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元旦，我在北京胡同里一家咖啡馆小坐时，听到和店主闲聊的大姐说了这么一句：“都说新年要穿新衣，我去年年底买了双皮尔·卡丹的袜子，都还没穿呢！”
　　浓厚的京腔，让这稍显过时的炫耀显得更加突兀。也许她并不知道，她眼中的“名牌”创始人在前几天刚刚去世;可能许多国人也和胡同大姐一样，对这位设计师的印象还停留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各种来自西方的新鲜玩意儿上。
　　对于我们的父辈来说，皮尔·卡丹也许是他们认识西方时尚的启蒙;而纵观整个时尚甚至文化发展史，这位设计师在他长达70年的职业生涯里所涉及的每个领域都能被称为“先驱”，他代表了真正的未来主义。

为尚不存在的未来而设计

　　1922年，在其父母还在威尼斯度假的时候，皮尔·卡丹“迫不及待”地出生了。皮尔在法国中东部城市圣艾蒂安（Saint-étienne）长大，父亲希望他能继承家族的卖酒生意。后来出于对艺术、戏剧等的浓厚兴趣，他进入了当地学校学习建筑。
　　二战后回到法国，年轻的皮尔·卡丹便先后在Paquin和Elsa Schiaparelli这两个当时法国最优秀的时装屋中当学徒，师从克里斯汀·迪奥先生，让迪奥在时尚界一炮而红的1947年“新风貌（New Look）”系列，便是皮尔·卡丹参与设计的。迪奥对他颇为赞赏：“像这样的设计师是高级时装的未来。”
　　1950年，皮尔·卡丹创办了自己的公司，為未来的时尚帝国打下第一根钉。他在巴黎8区开了自己的男女装门店，一间叫“亚当”，一间叫“夏娃”。从他的第一个系列开始，皮尔·卡丹就将设计风格延伸至未来。他曾说：“我偏爱的服装，是我为尚不存在的生活而发明的。”1954年推出的气泡裙让他名声大噪：他将裙边两侧收紧，创造了一种全新的球状廓形。
　　在后来的设计中，他不断在1960年代的太空时代风格中汲取灵感—塑料头盔、彩色紧身袜、弹力连体衣等单品，都代表了彼时人们对于太空探索的想象，与当时美苏两国的太空军备竞赛遥相呼应。
　　这位敢为人先的设计师，还将服装简化为极具未来感的几何线条，将金属锡箔、乙丙烯、代纳尔（Dynel）纤维等非常规材料，率先运用于时装设计中，并利用热压成型技术，打造出了普通布料无法呈现的立体廓形。他仿佛预知了如今时尚界都在奋力拥抱的科技元素，这些材料在今天的时装设计中仍属先锋。

　　“我天生是艺术家，但我现在是个商人。”

　　1969年，这位“想上天”的设计师终于引起了美国太空总署的注意，后者邀请皮尔·卡丹以宇宙服为原型设计服装。两年后，皮尔·卡丹访问了太空总署，并成为史上第一个穿上太空服的平民，他当时所穿的太空服属于和阿姆斯特朗一同登月的宇航员巴兹·奥尔德林。
　　在谈到自己的设计哲学时，这位设计师依旧直言不讳：“我关注的是衣服，穿衣的女人并不重要。”要是如今这代设计师说出这样的话，可能早已被一些女性主义者扣上政治不正确的帽子。而在大师眼里，女性身体只是一个抽象概念，一个类似衣架的存在。其实，皮尔·卡丹关注的从来都不是身体本身，而是服装“能给予身体的轮廓，就像是一个玻璃杯赋予水以形状”。
　　当服装与身体的关系被改变，设计不再局限于身体线条，性别就被模糊了，衣服便像雕塑一样充满各种可能性。老爷子的设计理念，竟与当下崇尚的“性别流动”不谋而合。

从设计师到商人

　　“我天生是艺术家，但我现在是个商人。”皮尔·卡丹1987年对《时代》杂志说道。
　　历史上许多时尚大师都有一个彼此信任的生意伙伴，而皮尔·卡丹一直是单打独斗，他是少有的创意与商业眼光兼具的设计师。二战期间，皮尔·卡丹应征入伍，在法国红十字会从事行政管理的工作，正是这段经历练就了他的生意头脑。
　　1959年，皮尔·卡丹在巴黎春天百货发布了他的首个成衣系列，此举让他被巴黎高级时装公会除名，因为成衣在当时处于时尚界鄙视链的底端，一个高定设计师去做成衣，被同行认为是自降身份和破坏行规。很显然，皮尔·卡丹再一次展示了他先于时代的高瞻远瞩，他早已预见到时尚终将走向大众，并提出了“成衣大众化”的口号。
　　然而这一切还不够，他在几次东方旅行后嗅到商机，自此开启了疯狂的品牌授权经营模式。你能想到的一切生活用品：钢笔、香烟、平底锅、巧克力……都可能被打上皮尔·卡丹的logo，更别提腰带、钱包等常规时尚单品。在巅峰时期，他将超过800个商标授权卖到了全球140多个国家，许多中国人就是这样认识了这些叫作皮尔·卡丹的“名牌货”。连皮尔·卡丹自己都骄傲地说：“我用自己的香皂，喷自己的香水，在有我名字的床单上入睡，吃我自己牌子的食物。我靠我自己过活。”

　　作为高级时装品牌，皮尔·卡丹的价值已被多年的授权经营稀释。

　　如果商标授权更多地是出于商业考量，那么皮尔·卡丹在其他领域的跨界活动，便是出于内心深耕已久的热爱。23岁那年，他来到巴黎为先锋导演让·科克托的电影《美女与野兽》设计戏服，从此便和戏剧结缘。1970年，他买下巴黎一家颓败的夜店，把它改造成了皮尔·卡丹艺术展演空间，用来支持先锋戏剧艺术和年轻艺术家。渐渐地，他将授权赚来的钱变成越来越多的不动产，在那里建立自己的实验剧团、戏剧节，其中最著名的是外观宛如外太空村落的泡泡宫殿。

　　“时尚并不能满足我，我并不只想当个设计师。”许多人只是说说而已，皮尔·卡丹则是精力旺盛的“跨界狂人”：家具、灯饰、餐具、汽车……你能想到的设计他都做过。从80年代开始，他涉足餐饮领域。他买下法国百年餐厅Maxim’s并把商业版图扩展到了全世界，包括改革开放初期的北京。他曾口出豪言：“如果我能在北京开一家Maxim’s，我就能把它开上月球。”Maxim’s也被称为他的“第二个授权帝国”，产品包括香水、鱼子酱、香槟、鹅肝等。

授权代理大王

　　如果今天皮尔·卡丹发个朋友圈，恐怕会收到来自全世界各国政要和名流的点赞。
　　登录皮尔·卡丹的官网，你会发现那些“破次元壁”的合影：南非前总统曼德拉、梵蒂冈教皇、卡斯特罗、达利、施瓦辛格……他对于未知感到兴奋，在新鲜感中保持清醒，靠着对于陌生领地的探索拓展事业的疆域。
　　“我曾环游地球十圈，我从旅行和社交中汲取养分和灵感。”每一次旅行，他都会敲定一单生意，同时收获新的生意伙伴和朋友。1957年，他首次到访日本，在担任文化服装学院的荣誉教授期间，他顺便把生意做到了日本。1978年，他第一次来到中国，并在次年举办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时装秀。后来他数十次回到中国，2018年还在长城上庆祝了皮尔·卡丹品牌进入中国市场40周年。
　　他还是第一个突破意识形态壁垒进入苏联的法国设计师，苏联工厂早在1983年就开始生产皮尔·卡丹的产品。1991年6月，他在莫斯科红场上办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时装秀。京都、纽约、巴西、越南、古巴，皮尔·卡丹所到之处几乎都有当地政要接见，他在政商两界的广泛人脉让他获得在諸如军舰或皇家寺庙等商业禁地办秀的特权，更让他在当地做生意显得游刃有余。
　　在皮尔·卡丹的世界里，仿佛就没有他进不去的圈子，也没有谈不下来的生意，更没有他做不出来的产品。我一直觉得，这位设计师内心可能深藏了一个“共产主义”的梦想，或者一个商人的理想主义，他一生所做的一切，都是让自己的名字走向大众，让全世界人民都用上皮尔·卡丹。
　　皮尔·卡丹去世当天，我的一位时装编辑朋友就在微博上发文，大意是皮老师的创造力，能让今天各种只会做连帽衫的设计师羞愧死，而且是在他们要脸的前提下。回溯这位大师的一生，他确实做了别人也许几辈子都无法完成的事。

　　他就像是狼人杀局里的预言家，已经提前预览了未来的故事线：品牌授权策略在奢侈品市场依然是有效的生财之道;高科技面料和性别流动风格变成了当今时尚界的两大趋势;与艺术界合作、跨界设计、开自己的餐厅和咖啡馆以提升品牌价值和能见度，这些早已是老爷子玩儿剩的，更别提在全球地标式建筑的“打卡式”走秀了。
　　2011年，皮尔·卡丹重回时尚界，除了发布自己的系列，还在世界各地举办设计生涯回顾展。作为高级时装品牌，皮尔·卡丹的价值已被多年的授权经营稀释，消费者不愿再为和劣质产品打着相同logo的时装付出真金白银。皮尔·卡丹在时装史上的先锋性毋庸置疑，但他的经营策略却一直被人们诟病。
　　在这一点上，他本人显然并不在乎。“如果他们想要的是小裙子，我闭着眼就能设计。但我超越了这一切，我一生的眼界格局远远高于高级时装。”皮尔·卡丹是一位开拓者，他在所涉足的每个领域都敢为人先，他在他的时代用极其敏锐的触角捕捉每一个“风口”，发现每一片“蓝海”，并迅速上车，打造了一台庞大印钞机。
　　连他自己都算不清，这些年靠非时装的生意究竟赚了多少钱。一个时装品牌不靠自家设计赚钱，这样的商业模式到今天都是奇葩。他用自己赚来的钱买楼买地、支持文艺事业、“征服”更多遥远的国度。他是心怀理想却从不掩饰自己对金钱的欲望的坦荡商人，只是恰好做了时装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