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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传统的声乐文化作为人类文化艺术中较为瑰丽的一部分，寻着历史的脉络，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域架构中以独特的思维方式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中西文化间的本质、特征及差异都是由其特定的思维模式所主导的，因地域和历史变革所形成的风格各异的传统声乐文化，自然包含着不同的情怀和情结。换言之，由于中西方的民族精神、民族意识和文化传统存在巨大差异，才导致各自的声乐文化呈现出了风格迥异的情感色彩。
关键词：传统声乐 现实情怀 悲剧情结
一 中式声乐文化的现实情怀
“儒道互补”是中国传统民族思维最主要的一个特征，这是一个独特的思维方式，并与其他民族艺术和文化有着较大的区别。中国传统声乐文化艺术在华夏大地上孕育了几千年，在社会环境和思维方式的双重作用下，渐渐形成了一种优化人生、感悟人生、以主观境界为向导的具有浓郁现实主义情怀的声乐文化。
1 感悟人生和优化人生
“至乐无乐”是庄子感悟人生苦痛，并寻得解脱的人生感悟；“有与无的和谐”是老子所提倡的处世之道。所以，人生才是道家哲学的本质内容。那么，如果可以将“至乐无乐”和“有和无”的道家思想与中国传统声乐艺术充分地结合起来，就可以达到感悟人生和优化人生的目的。
以琴乐为例，它是中国古代声乐题材的重要载体，不但内容丰富而且能够渗透出道家的人生哲学。弹琴自古以来就是四大才能之首，所以多将琴声定义为淡然怡情、直抒情怀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古语有云：“君子以中谷道志，以琴瑟乐心。”由此可以看出，古时候的文人墨客常常喜欢用琴瑟来使自己高兴，因此吟唱就慢慢演化为他们感悟人生和优化人生的一种途径。中国封建时代的文人雅士，多受封建统治者们嘲讽和排挤，大部分都郁郁不得志，所以多寓情于琴乐，浅咏低吟，而琴歌的简约和淡远之风又恰好与文人雅士的精神追求和审美旨趣相契合，成了其超凡脱俗和放浪山水的情感依托。这种因郁而转的气度和由入世到出世的睿智选择均是感悟人生和释放心灵的一种手段，故而孕育了中国传统声乐文化独特的贴合自然、感悟人生的现实情怀与精神气质。
元曲是中国传统声乐文化中最晚出现的一支，由于元代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中国的文人、士子、清客和儒士都被迫沦落到了社会底层，所以大部分有志之士都郁郁寡欢、壮志难抒。他们笔下的散曲，大多都是咏史怀古、累怨述曲、隐匿避世，很少有歌咏太平盛世、繁华景象之作。所以，元代散曲除了慷慨疾呼、愤世嫉俗之外，还尽力赞颂避世归隐、闲逸山水的情怀，追求放浪形骸、诗意达观的人生境界。但无论这些情绪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元曲都表现了当时社会中最真实的一面，其所坚持的仍然是传统声乐文化中的显示情怀。
文化和艺术是传递人类情感和生命特征最佳的渠道，是领悟自然、体悟人生最好的表现形式。作为中国古代主要的声乐艺术载体，琴歌和元曲的兴起均与其社会历史背景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很多文人雅士由于受到残酷社会现实的逼迫和压制，不得不借助创作、演唱声乐这种最佳的艺术手段来抒发自己的人生痛苦，以达到感悟人生和优化人生的目的。由此可见，中国传统声乐艺术主要以渲染表达现世界的生活意绪为主，很少甚至并不涉及超越现实的宗教神秘。在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中，人是所有问题的根本所在，中国文化始终追求的是对生命的优化。中国文学艺术的核心问题就是“人生”，所以中国艺术美学将人和艺术的关系定义为评价文化价值的一条基准线。另外，中国传统声乐文化对艺术进行的承纳和重构都是寄寓生活精神的，这样才令歌唱艺术的创作、演唱和欣赏更具现实情怀。
2 关注人生的现实情怀
在儒家文化中习惯将美与善的相生相乐作为评价艺术的重要标准，所以其特别推崇艺术上的美与善，这样的理念与道家的“至乐无乐、有和无”的精神是如出一辙的。对个体生命境界的完善与优化是儒家文化的根本，而它所追求的中级目标却是通过美与善的高度统一来达到塑造人格、传播教化和独善其身的修养境界。所以，在儒家文化中十分主张积极入世的态度，这对中国传统声乐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当时，周朝会设置专门负责采集诗歌的官员，目的就是尽可能多的收集来自于民间的民歌、民谣，然后通过其内容了解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都存在哪些问题。孔子亦知诗可以观风俗，故遍采黄河流域各国之风，收录305篇，辑成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这部为集大成而著的《诗经》也是中国传统声乐文化艺术研究的重要史料，其体裁包罗万象，内容丰富多彩，从节气法令、战争徭役，到祭祀风俗、民间爱情等应有尽有。《诗经》同西方凭想象而虚构的神话史诗《荷马史诗》完全不同，它是根据现实人生而进行的真情实感的描述。《诗经》中所传递出的饥者歌食、劳者歌事的传统以及民歌中关注人生现实的情怀，都是中国传统声乐文化以现实为歌咏基调的源头，其不但推动了声乐艺术的发展，而且始终将现实人生列为歌咏体裁选取的主要对象。与道家文化对琴歌风格的影响不同，儒家文化主要影响了古琴文化精神的内核，儒家主要希望通过琴瑟和诗乐陶冶君子的道德情操及人身素养，以琴音的敦厚修正人心的不正邪风，从而达到陶冶情操、修身养性的教化目的。儒家的这种以操守、修身、涵养和性情为歌咏出发点的模式，较为深远地影响了中国声乐艺术文化的后续发展，同时，这也是辨别西方悲喜声乐艺术的重要特征之一。中国传统声乐文化艺术，除琴歌外，还经历了唐代歌舞戏、宋代杂剧、元南戏、五代的词调歌曲和南宋的豪放词曲及元代的散曲等的发展和演变，虽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但其歌咏的主题和对象始终都是围绕着现实人生和日常生活，并多以关注人生的现实情怀为情感的基调。
在中国古人的思想体系里，人的情感是基于现实的最直观的体现，而不是脱离实际的对理想彼岸的无限憧憬。道家思想和儒家思想相互交织作用，并没有让人们过于沉迷于宗教，同西方注重来世的信仰相反，古人更加看重现世人生。因此，在某种意义上，道家和儒家的思想对西方宗教制度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一定的制约作用，从而避免了中国传统声乐文化过早地沦落到西方宗教悲剧的泥塘中。中国传统声乐文化所追求的发展主线和人生境界是以优化和感悟认为的现实情怀为依托的，所以其演变方向和艺术发展道路一直被道家哲学和儒家哲学所牵引着。 二 西式声乐文化的悲剧情结
西方的思考方法和中方不太相同，西方比较注重理性推理而稍看轻感性体验，导致科学理性和宗教情怀一直是西方思想文化发展的根据。随着科技文化的发展、生产技术的推进，出现了两种对立的世界观，这两种观点在潜移默化中深深影响了西方的艺术和文化，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束缚了传统声乐的发展和创新。
1 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
“理智与克制”属于日神的精神理念，而“痴狂与放纵”则属于酒神的精神里面，二者组成了西方精神的两个层面，并且成为无法被分开的两个对立主题。西方悲剧情节就是来源于这两个对立的精神主题，其对西方人的精神世界起到了一定的桎梏作用。在尼采所写的《悲剧在音乐精神中诞生》中就明确指出了这两种对立的精神状态，同时其还将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恰如其分地反应到了音乐领域当中，且最终成为西方声乐文化的主线。
在尼采的人生观当中，艺术家要么是与阿波罗一样属于梦幻型，要么就像狄俄尼索斯一样属于醉狂型。上古时期的希腊人借助合唱的形式演绎《荷马史诗》的内容，以完成对日神和酒神的歌颂。当时的西方文明，其核心内容就是喜剧精神与悲剧精神，两者是相互对立的：假如有一方干预到了另外一方，那么就会遭到抛弃甚至会被毁灭。喜剧精神和悲剧精神间的相生相克对西方文化艺术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支配和制约作用，且主宰着它前进的方向。在歌剧刚刚诞生的时候，很多人都认为这是“音乐写成的悲剧”。当时的歌剧大多都是以历史神话为选材的，然后利用音乐和歌剧的综合应用凸显出作品中所要表达的悲剧或者戏剧精神。莎士比亚创作的著名歌剧《奥赛罗》就是以揭示人物内心世界为核心的一部旷世杰作。在对此剧进行改编时，博依托选择的是集中渲染人的善良与邪恶，而威尔第却尽力描绘了雅戈的绝对邪恶和玛格丽特的绝对善良。这也正是这部西方乃至世界传统声乐史上最能撼动人心的悲剧作品的力量所在。
通过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对现实人生“克制和理智”的思考是西方传统声乐文化的核心，是对日神阿波罗精神的延续；而酒神狄俄尼索斯则提倡自然本能和情欲人性的揭露，但两者并没有绝对的好与坏之分，而是一种悲剧情节的不同展现精神。而存在于西方传统声乐文化中的悲剧情节在经历了2500多年的发展史后，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并且传达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的生存困境和生存价值。
2 基督教义存在的自我悖论
基督教的宗教信仰是：上帝博爱创造万物，但人却犯下了严重的罪行，只有上帝进行自我赎罪才能远离魔鬼和病痛，才能偿还自己造下的罪孽，才能在生命结束以后有进入天堂的机会。可是，如果认真品味基督教的文化就不难发现，上帝的至善和人类的罪孽深重本身就属于自我悖论。那么，灵肉和人神之间就形成了无形的对立，人类便陷入了一个黑暗的时期，此时，生命意识就会朝着两个完全相反的方向行进，一个是敢于奉献的精神，一个是沦入苦难的意识。以反对希腊艺术与文化为前提，基督教塑造了十字架和耶稣这一苦难的造型，目的就是为了引导西方民众主动忏悔自己的罪过。
当时西方的思维定式和文化发展情况促使古希腊和基督教孕育出了悲剧情节。完美与缺陷同时存在于基督教的宗教精神当中，而这种状态下的悲剧情节与西方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内涵保持了高度的统一。然而，存在于人性中的完善和缺陷，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激烈的碰撞，进而成为西方传统音乐文化亘古不变的中心思想。比才所撰写的《卡么》和莫扎特所著的《魔笛》就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
但事态的发展经常会朝着人们意料之外的方向发展，基督教为了引导民众进行自我忏悔和赎罪的目的慢慢发生了偏离，人们变得不再关注歌词的内容，而是将注意力放在了感官享受之上。在感官体验和宗教意识相互消长的过程中，西方传统声乐艺术越发精彩；在宗教精神和理性精神的相互碰撞中，音乐剧和歌剧风靡于世纪。
三 结语
纵观中西方传统声乐文化的发展与演变历程，中国的特点就是集理性和感性为一体，以融会贯通为目的；但西方却扩大两者间的矛盾，主张此消彼长。中国的传统声乐文化立足于现世的种种，以人们的实际生活为基础，追求精神的达观自由和主客观境界的和谐统一；与之相反，西方的传统声乐文化更喜欢沉浸在悲剧的情节当中，并且为了寻找到理性和感性平衡的一个支点而不懈努力地探索着。综上所述，中西方传统音乐文化的发展，在各自文化积淀、民族思维和审美旨趣上，呈现出了风格迥异、各具特色的文化本质特征。
参考文献：
[1] 李保霞：《审美心理维度下的中西方声乐文化审美观之刍议》，《作家》（下半月），2011年第18期。
[2] 张晓农：《琼林瑶树声行云流水韵——论中国古代琴歌的演唱特色》，《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3] 尼采，赵登荣译：《悲剧的诞生》，漓江出版社，2000年版。
[4] 杨力：《中西声乐艺术文化内涵新论》，《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肖眉雅，贵州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
关键词：传统声乐 现实情怀 悲剧情结
一 中式声乐文化的现实情怀
“儒道互补”是中国传统民族思维最主要的一个特征，这是一个独特的思维方式，并与其他民族艺术和文化有着较大的区别。中国传统声乐文化艺术在华夏大地上孕育了几千年，在社会环境和思维方式的双重作用下，渐渐形成了一种优化人生、感悟人生、以主观境界为向导的具有浓郁现实主义情怀的声乐文化。
1 感悟人生和优化人生
“至乐无乐”是庄子感悟人生苦痛，并寻得解脱的人生感悟；“有与无的和谐”是老子所提倡的处世之道。所以，人生才是道家哲学的本质内容。那么，如果可以将“至乐无乐”和“有和无”的道家思想与中国传统声乐艺术充分地结合起来，就可以达到感悟人生和优化人生的目的。
以琴乐为例，它是中国古代声乐题材的重要载体，不但内容丰富而且能够渗透出道家的人生哲学。弹琴自古以来就是四大才能之首，所以多将琴声定义为淡然怡情、直抒情怀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古语有云：“君子以中谷道志，以琴瑟乐心。”由此可以看出，古时候的文人墨客常常喜欢用琴瑟来使自己高兴，因此吟唱就慢慢演化为他们感悟人生和优化人生的一种途径。中国封建时代的文人雅士，多受封建统治者们嘲讽和排挤，大部分都郁郁不得志，所以多寓情于琴乐，浅咏低吟，而琴歌的简约和淡远之风又恰好与文人雅士的精神追求和审美旨趣相契合，成了其超凡脱俗和放浪山水的情感依托。这种因郁而转的气度和由入世到出世的睿智选择均是感悟人生和释放心灵的一种手段，故而孕育了中国传统声乐文化独特的贴合自然、感悟人生的现实情怀与精神气质。
元曲是中国传统声乐文化中最晚出现的一支，由于元代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中国的文人、士子、清客和儒士都被迫沦落到了社会底层，所以大部分有志之士都郁郁寡欢、壮志难抒。他们笔下的散曲，大多都是咏史怀古、累怨述曲、隐匿避世，很少有歌咏太平盛世、繁华景象之作。所以，元代散曲除了慷慨疾呼、愤世嫉俗之外，还尽力赞颂避世归隐、闲逸山水的情怀，追求放浪形骸、诗意达观的人生境界。但无论这些情绪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元曲都表现了当时社会中最真实的一面，其所坚持的仍然是传统声乐文化中的显示情怀。
文化和艺术是传递人类情感和生命特征最佳的渠道，是领悟自然、体悟人生最好的表现形式。作为中国古代主要的声乐艺术载体，琴歌和元曲的兴起均与其社会历史背景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很多文人雅士由于受到残酷社会现实的逼迫和压制，不得不借助创作、演唱声乐这种最佳的艺术手段来抒发自己的人生痛苦，以达到感悟人生和优化人生的目的。由此可见，中国传统声乐艺术主要以渲染表达现世界的生活意绪为主，很少甚至并不涉及超越现实的宗教神秘。在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中，人是所有问题的根本所在，中国文化始终追求的是对生命的优化。中国文学艺术的核心问题就是“人生”，所以中国艺术美学将人和艺术的关系定义为评价文化价值的一条基准线。另外，中国传统声乐文化对艺术进行的承纳和重构都是寄寓生活精神的，这样才令歌唱艺术的创作、演唱和欣赏更具现实情怀。
2 关注人生的现实情怀
在儒家文化中习惯将美与善的相生相乐作为评价艺术的重要标准，所以其特别推崇艺术上的美与善，这样的理念与道家的“至乐无乐、有和无”的精神是如出一辙的。对个体生命境界的完善与优化是儒家文化的根本，而它所追求的中级目标却是通过美与善的高度统一来达到塑造人格、传播教化和独善其身的修养境界。所以，在儒家文化中十分主张积极入世的态度，这对中国传统声乐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当时，周朝会设置专门负责采集诗歌的官员，目的就是尽可能多的收集来自于民间的民歌、民谣，然后通过其内容了解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都存在哪些问题。孔子亦知诗可以观风俗，故遍采黄河流域各国之风，收录305篇，辑成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这部为集大成而著的《诗经》也是中国传统声乐文化艺术研究的重要史料，其体裁包罗万象，内容丰富多彩，从节气法令、战争徭役，到祭祀风俗、民间爱情等应有尽有。《诗经》同西方凭想象而虚构的神话史诗《荷马史诗》完全不同，它是根据现实人生而进行的真情实感的描述。《诗经》中所传递出的饥者歌食、劳者歌事的传统以及民歌中关注人生现实的情怀，都是中国传统声乐文化以现实为歌咏基调的源头，其不但推动了声乐艺术的发展，而且始终将现实人生列为歌咏体裁选取的主要对象。与道家文化对琴歌风格的影响不同，儒家文化主要影响了古琴文化精神的内核，儒家主要希望通过琴瑟和诗乐陶冶君子的道德情操及人身素养，以琴音的敦厚修正人心的不正邪风，从而达到陶冶情操、修身养性的教化目的。儒家的这种以操守、修身、涵养和性情为歌咏出发点的模式，较为深远地影响了中国声乐艺术文化的后续发展，同时，这也是辨别西方悲喜声乐艺术的重要特征之一。中国传统声乐文化艺术，除琴歌外，还经历了唐代歌舞戏、宋代杂剧、元南戏、五代的词调歌曲和南宋的豪放词曲及元代的散曲等的发展和演变，虽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但其歌咏的主题和对象始终都是围绕着现实人生和日常生活，并多以关注人生的现实情怀为情感的基调。
在中国古人的思想体系里，人的情感是基于现实的最直观的体现，而不是脱离实际的对理想彼岸的无限憧憬。道家思想和儒家思想相互交织作用，并没有让人们过于沉迷于宗教，同西方注重来世的信仰相反，古人更加看重现世人生。因此，在某种意义上，道家和儒家的思想对西方宗教制度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一定的制约作用，从而避免了中国传统声乐文化过早地沦落到西方宗教悲剧的泥塘中。中国传统声乐文化所追求的发展主线和人生境界是以优化和感悟认为的现实情怀为依托的，所以其演变方向和艺术发展道路一直被道家哲学和儒家哲学所牵引着。 二 西式声乐文化的悲剧情结
西方的思考方法和中方不太相同，西方比较注重理性推理而稍看轻感性体验，导致科学理性和宗教情怀一直是西方思想文化发展的根据。随着科技文化的发展、生产技术的推进，出现了两种对立的世界观，这两种观点在潜移默化中深深影响了西方的艺术和文化，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束缚了传统声乐的发展和创新。
1 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
“理智与克制”属于日神的精神理念，而“痴狂与放纵”则属于酒神的精神里面，二者组成了西方精神的两个层面，并且成为无法被分开的两个对立主题。西方悲剧情节就是来源于这两个对立的精神主题，其对西方人的精神世界起到了一定的桎梏作用。在尼采所写的《悲剧在音乐精神中诞生》中就明确指出了这两种对立的精神状态，同时其还将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恰如其分地反应到了音乐领域当中，且最终成为西方声乐文化的主线。
在尼采的人生观当中，艺术家要么是与阿波罗一样属于梦幻型，要么就像狄俄尼索斯一样属于醉狂型。上古时期的希腊人借助合唱的形式演绎《荷马史诗》的内容，以完成对日神和酒神的歌颂。当时的西方文明，其核心内容就是喜剧精神与悲剧精神，两者是相互对立的：假如有一方干预到了另外一方，那么就会遭到抛弃甚至会被毁灭。喜剧精神和悲剧精神间的相生相克对西方文化艺术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支配和制约作用，且主宰着它前进的方向。在歌剧刚刚诞生的时候，很多人都认为这是“音乐写成的悲剧”。当时的歌剧大多都是以历史神话为选材的，然后利用音乐和歌剧的综合应用凸显出作品中所要表达的悲剧或者戏剧精神。莎士比亚创作的著名歌剧《奥赛罗》就是以揭示人物内心世界为核心的一部旷世杰作。在对此剧进行改编时，博依托选择的是集中渲染人的善良与邪恶，而威尔第却尽力描绘了雅戈的绝对邪恶和玛格丽特的绝对善良。这也正是这部西方乃至世界传统声乐史上最能撼动人心的悲剧作品的力量所在。
通过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对现实人生“克制和理智”的思考是西方传统声乐文化的核心，是对日神阿波罗精神的延续；而酒神狄俄尼索斯则提倡自然本能和情欲人性的揭露，但两者并没有绝对的好与坏之分，而是一种悲剧情节的不同展现精神。而存在于西方传统声乐文化中的悲剧情节在经历了2500多年的发展史后，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并且传达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的生存困境和生存价值。
2 基督教义存在的自我悖论
基督教的宗教信仰是：上帝博爱创造万物，但人却犯下了严重的罪行，只有上帝进行自我赎罪才能远离魔鬼和病痛，才能偿还自己造下的罪孽，才能在生命结束以后有进入天堂的机会。可是，如果认真品味基督教的文化就不难发现，上帝的至善和人类的罪孽深重本身就属于自我悖论。那么，灵肉和人神之间就形成了无形的对立，人类便陷入了一个黑暗的时期，此时，生命意识就会朝着两个完全相反的方向行进，一个是敢于奉献的精神，一个是沦入苦难的意识。以反对希腊艺术与文化为前提，基督教塑造了十字架和耶稣这一苦难的造型，目的就是为了引导西方民众主动忏悔自己的罪过。
当时西方的思维定式和文化发展情况促使古希腊和基督教孕育出了悲剧情节。完美与缺陷同时存在于基督教的宗教精神当中，而这种状态下的悲剧情节与西方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内涵保持了高度的统一。然而，存在于人性中的完善和缺陷，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激烈的碰撞，进而成为西方传统音乐文化亘古不变的中心思想。比才所撰写的《卡么》和莫扎特所著的《魔笛》就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
但事态的发展经常会朝着人们意料之外的方向发展，基督教为了引导民众进行自我忏悔和赎罪的目的慢慢发生了偏离，人们变得不再关注歌词的内容，而是将注意力放在了感官享受之上。在感官体验和宗教意识相互消长的过程中，西方传统声乐艺术越发精彩；在宗教精神和理性精神的相互碰撞中，音乐剧和歌剧风靡于世纪。
三 结语
纵观中西方传统声乐文化的发展与演变历程，中国的特点就是集理性和感性为一体，以融会贯通为目的；但西方却扩大两者间的矛盾，主张此消彼长。中国的传统声乐文化立足于现世的种种，以人们的实际生活为基础，追求精神的达观自由和主客观境界的和谐统一；与之相反，西方的传统声乐文化更喜欢沉浸在悲剧的情节当中，并且为了寻找到理性和感性平衡的一个支点而不懈努力地探索着。综上所述，中西方传统音乐文化的发展，在各自文化积淀、民族思维和审美旨趣上，呈现出了风格迥异、各具特色的文化本质特征。
参考文献：
[1] 李保霞：《审美心理维度下的中西方声乐文化审美观之刍议》，《作家》（下半月），2011年第18期。
[2] 张晓农：《琼林瑶树声行云流水韵——论中国古代琴歌的演唱特色》，《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3] 尼采，赵登荣译：《悲剧的诞生》，漓江出版社，2000年版。
[4] 杨力：《中西声乐艺术文化内涵新论》，《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肖眉雅，贵州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