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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上”风口要靠持续稳定的输出
《中欧商业评论》（以下简称CBR）：关于“风口”，大家的解读和态度不尽相同，从你本人或者从华创资本的角度，如何看待“风口”一词？
熊伟铭：我们的看法比较中性，华创不是追着风口跑的机构。我觉得雷军说得比较对，这就是一个顺势而为的事，势到了做一件事，怎么快都不稀奇。早年雷军从金山出来做天使投资，移动互联网还没起来，投了一大堆公司也没有很大的收获，但2010年、2011年，他抓住安卓的崛起做了小米，短短几年做成了一个数百亿美元的帝国，还是因为势头到了。
没人能特别抓得住风口，只能说是“赶上了”。怎么才能赶上？你在这些领域必须有长期稳定的输出，或者你总是能容忍一些听起来疯狂而愚蠢的主意。比如，不用去餐厅了，有人送饭到你家里，开始听起来挺蠢的，其实很多主意一点都不新，就是实现起来非常困难。
对创业者来说，要在正确的时间点把事做出来。对投资人来说，需要有很大的系统容错率和耐心。你如果相信一个主意，每一批创业者出来你都参与投资，也许就能赶上一拨在对的时间跑出来的创业者。错过九次之后，是不是还能坚持？这就像做试验一样，需要研发投入，需要持续地相信中国的移动互联网能够实现一些东西，这是不容易的。尤其是VC行业，必须容忍失败，甚至是大规模的失败，如果不这样，拉手网等一大堆团购网站折了之后，就不会再出现美团。
CBR：最近几年，新成立的投资机构数量一度出现激增，对其中一些机构而言很难谈长期稳定的输出，尤其是在一些风口赛道，出于短期利益考虑涌入的钱很多。这种情况你怎么看？
熊伟铭：我们可以看一下，凡是投中好公司的这些人，其实大都还是“老兵”。比如，高榕资本的张震投资拼多多，这绝对不是偶然。张震是2002年入行的，他对流量这件事是深入骨髓地相信，黄铮的早期投资人孙彤宇跟张震从2009年起就开始合作……这些关系和信任不是投機类的投资者能够一下子抓到的，有历史的人才能做到。
CBR：但由于有太多钱冲进来，过去几年国内创投界出现了一些浪费，效率也没有那么高了。
熊伟铭：后面确实出现了一窝蜂的情况。其实从滴滴之后，钱就有点飘了，整个市场的资金供给追加了很多，使大家觉得什么事儿都能成，也导致了恶性竞争的出现，比如自行车满大街乱扔之类。就共享单车来说，摩拜、ofo这两家团队的成熟度跟滴滴、快的当时的成熟度相比，还是要差很多，也许因为出租车行业本身比较难做，太过于以自我为中心搞不了。总之，如果当时这两家团队能够更理性，包括投资人能够更早地不用这种方式对抗的话，可能现在大家的结果都会好一些。当然这也是个偶然因素。
在某种意义上说，对于规模的追求也是必然出现的。“赢”这件事在过去十年已经深入到每个创业者和投资人的脑子里，赢就是把对手干掉，哪怕我断掉一条胳膊也要赢，大家觉得这是唯一一条路。但这个假设的前提是市场不崩溃。
2008年到今天我们经历了一个大的周期，整个过程是一个市场流动性溢出的过程，资本在后面不断推，说你打仗我给你弹药，创业者在一线玩命干。但谁也没想到流动性会枯竭得这么快，比如美国政府的政策忽然出现急转弯，整个假设前提推倒重来，对各方面的影响都很大。如果这个流动性不变，总会有疯子出来说我一直干到底，也许会浪费更多的钱。
CBR：因为“要赢”而导致恶性竞争，共享单车是一个典型，后面的共享充电宝和无人货架也很夸张。
熊伟铭：那已经是疯狂了，也是流动性带来的后果。我觉得这笔账要算在单车的头上，大家开始不动脑子了，能共享的都共享，单车的账还不如我充电宝的账算得好，大家的注意力已经偏执地集中到一个点上去了：什么账能算得过来？但是能算过来账的地方多了去了。过去的两年，对于共享经济的过度迷恋以及对所谓共享经济规模的过度追求，使得整个行业，无论是创业者还是投资人，都有点不动脑子。
对成功路径的依赖是恶性竞争之源
CBR：投资是一件需要理性的事情，所谓的“不动脑子”背后是不是一些人性的弱点在作祟，比如贪婪？
熊伟铭：我觉得可能是另外一个因素：对成功路径的依赖。大家看到这样能成功，那就都这么搞。我们这个行业其实挺难贪婪的，因为风险特别大，二级市场也许动动指头、靠信息就能获得很大空间，但是在VC这个行业，很难。很多知名VC这么多年也就一支基金可能是超额回报，其他都是正常回报。你赶上一口猪被吹起来了，那你就有超额回报，但大多数时候，猪都在地上跑。
从这个角度讲，对路径依赖导致的不动脑子，比例更大一些。也可能大家动了脑子，但是没想到宏观的环境会不一样，也没太花心思去研究消费者心理，研究大家对于共享充电宝、共享卡拉OK或者共享按摩椅的消费热情或者竞争会变成什么样，只是盲目地相信之前的成功经验能复制到其他赛道里面，最终就要自己承担损失。
CBR：对成功路径的依赖使资本在恶性竞争等方面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整体来看，如何评价资本在过去这段时期产生的影响？
熊伟铭：我们都是资本的奴隶，创业者更是资本的奴隶，资本是不看脸色只看收益的。所以，任何一个行业只要有利润，就会有充足的资本冲进来把这个超高利润变成平均利润，这是资本的逐利性造成的。
将投资行业作为整体来看，过去十年的成绩是斐然的。假设我们总共投进去了1 000亿美元，产生的收益远远大于1 000亿美元，整体还是有效的，只是局部上会有一些变形或扭曲，这可能是没办法的事情。从社会效应来看，同样也是正向为主。
过去这几年是有史以来增长最快的一个阶段。从历史来看，1993年中国开放房地产，到现在房地产市场取得了飞速的增长，中国在技术领域、互联网领域的成长一点都不亚于房地产市场的成长。
至于未来会不会有更快的增长，不好说。2005年，我也想象不到今天的中国和互联网会变成这样。很多变化，作为卑微的个体是很难预计的，但从长期来看，下一波热潮也许还是中国资本参与，可能会变成我们疯狂投资非洲、投资太空、投资生命科学……总会有一个新兴的领域吸引大部分资本的注意力，最后转变成很好的ROI。 “连接”已经结束，接下来是单点突破
CBR：很多人提出，2018年是国内创投界的一个拐点，符合你的观察吗？
熊伟铭：2018年确实是个拐点，可能更直接的感受来自中美关系的变化，包括中国自身积累的一些问题也爆发出来。从投资的角度来讲，这两年已经渐渐得出结论：流量这件事，或者说连接这件事已经结束了。在人与人的连接方面，70亿人已经连得差不多了，尤其是中国。
连接这件事如果做完了的话，凡是基于连接的商业模式可能都不再值得VC大规模地花钱，当然小的机会还会有。到了下半场，我们会更专注每一个连接点的生产效率的提升，这个点可能是一个设备、一个人、一个组织或是一个细胞。
我们会从一个千军万马奔一个地方跑的“大跃进”时代，进入百花齐放的时代。搞新药研发也可以，搞太空科技也行，甚至可以搞民营火箭……它跟过去的流量主题和连接主题完全不同，它会变成单点突破，而且是一万个单点同时突破的状态。
CBR：前一个阶段是流量、连接，接下来的这个新阶段，现在可以描述出它的关键特征吗？
熊伟铭：我们可以参照房地产的逻辑来看。互联网其实就相当于一个房地产业务，房地产里说的“地段”就是互联网里说的“流量”，大悦城每天多少客流跟QQ页面的DAU（日活）其实是一回事儿。等房地产做到差不多之后，我们才能开始探索内容或者说业态的变化，比如能不能从百货大楼变成三里屯太古里，能不能从吃麦当劳升级成喝喜茶。连接完成之后，商业背后的那些供应链、生产要素变得更加重要，各行各业能不能基于新的“房地产形态”或者说连接产生价值变得很重要。这也是华创擅长的领域，之所以华创在几年前看起来不是特别火的投资机构，跟团队基因有关，因为我们不是“流量型”的。
CBR：2018年以来很多人重提“资本寒冬”，你观察到的投资行业面临的状况是怎样的？
熊伟铭：2018年七八月，整个行业哀鸿遍野，实际上入秋之后有很大的政策变化，国家又启动了新的流动性计划。当然，一些三流以下的投资机构可能会因为募不到资而出场，但是头部的玩家仍然在场内。接下来可能就要进入精耕细作的阶段，政府精耕细作，各行各业的从业者精耕细作，母基金精耕细作，我们GP也要精耕细作，上市公司更要精耕细作。
美国大概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对创新创业进行精细化的管理运作，可能我们也已经到了这个时间点。比如十年前，你可能不觉得VC是个行业，也不会想采访VC，你可能觉得这是很有趣的一帮人，但可能不是什么大事。但现在你会发现，很多大事里都少不了VC，VC行业在国民经济的前沿领域投入很多，虽然VC在整个经济体里面的规模不大，但是影响力很大。我认为，创新创业领域里的资金应该有更好的政策对待，VC和临门一脚的Pre-IPO以及二级市场的一些投资人非常不同，VC最主要的使命还是为了创新创业。
创业，每一拍都是重拍
CBR：你曾经把创业者比作摇滚歌手，具体如何理解？
熊伟铭：最近摇滚乐不是很给力，放在1994年用这个比喻可能大家更有感觉，当时还有魔岩三杰。我的意思是，当你习惯了一些传统的音乐形式，比如你习惯了听一些轻音乐或者习惯了听四四拍、八六拍的民谣，忽然给你切一个每一拍都是重音的音乐，你会完全受不了。创业就是这种感觉，每一拍都是重音。它的工作强度很大，产生的噪音、产生的冲量也很大，一旦能搞好，就能从“鲍家街43号”生出一个汪峰，就能把摇滚变成流行音乐，就能把互联网从一个非常小众的、看起来不靠谱的技术行业变成一个全民都在用的普及性行业。
对创业公司来说，大公司十年干的事儿，你可能一年就要干完，只有这样才能产生出巨大的冲击力，才能对你想改变的行业或市场产生影响。否则，如果你使的力气跟大公司一样，那人家还是愿意跟大公司跳舞，不愿意牵你的手。
CBR：你觉得这一届创业者怎么样？
熊伟铭：其实每一届都挺好的，老一代也挺好的，江南春也挺好的。我觉得每一代创业者都是值得高度钦佩的，成功了就值得学习和传播，只要创业的精神能够一直在年轻人心里。今年我去了很多趟香港，一个最大的感受是，香港为什么这几年比较平庸？因为它失去了一颗创业心。我们现在所享受的香港仍然是李嘉诚代表的香港。一个城市还在靠一个90多岁的人撑着，这城市可不得衰弱吗？一个城市或一个区域需要有创业者的代际传承，每一代都能迸发出自己的光彩，如果没有，这个城市肯定就没活力了，年轻人也没戏了。
CBR：每一届创业者都值得尊敬，在钱太多的时候，会不会更有可能催生出投机者？
熊伟铭：其实原来也很多，當年牟其中还说过要把喜马拉雅山炸开个口，让风吹进来呢。每一代都有非常疯狂的神奇的故事，但也都有一些非常扎实的东西能落下来，只要我们能够有这些扎实的东西落下来生根发芽，那就值了。
《中欧商业评论》（以下简称CBR）：关于“风口”，大家的解读和态度不尽相同，从你本人或者从华创资本的角度，如何看待“风口”一词？
熊伟铭：我们的看法比较中性，华创不是追着风口跑的机构。我觉得雷军说得比较对，这就是一个顺势而为的事，势到了做一件事，怎么快都不稀奇。早年雷军从金山出来做天使投资，移动互联网还没起来，投了一大堆公司也没有很大的收获，但2010年、2011年，他抓住安卓的崛起做了小米，短短几年做成了一个数百亿美元的帝国，还是因为势头到了。
没人能特别抓得住风口，只能说是“赶上了”。怎么才能赶上？你在这些领域必须有长期稳定的输出，或者你总是能容忍一些听起来疯狂而愚蠢的主意。比如，不用去餐厅了，有人送饭到你家里，开始听起来挺蠢的，其实很多主意一点都不新，就是实现起来非常困难。
对创业者来说，要在正确的时间点把事做出来。对投资人来说，需要有很大的系统容错率和耐心。你如果相信一个主意，每一批创业者出来你都参与投资，也许就能赶上一拨在对的时间跑出来的创业者。错过九次之后，是不是还能坚持？这就像做试验一样，需要研发投入，需要持续地相信中国的移动互联网能够实现一些东西，这是不容易的。尤其是VC行业，必须容忍失败，甚至是大规模的失败，如果不这样，拉手网等一大堆团购网站折了之后，就不会再出现美团。
CBR：最近几年，新成立的投资机构数量一度出现激增，对其中一些机构而言很难谈长期稳定的输出，尤其是在一些风口赛道，出于短期利益考虑涌入的钱很多。这种情况你怎么看？
熊伟铭：我们可以看一下，凡是投中好公司的这些人，其实大都还是“老兵”。比如，高榕资本的张震投资拼多多，这绝对不是偶然。张震是2002年入行的，他对流量这件事是深入骨髓地相信，黄铮的早期投资人孙彤宇跟张震从2009年起就开始合作……这些关系和信任不是投機类的投资者能够一下子抓到的，有历史的人才能做到。
CBR：但由于有太多钱冲进来，过去几年国内创投界出现了一些浪费，效率也没有那么高了。
熊伟铭：后面确实出现了一窝蜂的情况。其实从滴滴之后，钱就有点飘了，整个市场的资金供给追加了很多，使大家觉得什么事儿都能成，也导致了恶性竞争的出现，比如自行车满大街乱扔之类。就共享单车来说，摩拜、ofo这两家团队的成熟度跟滴滴、快的当时的成熟度相比，还是要差很多，也许因为出租车行业本身比较难做，太过于以自我为中心搞不了。总之，如果当时这两家团队能够更理性，包括投资人能够更早地不用这种方式对抗的话，可能现在大家的结果都会好一些。当然这也是个偶然因素。
在某种意义上说，对于规模的追求也是必然出现的。“赢”这件事在过去十年已经深入到每个创业者和投资人的脑子里，赢就是把对手干掉，哪怕我断掉一条胳膊也要赢，大家觉得这是唯一一条路。但这个假设的前提是市场不崩溃。
2008年到今天我们经历了一个大的周期，整个过程是一个市场流动性溢出的过程，资本在后面不断推，说你打仗我给你弹药，创业者在一线玩命干。但谁也没想到流动性会枯竭得这么快，比如美国政府的政策忽然出现急转弯，整个假设前提推倒重来，对各方面的影响都很大。如果这个流动性不变，总会有疯子出来说我一直干到底，也许会浪费更多的钱。
CBR：因为“要赢”而导致恶性竞争，共享单车是一个典型，后面的共享充电宝和无人货架也很夸张。
熊伟铭：那已经是疯狂了，也是流动性带来的后果。我觉得这笔账要算在单车的头上，大家开始不动脑子了，能共享的都共享，单车的账还不如我充电宝的账算得好，大家的注意力已经偏执地集中到一个点上去了：什么账能算得过来？但是能算过来账的地方多了去了。过去的两年，对于共享经济的过度迷恋以及对所谓共享经济规模的过度追求，使得整个行业，无论是创业者还是投资人，都有点不动脑子。
对成功路径的依赖是恶性竞争之源
CBR：投资是一件需要理性的事情，所谓的“不动脑子”背后是不是一些人性的弱点在作祟，比如贪婪？
熊伟铭：我觉得可能是另外一个因素：对成功路径的依赖。大家看到这样能成功，那就都这么搞。我们这个行业其实挺难贪婪的，因为风险特别大，二级市场也许动动指头、靠信息就能获得很大空间，但是在VC这个行业，很难。很多知名VC这么多年也就一支基金可能是超额回报，其他都是正常回报。你赶上一口猪被吹起来了，那你就有超额回报，但大多数时候，猪都在地上跑。
从这个角度讲，对路径依赖导致的不动脑子，比例更大一些。也可能大家动了脑子，但是没想到宏观的环境会不一样，也没太花心思去研究消费者心理，研究大家对于共享充电宝、共享卡拉OK或者共享按摩椅的消费热情或者竞争会变成什么样，只是盲目地相信之前的成功经验能复制到其他赛道里面，最终就要自己承担损失。
CBR：对成功路径的依赖使资本在恶性竞争等方面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整体来看，如何评价资本在过去这段时期产生的影响？
熊伟铭：我们都是资本的奴隶，创业者更是资本的奴隶，资本是不看脸色只看收益的。所以，任何一个行业只要有利润，就会有充足的资本冲进来把这个超高利润变成平均利润，这是资本的逐利性造成的。
将投资行业作为整体来看，过去十年的成绩是斐然的。假设我们总共投进去了1 000亿美元，产生的收益远远大于1 000亿美元，整体还是有效的，只是局部上会有一些变形或扭曲，这可能是没办法的事情。从社会效应来看，同样也是正向为主。
过去这几年是有史以来增长最快的一个阶段。从历史来看，1993年中国开放房地产，到现在房地产市场取得了飞速的增长，中国在技术领域、互联网领域的成长一点都不亚于房地产市场的成长。
至于未来会不会有更快的增长，不好说。2005年，我也想象不到今天的中国和互联网会变成这样。很多变化，作为卑微的个体是很难预计的，但从长期来看，下一波热潮也许还是中国资本参与，可能会变成我们疯狂投资非洲、投资太空、投资生命科学……总会有一个新兴的领域吸引大部分资本的注意力，最后转变成很好的ROI。 “连接”已经结束，接下来是单点突破
CBR：很多人提出，2018年是国内创投界的一个拐点，符合你的观察吗？
熊伟铭：2018年确实是个拐点，可能更直接的感受来自中美关系的变化，包括中国自身积累的一些问题也爆发出来。从投资的角度来讲，这两年已经渐渐得出结论：流量这件事，或者说连接这件事已经结束了。在人与人的连接方面，70亿人已经连得差不多了，尤其是中国。
连接这件事如果做完了的话，凡是基于连接的商业模式可能都不再值得VC大规模地花钱，当然小的机会还会有。到了下半场，我们会更专注每一个连接点的生产效率的提升，这个点可能是一个设备、一个人、一个组织或是一个细胞。
我们会从一个千军万马奔一个地方跑的“大跃进”时代，进入百花齐放的时代。搞新药研发也可以，搞太空科技也行，甚至可以搞民营火箭……它跟过去的流量主题和连接主题完全不同，它会变成单点突破，而且是一万个单点同时突破的状态。
CBR：前一个阶段是流量、连接，接下来的这个新阶段，现在可以描述出它的关键特征吗？
熊伟铭：我们可以参照房地产的逻辑来看。互联网其实就相当于一个房地产业务，房地产里说的“地段”就是互联网里说的“流量”，大悦城每天多少客流跟QQ页面的DAU（日活）其实是一回事儿。等房地产做到差不多之后，我们才能开始探索内容或者说业态的变化，比如能不能从百货大楼变成三里屯太古里，能不能从吃麦当劳升级成喝喜茶。连接完成之后，商业背后的那些供应链、生产要素变得更加重要，各行各业能不能基于新的“房地产形态”或者说连接产生价值变得很重要。这也是华创擅长的领域，之所以华创在几年前看起来不是特别火的投资机构，跟团队基因有关，因为我们不是“流量型”的。
CBR：2018年以来很多人重提“资本寒冬”，你观察到的投资行业面临的状况是怎样的？
熊伟铭：2018年七八月，整个行业哀鸿遍野，实际上入秋之后有很大的政策变化，国家又启动了新的流动性计划。当然，一些三流以下的投资机构可能会因为募不到资而出场，但是头部的玩家仍然在场内。接下来可能就要进入精耕细作的阶段，政府精耕细作，各行各业的从业者精耕细作，母基金精耕细作，我们GP也要精耕细作，上市公司更要精耕细作。
美国大概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对创新创业进行精细化的管理运作，可能我们也已经到了这个时间点。比如十年前，你可能不觉得VC是个行业，也不会想采访VC，你可能觉得这是很有趣的一帮人，但可能不是什么大事。但现在你会发现，很多大事里都少不了VC，VC行业在国民经济的前沿领域投入很多，虽然VC在整个经济体里面的规模不大，但是影响力很大。我认为，创新创业领域里的资金应该有更好的政策对待，VC和临门一脚的Pre-IPO以及二级市场的一些投资人非常不同，VC最主要的使命还是为了创新创业。
创业，每一拍都是重拍
CBR：你曾经把创业者比作摇滚歌手，具体如何理解？
熊伟铭：最近摇滚乐不是很给力，放在1994年用这个比喻可能大家更有感觉，当时还有魔岩三杰。我的意思是，当你习惯了一些传统的音乐形式，比如你习惯了听一些轻音乐或者习惯了听四四拍、八六拍的民谣，忽然给你切一个每一拍都是重音的音乐，你会完全受不了。创业就是这种感觉，每一拍都是重音。它的工作强度很大，产生的噪音、产生的冲量也很大，一旦能搞好，就能从“鲍家街43号”生出一个汪峰，就能把摇滚变成流行音乐，就能把互联网从一个非常小众的、看起来不靠谱的技术行业变成一个全民都在用的普及性行业。
对创业公司来说，大公司十年干的事儿，你可能一年就要干完，只有这样才能产生出巨大的冲击力，才能对你想改变的行业或市场产生影响。否则，如果你使的力气跟大公司一样，那人家还是愿意跟大公司跳舞，不愿意牵你的手。
CBR：你觉得这一届创业者怎么样？
熊伟铭：其实每一届都挺好的，老一代也挺好的，江南春也挺好的。我觉得每一代创业者都是值得高度钦佩的，成功了就值得学习和传播，只要创业的精神能够一直在年轻人心里。今年我去了很多趟香港，一个最大的感受是，香港为什么这几年比较平庸？因为它失去了一颗创业心。我们现在所享受的香港仍然是李嘉诚代表的香港。一个城市还在靠一个90多岁的人撑着，这城市可不得衰弱吗？一个城市或一个区域需要有创业者的代际传承，每一代都能迸发出自己的光彩，如果没有，这个城市肯定就没活力了，年轻人也没戏了。
CBR：每一届创业者都值得尊敬，在钱太多的时候，会不会更有可能催生出投机者？
熊伟铭：其实原来也很多，當年牟其中还说过要把喜马拉雅山炸开个口，让风吹进来呢。每一代都有非常疯狂的神奇的故事，但也都有一些非常扎实的东西能落下来，只要我们能够有这些扎实的东西落下来生根发芽，那就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