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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怀历史学家吴晗同志
《外国历史小丛书》是吴晗同志主编、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套通俗历史知识读物。自一九六二年问世以来,到一九六六年上半年四年多光景,共出版了五十九种。
普及历史知识,是吴晗同志的一大功绩。早在一九五九年,吴晗同志主编了一套《中国历史小丛书》,在中华书局出版,截至一九六五年共刊行了一四七种。
吴晗同志担任两套小丛书的主编,决不是挂挂名了事。他对小丛书倾注了很大的心思和精力,从选题、组稿到审稿、定稿都十分关注,对一些重要题材的书稿,他常常自己动手参加审稿,提出意见,和作者平等地磋商,字斟句酌,反复修改。定稿出书以后,他也很注意听取读者的反映。他常对编委会的同志们讲:决不要小看这两万来字的小册子,它给人以知识,给人以力量。越是普及读物,越要谨慎写作,把知识讲错了,观点不对头,贻害读者不浅!我们一定要对广大读者负责。小册子并不比大部头好写,它要求深入浅出。写书的同志要掌握大量的史料,写出的篇幅尽管只有两万字,要掌握的材料,也许十倍于此还嫌不足。掌握好马克思主义理论,尤为重要。没有正确的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知识读物,切忌空发议论;但也不可材料堆砌,使人不得要领。小册子一定要史论结合。总之,只有深入了,才能做到浅出,没有深入为基础,光是在文字上讲求浅显通俗,并不解决问题。他要求编委会和他一起把好关。这样来编书,不仅直接地对广大读者普及了历史知识,而且也可以培养、锻炼出一支史学研究的专业队伍,为提高整个史学研究水平打下坚实的根基。现在回忆吴晗同志关于普及历史知识,办好通俗读物的这番讲话,仍然感到很有教益。吴晗同志不仅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学问家,也是一位知人善任的组织家。在他周围,团结了一批老中青都有的专业作者队伍,参加小丛书编委会的,有:周谷城、杨人、陈翰笙、齐思和、张芝联、吴于廑等一些知名的老专家,也有程秋原、刘宗绪、罗荣渠等成绩卓著的中青年历史教学研究工作者。商务印书馆编辑部在前总编辑陈翰伯同志领导下,设立了小丛书编辑组,直接担负了小丛书编委会的助手工作;为了加强编辑、审稿力量,还聘请了北京教师进修学院的教师协助编委会和编辑组担任助编。吴晗同志组织了这么多的力量投入了这项工作,使这套小丛书和他主编的另一套《中国历史小丛书》一起,被称誉为史学界的一件创举,也是出版界的一件盛事。
就是这样一套深受广大读者欢迎和社会好评的《外国历史小丛书》,当主编吴晗同志被一小撮反党野心家诬陷为“反共老手”、“反革命的急先锋”之后,也立即被宣布为“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的“大毒草”,必须禁绝的“黑书”。一九六六年夏季,虽然“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政治乌云已经翻腾滚滚,但是在报纸上胡乱地公开点名的现象还未出现。不知出于什么背景和用心,这套《外国历史小丛书》在《光明日报》上首先遭到公开批判,商务印书馆前总编辑陈翰伯等人,被冠上“反革命分子”、“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一堆帽子点了名。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日在《光明日报》第四版上刊出的这篇《揭露<外国历史小丛书>的反革命黑幕》文章,实在是开了以后颠倒黑白、陷人以罪的许多文章的先河。从此,株连所及,小丛书的编委、小丛书的许多作者,几乎无一幸免地被打成“黑帮分子”。试问:编辑、出版这套小丛书,究竟有什么“黑幕”呢?文章说:“在一九六一年夏天,国内的反动阶级向无产阶级加紧进攻的时期”,“反革命急先锋吴晗对商务印书馆总编辑陈翰伯说:‘要向群众普及历史知识,要为出国人员提供参考资料,有必要出一套外国历史小丛书。’”就照文章所说,这又有何“黑幕”可言?事实是吴晗同志对陈翰伯同志说的这番话,也不是吴晗同志个人的主意,而是一九六一年夏天,周恩来同志在广州对文艺界发表重要讲话之后,对吴晗讲了同样的一番意思。当时全党正在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周总理鉴于我们工作中出现的许多错误、缺点,究其原因,其中有一条就是我们的各级干部知识不足,需要普及各方面的知识。总理对历史学家吴晗同志讲了普及历史知识的必要。为了增加外事工作人员的历史知识,周总理让吴晗同志不但要编中国历史小丛书,还得编一套外国历史小丛书,《外国历史小丛书》的真正发起人,正是敬爱的周总理。“四人帮”这伙野心家,十年来跳来跳去,无时无事不想伺机打倒周总理。他们诬陷吴晗同志,扼杀《外国历史小丛书》,其罪恶矛头也是首先对着周总理的。《光明日报》那篇文章为了置小丛书于死地,还硬把它和当时似乎已经铁板钉钉了的罪大恶极的“三家村”联在一起,把跟小丛书并无关系的邓拓同志也扯进来。邓拓同志本来与《外国历史小丛书》毫无关系,也从来没有参加过这套丛书的组织工作或编审工作。但是,那篇文章别出心裁,移花接木,竟然把邓拓同志在别的场合讲的话,说成是邓拓给小丛书制定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纲领”和“组织纲领”。在当时那个政治气氛下,只要邓拓、吴晗讲过的话,根本不必考虑他们讲的是什么内容,反正是百分之百的“黑话”。既然小丛书是根据邓拓、吴晗的“黑话”搞起来的,自然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书”。这就是那篇“揭露”小丛书的文章奉行的恶霸逻辑。文章给《外国历史小丛书》定下了两大罪状,一是:“邓拓、吴晗、陈翰伯通过合伙搞《外国历史小丛书》进行反革命活动”,二是:“《外国历史小丛书》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他们陷人以罪的论据,事隔十二年,现在再来看看,实在令人喷饭,也令人发指。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中国历史上封建王朝兴过多次文字狱,比比这种勾当,也只能瞠乎其后。文章引了邓拓同志说过的话:“不要贴标签,要通过具体史料体现马列主义”;引了吴晗同志说“《外国历史小丛书》是历史书,不是理论书,不要空发议论”;“小丛书是普及知识的书,不是学术论文,只能采用公认的史料和看法,不能发表未有定论的史料和个人独到见解”;“写正面人物,同时也要写点反面人物”,等等。试问:这些讲话有什么错误呢?更有何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点影子呢?文章根本讲不出一点道理,他们按照所谓“狗嘴里长不出象牙”这套骂街的逻辑,咬定邓拓、吴晗的嘴里讲不出正经话,只能是黑话无疑。文章说:邓拓讲的“标签”就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要贴标签”,“不要发空议论”,就是不准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吴晗讲只能采用公认的史料和看法,就是只能采用资产阶级的旧史统;吴晗所说的“正面人物”就是帝王将相,“反面人物”就是法西斯分子之流,无论正面、反面人物,都是地主、资产阶级人物。文章对小丛书要把各个专题集合起来成龙配套,诬之为成封建主义之“龙”,配资产阶级之“套”,是“牛鬼蛇神成群结队出笼,百货杂陈,邪气十足!”文章不分青红皂白,把小丛书编委会组织广大史学研究工作者写书,一概诬之为“网罗牛鬼蛇神”、“培养反革命力量”,反映了林彪、“四人帮”这一小撮野心家掀起的打倒一切的腥风恶浪,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初就铺天盖地刮了起来。文章为了给这种强词夺理添加一点佐证,在出版的五十余种小册子里拚命挑毛病,挖空心思,上纲上线,必欲判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才肯罢休。他们搞的这套荒诞无稽的文字把戏,而今只落得一个用处,它给中国文字狱史添下一笔史料。文章还煞有介事地说,有的读者由于“欣赏”小丛书,成为“资产阶级思想的俘虏”,竟至如何如何沉沦堕落。这更是无中生有的捏造。
吴晗同志和邓拓同志沉冤都已有十余载,而今终于平反昭雪。吴晗同志主编的这套《外国历史小丛书》也必须恢复名誉。它是香花,不是毒草。加在这套小丛书的编委会成员,包括陈翰伯同志在内,以及这套丛书的所有作者和编辑头上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通通应予推翻。
现在,商务印书馆已经用《历史知识读物》名义重印和继续出版这套小丛书。
《外国历史小丛书》是吴晗同志主编、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套通俗历史知识读物。自一九六二年问世以来,到一九六六年上半年四年多光景,共出版了五十九种。
普及历史知识,是吴晗同志的一大功绩。早在一九五九年,吴晗同志主编了一套《中国历史小丛书》,在中华书局出版,截至一九六五年共刊行了一四七种。
吴晗同志担任两套小丛书的主编,决不是挂挂名了事。他对小丛书倾注了很大的心思和精力,从选题、组稿到审稿、定稿都十分关注,对一些重要题材的书稿,他常常自己动手参加审稿,提出意见,和作者平等地磋商,字斟句酌,反复修改。定稿出书以后,他也很注意听取读者的反映。他常对编委会的同志们讲:决不要小看这两万来字的小册子,它给人以知识,给人以力量。越是普及读物,越要谨慎写作,把知识讲错了,观点不对头,贻害读者不浅!我们一定要对广大读者负责。小册子并不比大部头好写,它要求深入浅出。写书的同志要掌握大量的史料,写出的篇幅尽管只有两万字,要掌握的材料,也许十倍于此还嫌不足。掌握好马克思主义理论,尤为重要。没有正确的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知识读物,切忌空发议论;但也不可材料堆砌,使人不得要领。小册子一定要史论结合。总之,只有深入了,才能做到浅出,没有深入为基础,光是在文字上讲求浅显通俗,并不解决问题。他要求编委会和他一起把好关。这样来编书,不仅直接地对广大读者普及了历史知识,而且也可以培养、锻炼出一支史学研究的专业队伍,为提高整个史学研究水平打下坚实的根基。现在回忆吴晗同志关于普及历史知识,办好通俗读物的这番讲话,仍然感到很有教益。吴晗同志不仅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学问家,也是一位知人善任的组织家。在他周围,团结了一批老中青都有的专业作者队伍,参加小丛书编委会的,有:周谷城、杨人
就是这样一套深受广大读者欢迎和社会好评的《外国历史小丛书》,当主编吴晗同志被一小撮反党野心家诬陷为“反共老手”、“反革命的急先锋”之后,也立即被宣布为“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的“大毒草”,必须禁绝的“黑书”。一九六六年夏季,虽然“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政治乌云已经翻腾滚滚,但是在报纸上胡乱地公开点名的现象还未出现。不知出于什么背景和用心,这套《外国历史小丛书》在《光明日报》上首先遭到公开批判,商务印书馆前总编辑陈翰伯等人,被冠上“反革命分子”、“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一堆帽子点了名。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日在《光明日报》第四版上刊出的这篇《揭露<外国历史小丛书>的反革命黑幕》文章,实在是开了以后颠倒黑白、陷人以罪的许多文章的先河。从此,株连所及,小丛书的编委、小丛书的许多作者,几乎无一幸免地被打成“黑帮分子”。试问:编辑、出版这套小丛书,究竟有什么“黑幕”呢?文章说:“在一九六一年夏天,国内的反动阶级向无产阶级加紧进攻的时期”,“反革命急先锋吴晗对商务印书馆总编辑陈翰伯说:‘要向群众普及历史知识,要为出国人员提供参考资料,有必要出一套外国历史小丛书。’”就照文章所说,这又有何“黑幕”可言?事实是吴晗同志对陈翰伯同志说的这番话,也不是吴晗同志个人的主意,而是一九六一年夏天,周恩来同志在广州对文艺界发表重要讲话之后,对吴晗讲了同样的一番意思。当时全党正在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周总理鉴于我们工作中出现的许多错误、缺点,究其原因,其中有一条就是我们的各级干部知识不足,需要普及各方面的知识。总理对历史学家吴晗同志讲了普及历史知识的必要。为了增加外事工作人员的历史知识,周总理让吴晗同志不但要编中国历史小丛书,还得编一套外国历史小丛书,《外国历史小丛书》的真正发起人,正是敬爱的周总理。“四人帮”这伙野心家,十年来跳来跳去,无时无事不想伺机打倒周总理。他们诬陷吴晗同志,扼杀《外国历史小丛书》,其罪恶矛头也是首先对着周总理的。《光明日报》那篇文章为了置小丛书于死地,还硬把它和当时似乎已经铁板钉钉了的罪大恶极的“三家村”联在一起,把跟小丛书并无关系的邓拓同志也扯进来。邓拓同志本来与《外国历史小丛书》毫无关系,也从来没有参加过这套丛书的组织工作或编审工作。但是,那篇文章别出心裁,移花接木,竟然把邓拓同志在别的场合讲的话,说成是邓拓给小丛书制定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纲领”和“组织纲领”。在当时那个政治气氛下,只要邓拓、吴晗讲过的话,根本不必考虑他们讲的是什么内容,反正是百分之百的“黑话”。既然小丛书是根据邓拓、吴晗的“黑话”搞起来的,自然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书”。这就是那篇“揭露”小丛书的文章奉行的恶霸逻辑。文章给《外国历史小丛书》定下了两大罪状,一是:“邓拓、吴晗、陈翰伯通过合伙搞《外国历史小丛书》进行反革命活动”,二是:“《外国历史小丛书》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他们陷人以罪的论据,事隔十二年,现在再来看看,实在令人喷饭,也令人发指。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中国历史上封建王朝兴过多次文字狱,比比这种勾当,也只能瞠乎其后。文章引了邓拓同志说过的话:“不要贴标签,要通过具体史料体现马列主义”;引了吴晗同志说“《外国历史小丛书》是历史书,不是理论书,不要空发议论”;“小丛书是普及知识的书,不是学术论文,只能采用公认的史料和看法,不能发表未有定论的史料和个人独到见解”;“写正面人物,同时也要写点反面人物”,等等。试问:这些讲话有什么错误呢?更有何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点影子呢?文章根本讲不出一点道理,他们按照所谓“狗嘴里长不出象牙”这套骂街的逻辑,咬定邓拓、吴晗的嘴里讲不出正经话,只能是黑话无疑。文章说:邓拓讲的“标签”就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要贴标签”,“不要发空议论”,就是不准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吴晗讲只能采用公认的史料和看法,就是只能采用资产阶级的旧史统;吴晗所说的“正面人物”就是帝王将相,“反面人物”就是法西斯分子之流,无论正面、反面人物,都是地主、资产阶级人物。文章对小丛书要把各个专题集合起来成龙配套,诬之为成封建主义之“龙”,配资产阶级之“套”,是“牛鬼蛇神成群结队出笼,百货杂陈,邪气十足!”文章不分青红皂白,把小丛书编委会组织广大史学研究工作者写书,一概诬之为“网罗牛鬼蛇神”、“培养反革命力量”,反映了林彪、“四人帮”这一小撮野心家掀起的打倒一切的腥风恶浪,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初就铺天盖地刮了起来。文章为了给这种强词夺理添加一点佐证,在出版的五十余种小册子里拚命挑毛病,挖空心思,上纲上线,必欲判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才肯罢休。他们搞的这套荒诞无稽的文字把戏,而今只落得一个用处,它给中国文字狱史添下一笔史料。文章还煞有介事地说,有的读者由于“欣赏”小丛书,成为“资产阶级思想的俘虏”,竟至如何如何沉沦堕落。这更是无中生有的捏造。
吴晗同志和邓拓同志沉冤都已有十余载,而今终于平反昭雪。吴晗同志主编的这套《外国历史小丛书》也必须恢复名誉。它是香花,不是毒草。加在这套小丛书的编委会成员,包括陈翰伯同志在内,以及这套丛书的所有作者和编辑头上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通通应予推翻。
现在,商务印书馆已经用《历史知识读物》名义重印和继续出版这套小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