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许多研究者都致力于讨论:清代的国家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介入经济,而这种介入又在何种程度上促进或阻碍了经济的发展.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要从观念、概念的层面进行剖析,还要因时因地而论.清代的国家维系了 一个有利于绝大部分地区实现斯密型增长的制度结构,同时保持着相对低的税收水平,但其在经济方面最重要的作为在于兴建和维持交通、防洪和水利灌溉的基础设施.在这些方面,国家会采取哪些行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官员认为哪些措施是必要的,以及哪些事务可以交给非官方人士去经管.这样一来,不同地区的情况就会有很大的差别,但是国家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时期仍然可以有所作为.在一些相对贫穷而且生态脆弱的地区,地方官员曾经实施过一些相当亮眼的治理举措;在比较富裕的地区,国家对经济、社会事务的介入相对少一些,地方精英则承担了更多的治理责任和社会控制工作.尽管许多研究者认为,帝制晚期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很大程度上受限于国家财政,本文并不同意这样的观点.许多事例都显示,清代国家建设基础设施的能力明显要高于其维护基础设施的能力,而后者对财政经费的要求显然要比前者少得多.这就提示我们,必须要深入剖析清代国家在日常监管方面存在的问题,必须要关注“国家与精英关系”,要注意“运动”在清代国家治理中的意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进一步理解清代国家在经济发展历程中的成就与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