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莱坞著名剧作家罗伯特·麦基在他的剧本写作教程《故事》一书中写道：“人物真相只有当一个人在压力之下作出选择时才能得到揭示。”事实上，通过人物面临的两难处境迫使人物采取相应行动而揭示其本性，是电影导演们成功塑造一个有深度的人物的不二法门。当主人公在危急关头突然作出与往日性格大相径庭的抉择的时候，观众们也会为其内心的冲突与挣扎而触动。这样的压力和冲突在伊朗电影《纳德和西敏：一次别离》中被表达得淋漓尽致。在两个家庭之间由一次意外引发的纠纷里，每个人都被抛进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处境。在短短几天的时间里，他们的信仰，他们坚持的原则都受到了巨大的挑战。
　　首先遇到挑战的纳德，一个11岁的小女孩的父亲。纳德是典型的现代都市精英：在银行工作，有家有车有房。然而在电影一开始，他的家庭正面临解体——妻子西敏认为目前伊朗的环境无益于女儿的成长，于是给了纳德两个选择：要么全家一起移民，要么离婚。但纳德坚持留下，因为患老年痴呆症的父亲无人照顾。痴呆的老父象征着病入膏肓的社会。在这个决定中，纳德表现出的是有勇气有担当的一面。在他看来，面对国家与社会的种种问题，个人的逃避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应该以勇敢的态度去面对。
　　婚没有离成，西敏一怒之下回了娘家，给纳德留下一个难题：他一个人也没办法照顾老父。无奈之下，纳德只得请了一位女看护瑞茨来帮忙。‘这个决定成了引发后来一系列纠纷的导火索。有一天纳德提前回家，发现父亲被绑在房间里，瑞茨却不见踪影；他还发现自己放在抽屉里的钱不见了一些，数目正好是瑞茨一天的工资。纳德勃然大怒，他认为瑞茨把父亲留在家里是不负责任的行为，而不见了的钱肯定是瑞茨偷的。在瑞茨回来之后，两人爆发了剧烈的争吵。盛怒之下的纳德把瑞茨推出门外。第二天，纳德和西敏就收到了瑞茨住院的消息：原来她已经怀孕四个月；在被纳德推出门外之后，她流产了。纳德被瑞茨的丈夫告上法庭。按照伊朗的法律，故意造成胎儿流产可以以谋杀罪论处。但是如果纳德坚称自己不知道瑞茨已经怀孕，法官也许可以网开一面。
　　纳德再次陷入两难。在伊朗这个政教合一的国家，他信奉的是世俗的基本道德原则。撒谎违反他做人的原则。然而他也在顾虑。万一自己真的被判刑坐牢，女儿和老父亲谁来照顾？在原则和责任之间，纳德选择为了责任而说谎。在影片的后半部分，我们可以看到纳德在面对法官的诘问时比平时多了些慌乱，语气也明显的底气不足。内心的矛盾在他独处以及与家人相处的时候表现得更加明显。他心情沉重，这种沉重在他的女儿也被推到必须作出选择的两难处境中时达到了顶峰——女儿知道他在撒谎，在法官面前，她必须决定是替父亲圆谎，还是说出实情。
　　小女儿最终选择了为父亲圆谎。得以逃脱罪责的纳德没有任何兴奋。因为他知道天真单纯的女儿就此走入了成人残酷的世界，她的人生从她在法官面前为自己说谎的那一刻开始就此不同。当目睹女儿坐在汽车后座上无声地流眼泪，纳德也许已经在为自己说出的第一个谎言而后悔。
　　故事的另一面，令纳德大发脾气的“受害者”瑞茨实际上也在面对着内心的挣扎。瑞茨和纳德完全不同。她是来自社会底层的贫民妇女。在伊朗的社会传统下，女性的地位比男性低得多。同时，她还是个虔诚的穆斯林；她所坚持的并非世俗的道德，而是宗教的道德。例如，当她需要为尿床的老人换衣服，她会打电话给宗教权威询问这样做是否违反教义。然而瑞茨隐瞒的事情比纳德更多。按照伊朗的传统，她在出去工作之前必须先取得丈夫的允许。她因为害怕被丈夫责怪，向丈夫隐瞒了自己到纳德家工作的事实。同样的，她也隐瞒了导致自己流产的真正原因：纳德的父亲偷偷溜出门去买报纸，她跑上街去找老人，结果被车撞了。
　　瑞茨内心的挣扎和纳德全然不同。她为自己的撒谎而难过，然而这种难过是出于自己违反了自己所信奉的教义。她认为违反教义会遭到报应，而这种报应将应验在她的女儿身上。瑞茨因此一直处在恐慌和不安的状态里，这种状态贯穿了整部电影始终。最终，瑞茨作出了和纳德不一样的选择：当纳德要她把手放在古兰经上发誓她没有撒谎的时候，她拒绝了。她惶恐地躲进厨房，向丈夫坦白了一切，不敢再与纳德夫妇相见。
　　在《西敏与纳德：一次别离》中，导演只是用镜头捕捉了纳德和瑞茨在撒谎的过程中的言行细节，却没有对他们撒谎的行为作出过多的价值判断，这使’得整部电影的风格显得冷峻而又细腻。电影虽然聚焦于两个家庭之间的纠纷，然而在人物的言谈举止中，处处映射出当今的伊朗社会面临的重重难题。这部电影与其说是在说一个故事，不如说是在提出问题。在这些难题面前，恐怕导演自己也无法给出解答。
　　编辑/杨明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