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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1月，在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反复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性。随后，又亲自组织三个调查组对浙江、湖南、广东农村进行调查，这对于了解农村真实情况，下决心调整农村政策起了重要作用。
毛泽东：“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主要部署农村的整风整社。会议确定，所有社队都必须以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为纲，进行整风整社，彻底纠正“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风、强迫命令风等“五风”，彻底清算平调（即“一平二调”，平指平均主义，调指无偿调拨）账，坚决退赔。要求社队各级和县以上各级各部门的平调账，都必须认真清理，谁平调的谁退赔，从哪里平调的退赔给哪里。自从出台“十二条”，各地开展整风整社活动后，毛泽东对农村的真实情况有了较多的了解，开始感到农村困难局面的出现，很大程度上同决策脱离实际有关，是调查研究不够、情况不明造成的，因此有必要大力提倡调查研究。
1月13日，也就是中央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在会上就农业问题、工业问题、建设方针、国际形势等阐明了意见，着重讲了调查研究的问题。他说：“这一次中央工作会议，开得比过去几次都要好一些，大家的头脑比较清醒一些。比如关于冷热结合这个问题，过去总是冷得不够，热得多了一点，这一次结合得比过去有进步，对问题有分析，情况比较摸底。当然，现在有许多情况，就中央和省一级来说，还是不摸底。”“我希望同志们回去之后，要搞调查研究，把小事撇开，用一部分时间，带几个助手，去调查研究一两个生产队、一两个公社。在城市要彻底调查一两个工厂、一两个城市人民公社。”
毛泽东还说：“这些年来，我们的同志调查研究工作不做了。要是不做调查研究工作，只凭想象和估计办事，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所以，请同志们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毛泽东在讲话中认为，只有情况明，才能决心大、方法对，因此必须开展调查研究。他说：“今年搞一个实事求是年好不好？河北省有个河间县，汉朝封了一个王叫河间献王。班固在《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中说他‘实事求是’，这句话一直流传到现在。提出今年搞个实事求是年，当然不是讲我们过去根本一点也不实事求是。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传统的，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但是建国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对实际情况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我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今年要做一点，这个会开完，我想去一个地方，做点调查研究工作。”
1961年1月中旬，接着中央工作会议之后，中央又召开了八届九中全会。全会确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会上，毛泽东又讲到了调查研究的问题，说这几年我们吃了不调查研究的亏，重申1961年要成为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
正当毛泽东大力提倡调查研究之际，一本题为《调查工作》（该文收入《毛泽东选集》后题为《反对本本主义》）的石印小册子摆到了他的案头，他见后非常高兴。这是他30年前写的一篇旧作，是针对当时党内存在的严重的教条主义倾向而写的，已经失散多年，一直寻找而未得。1959年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建馆，到各地征集革命文物，在福建的龙岩地区发现了这篇文章的石印本。1960年底，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的人从革命博物馆借来。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得知此书后，将其送到了毛泽东手中。
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写道：“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它的先头。”“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看到这熟悉的文字，联想到当前困难的形势，毛泽东更感到调查研究的重要。八届九中全会刚刚结束，他就致信秘书田家英，要他和陈伯达、胡乔木各带一个调查组，分别去浙江、湖南、广东省农村，以10天至15天的时间，各调查一个最好的队和一个最坏的队，然后直接向他汇报。1961年1月21日，三个调查组离京前往浙、湘、粤三省农村调查。
田家英：浙江农村调查
1月22日，由田家英率领的中央浙江调查组到达杭州。田家英向中共浙江省委负责人传达了毛泽东给他的信，浙江省委也决定派人参加调查组。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调查组和浙江省委商定在富阳县选一个最好的生产队（即东洲公社的五星生产队）、在嘉善县选一个最差的生产队（即魏塘公社的和合生产队）作为调查对象。调查组分成两个小组，一个小组去嘉善，一个小组去富阳。田家英自己先去嘉善调查。
1月24日下午，田家英率领的调查组来到嘉善的魏塘公社。当天晚上，调查组就听取了公社负责人的汇报，对这个公社1958年以来组织“大跃进”“放卫星”“大办钢铁”“人民公社化”“大办食堂”“大兵团作战”等情况，有了初步印象。
第二天上午，调查组进驻和合生产队。调查组进村之后，田家英明确要求，调查人员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了解真实情况。针对基层干部和群众还有顾虑的情况，田家英提出要“打开脑筋，打破思想框框，敢于和善于发现问题”，要求调查组在生活上和群众同吃同住，打成一片，集中精力做好调查，而不搞那些流于形式的劳动;同时，在调查组内部提倡“敢想敢说”，“敢于提出问题和不同意见”，但是这些意见应该通过组织向当地领导提出，不许向外乱说，不准对基层干部指手画脚，以免干扰地方工作。
调查组首先采取串门个别访问、分阶层召开各种座谈会的方法了解情况。他们选择了两户贫农、两户下中农、两户上中农，用几天时间对这六户家庭解放以来的劳力、经济、生活状况的变化，进行了算账对比。调查组还请来了几位老贫农、老雇农、老中农和生产队干部进行交谈。经过连续几天的座谈，调查组对和合生产队1956年至1960年生产发展情况、存在的严重问题有了深入了解。 和合生产队是魏塘公社14个落后队中的一个，它在公社化前是一个高级农业合作社，下面有11个生产小队，共有327户、1236人，有耕地3753亩，人均3亩多。这里地处杭嘉湖平原水网地区，土地肥沃，灌溉便利，历来是有名的产粮区，群众生活一向较好，是名副其实的“鱼米之乡”。公社化前，和合生产队每年向国家提供100万斤左右的商品粮，但自1958年以来，这个生产队粮食产量连年下降，1960年亩产量只有291斤，而解放前常年亩产已达350斤至380斤。
对于这个队的落后面貌，调查组将之概括为“队困民穷，集体负债，社员倒挂（即透支）”，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生产力遭到了严重破坏。1958年下半年以来，和合生产队的耕牛、猪、羊大批死亡，农具大量损坏，瘦瘠地不断增加。这个生产队的耕牛已由1956年高级社时的108头减少到68头，仅1958年冬到1959年春就死掉10多头;猪从1958年的486头减少到1961年初的180头;羊从200只减少到74只。瘦瘠地由510亩增加到1960年的830亩。农具损坏也相当严重，水车由101部减少到52部，犁耙由99张减少到57张，稻桶由82只减少到54只，而现有的农具许多破旧不堪，需经过修理才能使用。
二是社员生活十分困难，收入减少，口粮下降，体质很差，疾病增多。1949年以来这里农民本来收入一年比一年增加，日子一年比一年好，但1957年以后，生活水平就逐渐下降，1960年更是直线下降。这一年每个社员的平均收入只有21.27元，还不到1956年73.4元的30%，而每个人的最低标准口粮就需要30元左右，社员一年辛勤劳动，到年终结算，还成了“倒挂户”，全队“倒挂户”占到了总户数的58.6%。社员生活最大的困难，就是口粮不足，1956年以后社员口粮连年下降，1960年只有353斤原粮，仅为定量的四分之三，这个队已连续3年春天闹粮荒。调查组来时，每人每天只有半斤大米，三餐都是稀饭，蔬菜很少，又没有其他代食品，社员普遍反映：“这三年来，人有点饿坏了。”他们形容这几年的生活是：“王二小过年，一年不如一年。”由于口粮不足，吃不饱饭，社员体质明显下降，生病的年年增多。当时全队有170个病人，占全队人数13.7%，其中劳动力80人，占19%。
三是集体经济受到削弱。由于生产力的破坏，社员生活的下降，从而也严重影响了集体经济的巩固。1961年上半年和合生产队生产周转资金缺口达11000元，必需的基本建设和生产费用需要29000元。如果没有国家的支援，和合大队已经到了连简单的再生产也无法维持的地步。而这个生产队已经欠国家贷款48000元。这几年，社员从集体分到的收入，无论是绝对数或比重，都是愈来愈小。1960年集体分配部分仅占社员总收入的63%，每一个劳动日只有0.163元。
调查组了解到，由于生活困难，社员们普遍怀念过去的初级社，说那个时候最好，饭吃得饱，钱拿得多。也有一些社员怀念单干时的生产，这些人不都是中农和富裕中农，也有贫农和下中农。甚至一些雇农出身的社员，也对当年的雇工生活有些留恋，说那个时候比现在吃得饱、吃得好，经常可以吃到咸鱼，农忙时还有酒有肉。
调查组发现，和合生产队出现这种严重局面，主要原因并不是自然灾害。群众反映说，这几年的年景不错，并没有什么自然灾害。调查组认为，造成这个队落后的最主要原因，是“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风等“五风”。从1958年下半年起，和合生产队“五风”一直在刮，且越刮越大，越刮越厉害。其结果，不但刮掉了合作社时期的一套行之有效的经营管理制度，严重挫伤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引起粮食问题更加紧张，还使高级社时就已存在的问题，比如因生产队规模过大而产生的平均主义等矛盾，更加突出。
这个队的“五风”起源于1958年早稻估产时的浮夸风，大盛于公社化初期的“大兵团作战”。那时以“共产风”为主“五风”齐刮。1959年下半年以来，“共产”风稍有停息，瞎指挥和强迫命令风仍在继续发展，1960年发展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直到中共中央紧急指示信即“十二条”下达后，“五风”才基本停息下来。
从1月25日至2月2日，田家英率调查组经过7天半的调查，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基本上掌握了和合生产队的情况及存在的问题。通过调查，他们深切地感受到了“五风”问题的严重危害。
随后，田家英又赶到富阳县东洲公社，调查了解五星生产队的情况。在此之前，另一调查小组已在这里调查了一个星期，但对这个队的粮食产量依然摸不清底细，被采访的老农和基层干部说法各不相同，查账也是几个数字、互相矛盾。田家英和调查组其他人分别找会计、仓库保管员、生产队长和支部书记谈心，干部们才交了底，说出了真情。这个生产队的粮食生产之所以没有下降，人民生活情况还比较好，主要原因是生产队干部、党员和部分老农协商一致，有组织地抵制来自上面的瞎指挥，对粮食产量采取两本账的办法，对密植采取路边密点、里面常规的办法加以应付。田家英听了生产队的汇报之后，立即肯定了他们的这套“防风林”的措施。
人民公社化后农村普遍实现了公共食堂化。当时，公共食堂被冠以“共产主义萌芽”“社会主义阵地”。在1959年庐山会议后的反右倾运动中，一些干部还因为主张解散公共食堂而遭到批判甚至组织处分。和合生产队和五星生产队都办有公共食堂，调查组也和农民一样到食堂吃稀饭。公共食堂不但限制了社员的吃饭自由，还是典型的平均主义，并且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广大社员早已对此不满。但办食堂是各级倡导的，并且各级不断地发文件、下指示，强调公共食堂制度必须坚持。因此，尽管社员们对食堂是满肚子的意见，但谁也不敢对调查组明说。
调查组为此专门召开了座谈会，让社员把心里话讲出来，但会上发言并不踊跃，吞吞吐吐。会后，一位妇女迟迟不肯离去，把调查组的人拉到一旁，悄悄地问，你们是真听意见，还是让我们表态？会上那么多人怎么敢讲！这个妇女根据在食堂工作的亲身经历，说了食堂一大堆问题。 随后，调查组又挨家挨户进行访问，对食堂问题作了进一步调查，发现绝大多数群众对食堂意见很多：一是办食堂，搞“一平二调”，社员家的炊具、桌凳搬到食堂无偿使用;二是把自留地收归食堂作菜地，家畜家禽集中饲养，使社员无法发展家庭副业和多种经营;三是食堂饭菜不对胃口，老人小孩难以照顾，生活不方便;四是难管理、漏洞多，有的干部开“小灶”，多吃多占;五是食堂浪费粮食严重，把生米变熟饭要过五道滴漏（即从米桶——掏箩——水缸——饭锅——社员的饭篮五道程序都有滴漏），结果1斤米变成8两粥。绝大多数群众的意见是食堂应该解散。
调查组把群众的意见如实地向田家英作了汇报。田家英一听说要解散食堂，并没有心里准备，颇为吃惊，因为中共中央刚刚下发的“十二条”中，还明确规定“公共食堂的制度必须坚持”，并且“必须办好”。因此田家英并没有马上表态，而是又亲自召开几次座谈会，反复听取群众意见，最后他认为群众的意见是对的。
在调查中，许多老农向调查组反映：办初级社时最好，十几户、几十户人家自愿结合在一起。既是生产单位，又是分配单位，看得见，摸得着，算得清，分得到，大家的生产积极性很高。公社化后，一个和合生产队，要管11个小队，南北10多里，望不到边，分配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哪来劲头搞集体生产。调查组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出现了不同意见。有人提出，应该调整生产队规模，把核算单位放到生产队（即当时的小队）;有人则怀疑这样做是“倒退到初级社了”。在这个问题上，田家英的态度很明朗，认为不应该以过去的框框去谈论什么“前进”和“倒退”，而主要看是否符合群众的意愿，是否有利于生产。
这年2月初，毛泽东也到了杭州，并于2月6日听取了中央调查组的汇报。就在这次谈话中，田家英向毛泽东建议中共中央搞一个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被毛泽东采纳了。在随后的广州会议上，毛泽东提到这个条例的由来时说：“我是听了谁的话呢？就是听了田家英的话，他说搞条例比较好。我在杭州的时候，就找了江华同志、林乎加同志、田家英同志，我们商量了一下，搞这个条例有必要。搞条例不是我创议的，是别人创议的，我抓住这个东西来搞。”
胡乔木：湖南农村调查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胡乔木率领一个中央调查组前往湖南进行农村调查。
1961年1月30日至3月7日，中央调查组与湖南省委和湘潭地委所派的干部一起，来到湘潭县的石潭公社古云大队调查。调查组住在古云大队部的一栋旧瓦房里，胡乔木住一小间，其他人在一间大点的房子打通铺。
调查组进村时，群众对调查组的情况不摸底，尽管他们对公社体制、公共食堂有很多意见，却不敢讲实话，害怕调查组走后挨辩论、批斗、扣饭。为了打消群众的顾虑，胡乔木决定走家串户进行走访调查。
调查组首先来到了已经靠边站的队干部易少华家。易少华靠边站的原因是讲了一句上面不爱听的话，结果不但挨了批，而且还被撤了职。胡乔木在得知他有四个小孩后，便问道：“四个崽，有饭吃吗？”易少华本想说真话，但又怕以后挨打受斗，就低头不语。胡乔木见状，知道他有顾虑，不敢说真话，就对他说：“你放心，我们这次来，只是来搞调查，没别的意思。调查目的就是要弄清楚你们的生活生产怎么样，有什么困难、问题和要求，再报告给毛主席、党中央，为制订好的农村政策打下基础，摸清底子。”
易少华听胡乔木这么一说，就大着胆子说了一句：“就是饭吃不饱。”胡乔木问：“为什么连饭都吃不饱？”易少华说：“这几年连年减产，亩产只有140多斤。”胡乔木说：“产量这样低，群众吃几两米一餐。”易少华说：“十六两秤一斤吃三两米一餐。”胡乔木感叹地说：“吃三两米，怎么做得了事。”胡乔木又问易少华对农村政策怎么看，易少华说，搞集体还是要得，就是搞公共食堂要不得。胡乔木问：“为什么要不得？”易少华说：“会饿死人的。我们这里搞食堂只是一个形式，不信你可以到食堂去看看。”
2月5日，胡乔木在几个生产队转了一圈后，来到了泥湾小队的食堂。此时正好是食堂开饭时分，胡乔木要了一钵饭，来到一张桌子边，却发现食堂许多的桌子都蒙上了厚厚的一层灰。他悄悄地问旁边一个叫陈玉泉的社员怎么回事。陈玉泉本来不想讲，但又想起别人告诉说易少华对调查组讲了真话，也没把他怎么样，就对胡乔木说：食堂本来早已散了，队长听说调查组要来检查食堂，前天通知社员要集体出工，并说食堂管三餐饭。胡乔木又问食堂好不好，陈玉泉说：“吃食堂好是好，就是身体打败仗。”说着就捋起裤脚把浮肿的双腿给胡乔木看。
胡乔木又问旁边一个叫李枚生的社员：“饿饭吗？”李枚生一向胆小怕事，就言不由衷地说：“生活还好，饭也吃饱。”胡乔木知道他说的不是真心话，就指着他身上穿的烂衣服说：“你怎么穿得这样差？”李枚生说：“这是我下田穿的劳动服，好的锁在柜子里。”胡乔木见此，就说：“那好，你带我到你屋里去看你的好衣服。”李枚生没有办法，只得把胡乔木领到家里。到了李家，李的妻子赵氏正在吃东西，胡乔木便问吃的是什么？赵氏比较泼辣，就把碗端到胡乔木面前，并且说：“看吧，糠粑粑，你试点味不？”胡乔木看着碗里的糠粑粑，久久没有说话。
2月9日，调查组开了一次干部座谈会，参加的5人中，4个是生产小队队长，1个是被撤职的大队财粮委员，其中3人是党员。
调查组问：这几年，哪年生产搞得最好，粮食搞得最多？回答是：土改后一亩能收500斤，1953年和1954年产量更高，平均每亩有600斤，1955年和1956年低了些，平均500斤上下。到1958年，粮食产量降低了，每亩只有390斤，1959年只有200多斤，1960年每亩仅收了100多斤。
调查组问：为什么近几年来，粮食产量逐年下降，急剧下降呢？队干部们回答说：除了1960年有较大的灾害和1959年稍有灾害外，主要是生产瞎指挥，“乱搞乱顿姜”（湖南方言，乱来，无计划之意）;刮“共产风”，“你的就是我的”;基层干部的作风不民主，强迫命令，打人骂人。 这个大队的生产瞎指挥，从1958年春天就已开始，下什么种，什么时候浸种，都是按上边命令。1958年上级号召深耕，犁田不看田底子，有的田深耕三尺。最严重的是乱调人，1958年早稻刚收完，就抽了一部分人去找煤矿，一部分人去炼铁，留在家里的人很少，到11月才把晚稻收回来。1959年早稻刚上场，就发动社员去修“幸福堤”，“幸福堤”刚修完，又修“增产坝”和“花果山”。参加座谈会的干部们说：“搞来搞去，把些人搞疲了，和烂泥巴一样，骂也不动，打也不动。”“按这号搞法，再搞几年，就没有人了，都会‘散工’（死亡）。”
调查组问：为什么这几年生猪、鱼、鸡鸭都少了？回答是：以前这里每户都养猪，有的还有猪婆（母猪）。养猪最多的时候是1952年到1957年，那时候食品公司猪都收不过来，一天收一二百头。从1958年起，生猪就减少了。为什么？一是办起食堂后，屋里没有谷米加工，没有糠碎，社员私人不喂了，只有食堂喂了几只;二是猪喂壮了，政府又叫送走了，喂猪的人没有肉吃。这样一来，大家都不愿喂猪了。这几年政府（指大队）要抓现金，不问来源，只分配任务，规定每个中队（生产队）要交多少钱给大队，鱼只捉不放，哪里还有呢？1959年冬公社收购鸡鸭，往下硬性分配任务，几天向上面报一次“喜”。社员不送来，（公社）供销部就派人去捉。这样一来，就坏事了，你捉了一只，其余两只都“该死”，还不越搞越少。
参加座谈会的小队干部还反映，瞎指挥不仅使当年生活受到影响，而且使生产工具和耕牛受到损害，影响了再生产。古云从土改到合作化，农具逐年增加。到了1958年以后，生产瞎指挥加上“共产风”，农具用了就丢，没人收捡，没人清洗，放在外面日晒夜露。耕牛也减少了，其原因，一是耕牛的劳役加重了，二是耕牛的体质和气力减弱，也没有牛崽子了。
座谈会上，小队干部们还向调查组反映了古云大队几年来存在严重的“共产风”问题。古云的“共产风”早在“大跃进”启动之初就已开始刮了。1957年12月至1958年3月，古云高级社开展大规模的投资和积肥运动。当时刚建立高级社，生产缺乏资金，中共湘潭县委布置开展投资运动，提出的口号是“死钱变活钱”，要社员把家里藏的银圆拿出来，作为向社里的投资，办法是先由几个干部摸底，认定是有钱的户，就送去一张条子，写明什么时候要向社里交出多少钱来，没有钱就逼，逼不出就打。一个叫王德云的社员，家里修了一条暗坑，搞积肥运动挖地皮泥时被发现，干部们硬说他家藏有银圆，逼其拿出，拿不出就叫其母亲坐冰盆（即在澡盆里放冷水，让人坐在里面）。在投资运动中，许多人被打，其中有贫农也有富农。这样一逼一打，弄得人人紧张，有的吓得把钱都拿出来。如此一来，古云高级社一共搞出了7000块钱，其中银圆有4000元。没钱的户，有的被逼出卖被帐、棉纱，有的被赶走了生猪。
紧接着，古云又大搞积肥运动，提出“户户关门”“路无闲人”的口号。所谓“户户关门”“路无闲人”，就是屋里的人都出去积肥，过路的人一律要积15担至20担“爱国肥”，路人随带的礼物常被抢吃一空。有个70多岁的老头子，来石潭籴米，社员毛某叫他积肥，老头说：“我是驾船的，你为何管我船上的事？”毛说：“共产党什么都管。”便上前扭住老头，老头抵抗，毛就将其按倒在地上。更可笑的是，有个叫王赞成的社员，眼睛有些近视，他的儿媳妇从娘家回来，手里拿了点娘家给的礼物，王在路边车水，没有看清是自己的儿媳，就跳下水车去抢。儿媳一看，是自己的家爹，连忙说：“爹，不要抢，这些东西提回去就是送给你吃的。”
1958年秋天后，古云“共产风”有增无减。公社化时，古云大队搞了个“十二化”，例如生活、文娱集体化，生产战斗化，劳动纪律化，公共厕所化，集体牛栏化，等等;还搞男女分居，被指定为集体宿舍的户必须立即搬家。公社为了开煤矿，要调大批的劳力，调人的办法是站队点名，点上名的就走，多数男劳力被调去。接着是全民大炼钢铁，这个大队的劳动力集中到了石潭镇，没有炉子就拆屋取砖，没有燃料就砍树、拆楼板烧，炼不出铁就打烂社员家的锅做“引铁”，当时的口号是“一天不出铁是大事，三年不出谷是小事”。
中央调查组还了解到，古云大队的这些情况，其实在湘潭全县是普遍存在的。湘潭县的“共产风”这些年来一共刮过6次。第一次是1957年冬，主要是挖底财搞投资，谁家有现金、银圆、银器，都得交出来，普遍发生了吊打捆绑现象。第二次是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有的地方搞“三化六集中”，“三化”是生产整齐化、男女分居化、出工收工一二化（喊操），“六集中”是劳力集中、居住集中、幼儿集中、农具集中、牲畜集中、学生集中。第三次是大炼钢铁时，调劳力，拆房屋，砍树木，收铁器，集中粮食、蔬菜、家畜、家禽。第四次是1959年3月，搞“经济一条龙”，公社、大队、生产队、食堂的资金和社员的现款，一律由银行、公社信用部冻结，不准支出。第五次是1959年秋收后，搞大兵团作战，调劳力、粮食、蔬菜、农具、家具、稻草等。第六次是1960年春大建猪场，拆房屋，起猪场，调社员的猪。
除了“一平二调”以外，1957年办高级社以来，湘潭县农村就没有认真进行过分配。有的社虽然搞过决算，但一直没有进行找补。1958年根本没有搞过决算，也没有找补，谁多谁少，谁也不知道。1959年虽然办了决算，但真正找补的只有73个大队，226个大队只找补了一部分，可是找补的现金，七扣除八扣除也就没有了。社员说：“干不干，三餐饭。”
1958年以来，湘潭的生产遭到严重破坏。1958年全县粮食产量6.25亿斤，1959年5.30亿斤，1960年下降到2.85亿斤。这3个年份，生猪分别为33万头、24万头、14万头。社员生活水平大为降低，1958年人均口粮520斤，1959年440斤，1960年只有303斤。
中央调查组在安化县的调查中，发现这里的“瞎指挥”问题十分突出。这个县1960年要求3月20日以前下完早稻种育秧，中稻也要下种50%，杨林公社马渡大队农历正月二十七日就浸种育秧，此时天气寒冷，于是在秧田旁搭棚生火，企图以此提高秧田水温。因为下种太早，造成烂秧，早稻补种了三四次，队干部八天八夜没有休息。中稻也因为下种早了烂了秧，补种了两次。由于烂了秧，早稻原计划种800亩，实际上只完成了580亩，还推迟了晚稻的插秧时间。为了赶插晚稻，扩大面积，大队又下令将七八成熟的中稻收割。本来有的“反水田”（即冷浸田）只适宜种中稻，结果插上晚稻后基本没有收成。1959年冬，县委和公社党委还要求“红薯育秧温床化”。第一批薯种在农历十二月即搞火坑育苗，第二批于农历次年正月搞牛粪床育苗，两次共用去所留薯种的80%。因为季节太早，技术又不成熟，薯种烂了一半，还是留下的20%的薯种在清明节用老办法育苗，加上前两次剩下的薯苗，才解决问题。由于生产上的瞎指挥，这个大队1960年减少粮食8万斤，多用稻种及薯种3万斤，另外还多用了劳动日1万多个工，而且在抗寒时因搞日夜突击，使几十个干部社员生了病。社员和干部都说：“教子教孙，不要再搞瞎指挥了。” 陈伯达：广东农村调查
1月28日，陈伯达率领中央调查组来到广州。这个调查组的成员来自中央办公厅、中央农村工作部、中央宣传部、国家计委、红旗杂志社等单位，共有11个人。到广州后，调查组又分成两个小组，分别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许力群和《红旗》杂志副总编辑邓力群担任小组长。
调查组到广州后，先听取了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等人关于广东农村和整风整社情况的介绍，接着又参加了由广东省委组织的南海县和新兴县两个大队干部座谈会，对公共食堂、供给制等问题有了初步的了解。2月1日，调查组来到番禺县大石公社，在听取公社党委的情况介绍后，然后分成两个小组，分别到了沙溪、西二两个大队进行调查。前者是一个生产搞得比较好的大队，后者则是一个搞得比较差的大队。调查组通过家庭访问、个别谈话、开座谈会等方式，对这两个大队的生产情况、公社体制和社有经济、分配和食堂、干部参加劳动等问题作了深入的调查。西二大队的调查，从2月2日至2月10日，进行了9天，2月11日，调查组成员到了番禺县的大石公社，调查了社有经济的情况。沙溪大队的调查，则从2月2日至2月8日，进行了7天，2月9日，调查组成员前往被认为是猪粮并举取得出色成就的两阳县（1959年由阳江县和阳春县合并而成，1961年重新分设两县）岗列大队调查。
2月17日，调查组将调查到的情况辑录整理成《广东农村人民公社几个生产队的调查纪要》（以下简称《纪要》）。《纪要》中说：“公社各级的关系，在解决了自下而上的‘共产风’问题后，似乎应当注意更适当地解决队与队之间、社员与社员之间在分配上的某些平均主义。”关于队与队的平均主义，《纪要》举例说，新兴县里洞公社蒙坑大队是由原来的两个高级社合并起来的，一个在山上，副业门路多，收入高，一个劳动日1.2元;另一个在平地，副业门路少，收入低，一个劳动日0.7元。现在都降低了，而且降成一样，都是0.4元，社员意见很大，收入降低多的社员意见更大。
关于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纪要》认为，主要表现在供给与工资的比例、公共食堂等制度上。大沥公社平均每月共发工资500元，可是按人口平均供应的粮食、菜、油、盐、柴等合计每月需2600元，按劳分配的工资部分还占不到总分配数的20%，而按人口平均分配的供给部分却占了总分配数的80%多。公社干部认为，“劳动力强的和弱的都一样地吃，能挑百斤泥的人没有劲了，劳动力弱的也不积极，有些人就‘走自发’，谁也瞧不起工分了”。据典型调查，农村里劳动力多、人口少的家庭和人口多、劳动力少的家庭，大体都占农户总数的40%左右。人民公社要分配合理，重点就是处理好这两类户之间的矛盾。公社的分配制度必须认真改变供给和工资倒三七、倒四六甚至倒二八的状况，更好地实行按劳分配的制度。
调查组认为，对于公共食堂，可以多种多样，有大有小。有的食堂可以农忙多办、农闲少办，必须是积极办好，自愿参加。不愿意参加的，或者为了养猪而愿意自己做饭的，应当适当给予方便。
这三个调查组的负责人都来自毛泽东身边，接着他们又参加了这年3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参与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的起草。因此，他们在调查中掌握的情况，对于毛泽东更真切地了解农村的情形，特别是人民公社的弊端，下决心调整农村政策，起了很大的作用。○
（作者系本刊特约撰稿人，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冷 波
毛泽东：“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主要部署农村的整风整社。会议确定，所有社队都必须以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为纲，进行整风整社，彻底纠正“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风、强迫命令风等“五风”，彻底清算平调（即“一平二调”，平指平均主义，调指无偿调拨）账，坚决退赔。要求社队各级和县以上各级各部门的平调账，都必须认真清理，谁平调的谁退赔，从哪里平调的退赔给哪里。自从出台“十二条”，各地开展整风整社活动后，毛泽东对农村的真实情况有了较多的了解，开始感到农村困难局面的出现，很大程度上同决策脱离实际有关，是调查研究不够、情况不明造成的，因此有必要大力提倡调查研究。
1月13日，也就是中央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在会上就农业问题、工业问题、建设方针、国际形势等阐明了意见，着重讲了调查研究的问题。他说：“这一次中央工作会议，开得比过去几次都要好一些，大家的头脑比较清醒一些。比如关于冷热结合这个问题，过去总是冷得不够，热得多了一点，这一次结合得比过去有进步，对问题有分析，情况比较摸底。当然，现在有许多情况，就中央和省一级来说，还是不摸底。”“我希望同志们回去之后，要搞调查研究，把小事撇开，用一部分时间，带几个助手，去调查研究一两个生产队、一两个公社。在城市要彻底调查一两个工厂、一两个城市人民公社。”
毛泽东还说：“这些年来，我们的同志调查研究工作不做了。要是不做调查研究工作，只凭想象和估计办事，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所以，请同志们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毛泽东在讲话中认为，只有情况明，才能决心大、方法对，因此必须开展调查研究。他说：“今年搞一个实事求是年好不好？河北省有个河间县，汉朝封了一个王叫河间献王。班固在《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中说他‘实事求是’，这句话一直流传到现在。提出今年搞个实事求是年，当然不是讲我们过去根本一点也不实事求是。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传统的，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但是建国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对实际情况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我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今年要做一点，这个会开完，我想去一个地方，做点调查研究工作。”
1961年1月中旬，接着中央工作会议之后，中央又召开了八届九中全会。全会确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会上，毛泽东又讲到了调查研究的问题，说这几年我们吃了不调查研究的亏，重申1961年要成为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
正当毛泽东大力提倡调查研究之际，一本题为《调查工作》（该文收入《毛泽东选集》后题为《反对本本主义》）的石印小册子摆到了他的案头，他见后非常高兴。这是他30年前写的一篇旧作，是针对当时党内存在的严重的教条主义倾向而写的，已经失散多年，一直寻找而未得。1959年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建馆，到各地征集革命文物，在福建的龙岩地区发现了这篇文章的石印本。1960年底，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的人从革命博物馆借来。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得知此书后，将其送到了毛泽东手中。
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写道：“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它的先头。”“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看到这熟悉的文字，联想到当前困难的形势，毛泽东更感到调查研究的重要。八届九中全会刚刚结束，他就致信秘书田家英，要他和陈伯达、胡乔木各带一个调查组，分别去浙江、湖南、广东省农村，以10天至15天的时间，各调查一个最好的队和一个最坏的队，然后直接向他汇报。1961年1月21日，三个调查组离京前往浙、湘、粤三省农村调查。
田家英：浙江农村调查
1月22日，由田家英率领的中央浙江调查组到达杭州。田家英向中共浙江省委负责人传达了毛泽东给他的信，浙江省委也决定派人参加调查组。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调查组和浙江省委商定在富阳县选一个最好的生产队（即东洲公社的五星生产队）、在嘉善县选一个最差的生产队（即魏塘公社的和合生产队）作为调查对象。调查组分成两个小组，一个小组去嘉善，一个小组去富阳。田家英自己先去嘉善调查。
1月24日下午，田家英率领的调查组来到嘉善的魏塘公社。当天晚上，调查组就听取了公社负责人的汇报，对这个公社1958年以来组织“大跃进”“放卫星”“大办钢铁”“人民公社化”“大办食堂”“大兵团作战”等情况，有了初步印象。
第二天上午，调查组进驻和合生产队。调查组进村之后，田家英明确要求，调查人员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了解真实情况。针对基层干部和群众还有顾虑的情况，田家英提出要“打开脑筋，打破思想框框，敢于和善于发现问题”，要求调查组在生活上和群众同吃同住，打成一片，集中精力做好调查，而不搞那些流于形式的劳动;同时，在调查组内部提倡“敢想敢说”，“敢于提出问题和不同意见”，但是这些意见应该通过组织向当地领导提出，不许向外乱说，不准对基层干部指手画脚，以免干扰地方工作。
调查组首先采取串门个别访问、分阶层召开各种座谈会的方法了解情况。他们选择了两户贫农、两户下中农、两户上中农，用几天时间对这六户家庭解放以来的劳力、经济、生活状况的变化，进行了算账对比。调查组还请来了几位老贫农、老雇农、老中农和生产队干部进行交谈。经过连续几天的座谈，调查组对和合生产队1956年至1960年生产发展情况、存在的严重问题有了深入了解。 和合生产队是魏塘公社14个落后队中的一个，它在公社化前是一个高级农业合作社，下面有11个生产小队，共有327户、1236人，有耕地3753亩，人均3亩多。这里地处杭嘉湖平原水网地区，土地肥沃，灌溉便利，历来是有名的产粮区，群众生活一向较好，是名副其实的“鱼米之乡”。公社化前，和合生产队每年向国家提供100万斤左右的商品粮，但自1958年以来，这个生产队粮食产量连年下降，1960年亩产量只有291斤，而解放前常年亩产已达350斤至380斤。
对于这个队的落后面貌，调查组将之概括为“队困民穷，集体负债，社员倒挂（即透支）”，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生产力遭到了严重破坏。1958年下半年以来，和合生产队的耕牛、猪、羊大批死亡，农具大量损坏，瘦瘠地不断增加。这个生产队的耕牛已由1956年高级社时的108头减少到68头，仅1958年冬到1959年春就死掉10多头;猪从1958年的486头减少到1961年初的180头;羊从200只减少到74只。瘦瘠地由510亩增加到1960年的830亩。农具损坏也相当严重，水车由101部减少到52部，犁耙由99张减少到57张，稻桶由82只减少到54只，而现有的农具许多破旧不堪，需经过修理才能使用。
二是社员生活十分困难，收入减少，口粮下降，体质很差，疾病增多。1949年以来这里农民本来收入一年比一年增加，日子一年比一年好，但1957年以后，生活水平就逐渐下降，1960年更是直线下降。这一年每个社员的平均收入只有21.27元，还不到1956年73.4元的30%，而每个人的最低标准口粮就需要30元左右，社员一年辛勤劳动，到年终结算，还成了“倒挂户”，全队“倒挂户”占到了总户数的58.6%。社员生活最大的困难，就是口粮不足，1956年以后社员口粮连年下降，1960年只有353斤原粮，仅为定量的四分之三，这个队已连续3年春天闹粮荒。调查组来时，每人每天只有半斤大米，三餐都是稀饭，蔬菜很少，又没有其他代食品，社员普遍反映：“这三年来，人有点饿坏了。”他们形容这几年的生活是：“王二小过年，一年不如一年。”由于口粮不足，吃不饱饭，社员体质明显下降，生病的年年增多。当时全队有170个病人，占全队人数13.7%，其中劳动力80人，占19%。
三是集体经济受到削弱。由于生产力的破坏，社员生活的下降，从而也严重影响了集体经济的巩固。1961年上半年和合生产队生产周转资金缺口达11000元，必需的基本建设和生产费用需要29000元。如果没有国家的支援，和合大队已经到了连简单的再生产也无法维持的地步。而这个生产队已经欠国家贷款48000元。这几年，社员从集体分到的收入，无论是绝对数或比重，都是愈来愈小。1960年集体分配部分仅占社员总收入的63%，每一个劳动日只有0.163元。
调查组了解到，由于生活困难，社员们普遍怀念过去的初级社，说那个时候最好，饭吃得饱，钱拿得多。也有一些社员怀念单干时的生产，这些人不都是中农和富裕中农，也有贫农和下中农。甚至一些雇农出身的社员，也对当年的雇工生活有些留恋，说那个时候比现在吃得饱、吃得好，经常可以吃到咸鱼，农忙时还有酒有肉。
调查组发现，和合生产队出现这种严重局面，主要原因并不是自然灾害。群众反映说，这几年的年景不错，并没有什么自然灾害。调查组认为，造成这个队落后的最主要原因，是“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风等“五风”。从1958年下半年起，和合生产队“五风”一直在刮，且越刮越大，越刮越厉害。其结果，不但刮掉了合作社时期的一套行之有效的经营管理制度，严重挫伤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引起粮食问题更加紧张，还使高级社时就已存在的问题，比如因生产队规模过大而产生的平均主义等矛盾，更加突出。
这个队的“五风”起源于1958年早稻估产时的浮夸风，大盛于公社化初期的“大兵团作战”。那时以“共产风”为主“五风”齐刮。1959年下半年以来，“共产”风稍有停息，瞎指挥和强迫命令风仍在继续发展，1960年发展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直到中共中央紧急指示信即“十二条”下达后，“五风”才基本停息下来。
从1月25日至2月2日，田家英率调查组经过7天半的调查，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基本上掌握了和合生产队的情况及存在的问题。通过调查，他们深切地感受到了“五风”问题的严重危害。
随后，田家英又赶到富阳县东洲公社，调查了解五星生产队的情况。在此之前，另一调查小组已在这里调查了一个星期，但对这个队的粮食产量依然摸不清底细，被采访的老农和基层干部说法各不相同，查账也是几个数字、互相矛盾。田家英和调查组其他人分别找会计、仓库保管员、生产队长和支部书记谈心，干部们才交了底，说出了真情。这个生产队的粮食生产之所以没有下降，人民生活情况还比较好，主要原因是生产队干部、党员和部分老农协商一致，有组织地抵制来自上面的瞎指挥，对粮食产量采取两本账的办法，对密植采取路边密点、里面常规的办法加以应付。田家英听了生产队的汇报之后，立即肯定了他们的这套“防风林”的措施。
人民公社化后农村普遍实现了公共食堂化。当时，公共食堂被冠以“共产主义萌芽”“社会主义阵地”。在1959年庐山会议后的反右倾运动中，一些干部还因为主张解散公共食堂而遭到批判甚至组织处分。和合生产队和五星生产队都办有公共食堂，调查组也和农民一样到食堂吃稀饭。公共食堂不但限制了社员的吃饭自由，还是典型的平均主义，并且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广大社员早已对此不满。但办食堂是各级倡导的，并且各级不断地发文件、下指示，强调公共食堂制度必须坚持。因此，尽管社员们对食堂是满肚子的意见，但谁也不敢对调查组明说。
调查组为此专门召开了座谈会，让社员把心里话讲出来，但会上发言并不踊跃，吞吞吐吐。会后，一位妇女迟迟不肯离去，把调查组的人拉到一旁，悄悄地问，你们是真听意见，还是让我们表态？会上那么多人怎么敢讲！这个妇女根据在食堂工作的亲身经历，说了食堂一大堆问题。 随后，调查组又挨家挨户进行访问，对食堂问题作了进一步调查，发现绝大多数群众对食堂意见很多：一是办食堂，搞“一平二调”，社员家的炊具、桌凳搬到食堂无偿使用;二是把自留地收归食堂作菜地，家畜家禽集中饲养，使社员无法发展家庭副业和多种经营;三是食堂饭菜不对胃口，老人小孩难以照顾，生活不方便;四是难管理、漏洞多，有的干部开“小灶”，多吃多占;五是食堂浪费粮食严重，把生米变熟饭要过五道滴漏（即从米桶——掏箩——水缸——饭锅——社员的饭篮五道程序都有滴漏），结果1斤米变成8两粥。绝大多数群众的意见是食堂应该解散。
调查组把群众的意见如实地向田家英作了汇报。田家英一听说要解散食堂，并没有心里准备，颇为吃惊，因为中共中央刚刚下发的“十二条”中，还明确规定“公共食堂的制度必须坚持”，并且“必须办好”。因此田家英并没有马上表态，而是又亲自召开几次座谈会，反复听取群众意见，最后他认为群众的意见是对的。
在调查中，许多老农向调查组反映：办初级社时最好，十几户、几十户人家自愿结合在一起。既是生产单位，又是分配单位，看得见，摸得着，算得清，分得到，大家的生产积极性很高。公社化后，一个和合生产队，要管11个小队，南北10多里，望不到边，分配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哪来劲头搞集体生产。调查组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出现了不同意见。有人提出，应该调整生产队规模，把核算单位放到生产队（即当时的小队）;有人则怀疑这样做是“倒退到初级社了”。在这个问题上，田家英的态度很明朗，认为不应该以过去的框框去谈论什么“前进”和“倒退”，而主要看是否符合群众的意愿，是否有利于生产。
这年2月初，毛泽东也到了杭州，并于2月6日听取了中央调查组的汇报。就在这次谈话中，田家英向毛泽东建议中共中央搞一个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被毛泽东采纳了。在随后的广州会议上，毛泽东提到这个条例的由来时说：“我是听了谁的话呢？就是听了田家英的话，他说搞条例比较好。我在杭州的时候，就找了江华同志、林乎加同志、田家英同志，我们商量了一下，搞这个条例有必要。搞条例不是我创议的，是别人创议的，我抓住这个东西来搞。”
胡乔木：湖南农村调查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胡乔木率领一个中央调查组前往湖南进行农村调查。
1961年1月30日至3月7日，中央调查组与湖南省委和湘潭地委所派的干部一起，来到湘潭县的石潭公社古云大队调查。调查组住在古云大队部的一栋旧瓦房里，胡乔木住一小间，其他人在一间大点的房子打通铺。
调查组进村时，群众对调查组的情况不摸底，尽管他们对公社体制、公共食堂有很多意见，却不敢讲实话，害怕调查组走后挨辩论、批斗、扣饭。为了打消群众的顾虑，胡乔木决定走家串户进行走访调查。
调查组首先来到了已经靠边站的队干部易少华家。易少华靠边站的原因是讲了一句上面不爱听的话，结果不但挨了批，而且还被撤了职。胡乔木在得知他有四个小孩后，便问道：“四个崽，有饭吃吗？”易少华本想说真话，但又怕以后挨打受斗，就低头不语。胡乔木见状，知道他有顾虑，不敢说真话，就对他说：“你放心，我们这次来，只是来搞调查，没别的意思。调查目的就是要弄清楚你们的生活生产怎么样，有什么困难、问题和要求，再报告给毛主席、党中央，为制订好的农村政策打下基础，摸清底子。”
易少华听胡乔木这么一说，就大着胆子说了一句：“就是饭吃不饱。”胡乔木问：“为什么连饭都吃不饱？”易少华说：“这几年连年减产，亩产只有140多斤。”胡乔木说：“产量这样低，群众吃几两米一餐。”易少华说：“十六两秤一斤吃三两米一餐。”胡乔木感叹地说：“吃三两米，怎么做得了事。”胡乔木又问易少华对农村政策怎么看，易少华说，搞集体还是要得，就是搞公共食堂要不得。胡乔木问：“为什么要不得？”易少华说：“会饿死人的。我们这里搞食堂只是一个形式，不信你可以到食堂去看看。”
2月5日，胡乔木在几个生产队转了一圈后，来到了泥湾小队的食堂。此时正好是食堂开饭时分，胡乔木要了一钵饭，来到一张桌子边，却发现食堂许多的桌子都蒙上了厚厚的一层灰。他悄悄地问旁边一个叫陈玉泉的社员怎么回事。陈玉泉本来不想讲，但又想起别人告诉说易少华对调查组讲了真话，也没把他怎么样，就对胡乔木说：食堂本来早已散了，队长听说调查组要来检查食堂，前天通知社员要集体出工，并说食堂管三餐饭。胡乔木又问食堂好不好，陈玉泉说：“吃食堂好是好，就是身体打败仗。”说着就捋起裤脚把浮肿的双腿给胡乔木看。
胡乔木又问旁边一个叫李枚生的社员：“饿饭吗？”李枚生一向胆小怕事，就言不由衷地说：“生活还好，饭也吃饱。”胡乔木知道他说的不是真心话，就指着他身上穿的烂衣服说：“你怎么穿得这样差？”李枚生说：“这是我下田穿的劳动服，好的锁在柜子里。”胡乔木见此，就说：“那好，你带我到你屋里去看你的好衣服。”李枚生没有办法，只得把胡乔木领到家里。到了李家，李的妻子赵氏正在吃东西，胡乔木便问吃的是什么？赵氏比较泼辣，就把碗端到胡乔木面前，并且说：“看吧，糠粑粑，你试点味不？”胡乔木看着碗里的糠粑粑，久久没有说话。
2月9日，调查组开了一次干部座谈会，参加的5人中，4个是生产小队队长，1个是被撤职的大队财粮委员，其中3人是党员。
调查组问：这几年，哪年生产搞得最好，粮食搞得最多？回答是：土改后一亩能收500斤，1953年和1954年产量更高，平均每亩有600斤，1955年和1956年低了些，平均500斤上下。到1958年，粮食产量降低了，每亩只有390斤，1959年只有200多斤，1960年每亩仅收了100多斤。
调查组问：为什么近几年来，粮食产量逐年下降，急剧下降呢？队干部们回答说：除了1960年有较大的灾害和1959年稍有灾害外，主要是生产瞎指挥，“乱搞乱顿姜”（湖南方言，乱来，无计划之意）;刮“共产风”，“你的就是我的”;基层干部的作风不民主，强迫命令，打人骂人。 这个大队的生产瞎指挥，从1958年春天就已开始，下什么种，什么时候浸种，都是按上边命令。1958年上级号召深耕，犁田不看田底子，有的田深耕三尺。最严重的是乱调人，1958年早稻刚收完，就抽了一部分人去找煤矿，一部分人去炼铁，留在家里的人很少，到11月才把晚稻收回来。1959年早稻刚上场，就发动社员去修“幸福堤”，“幸福堤”刚修完，又修“增产坝”和“花果山”。参加座谈会的干部们说：“搞来搞去，把些人搞疲了，和烂泥巴一样，骂也不动，打也不动。”“按这号搞法，再搞几年，就没有人了，都会‘散工’（死亡）。”
调查组问：为什么这几年生猪、鱼、鸡鸭都少了？回答是：以前这里每户都养猪，有的还有猪婆（母猪）。养猪最多的时候是1952年到1957年，那时候食品公司猪都收不过来，一天收一二百头。从1958年起，生猪就减少了。为什么？一是办起食堂后，屋里没有谷米加工，没有糠碎，社员私人不喂了，只有食堂喂了几只;二是猪喂壮了，政府又叫送走了，喂猪的人没有肉吃。这样一来，大家都不愿喂猪了。这几年政府（指大队）要抓现金，不问来源，只分配任务，规定每个中队（生产队）要交多少钱给大队，鱼只捉不放，哪里还有呢？1959年冬公社收购鸡鸭，往下硬性分配任务，几天向上面报一次“喜”。社员不送来，（公社）供销部就派人去捉。这样一来，就坏事了，你捉了一只，其余两只都“该死”，还不越搞越少。
参加座谈会的小队干部还反映，瞎指挥不仅使当年生活受到影响，而且使生产工具和耕牛受到损害，影响了再生产。古云从土改到合作化，农具逐年增加。到了1958年以后，生产瞎指挥加上“共产风”，农具用了就丢，没人收捡，没人清洗，放在外面日晒夜露。耕牛也减少了，其原因，一是耕牛的劳役加重了，二是耕牛的体质和气力减弱，也没有牛崽子了。
座谈会上，小队干部们还向调查组反映了古云大队几年来存在严重的“共产风”问题。古云的“共产风”早在“大跃进”启动之初就已开始刮了。1957年12月至1958年3月，古云高级社开展大规模的投资和积肥运动。当时刚建立高级社，生产缺乏资金，中共湘潭县委布置开展投资运动，提出的口号是“死钱变活钱”，要社员把家里藏的银圆拿出来，作为向社里的投资，办法是先由几个干部摸底，认定是有钱的户，就送去一张条子，写明什么时候要向社里交出多少钱来，没有钱就逼，逼不出就打。一个叫王德云的社员，家里修了一条暗坑，搞积肥运动挖地皮泥时被发现，干部们硬说他家藏有银圆，逼其拿出，拿不出就叫其母亲坐冰盆（即在澡盆里放冷水，让人坐在里面）。在投资运动中，许多人被打，其中有贫农也有富农。这样一逼一打，弄得人人紧张，有的吓得把钱都拿出来。如此一来，古云高级社一共搞出了7000块钱，其中银圆有4000元。没钱的户，有的被逼出卖被帐、棉纱，有的被赶走了生猪。
紧接着，古云又大搞积肥运动，提出“户户关门”“路无闲人”的口号。所谓“户户关门”“路无闲人”，就是屋里的人都出去积肥，过路的人一律要积15担至20担“爱国肥”，路人随带的礼物常被抢吃一空。有个70多岁的老头子，来石潭籴米，社员毛某叫他积肥，老头说：“我是驾船的，你为何管我船上的事？”毛说：“共产党什么都管。”便上前扭住老头，老头抵抗，毛就将其按倒在地上。更可笑的是，有个叫王赞成的社员，眼睛有些近视，他的儿媳妇从娘家回来，手里拿了点娘家给的礼物，王在路边车水，没有看清是自己的儿媳，就跳下水车去抢。儿媳一看，是自己的家爹，连忙说：“爹，不要抢，这些东西提回去就是送给你吃的。”
1958年秋天后，古云“共产风”有增无减。公社化时，古云大队搞了个“十二化”，例如生活、文娱集体化，生产战斗化，劳动纪律化，公共厕所化，集体牛栏化，等等;还搞男女分居，被指定为集体宿舍的户必须立即搬家。公社为了开煤矿，要调大批的劳力，调人的办法是站队点名，点上名的就走，多数男劳力被调去。接着是全民大炼钢铁，这个大队的劳动力集中到了石潭镇，没有炉子就拆屋取砖，没有燃料就砍树、拆楼板烧，炼不出铁就打烂社员家的锅做“引铁”，当时的口号是“一天不出铁是大事，三年不出谷是小事”。
中央调查组还了解到，古云大队的这些情况，其实在湘潭全县是普遍存在的。湘潭县的“共产风”这些年来一共刮过6次。第一次是1957年冬，主要是挖底财搞投资，谁家有现金、银圆、银器，都得交出来，普遍发生了吊打捆绑现象。第二次是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有的地方搞“三化六集中”，“三化”是生产整齐化、男女分居化、出工收工一二化（喊操），“六集中”是劳力集中、居住集中、幼儿集中、农具集中、牲畜集中、学生集中。第三次是大炼钢铁时，调劳力，拆房屋，砍树木，收铁器，集中粮食、蔬菜、家畜、家禽。第四次是1959年3月，搞“经济一条龙”，公社、大队、生产队、食堂的资金和社员的现款，一律由银行、公社信用部冻结，不准支出。第五次是1959年秋收后，搞大兵团作战，调劳力、粮食、蔬菜、农具、家具、稻草等。第六次是1960年春大建猪场，拆房屋，起猪场，调社员的猪。
除了“一平二调”以外，1957年办高级社以来，湘潭县农村就没有认真进行过分配。有的社虽然搞过决算，但一直没有进行找补。1958年根本没有搞过决算，也没有找补，谁多谁少，谁也不知道。1959年虽然办了决算，但真正找补的只有73个大队，226个大队只找补了一部分，可是找补的现金，七扣除八扣除也就没有了。社员说：“干不干，三餐饭。”
1958年以来，湘潭的生产遭到严重破坏。1958年全县粮食产量6.25亿斤，1959年5.30亿斤，1960年下降到2.85亿斤。这3个年份，生猪分别为33万头、24万头、14万头。社员生活水平大为降低，1958年人均口粮520斤，1959年440斤，1960年只有303斤。
中央调查组在安化县的调查中，发现这里的“瞎指挥”问题十分突出。这个县1960年要求3月20日以前下完早稻种育秧，中稻也要下种50%，杨林公社马渡大队农历正月二十七日就浸种育秧，此时天气寒冷，于是在秧田旁搭棚生火，企图以此提高秧田水温。因为下种太早，造成烂秧，早稻补种了三四次，队干部八天八夜没有休息。中稻也因为下种早了烂了秧，补种了两次。由于烂了秧，早稻原计划种800亩，实际上只完成了580亩，还推迟了晚稻的插秧时间。为了赶插晚稻，扩大面积，大队又下令将七八成熟的中稻收割。本来有的“反水田”（即冷浸田）只适宜种中稻，结果插上晚稻后基本没有收成。1959年冬，县委和公社党委还要求“红薯育秧温床化”。第一批薯种在农历十二月即搞火坑育苗，第二批于农历次年正月搞牛粪床育苗，两次共用去所留薯种的80%。因为季节太早，技术又不成熟，薯种烂了一半，还是留下的20%的薯种在清明节用老办法育苗，加上前两次剩下的薯苗，才解决问题。由于生产上的瞎指挥，这个大队1960年减少粮食8万斤，多用稻种及薯种3万斤，另外还多用了劳动日1万多个工，而且在抗寒时因搞日夜突击，使几十个干部社员生了病。社员和干部都说：“教子教孙，不要再搞瞎指挥了。” 陈伯达：广东农村调查
1月28日，陈伯达率领中央调查组来到广州。这个调查组的成员来自中央办公厅、中央农村工作部、中央宣传部、国家计委、红旗杂志社等单位，共有11个人。到广州后，调查组又分成两个小组，分别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许力群和《红旗》杂志副总编辑邓力群担任小组长。
调查组到广州后，先听取了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等人关于广东农村和整风整社情况的介绍，接着又参加了由广东省委组织的南海县和新兴县两个大队干部座谈会，对公共食堂、供给制等问题有了初步的了解。2月1日，调查组来到番禺县大石公社，在听取公社党委的情况介绍后，然后分成两个小组，分别到了沙溪、西二两个大队进行调查。前者是一个生产搞得比较好的大队，后者则是一个搞得比较差的大队。调查组通过家庭访问、个别谈话、开座谈会等方式，对这两个大队的生产情况、公社体制和社有经济、分配和食堂、干部参加劳动等问题作了深入的调查。西二大队的调查，从2月2日至2月10日，进行了9天，2月11日，调查组成员到了番禺县的大石公社，调查了社有经济的情况。沙溪大队的调查，则从2月2日至2月8日，进行了7天，2月9日，调查组成员前往被认为是猪粮并举取得出色成就的两阳县（1959年由阳江县和阳春县合并而成，1961年重新分设两县）岗列大队调查。
2月17日，调查组将调查到的情况辑录整理成《广东农村人民公社几个生产队的调查纪要》（以下简称《纪要》）。《纪要》中说：“公社各级的关系，在解决了自下而上的‘共产风’问题后，似乎应当注意更适当地解决队与队之间、社员与社员之间在分配上的某些平均主义。”关于队与队的平均主义，《纪要》举例说，新兴县里洞公社蒙坑大队是由原来的两个高级社合并起来的，一个在山上，副业门路多，收入高，一个劳动日1.2元;另一个在平地，副业门路少，收入低，一个劳动日0.7元。现在都降低了，而且降成一样，都是0.4元，社员意见很大，收入降低多的社员意见更大。
关于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纪要》认为，主要表现在供给与工资的比例、公共食堂等制度上。大沥公社平均每月共发工资500元，可是按人口平均供应的粮食、菜、油、盐、柴等合计每月需2600元，按劳分配的工资部分还占不到总分配数的20%，而按人口平均分配的供给部分却占了总分配数的80%多。公社干部认为，“劳动力强的和弱的都一样地吃，能挑百斤泥的人没有劲了，劳动力弱的也不积极，有些人就‘走自发’，谁也瞧不起工分了”。据典型调查，农村里劳动力多、人口少的家庭和人口多、劳动力少的家庭，大体都占农户总数的40%左右。人民公社要分配合理，重点就是处理好这两类户之间的矛盾。公社的分配制度必须认真改变供给和工资倒三七、倒四六甚至倒二八的状况，更好地实行按劳分配的制度。
调查组认为，对于公共食堂，可以多种多样，有大有小。有的食堂可以农忙多办、农闲少办，必须是积极办好，自愿参加。不愿意参加的，或者为了养猪而愿意自己做饭的，应当适当给予方便。
这三个调查组的负责人都来自毛泽东身边，接着他们又参加了这年3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参与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的起草。因此，他们在调查中掌握的情况，对于毛泽东更真切地了解农村的情形，特别是人民公社的弊端，下决心调整农村政策，起了很大的作用。○
（作者系本刊特约撰稿人，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冷 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