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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中等收入”阶段，既是中等收入国家向中等发达国家迈进的重要阶段，又是矛盾增多、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
“中等收入陷阱”并非发展中国家的宿命。通过深化经济社会体制改革，自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能够实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后，全球人口收入分布格局将会再一次发生重大变化。这将是中国对人类文明作出的又一次重大贡献。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由低收入国家行列先后进入下中等收入和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当下，“中等收入陷阱”成为社会关注的话题：这一阶段既是中等收入国家向中等发达国家迈进的重要阶段，又是矛盾增多、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对此，如何规避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进而实现胡锦涛同志在7月23日讲话中提出的“在未来5年为到2020年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打下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基础，进而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现实课题。
“中等收入陷阱”并非发展中国家的宿命
“中等收入陷阱”并没有一个理论上的清晰界定，实际是对一种现象的泛指，即一些成功跨入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人均GDP停滞在3000至5000美元间，未能延续原有增长和发展势头，难以进一步跨入高收入行列。
过去40年，全球生活在低收入水平国家的人口占全球比重由71%降低到12%；生活在中等收入水平国家的人口比重由17%提高到72%。2010年全球中等收入国家的总人口达到49.2亿。如此规模和比重的人口能否在今后发展进程中更进一步，跨入高收入行列，关乎人类福祉，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历史影响。这正是国际社会由“二战”结束时关注“贫困陷阱”，转而关注目前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时代背景。
“二战”结束之后，众多新独立的民族国家启动了发展进程。但现实表明，起步时人均收入水平、自然禀赋条件和在国际政治体系中所处地位大致相同的经济体，实际发展绩效相差悬殊。成功案例有东亚的日本、韩国、新加坡和我国台湾、香港地区等；与之形成对照的例子很多，如广为关注的众多拉美国家，甚至也包括前苏联和东欧国家。
由此不难看出，虽然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仍然停留在中等收入阶段，但二战后的确出现了一些发展进程顺利、人均收入水平持续提高、社会结构平稳转型并进入高收入社会的经济体。这表明，“中等收入陷阱”并非发展中国家的宿命。
自然资源禀赋不是发展的关键条件
“二战”刚结束时，自然资源禀赋曾被认为是决定发展绩效的重要条件。因此，当时理论界普遍认为非洲比亚洲的发展前景更好。但后来的事实表明，自然资源禀赋不是发展的关键条件。日本、韩国、新加坡和我国台湾、香港地区，自然资源匮乏，高度依存外部能源，但却发展起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制造业，并通过参与全球化获取了必要的资源，弥补了自身不足。
而资源丰富地区的发展绩效则呈现分化状态。一种情形是非洲、拉美和海湾国家，坐拥丰富的能源、矿产和其他自然资源，却不仅没有发展起来，反而受累于这些资源。在许多非洲国家，资源甚至成为腐败、战争和内乱的诱因。拉美的一些资源丰富国家虽然一度凭借资源出口跻身当时的富国俱乐部，但后来的发展进程也陷于停滞，典型的例子是阿根廷，在20世纪初人均收入水平与当时的发达国家相差不多。另一种资源丰富国家，如澳大利亚等，却基于自身资源优势，成功发展相关产业，顺利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等经互会成员国与经合组织国家的发展水平、人力资本水平等，在二战前和二战结束后相差不大，但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后来的发展绩效却远远落后于西欧国家。
更有说服力的是韩国和菲律宾的对比。两者的人口和经济规模相差不多，资源禀赋条件也差不多，且在国际政治格局中扮演的角色也比较接近，都有美国驻军并接受了美国大量援助。菲律宾还从形式上照搬了美国的政治体制，二战结束后一度成为亚洲仅次于日本的佼佼者。时至今日，菲律宾和韩国发展绩效的悬殊对比人所周知。
自觉转变发展方式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理论历经60余年演进得到的一个重要结论是，发展进程顺利推进的关键在于根据发展阶段的变化调整战略和发展方式，深化经济社会体制改革。也就是说，要根据发展阶段和客观条件的变化，不断转变发展方式。这里，要看到中等收入和低收入阶段的特征差异。
其一，低收入阶段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技术差距大，模仿的路径几乎不存在什么风险和不确定性，发达国家中经过市场检验的成熟技术可以低成本地移植到发展中国家来。这就是所谓后发优势的基本源泉。发展中国家整体经济的复杂性也比较低。而发展中国家需要完成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任务，也为自身增长提供了最重要的需求空间。
而在中等收入阶段，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发展中国家技术水平与前沿国家差距缩小，技术和产业升级面临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显著提升；整体经济复杂性大大提高；且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工业化和城市化任务趋于完成，国内需求空间特别是适合于大量投资的需求空间，日益萎缩。
这里的经济发展态势，能带来诸多启示。首先，在由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阶段迈进过程中，政府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创新政府对经济的管理方式。可以说，一个有能力对经济进行深度干预的政府，是快速启动增长和发展进程，并由低收入阶段跨入中等收入阶段的有利条件。这是包括我国在内的东亚国家的一个共同特点。然而，在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阶段迈进的过程中，由于经济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提高，倘若政府继续深度干预经济，则犯错误的概率大大提高。其次，在由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阶段迈进过程中，要促进公平竞争，扩大对外开放，以激发全社会所有主体的创新活力。中等收入阶段迈向高收入阶段，需要转向创新驱动，寻求接续增长动力。而中等收入阶段的技术和产业升级，很大程度上是在未知世界里试错，参与试错的主体越多，各主体试错的积极性越高，才能够越有效地降低技术和产业升级的不确定性，提高技术和产业升级的成功率。 其二，较之于低收入阶段，中等收入阶段的利益格局更加复杂，体制变革的难度大大提高。在低收入阶段，各主体利益关系的一致化程度较高，利益关系相对简单。而经济社会发展到中等收入阶段之后，利益格局多元化和分化无可避免。这种背景下，体制和政策创新要求提高，但风险加大。不难想象，大多数主体会认为自己已经得到的蛋糕是合理的、应得的；更甚者还希望在再分配过程中分到更大的蛋糕。正因为如此，许多发展中国家难以推进必要的改革和战略调整，陷于“中等收入陷阱”。
还要看到，拉美国家在早期发展进程中进口替代和封闭的发展战略虽然一时奏效，但长期僵化地实施该战略，导致经济缺乏活力；这种战略下受保护的部门缺乏参与国际竞争和推动技术进步的积极性，民粹思潮浓重背景下的西方政治制度，也诱导当局以牺牲国家长期发展前景的再分配政策迎合各种短期利益。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计划经济制度虽然在早期经济追赶时不无效果，但随着经济复杂程度提高和技术水平提升，政府仍然不改变对经济的管控模式，全社会的创新活力没有被充分激发，产业和技术升级进程受阻。
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东亚的成功追赶型经济体。这些经济体虽然在早期政府对经济实施过相当程度的干预，但随着发展阶段提升，自觉地转变发展方式。一方面，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逐步减少；对内对外开放程度日益加深，微观主体受到的保护日益减少，在参与全球竞争中不断积累技术、管理和营销能力，形成了创新驱动为主的增长动力。另一方面，这些经济体政治和社会结构有序转型，政府没有为迎合各种短期利益而实施不利于长远发展的再分配政策。
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政策指向
我国已经处于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战略抉择。对此，我国有清醒的认识，并已经开始自觉行动。
总结和借鉴国际经验，分析立足国情，我国转变发展方式应做到如下几点。
第一，平稳实现增长阶段转换。我国过去30多年年均经济增速高达10%。按照我们的国际比较研究，我国目前已经临近由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转换的时间窗口。增长阶段转换同时还将伴随经济结构的转折性变化，总需求中投资比重达到峰值并开始下降；总产出中制造业比重达到峰值并开始下降；城市化推进速度也开始放缓。增长阶段转换并非轻而易举，有可能出现企业盈利、就业、财政收入、金融资产质量等多重风险和不确定性。在增长阶段转换过程中，既要避免对增长速度下台阶的客观性认识不足，过度刺激经济，导致更大的不可持续泡沫的决策倾向；也要避免放任自流，任由各类主体形成过度悲观的预期，导致经济在短期内大幅度滑坡的决策倾向。同时，要制定好应对各类风险乃至系统性经济风险的预案。
第二，挤出虚高竞争力。东亚成功追赶型经济体的经验表明，在中等收入阶段的高速增长过程中，工业和投资比重以及出口都达到较高的峰值水平，之后在迈向高收入阶段的过程中，伴随着经济增长速度回落而相应降低。而与此形成对照的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和前苏联东欧国家等，工业和投资比重均未达到应有的峰值水平。从这些事实来看，目前广受诟病的我国投资和工业比重高等所谓结构性矛盾，总体而言，既有符合规律的、正常高的成分；也有由于市场经济体制仍不完善导致的偏高成分。对此，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加以矫正，包括深化要素市场改革、理顺包括生产要素、利率和汇率在内的价格形成机制。
第三，挖掘传统部门的增长潜力。大量细致而深入的研究表明，我国传统部门仍然蕴藏着很可观的增长潜力。如最近一项基于中国所有国有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微观数据的研究表明，如果中国资本和劳动的配置状况优化到一定的水平，则全要素生产率可以提高30%～50%。要释放这些潜力，需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适当放开准入，促进公平竞争。
第四，促进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不仅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带动力量，还是跨入高收入阶段后持续增长的根本动力。创新的本质是在未知世界中试错，参与创新的主体越多、越活跃、人力资本水平越高，则创新成功的概率越高。所以，促进创新的政策指向除了增加研发投入、继续搞好政府主导的关键性创新工程外，更重要的指向是，以包容性增长促进全社会各类主体充分参与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以畅通的纵向和横向流动充分激发所有主体的创业和创新活力与企业家精神。这要求消除各种歧视，公平对待各类创业主体，完善要素自由流动的全国统一市场。通过这样的改革，促进人力资本、企业家精神和创新才能的自我发现和自我积累。这是社会进步最厚实的基础和最强劲的动力。
我们的初步研究也表明，如果能够平稳实现增长阶段转换，不出现大的波折，那么，即使按照增长阶段转换后的增速预测，2020年前后我国经济总规模将与美国持平，人均收入水平也将接近甚至跨入高收入国家门槛，全球人口收入分布格局将因此再一次发生重大变化。这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是我国对人类文明作出的又一次重大贡献。（执笔：刘培林）
(责任编辑：翁淮南)
“中等收入陷阱”并非发展中国家的宿命。通过深化经济社会体制改革，自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能够实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后，全球人口收入分布格局将会再一次发生重大变化。这将是中国对人类文明作出的又一次重大贡献。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由低收入国家行列先后进入下中等收入和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当下，“中等收入陷阱”成为社会关注的话题：这一阶段既是中等收入国家向中等发达国家迈进的重要阶段，又是矛盾增多、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对此，如何规避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进而实现胡锦涛同志在7月23日讲话中提出的“在未来5年为到2020年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打下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基础，进而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现实课题。
“中等收入陷阱”并非发展中国家的宿命
“中等收入陷阱”并没有一个理论上的清晰界定，实际是对一种现象的泛指，即一些成功跨入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人均GDP停滞在3000至5000美元间，未能延续原有增长和发展势头，难以进一步跨入高收入行列。
过去40年，全球生活在低收入水平国家的人口占全球比重由71%降低到12%；生活在中等收入水平国家的人口比重由17%提高到72%。2010年全球中等收入国家的总人口达到49.2亿。如此规模和比重的人口能否在今后发展进程中更进一步，跨入高收入行列，关乎人类福祉，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历史影响。这正是国际社会由“二战”结束时关注“贫困陷阱”，转而关注目前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时代背景。
“二战”结束之后，众多新独立的民族国家启动了发展进程。但现实表明，起步时人均收入水平、自然禀赋条件和在国际政治体系中所处地位大致相同的经济体，实际发展绩效相差悬殊。成功案例有东亚的日本、韩国、新加坡和我国台湾、香港地区等；与之形成对照的例子很多，如广为关注的众多拉美国家，甚至也包括前苏联和东欧国家。
由此不难看出，虽然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仍然停留在中等收入阶段，但二战后的确出现了一些发展进程顺利、人均收入水平持续提高、社会结构平稳转型并进入高收入社会的经济体。这表明，“中等收入陷阱”并非发展中国家的宿命。
自然资源禀赋不是发展的关键条件
“二战”刚结束时，自然资源禀赋曾被认为是决定发展绩效的重要条件。因此，当时理论界普遍认为非洲比亚洲的发展前景更好。但后来的事实表明，自然资源禀赋不是发展的关键条件。日本、韩国、新加坡和我国台湾、香港地区，自然资源匮乏，高度依存外部能源，但却发展起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制造业，并通过参与全球化获取了必要的资源，弥补了自身不足。
而资源丰富地区的发展绩效则呈现分化状态。一种情形是非洲、拉美和海湾国家，坐拥丰富的能源、矿产和其他自然资源，却不仅没有发展起来，反而受累于这些资源。在许多非洲国家，资源甚至成为腐败、战争和内乱的诱因。拉美的一些资源丰富国家虽然一度凭借资源出口跻身当时的富国俱乐部，但后来的发展进程也陷于停滞，典型的例子是阿根廷，在20世纪初人均收入水平与当时的发达国家相差不多。另一种资源丰富国家，如澳大利亚等，却基于自身资源优势，成功发展相关产业，顺利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等经互会成员国与经合组织国家的发展水平、人力资本水平等，在二战前和二战结束后相差不大，但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后来的发展绩效却远远落后于西欧国家。
更有说服力的是韩国和菲律宾的对比。两者的人口和经济规模相差不多，资源禀赋条件也差不多，且在国际政治格局中扮演的角色也比较接近，都有美国驻军并接受了美国大量援助。菲律宾还从形式上照搬了美国的政治体制，二战结束后一度成为亚洲仅次于日本的佼佼者。时至今日，菲律宾和韩国发展绩效的悬殊对比人所周知。
自觉转变发展方式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理论历经60余年演进得到的一个重要结论是，发展进程顺利推进的关键在于根据发展阶段的变化调整战略和发展方式，深化经济社会体制改革。也就是说，要根据发展阶段和客观条件的变化，不断转变发展方式。这里，要看到中等收入和低收入阶段的特征差异。
其一，低收入阶段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技术差距大，模仿的路径几乎不存在什么风险和不确定性，发达国家中经过市场检验的成熟技术可以低成本地移植到发展中国家来。这就是所谓后发优势的基本源泉。发展中国家整体经济的复杂性也比较低。而发展中国家需要完成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任务，也为自身增长提供了最重要的需求空间。
而在中等收入阶段，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发展中国家技术水平与前沿国家差距缩小，技术和产业升级面临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显著提升；整体经济复杂性大大提高；且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工业化和城市化任务趋于完成，国内需求空间特别是适合于大量投资的需求空间，日益萎缩。
这里的经济发展态势，能带来诸多启示。首先，在由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阶段迈进过程中，政府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创新政府对经济的管理方式。可以说，一个有能力对经济进行深度干预的政府，是快速启动增长和发展进程，并由低收入阶段跨入中等收入阶段的有利条件。这是包括我国在内的东亚国家的一个共同特点。然而，在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阶段迈进的过程中，由于经济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提高，倘若政府继续深度干预经济，则犯错误的概率大大提高。其次，在由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阶段迈进过程中，要促进公平竞争，扩大对外开放，以激发全社会所有主体的创新活力。中等收入阶段迈向高收入阶段，需要转向创新驱动，寻求接续增长动力。而中等收入阶段的技术和产业升级，很大程度上是在未知世界里试错，参与试错的主体越多，各主体试错的积极性越高，才能够越有效地降低技术和产业升级的不确定性，提高技术和产业升级的成功率。 其二，较之于低收入阶段，中等收入阶段的利益格局更加复杂，体制变革的难度大大提高。在低收入阶段，各主体利益关系的一致化程度较高，利益关系相对简单。而经济社会发展到中等收入阶段之后，利益格局多元化和分化无可避免。这种背景下，体制和政策创新要求提高，但风险加大。不难想象，大多数主体会认为自己已经得到的蛋糕是合理的、应得的；更甚者还希望在再分配过程中分到更大的蛋糕。正因为如此，许多发展中国家难以推进必要的改革和战略调整，陷于“中等收入陷阱”。
还要看到，拉美国家在早期发展进程中进口替代和封闭的发展战略虽然一时奏效，但长期僵化地实施该战略，导致经济缺乏活力；这种战略下受保护的部门缺乏参与国际竞争和推动技术进步的积极性，民粹思潮浓重背景下的西方政治制度，也诱导当局以牺牲国家长期发展前景的再分配政策迎合各种短期利益。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计划经济制度虽然在早期经济追赶时不无效果，但随着经济复杂程度提高和技术水平提升，政府仍然不改变对经济的管控模式，全社会的创新活力没有被充分激发，产业和技术升级进程受阻。
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东亚的成功追赶型经济体。这些经济体虽然在早期政府对经济实施过相当程度的干预，但随着发展阶段提升，自觉地转变发展方式。一方面，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逐步减少；对内对外开放程度日益加深，微观主体受到的保护日益减少，在参与全球竞争中不断积累技术、管理和营销能力，形成了创新驱动为主的增长动力。另一方面，这些经济体政治和社会结构有序转型，政府没有为迎合各种短期利益而实施不利于长远发展的再分配政策。
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政策指向
我国已经处于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战略抉择。对此，我国有清醒的认识，并已经开始自觉行动。
总结和借鉴国际经验，分析立足国情，我国转变发展方式应做到如下几点。
第一，平稳实现增长阶段转换。我国过去30多年年均经济增速高达10%。按照我们的国际比较研究，我国目前已经临近由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转换的时间窗口。增长阶段转换同时还将伴随经济结构的转折性变化，总需求中投资比重达到峰值并开始下降；总产出中制造业比重达到峰值并开始下降；城市化推进速度也开始放缓。增长阶段转换并非轻而易举，有可能出现企业盈利、就业、财政收入、金融资产质量等多重风险和不确定性。在增长阶段转换过程中，既要避免对增长速度下台阶的客观性认识不足，过度刺激经济，导致更大的不可持续泡沫的决策倾向；也要避免放任自流，任由各类主体形成过度悲观的预期，导致经济在短期内大幅度滑坡的决策倾向。同时，要制定好应对各类风险乃至系统性经济风险的预案。
第二，挤出虚高竞争力。东亚成功追赶型经济体的经验表明，在中等收入阶段的高速增长过程中，工业和投资比重以及出口都达到较高的峰值水平，之后在迈向高收入阶段的过程中，伴随着经济增长速度回落而相应降低。而与此形成对照的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和前苏联东欧国家等，工业和投资比重均未达到应有的峰值水平。从这些事实来看，目前广受诟病的我国投资和工业比重高等所谓结构性矛盾，总体而言，既有符合规律的、正常高的成分；也有由于市场经济体制仍不完善导致的偏高成分。对此，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加以矫正，包括深化要素市场改革、理顺包括生产要素、利率和汇率在内的价格形成机制。
第三，挖掘传统部门的增长潜力。大量细致而深入的研究表明，我国传统部门仍然蕴藏着很可观的增长潜力。如最近一项基于中国所有国有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微观数据的研究表明，如果中国资本和劳动的配置状况优化到一定的水平，则全要素生产率可以提高30%～50%。要释放这些潜力，需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适当放开准入，促进公平竞争。
第四，促进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不仅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带动力量，还是跨入高收入阶段后持续增长的根本动力。创新的本质是在未知世界中试错，参与创新的主体越多、越活跃、人力资本水平越高，则创新成功的概率越高。所以，促进创新的政策指向除了增加研发投入、继续搞好政府主导的关键性创新工程外，更重要的指向是，以包容性增长促进全社会各类主体充分参与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以畅通的纵向和横向流动充分激发所有主体的创业和创新活力与企业家精神。这要求消除各种歧视，公平对待各类创业主体，完善要素自由流动的全国统一市场。通过这样的改革，促进人力资本、企业家精神和创新才能的自我发现和自我积累。这是社会进步最厚实的基础和最强劲的动力。
我们的初步研究也表明，如果能够平稳实现增长阶段转换，不出现大的波折，那么，即使按照增长阶段转换后的增速预测，2020年前后我国经济总规模将与美国持平，人均收入水平也将接近甚至跨入高收入国家门槛，全球人口收入分布格局将因此再一次发生重大变化。这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是我国对人类文明作出的又一次重大贡献。（执笔：刘培林）
(责任编辑：翁淮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