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到戏院买戏票，票房便向你出示座次表，请你点座，要几排几号，到时候对号入座。有时你所要的座位被别人订了，就得将就别的座位。
　　看一场戏，无非两个多钟头，座位舒适与否，就那两个钟头的事情，像坐公共汽车一样，到站就下了，一般不会再去计较刚才的座位是不是舒适。
　　读唐诗宋词，可以了解封建社会对官场座次的讲究。陆游的“位置”可能不是很好，但他无所谓，“位卑未敢忘忧围，事定犹须待阖棺”，不计较位高位卑，关键是要忧国忧民，在这个问题上，干得好坏，到盖棺才可下结論。范仲淹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强调“位置”观念，也是把忧围忧民放在第一位，“苟利国家生死以，岂能祸福趋避之”，不管坐在什么位置上，都应该有担当的精神。
　　所以，以“位”论人，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这不是看戏，座位也不能由自己订;既然坐上去了，就得把事情做好，对得起这个“位子”，怎么说也不是三两个钟头的事。但是问题复杂就复杂在不同的位置有不同的人去坐，表现自然也不一样。“居庙堂之高”与“处江湖之远”，差别很大，但如果看“位”不看人，更不看贡献，那就是封建社会的旧弊，势利眼。我们读三国，诸葛亮六出祁山，恢复汉室，由草根而任刘备的“参谋总长”，按座次，在前几排。但他夙兴夜寐，勤恳工作，连打板子这样的事都亲自过问。而且主动自报家产：“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亩，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口，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到五十七岁，临终的时候，嘱丧事从简：葬于汉中定军山，就山坡边挖个坑，放得下棺材就行，穿戴平常的衣帽，不要随葬器物。那个时候，讲究“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个“节”就是指的名分，曲终人散，诸葛亮没有愧对自己的位置。
　　过去剧场还有包厢，道理上也相同，位子很优雅，舒适，但坐包厢的，是有不同身份的，那身份虚实的不同，也千差万别，反正老百姓坐不起。有“同学家”“泰斗”“大师”“国宝”……坐的时间也非两三个钟头，而是坐到“阖棺”，受用终生，一直到呜呼尚飨，因而“不管是活着还是死了，都是一位快乐的名流”，而在其遗笸中，到死也找不出一句“密号真言”。水泊梁山也有“托塔天王”“鼓上蚤…豹子头…黑旋风”……这些绰号，也很相同，林子一大，什么鸟儿都有。
　　我敬仰钱锺书先生一生淡泊，艰苦著书，矢志追求的是事业，而不是什么虚名虚位，也不研究“座次学”。人的地位（更主要的是历史地位）是在阖棺之后，现在即使坐点冷板凳，甚至十排二十排之后，历史也是不会忘记他的。
　　由此还想到英国作家约翰-高尔斯华绥的小说《品质》，写了一个皮匠，不管什么时候，皮匠总是要求自己“把鞋子的本质缝到靴子里去”，他坐在马扎上，不易寒暑，呵冻挥汗，甚至宁愿捐弃功利，也要用最好的皮革做最好的靴子奉献给人类。那种执着，那种诚信，时刻提醒人们，做人也和做鞋一样，要把民族的伟大传统、人的优秀品质，“编织”到工作里面去。在这个社会，马扎的座次，算是很低的了，但补鞋匠坐了一辈子，那热度永远留在了位子上。
　　佛界主张超脱，超脱不是坏事，六根清净，一心搞事业，有什么不好？我当然不是劝人们去出家，我说的是心境的超脱，有事业心，心无旁骛，难能可贵，倘对虚位讲究太多，就很难超脱得了。
　　摘自《讽刺与幽默》2019年4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