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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40年前尼克松访华的一周是改变世界的一周，那么刚刚过去的一周就有可能是决定世界未来的一周。在这一周中，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个国家——中国和美国分别迎来了历史性的换届选举，冥冥之中的默契安排似乎昭示了两国共同迎来发展新型大国关系的机遇。40余年前,“乒乓外交”拉开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序幕，隔网而立的乒乓球选手激烈而友好的竞赛，成为冷战历史的转折点。40余年后，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纪念“乒乓外交”友谊比赛上，当年同台竞技的中美球员交叉组合为双打，从面对面走向肩并肩，用默契的合作诠释了两国迈向更高水平伙伴关系的不懈追求。
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蓝普顿（David M. Lampton）曾经用“同床异梦”来形容20世纪90年代的那段风雨起伏而沟通艰难的中美关系。彼时的美国享受着世界霸主地位的光环，而中国则为经济崛起蓄势待发。如果时钟倒拨回新世纪开始的一刻，任何富有远见的政治学者都很难相信在短短的十年间，国际格局会发生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崛起更是成为21世纪最为引人瞩目的重大事件。走过新世纪的第一个10年，在世界经济仍然处于低迷期，“欧债危机”持续拖累欧元区复苏并冲击全球贸易，西亚北非的冲突和遍布世界各地的安全热点问题令国际稳定的神经时刻紧绷，难享片刻安宁。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两国选举出的新领导人所引领的中美新兴大国关系走向不仅对彼此而言具有战略意义，更对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局势的演变意味深远。随着美国大选尘埃落定，成功连任的奥巴马总统将有机会继续巩固持续稳定的中美关系，而中国新的领导机构的平稳换届将使得“积极、全面、合作”的中美关系定位被赋予更加丰富的内涵。
无法回避的权力转移命题
自尼克松政府以来，美国对华战略的基本倾向是通过接触与对话的方式在崛起的起飞阶段控制中国的发展路径，降低对美国既有霸权体系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冲击强度，从而避免冷战式的美苏对抗。中国则采取了优先发展实质利益而延缓提升战略能力的策略，尽量降低对美国的权力挑战刺激。中美两国分别在经济与安全方面着力，避免了直接正面的利益冲突，延缓了应答大国崛起与权力转移命题的紧迫性。
当2008年世界经济遭遇空前挑战，欧美日等世界主要经济体都因为突如其来的经济危机陷入困境时，中国经济一枝独秀的优异表现使其成为維系全球经济复苏的主要引擎，为全球摆脱体系性的金融危机的冲击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当中国的实质利益扩展日益迅速，而战略能力也与日俱增，以现实主义权力政治为核心战略思维观的美国战略界判定中国对美国的权力挑战和利益威胁在上升。奥巴马在国情咨文中高呼“美国不会做世界第二”，发出了明确的信号，美国整个社会都开始担忧中国快速崛起从而赶超美国，取代其长期占有的世界霸主地位的可能，而这种长远的前瞻促使奥巴马在第一个任期中对美国的对外战略重心进行了一次具有深远影响的大范围调整。
通过观察美国强化同盟体系、广泛调整战略性的军事部署、利用中国周边热点安全问题强化外交介入与军事威慑、压迫中国地区外交影响力空间和争夺地区多边机制主导权，可以发现美国对中国崛起的忍耐性逐渐消失，感受到的实力对比与战略能力的威胁逐渐加强，美国对华不信任或敌视的程度在加深，美国的军事安全部门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将美国对华安全战略大幅向战略遏制或威慑的一面倾斜。
当中美两国即将进入到权力转移的中期，也是冲突和矛盾最可能激化的阶段，两国应该采取怎样的策略避免冷战式的冲突和恶性竞争，走出一条理性而适度竞争的新型大国相处之道，这一问题在今年的美国大选中也有鲜明的体现。中国话题首次成为美国总统大选的核心辩题之一引起了全世界的瞩目，在第三场总统电视辩论中，选举委员会专门安排了讨论中国问题的环节，即“中国的崛起与世界的未来”，彰显出美国对于中国崛起的关注以及中美互动对世界局势发展的深远影响。现任总统奥巴马和前州长罗姆尼都强调了美国必须重视中国这个重要的合作伙伴和潜在的竞争者。
大选压力下的彼此负面预期
在整个竞选中，丑化和抨击中国都是两党候选人的惯用手段，特别是在经济问题上。中美两国目前都面临着国内与国际机制重塑与改革的重任，共和党阵营不断批评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软弱，罗姆尼和瑞恩批评奥巴马政府过高估计中国与美国合作的意愿，认为美方推动两国关系深化的努力不现实也不可取，形成“政策泡沫”，双方的政治作秀远大于取得的实质突破。罗姆尼认为美国目前缺乏明确而连贯的对华总体战略，新的美国政府需要制定一套完整的对华政策，而包括汇率、知识产权等贸易问题将是他当选后的最优先问题。无论对于奥巴马还是罗姆尼而言，整个美国都非常清楚，降低居高不下的失业率是美国当前最重要的问题，在工业化以及在高新技术领域寻求产业革命和重大突破是两条并行的道路，因此在经济发展方式方面，美国对中国提出的“自主创新”等战略与政策普遍持负面态度，将其与贸易保护主义相联系，认定中国不断违反世界贸易规则和入世承诺。其实，就业问题不仅是美国的问题，同时是世界性的问题，中国同样如此。前任美国总统小布什在自传中分享了一个关于中美两国领导人差异的故事。一次在美国白宫举行的午宴中，布什向来访的胡锦涛主席提出了他经常向各国领导人提起的问题：“有哪些事情会让你夜不能寐？”布什坦承，对美国再次遭受恐怖袭击的担心会令其彻夜难眠，而工程师教育背景出身的胡主席面对这一提问立刻回答到，他最关心的是每年要创造2500万个新的就业机会。布什在自传中如此评价中国的领导人：“他是一个很实在的领导，关注自己的国家本身，而不是一个会挑起他国麻烦的空想家。”但是在大选的政治压力之下，无论是民主党和共和党只能开足舆论的调门，将就业考卷不及格的责任全部推给中国，选举广告中充斥了中国偷走美国的就业机会和核心技术的负面宣传。共和党还对中国的汇率改革不满，希望通过压迫中国的汇率升值进一步缓解美国的出口压力并抑制中国对美国制造业的冲击。目前，中美两国围绕汽车零部件、稀土原料等贸易纠纷呈现出愈演愈烈的态势，美国在亚太地区推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目标之一在于通过更加严格的标准来约束中国在国际经贸合作中的行为，以强化美国的竞争力。 与此同时，在台湾问题上，美方不理解中方因为对台军售问题而屡次中断两国军事交流的做法，认为军事关系的不稳定和安全危机出现时无法及时沟通对两国总体关系而言已经构成战略短板，中方负有重要责任。如果中方无法跳出对台军售问题以保证两军正常稳定的互动，美方在安全方面与中国对话合作的意愿将持续降低。
当双方无法正确客观的理解彼此的战略意图时，相互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也就无法实现。在中国明确宣示要求美国尊重包括涉及台湾、西藏等核心利益问题上以及尊重中国的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等问题上，美国都体现出两面性甚至多面性，在口头承诺对华尊重的同时，屡屡做出伤害和不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事情，并且认定其属于美国的一贯对华政策。不信任令两国之间在各种层面难以取得实效，在这种情况下，中美之间的相互信任更无从谈起。
中美彼此的期待落差，造成了尽管两国相向而行却轨道不同，有意愿合作却难以合拍，尤其是中美在经济发展方式和应对安全威胁方面的政策分歧呈现出扩大的趋势。在地区与全球安全合作方面，中美之间的分歧是明显的。美国在许多安全问题上希望得到中国的政治支持和政策配合，但是中国基于一贯的外交原则和方针，并遵守相关国际政治规范不认同美国的霸权行为和单边主义做法，导致两国在许多安全议题上合作效果不佳，甚至出现明显的冲突，在应对西亚北非的变局，特别是叙利亚危机上，中美两国在安理会就出现了近年来罕见的明显分歧。美国由此批评中国并未担负起相应的大国责任，而中国则反对美國以军事干预为主背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西方式外交模式。这同时也体现出中美两国对于既有的国际规范与外交准则理解的不同。许多学者将中美之间彼此互不信任的现象概括为“战略互疑”，互不信任已然成为两国关系中的首要问题。中国战略界普遍认为美国的核心利益是其全球霸权统治地位，因而美国将企图牵制甚至阻碍中国的崛起。与之相对，美国战略界则对中国的未来发展道路犹豫不决，中国的崛起产生的不确定性及美国对规范中国崛起能力的怀疑，使得零和竞争的思维衍生出包括“中国威胁论”等敌视中国的论调。化解两国间的“互信赤字”，对于毫无先例可循的新型伙伴关系的构建可谓迫在眉睫。
知难而进的新型大国关系
《老子》中有这样一段话：“大小多少。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夫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是以圣人犹难之，故终无难矣。”对中美两国而言，尽量在两国发生正面战略冲突之前，在崛起困境与体系主导权竞争的初始阶段协调两国关系的总体演进方略，于细微之处着眼并累积互信，可最终确保中美关系以及国际政治体系的总体稳定，两国从而可以在良性的竞争道路上继续发展合作。因此新型大国关系的意义极为重大，故而两国在确立双边关系的发展原则方面务必慎重而不可轻下承诺，要充分考虑到这一历史命题的困难之处，而对于既有的共识务必落到实处。
新型大国关系的建立并没有足够的历史经验可以借鉴，而且建立这种关系对于中美两国而言甚至没有非常好的基础。过高的期待与现实的落差将会挫伤积极性与合作的信心。适度的目标与最大化的原则将会使得中美关系的发展更具有现实确定性与规划性。如果中美能实现长期的和平竞争而非战争式的权力冲突，就已经成为国际关系历史上的典范。两国政府高层已经清楚的意识到这一点，2012年伊始，习近平副主席在尼克松访华四十周年之际对美国进行访问，在同美国领导人的会晤中，中美领导人达成了以共同利益为主线，走出一条大国之间和谐相处、良性互动、合作共赢的新型合作伙伴之路的共识。如今，随着中国新一届领导人的顺利产生，奥巴马连任美国总统，双方都对彼此有着充分的认识，并已经有了合作相处的经验，在这样的情况下，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将朝向新型大国关系的具体落实稳步迈进。从面对面转向肩并肩，中美的良性合作与竞争为世界所期待！
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蓝普顿（David M. Lampton）曾经用“同床异梦”来形容20世纪90年代的那段风雨起伏而沟通艰难的中美关系。彼时的美国享受着世界霸主地位的光环，而中国则为经济崛起蓄势待发。如果时钟倒拨回新世纪开始的一刻，任何富有远见的政治学者都很难相信在短短的十年间，国际格局会发生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崛起更是成为21世纪最为引人瞩目的重大事件。走过新世纪的第一个10年，在世界经济仍然处于低迷期，“欧债危机”持续拖累欧元区复苏并冲击全球贸易，西亚北非的冲突和遍布世界各地的安全热点问题令国际稳定的神经时刻紧绷，难享片刻安宁。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两国选举出的新领导人所引领的中美新兴大国关系走向不仅对彼此而言具有战略意义，更对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局势的演变意味深远。随着美国大选尘埃落定，成功连任的奥巴马总统将有机会继续巩固持续稳定的中美关系，而中国新的领导机构的平稳换届将使得“积极、全面、合作”的中美关系定位被赋予更加丰富的内涵。
无法回避的权力转移命题
自尼克松政府以来，美国对华战略的基本倾向是通过接触与对话的方式在崛起的起飞阶段控制中国的发展路径，降低对美国既有霸权体系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冲击强度，从而避免冷战式的美苏对抗。中国则采取了优先发展实质利益而延缓提升战略能力的策略，尽量降低对美国的权力挑战刺激。中美两国分别在经济与安全方面着力，避免了直接正面的利益冲突，延缓了应答大国崛起与权力转移命题的紧迫性。
当2008年世界经济遭遇空前挑战，欧美日等世界主要经济体都因为突如其来的经济危机陷入困境时，中国经济一枝独秀的优异表现使其成为維系全球经济复苏的主要引擎，为全球摆脱体系性的金融危机的冲击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当中国的实质利益扩展日益迅速，而战略能力也与日俱增，以现实主义权力政治为核心战略思维观的美国战略界判定中国对美国的权力挑战和利益威胁在上升。奥巴马在国情咨文中高呼“美国不会做世界第二”，发出了明确的信号，美国整个社会都开始担忧中国快速崛起从而赶超美国，取代其长期占有的世界霸主地位的可能，而这种长远的前瞻促使奥巴马在第一个任期中对美国的对外战略重心进行了一次具有深远影响的大范围调整。
通过观察美国强化同盟体系、广泛调整战略性的军事部署、利用中国周边热点安全问题强化外交介入与军事威慑、压迫中国地区外交影响力空间和争夺地区多边机制主导权，可以发现美国对中国崛起的忍耐性逐渐消失，感受到的实力对比与战略能力的威胁逐渐加强，美国对华不信任或敌视的程度在加深，美国的军事安全部门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将美国对华安全战略大幅向战略遏制或威慑的一面倾斜。
当中美两国即将进入到权力转移的中期，也是冲突和矛盾最可能激化的阶段，两国应该采取怎样的策略避免冷战式的冲突和恶性竞争，走出一条理性而适度竞争的新型大国相处之道，这一问题在今年的美国大选中也有鲜明的体现。中国话题首次成为美国总统大选的核心辩题之一引起了全世界的瞩目，在第三场总统电视辩论中，选举委员会专门安排了讨论中国问题的环节，即“中国的崛起与世界的未来”，彰显出美国对于中国崛起的关注以及中美互动对世界局势发展的深远影响。现任总统奥巴马和前州长罗姆尼都强调了美国必须重视中国这个重要的合作伙伴和潜在的竞争者。
大选压力下的彼此负面预期
在整个竞选中，丑化和抨击中国都是两党候选人的惯用手段，特别是在经济问题上。中美两国目前都面临着国内与国际机制重塑与改革的重任，共和党阵营不断批评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软弱，罗姆尼和瑞恩批评奥巴马政府过高估计中国与美国合作的意愿，认为美方推动两国关系深化的努力不现实也不可取，形成“政策泡沫”，双方的政治作秀远大于取得的实质突破。罗姆尼认为美国目前缺乏明确而连贯的对华总体战略，新的美国政府需要制定一套完整的对华政策，而包括汇率、知识产权等贸易问题将是他当选后的最优先问题。无论对于奥巴马还是罗姆尼而言，整个美国都非常清楚，降低居高不下的失业率是美国当前最重要的问题，在工业化以及在高新技术领域寻求产业革命和重大突破是两条并行的道路，因此在经济发展方式方面，美国对中国提出的“自主创新”等战略与政策普遍持负面态度，将其与贸易保护主义相联系，认定中国不断违反世界贸易规则和入世承诺。其实，就业问题不仅是美国的问题，同时是世界性的问题，中国同样如此。前任美国总统小布什在自传中分享了一个关于中美两国领导人差异的故事。一次在美国白宫举行的午宴中，布什向来访的胡锦涛主席提出了他经常向各国领导人提起的问题：“有哪些事情会让你夜不能寐？”布什坦承，对美国再次遭受恐怖袭击的担心会令其彻夜难眠，而工程师教育背景出身的胡主席面对这一提问立刻回答到，他最关心的是每年要创造2500万个新的就业机会。布什在自传中如此评价中国的领导人：“他是一个很实在的领导，关注自己的国家本身，而不是一个会挑起他国麻烦的空想家。”但是在大选的政治压力之下，无论是民主党和共和党只能开足舆论的调门，将就业考卷不及格的责任全部推给中国，选举广告中充斥了中国偷走美国的就业机会和核心技术的负面宣传。共和党还对中国的汇率改革不满，希望通过压迫中国的汇率升值进一步缓解美国的出口压力并抑制中国对美国制造业的冲击。目前，中美两国围绕汽车零部件、稀土原料等贸易纠纷呈现出愈演愈烈的态势，美国在亚太地区推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目标之一在于通过更加严格的标准来约束中国在国际经贸合作中的行为，以强化美国的竞争力。 与此同时，在台湾问题上，美方不理解中方因为对台军售问题而屡次中断两国军事交流的做法，认为军事关系的不稳定和安全危机出现时无法及时沟通对两国总体关系而言已经构成战略短板，中方负有重要责任。如果中方无法跳出对台军售问题以保证两军正常稳定的互动，美方在安全方面与中国对话合作的意愿将持续降低。
当双方无法正确客观的理解彼此的战略意图时，相互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也就无法实现。在中国明确宣示要求美国尊重包括涉及台湾、西藏等核心利益问题上以及尊重中国的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等问题上，美国都体现出两面性甚至多面性，在口头承诺对华尊重的同时，屡屡做出伤害和不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事情，并且认定其属于美国的一贯对华政策。不信任令两国之间在各种层面难以取得实效，在这种情况下，中美之间的相互信任更无从谈起。
中美彼此的期待落差，造成了尽管两国相向而行却轨道不同，有意愿合作却难以合拍，尤其是中美在经济发展方式和应对安全威胁方面的政策分歧呈现出扩大的趋势。在地区与全球安全合作方面，中美之间的分歧是明显的。美国在许多安全问题上希望得到中国的政治支持和政策配合，但是中国基于一贯的外交原则和方针，并遵守相关国际政治规范不认同美国的霸权行为和单边主义做法，导致两国在许多安全议题上合作效果不佳，甚至出现明显的冲突，在应对西亚北非的变局，特别是叙利亚危机上，中美两国在安理会就出现了近年来罕见的明显分歧。美国由此批评中国并未担负起相应的大国责任，而中国则反对美國以军事干预为主背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西方式外交模式。这同时也体现出中美两国对于既有的国际规范与外交准则理解的不同。许多学者将中美之间彼此互不信任的现象概括为“战略互疑”，互不信任已然成为两国关系中的首要问题。中国战略界普遍认为美国的核心利益是其全球霸权统治地位，因而美国将企图牵制甚至阻碍中国的崛起。与之相对，美国战略界则对中国的未来发展道路犹豫不决，中国的崛起产生的不确定性及美国对规范中国崛起能力的怀疑，使得零和竞争的思维衍生出包括“中国威胁论”等敌视中国的论调。化解两国间的“互信赤字”，对于毫无先例可循的新型伙伴关系的构建可谓迫在眉睫。
知难而进的新型大国关系
《老子》中有这样一段话：“大小多少。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夫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是以圣人犹难之，故终无难矣。”对中美两国而言，尽量在两国发生正面战略冲突之前，在崛起困境与体系主导权竞争的初始阶段协调两国关系的总体演进方略，于细微之处着眼并累积互信，可最终确保中美关系以及国际政治体系的总体稳定，两国从而可以在良性的竞争道路上继续发展合作。因此新型大国关系的意义极为重大，故而两国在确立双边关系的发展原则方面务必慎重而不可轻下承诺，要充分考虑到这一历史命题的困难之处，而对于既有的共识务必落到实处。
新型大国关系的建立并没有足够的历史经验可以借鉴，而且建立这种关系对于中美两国而言甚至没有非常好的基础。过高的期待与现实的落差将会挫伤积极性与合作的信心。适度的目标与最大化的原则将会使得中美关系的发展更具有现实确定性与规划性。如果中美能实现长期的和平竞争而非战争式的权力冲突，就已经成为国际关系历史上的典范。两国政府高层已经清楚的意识到这一点，2012年伊始，习近平副主席在尼克松访华四十周年之际对美国进行访问，在同美国领导人的会晤中，中美领导人达成了以共同利益为主线，走出一条大国之间和谐相处、良性互动、合作共赢的新型合作伙伴之路的共识。如今，随着中国新一届领导人的顺利产生，奥巴马连任美国总统，双方都对彼此有着充分的认识，并已经有了合作相处的经验，在这样的情况下，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将朝向新型大国关系的具体落实稳步迈进。从面对面转向肩并肩，中美的良性合作与竞争为世界所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