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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义利观，表明了义利统一的整体取向。坚持这种科学义利观所体现的导向作用，有助于保证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义利统一； 价值导向； 全面发展
[中图分类号] B8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962（2004）11-0020-03
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史上曾经有过经久不衰的“义利之辩”，而义利关系问题至今不可回避。中央有关文件曾经明确提出，现阶段应当形成把国家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而又充分尊重公民个人合法利益的社会主义义利观，这表明其基本特征是义利统一、道义优先。从现在起到21世纪中叶，对于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是至关重要的时期，我国要在这个时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并进而逐步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我国进入21世纪时，仍然处于社会变革的过程之中，面临着诸多挑战和机遇，需要解决各种深层次的矛盾。作为中国先进文化的组成部分，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义利观，必将对21世纪中国社会的变革和发展，起到某种重要的导向作用。
社会主义义利观同传统义利观一样，也蕴含着一种以整体利益为重的价值取向，但它们之间的区别是明显的。以儒家义利观为主体的传统义利观所提倡的整体主义，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局限性，这就是人为地把整体和个体、道义和功利对立起来，注重前者而忽视后者。社会主义义利观不仅肯定某种整体利益至上，而且认为整体和个体、道义和功利应当兼顾并举，在对立中达到统一，反对用孤立的、片面的观点看待公私义利问题。社会主义义利观所指的整体和个体，实际上被视为一个更大的系统整体中的要素或层次，二者之间存在着辩证统一的关系。社会主义义利观所强调的是一种具有新质的、义利统一的整体取向，它的有关主张，符合马克思主义以及现代系统论的原理，是科学的。
进入21世纪，不少国家进一步采取各种措施，着手解决本国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历史上的工业文明，是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相联系的。面对传统工业文明和现代文明的撞击，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具有克服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某些弊端，克服前进道路上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社会风险，进一步走向现代文明的优势。从价值观的角度看，这个优势，在于我们能够真正坚持功利价值和道义价值的相互结合。
坚持义利统一的综合价值尺度，防止采用单一价值尺度造成社会畸形发展，是十分重要的。为了做到这一点，应当在实际工作中从多方面作出努力。
第一，坚持中国社会全面实现现代化的正确取向，防止和克服某个方面孤立发展的偏向
实现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为之奋斗的崇高目标。社会主义社会作为人类历史上崭新的社会形态，是以经济建设为重点的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义利统一的社会主义价值导向，既注重物质基础又强调道义规范，它的实施有助于推进富强、民主、文明三位一体的更加全面的现代化建设，防止和克服选用单一价值尺度看待中国现代化问题的弊端。从这些年的情况看，为全面实现现代化而奋斗，避免“单打一”和顾此失彼的现象，很重要的一点是应当处理好经济增长和其他方面工作任务的关系。
众所周知，中国的改革开放起步于经济领域，人民生活的改善得益于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的成功。经济发展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广泛而深刻，在这种情况下，一般人的心态愈来愈务实，其价值取向的功利色彩愈来愈明显。一方面，为了达到现代化的目标，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民族振兴，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点是不能有丝毫动摇的。另一方面，作为中心的经济建设，还要依赖作为非中心的其他建设。单有经济建设的发展，而没有其他建设的相应发展，前者也将难以为继。但是，在实际工作中，有些人把生产力标准简单化，把经济建设为中心等同于单一的经济增长，把建设小康社会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仅仅当成经济发展的过程。而有的人所理解的经济发展，又仅仅局限于扩大规模、增加数量、加快速度的外延式的经济增长模式。这种单纯注重经济增长的片面发展观，导致一些地方和部门，把经济繁荣和社会全面进步割裂开来，轻视非经济的社会事业的发展，并由此带来一系列社会弊端。
我们应当运用义利统一的价值观来看待社会发展问题，不宜采取单一的功利尺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单纯的经济发展并不意味着社会的全面进步，社会主义现代化也不能仅归结为经济现代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搞好其他各项建设，应当是一种互为补充、整体推进的关系。从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的关系来看，二者须臾不可分离。在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党强调既抓经济建设又抓民主法制建设，反对只抓一手的片面性。但是，现阶段仍然存在某种政治发展滞后的问题，其表现如对某些国家公职人员所行使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不够到位，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的决策机制有待于进一步形成，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还比较明显，一部分社会成员政治态度冷漠，缺乏政治参与的热情，等等。如果只抓经济建设而忽视政治建设，就很难保持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进入21世纪后，在把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的同时，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防止社会畸形发展的必然要求。从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关系看，二者同样不可偏废。如果仅注重经济建设，放松和丢弃文化建设，就很难形成有利于社会全面发展的舆论力量、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和文化条件，还可能导致某些人不仅知识文化贫乏，而且道义精神失落，信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只有单纯谋利的冲动力，缺乏为社会作贡献的义务感。一个社会的“精神危机”或“文化危机”，往往会带来社会文明片面发展的不良后果。而且，从经济发展过程本身来看，一些“非经济因素”正在并继续产生着某种制约和阻滞作用。如果不同时加强政治和文化建设，经济建设也要走弯路和受破坏。
与此同时，我们应避免以各种理由冲淡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的现象。近年来有人提出，政府只应站在道义的立场上讲求公平，无须再注重效率，因为有关效率的问题，可由市场本身予以解决。如果这种主张得到认可，则有可能导致政府在行使其职能的过程中，出现重义轻利、以义代利的倾向。这也是一种应当避免的偏向。
第二，坚持局部发展同全局发展相协调的正确取向，防止和克服单纯谋求局部发展、仅仅关注一部分人利益的偏向
义利关系，可具体表现为全局发展和局部发展的关系，前者为义，后者为利。义利统一、道义优先的价值导向，能够引导人们着眼于全局，使局部发展服从全局发展，使二者协调起来，从而避免偏重单一的价值尺度，影响整个社会健康有序发展的现象。我们的某些干部，长期在一个地区和部门工作，长期与相同层次的人打交道，有时容易导致眼界狭窄，仅以本地区、本部门能否发展为标准来衡量有关问题。有的领导者为了加快本地发展，看到市场上什么商品畅销就让生产什么商品，看到别的地方上什么项目赚钱就让上什么项目，不考虑本地资金、技术、自然资源、人员素质等实际情况，一哄而上。其结果，造成重复建设和盲目扩大规模，本地的产品推向市场之日已是市场饱和之日。由于项目效益低下，产品大量积压，甚至停工停产，这些地方往往又一哄而下。这样来回折腾，很难做到扬长避短和优势互补，使当地产业和产品结构不合理的现象更加突出。假如一开始就能顾及全局，坚持局部发展和全局发展的相互统一，当不至于如此。
全国是一个全局、一个整体，中央出台有关政策和措施，首先要考虑全国共同的利益，而不可能处处都照顾到某个地方的局部利益。当局部发展同全局发展产生矛盾时，应坚持以全局发展为重，不允许存在损害全局利益的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有些事情从局部看可行，从全局看不可行，必须服从全局；有些事情从局部看不可行，从全局看可行，也必须服从全局。这对于防止社会发展失衡是必要的。如果全局的正常发展失去保障，最终也不利于局部的发展。
局部利益，有时表现为一部分人的利益。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提倡兼顾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力求妥善处理各种利益关系，并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允许在人们收入方面形成一定的差距。适度的收入差距有利于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显著的积极效应，而收入差距拉得过大，则会造成不良影响和消极效应。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是最紧要和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如果仅以一部分人先富为价值尺度，忽视人们共同富裕的全局取向，就会淡化维护社会公正的道义目标，使大量社会财富长期集中在富裕阶层那里，影响多数人的生产积极性，还可能使一部分贫困者的生活状况继续恶化，从而为社会的发展留下后患。在收入分配方面，应当坚持义利统一的综合价值尺度，肯定以劳动和效率为基础而形成的收入差距，允许存在由智力投资、技术转让等所形成的收入差距，同时把人们的收入差距控制在适度的范围内，特别是要规范分配秩序，清理不合理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如果人们的收入长期过分悬殊，就会使人们的利益冲突愈演愈烈，也会把社会的发展拉向邪路。当然，解决收入差距偏大问题的途径，并非不讲收入是否合法，简单地把高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拉下来，而主要是使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提上去。
第三，坚持眼前发展同可持续发展相结合的正确取向，防止和克服急功近利、损挫经济和社会发展后劲的偏向
有人说中国是一个“争先恐后”的国家，如在公共汽车车门前、展销会门口、娱乐场所出口，往往可以看到人群蜂拥而动，惟恐落后。争先恐后，争分夺秒，这在某些情况下当然是必要的，但这并不都意味着价值上的优越。社会的发展，有一个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的过程，这是客观规律。如果为了促进发展而采取单一的功利标准，只考虑如何实现眼前的、短期的利益，甚至追求立竿见影、掷地有声的效果，就会使主观愿望超出客观实际所允许的可能性，欲速则不达；即使一时能够取得明显成效，最终则会使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后劲受到损挫。
祸在目前尚浅，祸在日后则深。急功近利式的短期发展行为，往往会给我国当前的发展带来负面效应，更会对我国的长远发展造成严重后果，祸遗子孙，殃及后世。只顾对眼前利益的追逐而失去对后人生存条件的关注，这是一种脱离道义约束的不公正、不平等、不负责任的现象。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否有极限？这是一个人们有所争议的问题。然而，不能以限制和牺牲社会的未来发展为代价，来换取眼前的发展，却应当是人所共识的社会良知。只有眼前的发展，不能保证可持续发展，这也是社会畸形发展的一种类型。为了避免这种现象，应当坚持义利统一，处理好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防止以战术投机取代战略远虑。
人口、资源、环境等因素，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当前发展和长远发展。人口爆炸是全球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21世纪到来之际，全球人口已突破60亿，有人预计到本世纪中叶要比现在多出30亿以上，届时地球作为人类惟一的家园，可能将负担着近百亿人口。人口众多而自然资源相对贫乏，是中国国情的重要方面。面对这种状况，我们尤应注重形成人和自然的和谐关系，以保证实现可持续发展。但是，有些人至今仍对这一点认识不足。他们发展经济心切，不惜以损毁生态环境为代价，对自然资源进行掠夺式开发。这在短期内可能会促使经济发展，但后续乏力和无力。当自然资源枯竭以后，这里的经济发展就立刻陷于停滞状态。
人类曾经打破了某种生态平衡，也必将能够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其平衡。人类的前途是光明的，而这要取决于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中国传统义利观关于顺天爱物的思想，含有朴素的生态伦理意蕴。今天，我们要在加快发展科学技术，进一步认识和把握经济规律、自然规律的基础上，自觉地善待环境，并将此作为必须遵循的生态道义信条。只有坚持义利统一，防止采用单一的功利尺度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防止把利用与保护、索取与补偿对立起来，我们才能有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坚持走可持续发展之路，不能离开社会制度的因素，单纯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目前人类面临的生态困境，主要是由于人类内部贫富差距巨大、过分追求高额利润、进行挥霍式的消费等状况所造成的，而这都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有关。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能够坚持义利统一的社会主义价值导向，这更有助于从根本上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我国，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不仅要正确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还要以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和文化建设为保证。据悉，有些地方无视多数人的意见，在“旧城改造”的名义下，使历史文化遗产遭到大规模破坏，这多是当地政府所为，并被当成“政绩”。不重视文化的继承、保护和发展，也会影响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采取上述做法得到的利益是暂时的，而遗憾则可能是永远的。
总之，坚持义利统一的价值导向，有利于我们作出正确的取舍扬抑，避免畸重畸轻的价值选择。这对于保证中国社会全面的、协调的、可持续的发展，是非常必要的。
(本文作者：中共河南省委党校常务副校长、教授)
[关键词] 义利统一； 价值导向； 全面发展
[中图分类号] B8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962（2004）11-0020-03
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史上曾经有过经久不衰的“义利之辩”，而义利关系问题至今不可回避。中央有关文件曾经明确提出，现阶段应当形成把国家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而又充分尊重公民个人合法利益的社会主义义利观，这表明其基本特征是义利统一、道义优先。从现在起到21世纪中叶，对于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是至关重要的时期，我国要在这个时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并进而逐步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我国进入21世纪时，仍然处于社会变革的过程之中，面临着诸多挑战和机遇，需要解决各种深层次的矛盾。作为中国先进文化的组成部分，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义利观，必将对21世纪中国社会的变革和发展，起到某种重要的导向作用。
社会主义义利观同传统义利观一样，也蕴含着一种以整体利益为重的价值取向，但它们之间的区别是明显的。以儒家义利观为主体的传统义利观所提倡的整体主义，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局限性，这就是人为地把整体和个体、道义和功利对立起来，注重前者而忽视后者。社会主义义利观不仅肯定某种整体利益至上，而且认为整体和个体、道义和功利应当兼顾并举，在对立中达到统一，反对用孤立的、片面的观点看待公私义利问题。社会主义义利观所指的整体和个体，实际上被视为一个更大的系统整体中的要素或层次，二者之间存在着辩证统一的关系。社会主义义利观所强调的是一种具有新质的、义利统一的整体取向，它的有关主张，符合马克思主义以及现代系统论的原理，是科学的。
进入21世纪，不少国家进一步采取各种措施，着手解决本国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历史上的工业文明，是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相联系的。面对传统工业文明和现代文明的撞击，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具有克服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某些弊端，克服前进道路上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社会风险，进一步走向现代文明的优势。从价值观的角度看，这个优势，在于我们能够真正坚持功利价值和道义价值的相互结合。
坚持义利统一的综合价值尺度，防止采用单一价值尺度造成社会畸形发展，是十分重要的。为了做到这一点，应当在实际工作中从多方面作出努力。
第一，坚持中国社会全面实现现代化的正确取向，防止和克服某个方面孤立发展的偏向
实现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为之奋斗的崇高目标。社会主义社会作为人类历史上崭新的社会形态，是以经济建设为重点的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义利统一的社会主义价值导向，既注重物质基础又强调道义规范，它的实施有助于推进富强、民主、文明三位一体的更加全面的现代化建设，防止和克服选用单一价值尺度看待中国现代化问题的弊端。从这些年的情况看，为全面实现现代化而奋斗，避免“单打一”和顾此失彼的现象，很重要的一点是应当处理好经济增长和其他方面工作任务的关系。
众所周知，中国的改革开放起步于经济领域，人民生活的改善得益于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的成功。经济发展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广泛而深刻，在这种情况下，一般人的心态愈来愈务实，其价值取向的功利色彩愈来愈明显。一方面，为了达到现代化的目标，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民族振兴，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点是不能有丝毫动摇的。另一方面，作为中心的经济建设，还要依赖作为非中心的其他建设。单有经济建设的发展，而没有其他建设的相应发展，前者也将难以为继。但是，在实际工作中，有些人把生产力标准简单化，把经济建设为中心等同于单一的经济增长，把建设小康社会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仅仅当成经济发展的过程。而有的人所理解的经济发展，又仅仅局限于扩大规模、增加数量、加快速度的外延式的经济增长模式。这种单纯注重经济增长的片面发展观，导致一些地方和部门，把经济繁荣和社会全面进步割裂开来，轻视非经济的社会事业的发展，并由此带来一系列社会弊端。
我们应当运用义利统一的价值观来看待社会发展问题，不宜采取单一的功利尺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单纯的经济发展并不意味着社会的全面进步，社会主义现代化也不能仅归结为经济现代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搞好其他各项建设，应当是一种互为补充、整体推进的关系。从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的关系来看，二者须臾不可分离。在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党强调既抓经济建设又抓民主法制建设，反对只抓一手的片面性。但是，现阶段仍然存在某种政治发展滞后的问题，其表现如对某些国家公职人员所行使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不够到位，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的决策机制有待于进一步形成，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还比较明显，一部分社会成员政治态度冷漠，缺乏政治参与的热情，等等。如果只抓经济建设而忽视政治建设，就很难保持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进入21世纪后，在把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的同时，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防止社会畸形发展的必然要求。从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关系看，二者同样不可偏废。如果仅注重经济建设，放松和丢弃文化建设，就很难形成有利于社会全面发展的舆论力量、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和文化条件，还可能导致某些人不仅知识文化贫乏，而且道义精神失落，信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只有单纯谋利的冲动力，缺乏为社会作贡献的义务感。一个社会的“精神危机”或“文化危机”，往往会带来社会文明片面发展的不良后果。而且，从经济发展过程本身来看，一些“非经济因素”正在并继续产生着某种制约和阻滞作用。如果不同时加强政治和文化建设，经济建设也要走弯路和受破坏。
与此同时，我们应避免以各种理由冲淡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的现象。近年来有人提出，政府只应站在道义的立场上讲求公平，无须再注重效率，因为有关效率的问题，可由市场本身予以解决。如果这种主张得到认可，则有可能导致政府在行使其职能的过程中，出现重义轻利、以义代利的倾向。这也是一种应当避免的偏向。
第二，坚持局部发展同全局发展相协调的正确取向，防止和克服单纯谋求局部发展、仅仅关注一部分人利益的偏向
义利关系，可具体表现为全局发展和局部发展的关系，前者为义，后者为利。义利统一、道义优先的价值导向，能够引导人们着眼于全局，使局部发展服从全局发展，使二者协调起来，从而避免偏重单一的价值尺度，影响整个社会健康有序发展的现象。我们的某些干部，长期在一个地区和部门工作，长期与相同层次的人打交道，有时容易导致眼界狭窄，仅以本地区、本部门能否发展为标准来衡量有关问题。有的领导者为了加快本地发展，看到市场上什么商品畅销就让生产什么商品，看到别的地方上什么项目赚钱就让上什么项目，不考虑本地资金、技术、自然资源、人员素质等实际情况，一哄而上。其结果，造成重复建设和盲目扩大规模，本地的产品推向市场之日已是市场饱和之日。由于项目效益低下，产品大量积压，甚至停工停产，这些地方往往又一哄而下。这样来回折腾，很难做到扬长避短和优势互补，使当地产业和产品结构不合理的现象更加突出。假如一开始就能顾及全局，坚持局部发展和全局发展的相互统一，当不至于如此。
全国是一个全局、一个整体，中央出台有关政策和措施，首先要考虑全国共同的利益，而不可能处处都照顾到某个地方的局部利益。当局部发展同全局发展产生矛盾时，应坚持以全局发展为重，不允许存在损害全局利益的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有些事情从局部看可行，从全局看不可行，必须服从全局；有些事情从局部看不可行，从全局看可行，也必须服从全局。这对于防止社会发展失衡是必要的。如果全局的正常发展失去保障，最终也不利于局部的发展。
局部利益，有时表现为一部分人的利益。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提倡兼顾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力求妥善处理各种利益关系，并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允许在人们收入方面形成一定的差距。适度的收入差距有利于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显著的积极效应，而收入差距拉得过大，则会造成不良影响和消极效应。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是最紧要和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如果仅以一部分人先富为价值尺度，忽视人们共同富裕的全局取向，就会淡化维护社会公正的道义目标，使大量社会财富长期集中在富裕阶层那里，影响多数人的生产积极性，还可能使一部分贫困者的生活状况继续恶化，从而为社会的发展留下后患。在收入分配方面，应当坚持义利统一的综合价值尺度，肯定以劳动和效率为基础而形成的收入差距，允许存在由智力投资、技术转让等所形成的收入差距，同时把人们的收入差距控制在适度的范围内，特别是要规范分配秩序，清理不合理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如果人们的收入长期过分悬殊，就会使人们的利益冲突愈演愈烈，也会把社会的发展拉向邪路。当然，解决收入差距偏大问题的途径，并非不讲收入是否合法，简单地把高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拉下来，而主要是使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提上去。
第三，坚持眼前发展同可持续发展相结合的正确取向，防止和克服急功近利、损挫经济和社会发展后劲的偏向
有人说中国是一个“争先恐后”的国家，如在公共汽车车门前、展销会门口、娱乐场所出口，往往可以看到人群蜂拥而动，惟恐落后。争先恐后，争分夺秒，这在某些情况下当然是必要的，但这并不都意味着价值上的优越。社会的发展，有一个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的过程，这是客观规律。如果为了促进发展而采取单一的功利标准，只考虑如何实现眼前的、短期的利益，甚至追求立竿见影、掷地有声的效果，就会使主观愿望超出客观实际所允许的可能性，欲速则不达；即使一时能够取得明显成效，最终则会使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后劲受到损挫。
祸在目前尚浅，祸在日后则深。急功近利式的短期发展行为，往往会给我国当前的发展带来负面效应，更会对我国的长远发展造成严重后果，祸遗子孙，殃及后世。只顾对眼前利益的追逐而失去对后人生存条件的关注，这是一种脱离道义约束的不公正、不平等、不负责任的现象。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否有极限？这是一个人们有所争议的问题。然而，不能以限制和牺牲社会的未来发展为代价，来换取眼前的发展，却应当是人所共识的社会良知。只有眼前的发展，不能保证可持续发展，这也是社会畸形发展的一种类型。为了避免这种现象，应当坚持义利统一，处理好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防止以战术投机取代战略远虑。
人口、资源、环境等因素，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当前发展和长远发展。人口爆炸是全球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21世纪到来之际，全球人口已突破60亿，有人预计到本世纪中叶要比现在多出30亿以上，届时地球作为人类惟一的家园，可能将负担着近百亿人口。人口众多而自然资源相对贫乏，是中国国情的重要方面。面对这种状况，我们尤应注重形成人和自然的和谐关系，以保证实现可持续发展。但是，有些人至今仍对这一点认识不足。他们发展经济心切，不惜以损毁生态环境为代价，对自然资源进行掠夺式开发。这在短期内可能会促使经济发展，但后续乏力和无力。当自然资源枯竭以后，这里的经济发展就立刻陷于停滞状态。
人类曾经打破了某种生态平衡，也必将能够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其平衡。人类的前途是光明的，而这要取决于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中国传统义利观关于顺天爱物的思想，含有朴素的生态伦理意蕴。今天，我们要在加快发展科学技术，进一步认识和把握经济规律、自然规律的基础上，自觉地善待环境，并将此作为必须遵循的生态道义信条。只有坚持义利统一，防止采用单一的功利尺度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防止把利用与保护、索取与补偿对立起来，我们才能有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坚持走可持续发展之路，不能离开社会制度的因素，单纯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目前人类面临的生态困境，主要是由于人类内部贫富差距巨大、过分追求高额利润、进行挥霍式的消费等状况所造成的，而这都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有关。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能够坚持义利统一的社会主义价值导向，这更有助于从根本上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我国，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不仅要正确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还要以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和文化建设为保证。据悉，有些地方无视多数人的意见，在“旧城改造”的名义下，使历史文化遗产遭到大规模破坏，这多是当地政府所为，并被当成“政绩”。不重视文化的继承、保护和发展，也会影响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采取上述做法得到的利益是暂时的，而遗憾则可能是永远的。
总之，坚持义利统一的价值导向，有利于我们作出正确的取舍扬抑，避免畸重畸轻的价值选择。这对于保证中国社会全面的、协调的、可持续的发展，是非常必要的。
(本文作者：中共河南省委党校常务副校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