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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是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重任和理想夙愿。
从“一穷二白”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梦”是强国的梦、是富民的梦。中国又一次显示出一条世界经济巨龙的神勇，我们经济复兴又必将带来文明的复兴，要实现这样的目标，需要什么样的市场经济？本刊专访了著名经济学家、《经济学家周报》主编、中央军委办公厅原理论秘书、清华大学新经济与新产业中心首席专家管益忻。
我们要什么样版本的市场经济
亚当·斯密撰写了《国富论》，在深入分析市场经济资源配置方式的同时，似乎看到了资本“恶”的一面，于是，同时下大气力地撰写了《道德情操论》，空前地强调了道德修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期望人们在从事商品交易，商品经营行为中不断地提高道德水准，以避免“资本主义”的沉沦。谈到市场经济发展的“中国梦”，管益忻同样表示：“当下我国经济发展最为宝贵的资源是信任度。”
2012年底的调查报告显示，我国信任度再创新低，这使管益忻深切地感受到，当前促进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是，以发展人为核心，提高人的素质，“否则GDP再高也没用，要以优化再造‘软生态’为主，替代过去以发展硬生态为主的发展模式。”这种信任度首要的是，各市场主体之间相互信任、相互施信，由此培育出市场主体之间的良性互动，各种商品交易中的良性互动，打造出和谐氛围。
“多少年来，做买卖都讲将本求利，似乎这是天经地义的，现在看来问题严重。对时下中国的个别企业、产业乃至整个经济、社会、文化的运行发展来看，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其根本指导思想应该转型，从‘将本求利’转变为‘将责求利’。”管益忻谈到，去年北京延庆大雪，一些人趁机将方便面推销给困在路上的人，卖价高达20元/碗，这就是个典型例子——这样的生意到底该不该做？即便要做的话，能不能卖这么贵？
中国这些年来假冒伪劣满天飞，领域之宽、持时之久、范围之广、为害之烈都是难以想象的。这表明市场经济发展中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不负责任、只讲利益——把利润最大化当作一切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这样发展下去，就会把我们企业的经营发展，产业的、经济的发展都引导到斜路上去，现在社会上，种种世象矛盾百出，弊端丛生，处处是令人纠结的氛围，正是集中凸显着这种反映。
武汉长江三桥，建成后，十年间维修了24次；上海出现了“楼歪歪”……这些都告诉我们，搞市场经济是肯定的，搞市场化的资源配置也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我们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版本绝不应该是把信任度抛到一边，一门心思将本求利、搞利益最大化，唯GDP，我们应该一再地强调信任为本、责任为本，以人的素质的“升级换代”为本。“两手都要硬，理念要更硬；‘发展是硬道理’，发展人是更要强硬的道理。”
这就是说，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之路到底应该怎么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到底该是什么版本？“我们肯定不能照搬西方，美国的版本对我们来说不合适，我们要走的是市场经济的东方版本。”
打造市场经济的东方版本，尤其要提高对农民的信任度，共产党领导农民斗地主，打土豪分田地，帮他们解决了土地问题，深受农民欢迎。但是现在，土地集中在集体或国家手里，当前迫切的问题是把土地还给农民。“农村改革包产到户，联产承包责任制，一定程度（部分意义）上把使用权给了农民，目前要做的是要把包括所有权在内的—— 整个产权束还给农民。”
中国特色市场经济在实践中
打造市场经济的东方版本，是一个理论的，更是一个实践的探索过程。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这5年间，中国经济发展——探索大致的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08年到2010年，4万亿阶段。这段时间我国经济在西方世界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下，从出口导向转向内需发展导向，表现在三架马车的关系上，就主要转化为投资主导了。第二阶段是2010年—2011年末，这个阶段开始注意GDP的质量，并提出稳增长，就是从追求GDP的速度让位于追求GDP的质量。稳增长之“稳”在强调效益、质量实则是增长方式，特别是发展方式转型。“现阶段，从三驾马车上来说，消费被人们空前关注了。有人说，如果一个农民从农村到了北上广这些一线城市，其消费提高8倍，这个推算可能有水分，但这的确是广大农民群众热切盼望城市化、急切追求更高生活品质的体现，从这个角度可以理解，农民工身份的变化，农民工之市民化，在整个城镇化嬗变中的重要性。”管益忻说。
从4万亿大投资，到稳增长中间过渡，再到以城镇化为根本动力源，这个过程表明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版本上，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之“必然性”客观规律上开始摸到一点既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日本、四小龙的一些我们自己的宝贵经验。
“我们内部曾搞过一个报告会，题目是‘打造市场经济的东方版本’。我们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的东方版本，但又不同于日、韩。概而言之，东方版本的探索总体上还是应以马克思讲的产业资本理论作为基础。我以为今天我们应下大气力研究产业资本问题。”管益忻说。
管益忻提出，毫无疑问，我们中国的经济发展实践确实还有一些不完善的地方有待探索，分配不公、官员财产公布、房产税、三公消费等问题都亟待解决。但是不管怎么说，30年来的经验，是我们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根据。同时，要清楚地看到，我们有着自己的优势：在30年来的经验总结上，我们按照自己的路线解决了绝大多数人的温饱问题，现在又开始带领人民群众奔小康，这是我们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优势，过去有人质疑共产党搞不了市场经济，现在看来我们不仅能搞，而且搞得较好；在国有企业的机制民营化方面，近年来我国的国有企业不断地去国有化；作为世界最大的消费王国，我们有着世界最大的市场，同时，我们的研发能力、自有品牌的建设都在快速发展；“种种利好条件表明，在现阶段提出‘中国梦’的实现是符合我们实际情况的。要把蓝图变为现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我们付出长期艰苦的努力。”
责任编辑 李菡丹
从“一穷二白”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梦”是强国的梦、是富民的梦。中国又一次显示出一条世界经济巨龙的神勇，我们经济复兴又必将带来文明的复兴，要实现这样的目标，需要什么样的市场经济？本刊专访了著名经济学家、《经济学家周报》主编、中央军委办公厅原理论秘书、清华大学新经济与新产业中心首席专家管益忻。
我们要什么样版本的市场经济
亚当·斯密撰写了《国富论》，在深入分析市场经济资源配置方式的同时，似乎看到了资本“恶”的一面，于是，同时下大气力地撰写了《道德情操论》，空前地强调了道德修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期望人们在从事商品交易，商品经营行为中不断地提高道德水准，以避免“资本主义”的沉沦。谈到市场经济发展的“中国梦”，管益忻同样表示：“当下我国经济发展最为宝贵的资源是信任度。”
2012年底的调查报告显示，我国信任度再创新低，这使管益忻深切地感受到，当前促进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是，以发展人为核心，提高人的素质，“否则GDP再高也没用，要以优化再造‘软生态’为主，替代过去以发展硬生态为主的发展模式。”这种信任度首要的是，各市场主体之间相互信任、相互施信，由此培育出市场主体之间的良性互动，各种商品交易中的良性互动，打造出和谐氛围。
“多少年来，做买卖都讲将本求利，似乎这是天经地义的，现在看来问题严重。对时下中国的个别企业、产业乃至整个经济、社会、文化的运行发展来看，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其根本指导思想应该转型，从‘将本求利’转变为‘将责求利’。”管益忻谈到，去年北京延庆大雪，一些人趁机将方便面推销给困在路上的人，卖价高达20元/碗，这就是个典型例子——这样的生意到底该不该做？即便要做的话，能不能卖这么贵？
中国这些年来假冒伪劣满天飞，领域之宽、持时之久、范围之广、为害之烈都是难以想象的。这表明市场经济发展中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不负责任、只讲利益——把利润最大化当作一切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这样发展下去，就会把我们企业的经营发展，产业的、经济的发展都引导到斜路上去，现在社会上，种种世象矛盾百出，弊端丛生，处处是令人纠结的氛围，正是集中凸显着这种反映。
武汉长江三桥，建成后，十年间维修了24次；上海出现了“楼歪歪”……这些都告诉我们，搞市场经济是肯定的，搞市场化的资源配置也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我们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版本绝不应该是把信任度抛到一边，一门心思将本求利、搞利益最大化，唯GDP，我们应该一再地强调信任为本、责任为本，以人的素质的“升级换代”为本。“两手都要硬，理念要更硬；‘发展是硬道理’，发展人是更要强硬的道理。”
这就是说，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之路到底应该怎么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到底该是什么版本？“我们肯定不能照搬西方，美国的版本对我们来说不合适，我们要走的是市场经济的东方版本。”
打造市场经济的东方版本，尤其要提高对农民的信任度，共产党领导农民斗地主，打土豪分田地，帮他们解决了土地问题，深受农民欢迎。但是现在，土地集中在集体或国家手里，当前迫切的问题是把土地还给农民。“农村改革包产到户，联产承包责任制，一定程度（部分意义）上把使用权给了农民，目前要做的是要把包括所有权在内的—— 整个产权束还给农民。”
中国特色市场经济在实践中
打造市场经济的东方版本，是一个理论的，更是一个实践的探索过程。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这5年间，中国经济发展——探索大致的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08年到2010年，4万亿阶段。这段时间我国经济在西方世界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下，从出口导向转向内需发展导向，表现在三架马车的关系上，就主要转化为投资主导了。第二阶段是2010年—2011年末，这个阶段开始注意GDP的质量，并提出稳增长，就是从追求GDP的速度让位于追求GDP的质量。稳增长之“稳”在强调效益、质量实则是增长方式，特别是发展方式转型。“现阶段，从三驾马车上来说，消费被人们空前关注了。有人说，如果一个农民从农村到了北上广这些一线城市，其消费提高8倍，这个推算可能有水分，但这的确是广大农民群众热切盼望城市化、急切追求更高生活品质的体现，从这个角度可以理解，农民工身份的变化，农民工之市民化，在整个城镇化嬗变中的重要性。”管益忻说。
从4万亿大投资，到稳增长中间过渡，再到以城镇化为根本动力源，这个过程表明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版本上，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之“必然性”客观规律上开始摸到一点既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日本、四小龙的一些我们自己的宝贵经验。
“我们内部曾搞过一个报告会，题目是‘打造市场经济的东方版本’。我们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的东方版本，但又不同于日、韩。概而言之，东方版本的探索总体上还是应以马克思讲的产业资本理论作为基础。我以为今天我们应下大气力研究产业资本问题。”管益忻说。
管益忻提出，毫无疑问，我们中国的经济发展实践确实还有一些不完善的地方有待探索，分配不公、官员财产公布、房产税、三公消费等问题都亟待解决。但是不管怎么说，30年来的经验，是我们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根据。同时，要清楚地看到，我们有着自己的优势：在30年来的经验总结上，我们按照自己的路线解决了绝大多数人的温饱问题，现在又开始带领人民群众奔小康，这是我们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优势，过去有人质疑共产党搞不了市场经济，现在看来我们不仅能搞，而且搞得较好；在国有企业的机制民营化方面，近年来我国的国有企业不断地去国有化；作为世界最大的消费王国，我们有着世界最大的市场，同时，我们的研发能力、自有品牌的建设都在快速发展；“种种利好条件表明，在现阶段提出‘中国梦’的实现是符合我们实际情况的。要把蓝图变为现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我们付出长期艰苦的努力。”
责任编辑 李菡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