工合成的抗菌药，如以前常用的磺胺类，现在更常用的氧氟沙星等）治疗常常能很快见效。医生们从此终于能有效地治疗一些常见病了。有人甚至估计，抗生素的发现使人类的平均寿命延长了10年。
　　这些细菌感染性疾病多数都有发烧。而按现代医学的解释，发烧是炎症的表现。我们国家的民众对西方科学，包括西方医学，早期主要采用实用的态度，而对其原理，并不愿深究。抗生素引入我国之初，一般民众，甚至很多医生，对它治病的原理并不清楚。因此，抗生素到了中国，便有了一个含意更广的俗称：消炎药。
　　实际上，除了感染，还有很多其他原因都可引起炎症。即使感染，也并不都是由细菌引起的。其他的微生物，如病毒、真菌、疟原虫都可以感染人体，引起疾病。在现代的生活环境中，病毒是最常见的感染性微生物。上呼吸道感染，包括普通感冒、流行性感冒、急性咽喉炎等，以及急性消化道感染（引起急性腹泻），90%以上都是由病毒感染引起。而抗生素对于病毒性感染，并无治疗作用。
　　面对“全民之瘾”的无奈
　　尽管如此，抗生素作为万能的“消炎药”，已深入人心。有专家推算，我国每年消费抗生素1.8亿公斤（包括其他用途，如养殖业）——平均每人138克。这一数字，是美国的10倍。而美国专家认为，他们使用的抗生素中，有50%是不合理使用。
　　我国感冒发烧的病人中，几乎80%以上会使用抗生素（其余的人中，很多会使用中药“消炎药”，如清开灵、双黄连、鱼腥草注射）。而在欧美国家，这个比例低于20%。我国住院病人中，抗生素的使用率达到了70%；手术科室，包括外科、妇产科、五官科病人，更是几乎人人使用。也有估计，仅2005年，我国由于不合理使用抗生素造成的损失达800亿人民币，直接或间接引起的死亡人数达8万。7岁以下的儿童中，因抗生素致聋者，达近30万人。前些年，“欣弗事件”曾闹得沸沸扬扬。许多人在注射欣弗（某药厂生产的克林霉素注射液）后，出现严重中毒，甚至死亡。用药的人中，相当部分，只是普通感冒病人。媒体对药品质量管理中的疏漏，愤怒讨伐。但很少有人追问：这些普通感冒病人，为何要静脉输入抗生素？医生们有为何要给这些普通感冒病人，静脉输入抗生素？
　　有人说，我国抗生素滥用的根本原因，是制度缺陷、监管不力。我国的医院50%左右的收入来自于药品，而抗生素占所有药品收入的25%左右。医生大量使用抗生素，既可以为医院增加收入，自己也可获得可观的回报。
　　这当然是重要原因，但肯定不是全部原因，甚至可能不是最根本的原因。我的亲戚们，基本上都没有接受过最基础的生物学教育，他们迷信“消炎药”，可以理解。但大多数接受过系统的微生物学和病理学、药理学教育的医务人员，似乎也迷信“抗生素”。
　　我在不同级别的医院工作过。和我共事过的同事们，年龄不同，专业不同，教育背景不同，但有一点很相似，就是在他们自己或是家人出现感冒发烧或是腹泻后，几乎都会使用抗生素。
　　我国有位女士，在英国旅游期间，突然发烧，英国医生诊断她为“病毒感染”。在她的要求下，医生为她静滴了葡萄糖盐水，但拒绝给她注射抗生素，告诉她一周内发热基本可自行消退。这位女士一气之下，立即回国，住进了一家国内的著名医院。有趣的是，医院刚开完“抗生素合理使用”会议，上午在会议上作报告的领导和专家，下午来看望女士，立即指示管床医生，给她联合使用两种最新一代的抗生素。住院3天后，也就是起病后第6天，女士热退。出院前，她发自内心夸赞：还是我国医生的水平高。
　　我们是抗生素的忠诚信仰者，而信仰是不需要理由的。同时，我们又是聪明的实用主义者，我们不需要一个确定的信仰，包括对我们所从事的科学或职业精神的信仰。
　　吴海云，医学博士，解放军总医院老年心血管病研究所主任医师。从事临床工作28年。目前主要从事老年心血管病临床工作，包括老年心血管病的介入性诊治，心脏起搏器治疗，老年危重病，包括急性呼吸衰竭的抢救和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