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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研究身体系统的医学和研究社会系统的经济学具有思维上的相通性，都应遵循从本质到现象的研究路线。但是，根基于自然主义思维，现代西医却热衷于从功能性关系分析病理现象，从局部性角度来寻找解决病症的工具性措施;相反，基于经验主义思维，传统中医倾向于从因果性关系分析病理现象，从整体性角度来寻找解决病症的治本性措施。在很大程度上，现代西医和主流经济学都属于一种“道”之学，注重病症这一“标”的解决;传统中医和古典经济学则体现了一种“理”之学，注重病因这一“本”的疏解。不幸的是，在功利化和短视化的当今社会，世人往往重于“道”之学而轻于“理”之学，以致中医和古典经济学不可避免地被边缘化。
关键词：中医;西医;主流经济学;制度主义;从本质到现象
中图分类号：F0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862X（2015）03-0032-008
一、经济学与医学的共性和差异
根基于西方社会的自然主义思维，现代主流经济学极力模仿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的思维和方法，或者通过演绎逻辑来构造优美的数理模型，或者通过归纳逻辑来打造优美的计量模型。前者是借助艺术化的数理模型来对现实社会经济现象提供合理化的理论解释，后者则是借助艺术化的计量模型为这种解释提供数据支持。正因如此，现代主流经济学就逐渐成为一门对现实解释和为现实辩护的学科，它热衷于揭示类似物理学的那类定律，而不是给予个体的行为选择以及社会经济的政策决策以可靠的理论指导。
从根本上说，作为一门致用之学，经济学不能仅仅停留在解释层次上，而是应该承担起预测经济走势和指导社会实践的功能。为此，一些学者往往将经济学与医学进行对比。例如，马克思主义学者塞耶斯就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看做纯粹理论性和沉思性的主张是错误的。它不是物理学模式的纯粹解释和预测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同时也是社会主义的一种形式，实践的目的是其内在要求。在这方面，同医学的对比也许更能说明问题。医学也是一种实践性的科学，并且同马克思主义一样，具有实践的目的，即增进健康。”（1）同样，现代主流经济学家瓦里安也强调，把经济学与物理学进行对比是一个错误，更好的对比应该是工程学，同样，把经济学和生物学相比较也是一个错误，更好的比较应该是医学。究其原因，在瓦里安看来，工程学和医学的价值都在于其实际用途，而与方法论没有密切关系，因而经济学与方法论也没有太大关系。（2）显然，这一观点承袭了凯恩斯的说辞：如果经济学家能让世人把他们看作平凡而又胜任其职的人，就像牙醫的地位一样，该有多好啊！问题是，以医学作为参考和仿效对象，果真有利于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目的吗？同时，医学也存在不同的学说体系和理论基础，如中医和西医的机理就很不一样。那么，经济学又该仿效和借鉴何种医学呢？
事实上，简单地把经济学的理论研究等同于工程学或医学的应用研究将会遇到根本性的问题。究其原因，物理学和生物学为工程学和医学提供了这些有关运行机理的理论基础，而离开了这种基础，现代工程学或医学就无法揭示出病变的因果机理，其应用就会呈现出强烈的工具主义特性;结果，在实践中往往就会为社会带来困惑，或者直接导致了工具主义的谬误。什么学科能够为经济学提供这样的理论基础呢？如果不能揭示社会经济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和作用机理，经济学的应用不同样会陷入这种困境吗？尤其是医学的应用研究还可以建立在大量的具有重复性和验证性的实验基础之上，经济学的政策却往往难以依靠实验来观察效果，或者说，经济政策试验往往会付出巨大的社会代价。正因如此，在应用经济学或经济政策推行之前，我们必须对所涉及对象的运行机制有清楚的事先认知，而这正是理论经济学所要探究的东西。
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凯恩斯把经济学当作医学，凯恩斯经济学就缺乏符合逻辑一致性要求的微观基础，其经济学体系主要停留在艺术性的操作层面上。因此，当社会环境发生变动之后，凯恩斯经济学的政策缺陷就充分暴露出来了。事实上，经济学在凯恩斯主义影响下作为一门工程性学科的状况仅仅延续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随后，大多数经济学家又重新返回到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重新探究所谓的自然规律。不过，尽管重返规律探究是对操作性经济学的否定之否定式发展，但是，承袭新古典经济学思维的现代主流经济学在研究社会规律并以此着手改造制度时却陷入了另一误区：它基于西方社会根深蒂固的自然主义思维以及由此派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而将社会现状视为一种合理存在，并使用大量复杂的数理模型来加以解释和证明，以数学化的工具打造成一个自洽性的理论体系，从而导致理论与现实之间的脱节。同时，正是随着数理模型内含的缺陷逐渐暴露，越来越多的经济学人又转向了所谓的实证分析，并以此来进行社会经济现象预测。问题是，纯粹的实证分析根本无法揭示社会经济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和作用机理，基于实证的预测本身具有强烈的工具主义倾向，从而必然会面临工具主义的困境。既然如此，经济学理论又该如何研究呢？社会制度如何进行优化呢？
一般来说，无论是身体有机体还是社会有机体，值得人们关注的主要不是常规形态而是其变异形态。同时，变异形态往往由潜伏的特定因素所激发，并经历了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演化过程。显然，内在结构的改变往往很难通过数理模型的逻辑演绎或现代统计技术的相关性分析得以发现或预测，这两种方法都具有强烈的功能主义和工具主义取向，往往都只是停留在表象而难以深入本质。从这个角度上讲，无论是对身体病症还是对社会问题来说，运用主流的分析方法要作出有效且精确的预测往往是非常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既然如此，医学和经济学的主要作用又体现在何处呢？答案是：体现在对问题的发现上。问题是，没有走势的预测又如何能够发现问题呢？一般地，促生变异的那些特定因素，无论是产生还是滋长，都显示出了对有机体（身体有机体或社会有机体）反常态的影响，因此，无论是对医学（生物学）还是对经济学来说，一个主要的研究任务就是探究身体有机体或社会有机体的理想状态以及对应的反常因素。这意味着，关注公共领域的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根本目标就在于：（1）探索社会有机体的理想状态，揭示现实社会经济的运行机制。（2）挖掘和发现现实社会经济中存在的问题，剖析引发这些问题的因素。（3）通过这些因素的分析来预测问题的演变趋势：不断加重还是自发消失。很大程度上，这也是一种预测，只不过这种预测不是基于抽象模型的随机游走，也不是基于计量模型的功能联系，而是建立在对危机不断累积及爆发的内在机理之揭示的基础上，从而具有更为强大的解释力和预测力。而且，一旦揭示了现实社会经济的内在问题及其作用机理，那么就可以在问题爆发之前解决这些问题，从而避免问题的累积以及危机的集中爆发。这就是社会制度的研究思维，它需要遵循从本质到现象的研究路线，需要探究社会经济现象相互作用的内在机理。（3） 当然，人类社会的“理”与自然世界的“理”是不同的：自然世界的“理”是与人无关的，也是长期恒定不变的;相反，人类社会的“理”本身则是由人类行为所塑造，而人类行为又由某种目的所激发。根本上，人类社会的行为意向性和社会进程之间是共同演化的。不幸的是，承袭新古典经济学思维的现代主流经济学却基于自然主义思维而崇尚市场的有效性，同时又基于达尔文社会观而忽视现实问题;一旦社会经济问题爆发，现代主流经济学则转向凯恩斯的工具主义政策这一“道”，以致社会经济问题就一直会周而复始地出现，而难以实现社会制度的不断优化。现代主流经济学之所以有这种研究取向，根本上在于它根植于西方文化。西方社会的认知路径存在由“理”及“道”的过程：古希腊探讨的是自然科学的“理”，中世纪基督教则把“理”上升为“上帝之旨意”、“绝对之精神”;文艺复兴以后西方却转而进入“道”的思维路径，基于经验来探索人生，基于表象的“道”之争又引发了功利主义的盛行。与此不同，儒家社会的认知路径存在由“道”及“理”的演变：原儒思想首先注重“道”，诸子百家通过借鉴和吸收其他学派的“道”以充实自身学说体系，唐宋之后儒学则转向吸收佛道对“理”的探索，从而转向“内省”并开启心性儒学，但社会政治的大统一限制了“理”的多元化竞争和发展。正是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注重“道”的功能性分析思维不仅体现在现代主流经济学中，而且也渗透在西方医学中。相反，注重“道”的因果性分析思维不仅体现在传统儒家学说中，而且也渗透在中华医学中。因此，本文尝试对中、西医的机理进行比较分析，并由此审视现代经济学尤其是制度研究的主流思维。
二、中、西医探究“病理”的思维差异
及其对经济学的启示
一般地，经济学所考察的对象是具有复杂性的社会系统，社会经济现象之间往往是互补共生的，从而无法简单地抽象为几个数学关系。经济学要取得工程科学或者医学那样的成效，首先必须揭示社会经济现象之间内在的作用机理。譬如，就医学而言，只有揭示出了病理，才能有根有据地进行治疗;否则，只能是脚痛医脚、头痛医头，最终是治标不治本。同时，医学的病理也就是内在的作用机理，它不是体现为数字间的相关关系，从而不能简单地基于统计规律或计量关系而得以发现。医学是如何发现“病理”的呢？这对经济学的研究又有何启示呢？
很大程度上，医学和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具有共通性：医学研究身体系统，解决身体运行中出现的问题;经济学研究社会系统，解决社会运行中出现的问题。也即，两者的研究对象都属于整体性的系统，系统内部的各因素之间都是共生互动的：我们如果将一部分从其他部分中隔离开来，就无法确定相互间的因果关系。正因如此，医学和经济学也应具有大致相似的研究思维，都应该遵循从本质到现象的研究路线。就医学而言，首先，要确立身体运行的理想状态，这包括身体有机体的自我维护和免疫、平和和调适以及延年益寿等，而不能过分注重特定部位非对称性发展，如肌肉的硕大、腰围的纤细，等等。其次，要剖析身体病变的征兆，这包括肢体上出现的各种反应以及心情上出现的各种反应，如血液变化、形态变化、颜色变化、心情变化以及行为变化，等等。再次，要探索身体病变的发生原因，器官的老化还是病变？老化的原因如何？病变是病毒还是细菌引起？何种病毒和细菌？等等。最后，是根据病变的原因以及需要恢复的理想状态来开出治理措施，包括药物、饮食以及心理，等等。
显然，传统中医大致遵循上述思维：（1）它关注人体的运行机理，将各个脏器之间视为是互相联系的系统，并强调应将人当成一个整体来治疗;（2）它在分析病症时从源头着手，试图弄清楚前因后果，从而注重病“理”的挖掘。西医却持有很不相同的思维：（1）它将人体各器官视为可分离的，每个器官担负着某种特定的功能，从而采取就事论事的“已病”治疗方式;（2）它注重病症的表现，并通过对一些要素变化的观察来构建功能性关系，从而注重治“道”的发现。很大程度上，由于学科的分立，现代（西）医学对病理的研究往往是基于实验观察以及相应数据的统计和计量分析，其对病症的治疗也是根据对某些数据指标变化而开出针对性的药方。问题是，尽管计量实证可以发现一些“统计相关”关系，却无法揭示相关的作用机理及其因果联系。事实上，学界基本已经形成这种共识：没有医学家可以从统计方法中确定是否是因果联系。例如，我们可以发现寒冷和感冒之间存在统计相关，但寒冷却不是感冒的原因。
从根本上说，仅仅局限于实验室试验以及随后的实证分析，是无法发现“病理”的。究其原因，“理”体现了事物的实在结构和作用機理，而这些东西往往都无法凭经验而直接感知，而是要充分运用人的知性思维。为此，劳森就提出用超验实在主义来代替经验实在主义：世界不仅是由事件和我们对于它们的经验或印象组成的，而且是由（不可减小的）结构和机制、力量和趋势等组成的，后者虽然也许无法观察到，但却构成了我们经验中的实在事件的基础，统治着或创造出现实中的事件。譬如，世界不仅是由“表面现象”所组成的，如皮肤病、幼犬长大以及英国相对较低的生产率增长等，而且是由这些现象背后并控制着它们的结构和运作机制构成，如分别由病毒、基因方式以及英国工业关系体系等构成。显然，仅仅停留在对实际事件的认知或者由此而来的以感觉经验或以印象的现实表达的人类知识是不够的，相反，认知事物和现象必须探悉它形成的深层原因——基本结构、内在机理、相互力量和发展趋势。究其原因，左右事件的动因虽然必然地通过事件或在事件内“起作用”，但它却很难直接被看到。
可见，在某种意义上，中医体现了一种“理”之学，西医则是一种“道”之学。一般地，“理”之学关注原因，揭示的是内在的因果关联;“道”之学则关注目的，揭示的是表现间的功能联系。因此，“理”之学是本质主义的，“道”之学则是工具主义的;“理”之学是关注长期的，“道”之学则是关注即期的。同时，中医和西医之间的思维差异也体现在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哈耶克经济学与凯恩斯经济学、老制度主义与新制度主义以及马克思经济学与现代主流经济学之间。其中，古典经济学、哈耶克经济学、老制度主义以及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思维与中医相通：它们都将社会有机体当作一个整体来研究，分析社会有机体的演化，关注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挖掘社会的病理，并从机理和制度上来寻找解决的措施。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经济学、新制度主义以及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思维则与西医相通：它们都倾向于将所要研究的变量与其他因素割裂开来，并从外部关注可变量之间的功能性关系，都热衷于统计研究或计量分析，从而也就无法揭示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和作用机理。正是由于割裂了复杂有机体内部的诸因素，西医和现代主流经济学往往无法注意到初始条件的微小变化及其对未来产生的可能影响，以致理论对实践应用的指导意义也大大降低，或者犯了工具主义的错误，或者无法预见到衍生出的负作用。 三、中医被边缘化的原因解析及其
对经济学发展的启示
从认识思维的角度，中医和古典经济学、哈耶克经济学、老制度主义乃至马克思经济学往往显得更为合理，因为它们所探究“理”是根本性的，是从长远角度对身体有机体和社会有机体的维护和调适。但是，在现代社会中，无论是中医在医学界还是古典经济学、哈耶克经济学、老制度主义乃至马克思经济学在经济学界，都处于边缘化的地位，甚至遭到现代学子的刻意排斥。那么，求“道”和究“理”在当今社会为何会遭受如此不同的命运呢？究其原因，“理”是内在的、深奥的，往往是可感之而难言之;相反，“道”是外在的、显性的，易于归纳之和条理之。因此，在功利化和短视化的当今社会，往往只有那些大思想者才会以毕生之力来苦索人体和天体的内在“理”，绝大多数世俗者则重“道”之学而轻“理”之学;于是，中医和古典经济学、哈耶克经济学、老制度主义乃至马克思经济学等就不可避免地被边缘化。为了说明这一点，这里对中医在国内被边缘化的原因作一剖析，这在很大程度上也适合于对古典经济学、哈耶克经济学、老制度主义乃至马克思经济学所处地位的解释。
第一，就治疗特性而言。中医是预防性的，主要适用于病变还没有爆发之前;预防措施主要是对人体机能的长期维护，这与个人的生活习惯、饮食结构、工作环境等密切相关。显然，这种预防措施往往有赖于特定的条件，而有些条件在现实生活中往往难以满足;即使诸如生活习惯等要求，也有赖于人的意志力，而这些都很难得到坚持。相反，西医是治疗性，主要适用于病变已经凸显之后;治疗措施主要采取工具主义的药疗或者机械式的切割，这对防止疾病的蔓延往往有即期的效果。显然，在一个高节奏和不确定的社会中生活，人们往往难以做到未雨绸缪，也就会忽略潜伏问题的积累，而更倾向于在疾病暴露出来后寻找快速的解决办法，从而更愿意找西医看病。
第二，就治疗效率而言。中医将人体视为一个整体，任何疾病都被认为是整体系统出了问题;因此，中医的治疗注重于对病“引”作彻底的根除，所谓“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但是，这种“治本”往往需要漫长的时间。相反，西医倾向于将人体各部分独立分析，任何疾病都被归咎于其中某个器官的机能出了问题;因此，西医的治疗注重针对特定器官的强制修复，而这种“就事论事”的治疗，往往效果比较迅捷而显著。尤其是，一旦病症出现后，如果不做快速的治疗，往往就会影响其他器官和机能。正因如此，当病症出现之后，人们往往倾向于寻求更快速的西医疗法。
第三，就知识特性而言。中医的治疗有赖于整体性的病理判断，“望闻问切”的知识不仅来自书本，更重要是个人经验的长期积累。因此，要成为一个合格的中医，往往需要投入巨大的学习成本和探索成本。相反，西医的治疗有赖于局部性的病理特征描述，而这种知识又是借助专门的仪器分析，依靠其他相关者的提供，这对医师的个人知识要求相对较低。
第四，就知识积累而言。中医知识主要源自个人经验的长期积累而非系统的试验，这包括对大量案例的收集、各类植物的药性辨识，等等，因而中医的知识积累相对比较缓慢。西医知识主要源自高度集中、高频率的专门（动物）实验，这些都由高度分工的专门人员完成，因而西医的知识积累往往异常迅速。事实上，绝大多数西医知识都不超过两百年，而且还在时时更新。正因如此，在追求知识爆炸以及求新、求异质的创新时代，绝大多数学人更倾向于依赖迅猛发展的西医而抛弃依旧步履蹒跚的中医。
第五，就终极关怀而言。中医的治疗具有明显的具体性和特殊性，讲究因时、因地、因人的个体差异，甚至还将看病和天地自然联系在一起，所谓的“天人合一”整体模式;因此，中医治病不单单集中在“病”上，而是按“时、地、人”把大环境以至个体的整体进行治疗与预防，强调天人相应，心身合一，融自然、社会、心理的预防治病思想和方法于一体。相反，西医的理论和治疗具有明显的一般性，很少有因时、因地、因人的个体差异，更不会将看病和天地自然联系在一起;因此，西医治病主要关注“病因”而不是病人，不会按“时、地、人” 把大环境以至个体的整体进行治疗与预防。正因如此，在强调科学的普遍性的现代社会，绝大多数人更倾向于视西医为科学，而贬中医为玄学。
第六，就发展状态而言。中医根基于中国传统哲学而从整体视角出发，着眼于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进而理解人生的一种思维原则;因此，中医往往是根据在生存过程中所接触的植物、动物以及矿物对人体的影响，抽象成药性理论进行疾病的防治活动。相反，现代西医是高度学术分工的产物，借助于功能主义而形成了一整套学术体系，并以其他动物为对象的大量试验为基础。因此，西医体现了西方工具理性的力量，尽管药品对人类可能潜在的负面效应往往难以被发现。显然，由于要搞清楚整体性病理比估料的功能联系要困难得多，因而中医迄今还存在不严密的逻辑缺陷。正因如此，在将科学界定为“能够进行实验并且理论为实验所证实的”学科的现代学术界，是西医而非中医获得了“科学”桂冠的称号。
显然，中医和西医之间所存在的上述六大特征也明显地体现在现代主流经济学和非主流经济学之间：在社会制度的弊端没有暴露之前，现代主流经济学也很少关注社会制度的优化和完善;在社会经济危机出现之后，现代主流经济学又希望凭借工具性手段快速地解决具体的“标”问题;绝大多数经济学人都希望通过掌握基本的解题技能和分析工具而快速成为经济学者，而很少愿意花费巨大的时间和精力来夯实自身全面审视问题的能力;绝大多数经济学人都希望有自己的创新空间，都希望借助于与他人的合作而发表尽可能多的论文，都希望自己的政策主张简洁和确定，都将“能否试验”作为科学的重要特性。因此，注重治“标”且高度分工的现代主流经济学就成了显学，绝大多数经济学人都力图通过掌握一些工具而成为主流经济学家，以致思想的探求日渐式微了。
同时，中医强调“仁心仁术”的伦理追求：医学不仅仅是一门学科，更主要的是“仁术”。也即，医生对病人要有爱心，必须关怀病人的悲苦和不幸。顯然，这与主张经济学与伦理学等其他社会科学分支相契合的非主流经济学诸流派相一致。相反，西医则将科学与道德分裂开来，强调医疗本身是一个技术问题。显然，这与日益数理化的现代主流经济学相一致，因为现代主流经济学一直主张将那些不科学、伦理学的命题消除掉，而将经济学建设成为一门非价值取向的、中立的“纯科学”。当然，毕竟现代医学的疗效可以在老鼠等动物身上进行大量的可控实验，而经济学的可实验性则要差很多，其应用试验更是具有严重的局限性。正因如此，经济学的理论和政策往往都无法满足自然科学所强调的可检验性和可重复性这两大要求，以致一些经济学人索性以数理命题来否定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必要性。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通过对经济学本身作为一门科学的否定，一些主流经济学者就对来自其他领域的批判充耳不闻，而刻意地将经济学打造成一门逻辑自洽的艺术，并为现代经济学在应用过程中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辩护。 可见，现代主流经济学无论在学科特性上还是所处地位上都类似于西医：集中于隔离的片断，关注现象间的功能性联系，热衷于治标的工具之发明和创新。相反，包括老制度主义、马克思经济学在内的大多数非主流经济学在学科特性上还是所受遭遇上则类似于中医：集中有机的整体，关注现象背后的因果性联系，热衷于治本的机制之改造和设计。事实上，现代主流经济学有助于在短期内解决社会中出现的尖锐的社会问题，如有效需求不足等，这也是它为现代社会中那些短视的各级政府所青睐的重要原因。但是，它却无法根除滋生问题的病因，这是现代社会中的那些问题如收入差距、贫困以及经济危机等往往会周而复始的原因。与此相反，马克思经济学等有助于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但这种解决却需要较长时间的实践，因为这有赖于对整个社会体制作根本性的调理和改造;而且，这些对制度和机制的根本性调理是否有效还在于它开出的药方，这种药方又与对社会机制运作以及未来社会发展的认知有关，如果认知上发生了问题，那么很可能将社会整体上引向另一种更大的困境中，这也是各级政府采用务实的局部主义而忽视这种具有理想倾向的整体主义之改革道路的重要原因。在很大程度上，马克思经济学要真正在社会实践中发挥积极效用，从而使得社会问题得以治本，就首先必须提高其对社会本质的认知程度，而这又需要建立在多元化的理论竞争和交流的基础上。
四、中、西医的文化基础及其
对现代经济学的反思
经济学尤其是社会制度研究根本上在于揭示社会事物的实在结构和内在本质，剖析社会事物之间的共生关系以及相互作用的因果“机理”;只有发现原因和揭示出机理，我们才能有针对性地预防社会问题的生成，并从根本上解决已经出现的问题。但是，现代主流经济学却热衷于基于数据相关性来获取表象之间的功能性联系，并努力将所关注的问题与那些貌似无关的其他因素割裂开来;相应地，它主要关注问题的解决效果，从而寻求操作性的治标措施。在很大程度上，现代主流经济学所关心的仅仅是解决工具之“道”，是在社会问题显露后寻求治标政策，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成是政策经济学;相反，制度经济学本质上要揭示事物内在的运行机理，是在社会问题暴露之前发掘治本机制，它着眼于整个社会有机体的优化或完善。为此，我们就可以重新审视制度研究与医学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制度经济学与医学的研究对象都是有机体，目的都在于维持有机体的健康、稳定运行，从而也都对出现的“病症”进行探究和治疗;但另一方面，制度研究中对“理”的要求更体现为与中医的对应，而现代主流经济学则更类似于西医，它根本上是制度不及的。（4）
从根本上说，中、西医的基本思维具有这样的差异：中医关注“理”，注重病因的分析，这是老制度主义的分析思维;西医关注“道”，注重病症的“解决”，这是现代主流经济学以及新制度主义的基本思维。当然，中、西医之间之所以形成这种差异，以及现代主流经济学之所以偏向于“道”的研究，很大程度上与文化传统和认知思维有关。一方面，西方社会根植于自然主义思维，从而热衷于从功能性关系来分析病理现象，从局部性角度来寻找解决病症的工具性措施，这就是西医的典型特征;另一方面，儒家社会根植于经验主义思维，从而倾向于从因果性关系来分析病理现象，从整体性角度来寻找解决病症的治本性措施，这就是中医的典型特征。关于中、西方社会的文化和认知起源以及发展过程所呈现出的变化，这里作进一步的简要说明。
一般地，西方社会的认知起源于对自然世界的探索，是对自然界相对稳定不变的相互作用的探究，从而形成了自然主义和先验主义思维。正是基于对自然世界的认识和征服，西方社会开发出了强盛的工具理性。而且，工具理性与先验主义相结合后形成了建构理性主义，这种思维长期支配了西方社会的社会认知和学术取向。同时，在物竞天择的达尔文主义支配下，西方学术界开始为社会实在进行辩护，从而逐渐形成了功能主义分析范式。而且，功能主义所宣扬的实用主义取向又促使了工业革命的兴起和资本主义的产生，正如莱斯指出的：“控制自然同资本主义或者资产阶级社会有着逻辑的和历史的联系。”（5）正因如此，尽管西方社会产生了许多思想流派，但占主流的一直是理性主义思维，社会制度的设计也是功能主义的，也就是哈耶克所谓的建构理性。（6）
相反，儒家社会的认知起源于对生活世界的剖析，是对社会性不断提升的人类行为的考察，从而带有强烈的社会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征。正是基于对社会相互依存关系的认识和人精神需求的满足，中国社会酝酿出了日益强盛的价值理性。而且，这种价值理性与经验主义相结合就形成了演化理性主义，这种思维长期支配了中国社会的社会认知和学术取向。同时，正是基于这种演化的价值理性，尽管实用主义一直在中国比较盛行，却始终没有上升到抽象的功能主义地步，也没有被系统理论化。在中国社会，一切都遵循社会习俗惯例自发地前行，以致一开始就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社会，却一直没有发生质的飞跃。正因如此，传统儒家社会的思维根本上是演进主义的，社会制度的产生也是主要来源于习俗，这与哈耶克有关演化理性的主张类似。
当然，这两种不同的认知思维对社会的发展所带来的影响也是不同的。（1）建构理性最终使得西方社会长期处于一种征服和被征服、掠夺和被掠奪的关系之中，造成了西方社会长期的动荡和争斗，乃至一直处于一种紧张状态之下。但是，它最终却使得西方世界从黑暗的中世纪中解脱出来，不仅促进了生产力的革命，而且建立了新型的现代制度。（2）演化理性使得中国古代社会不断前行，从而很早就已出现了一个相当发达而丰裕的社会。但是，它也使得每个朝代在发展到一定时期之后往往又会出现僵化和停滞，从而导致了没有实质性发展的朝代更替、轮回，以致靠自身力量根本无法过渡到另一种制度完全不同的社会状态。显然，这种事态很大程度上也体现在中、西医的发展轨迹之中：西医在工具主义的指导下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同时也潜伏着巨大的危险，很有可能带来严重的负效应;中医则在本体主义的影响下逐步深化对病理的认知，但同时也可能陷入路径锁定，以致缺乏快速解决病症的能力。 同时，中、西医的思维差异很大程度上也体现在那些承袭古典主义思维的哈耶克经济学、老制度主义及马克思经济学等非主流经济学流派和那些承袭新古典主义思维的新古典综合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等主流经济学流派之间，究其原因，由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以及自我强化效应，前者更深重地受到自然主义思维的影响。事实上，早期经济学本身是与伦理学、政治学乃至法学等结合在一起的，从而关注整个社会结构问题，并借鉴生物学和医学的新发生而将社会当作有机体来研究;但是，自边际革命起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认识论乃至一般性的哲学就出现自然主义转向，这种转向带来的自然主义认识论，并为现代主流经济学所接受。自然主义认识论认为，知识论应该使用研究自然的任何其他方面相同的科学工具，从而又产生了“方法论的一元化”。社会科学能够且应该使用与自然科学相同的科学方法，究其原因，只有一个自然界，它包括了人类和非人物体，从而也就只有一种研究它的合适方法。显然，正是深受这种自然主义思维的影响，现代主流经济学极力模仿物理科学的研究路线来探究经济现象，试图在人类世界中发现像自然世界那样不变的规律;同时，这种自然主义思维又与逻辑实证主义结合在一起，从而使得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日益工具化，把基于实证分析的相关性当成了社会经济现象之间的固有联系。
显然，无论是医学的发展还是社会经济的发展，都应该将两种认知思维结合起来，既要探究事物之“理”，也要关注解决问题之“道”。相应地，在进行制度研究时，也应该将注重“究理”的那些承袭古典主义思维的哈耶克经济学、老制度主义及马克思经济学等非主流经济学流派与注重“治道”的那些承袭新古典主义思维的新古典综合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等主流经济学流派结合起来。尤其是，在很大程度上，现代主流经济学要真正挖掘出社会经济现象背后的作用机理，从而发现经济规律，对现实制度作切实的研究并加以优化和改造，就必须从哈耶克经济学、马克思经济学、老制度主义等非主流经济学流派中汲取营养。
不幸的是，由于目前流行的科学概念源于西方社会尤其是自然科学，以致人们往往习惯以自然科学的特征来审视和评估一门学科的科学性;在这种情况下，不少学人就以中医具有诸多的不确定性和人文性为由而将之贬为玄学和非科学，同样也以经济学不能在严格或较严格地控制各方面条件的情况下进行验证为由否定经济学是一门科学。显然，这把科学概念大大窄化了，抹杀了社会科学对提高人类认知的作用。如布坎南就指出：“在我看来，科学哲学家之间的讨论本身，似乎一直都是使用自然科学作为模式的，未能理解社会科学的显著特征。”（7）同时，这种科学概念混淆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特性差异，将自然科学的特征强加在社会科学身上，就严重误导了社会科学的实质发展，这在现代主流经济学身上表现得非常明显。塞利格曼写道：“由于渴望尽可能地显得‘科学’，经济学家已经回避了基本的复杂性原理。把经济学转变成为一门自足的学科后，经济学家已经不再记得它是一门社会科学。他们或许根本不想知道，经济学家必须同时是哲学家、心理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地理学家和政治科学家，当然经济学家还必须是优秀的数学学生。”（8）在很大程度上，这也是本文比较中、西医的特性所试图说明的：中、西医的研究思维和所处地位表明，我们应该重新反思现代經济学的研究倾向。
注释：
（1）塞耶斯：《分析马克思主义与道德》，载韦尔和尼尔森编：《分析马克思主义新论》，鲁克俭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6页。
（2）瓦里安：《经济理论有什么用》，载多迪默、卡尔特里耶编：《经济学正在成为硬科学吗》，张增一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5页。
（3）朱富强：《从本质到现象：比较制度分析的基本路线》，《学术月刊》2009年第3期，《新华文摘》2009年第13期。
（4）朱富强：《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制度转向及其制度不及——兼论新制度主义的分析思维及其范式缺陷》，《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2年第4期。
（5）莱斯：《自然的控制》，岳长龄等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157页。
（6）朱富强：《现代主流经济学为何热衷于数理建模——兼析唯理主义在经济学中的渗透》，《贵州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载《新华文摘》2013年第8期。
（7）布坎南：《由内观外》，载曾伯格编：《经济学大师的人生哲学》，侯玲等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8）本·塞利格曼：《现代经济学主要流派》，贾拥民译，华夏出版社2010年版，第799页。
（责任编辑 吴晓妹）
关键词：中医;西医;主流经济学;制度主义;从本质到现象
中图分类号：F0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862X（2015）03-0032-008
一、经济学与医学的共性和差异
根基于西方社会的自然主义思维，现代主流经济学极力模仿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的思维和方法，或者通过演绎逻辑来构造优美的数理模型，或者通过归纳逻辑来打造优美的计量模型。前者是借助艺术化的数理模型来对现实社会经济现象提供合理化的理论解释，后者则是借助艺术化的计量模型为这种解释提供数据支持。正因如此，现代主流经济学就逐渐成为一门对现实解释和为现实辩护的学科，它热衷于揭示类似物理学的那类定律，而不是给予个体的行为选择以及社会经济的政策决策以可靠的理论指导。
从根本上说，作为一门致用之学，经济学不能仅仅停留在解释层次上，而是应该承担起预测经济走势和指导社会实践的功能。为此，一些学者往往将经济学与医学进行对比。例如，马克思主义学者塞耶斯就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看做纯粹理论性和沉思性的主张是错误的。它不是物理学模式的纯粹解释和预测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同时也是社会主义的一种形式，实践的目的是其内在要求。在这方面，同医学的对比也许更能说明问题。医学也是一种实践性的科学，并且同马克思主义一样，具有实践的目的，即增进健康。”（1）同样，现代主流经济学家瓦里安也强调，把经济学与物理学进行对比是一个错误，更好的对比应该是工程学，同样，把经济学和生物学相比较也是一个错误，更好的比较应该是医学。究其原因，在瓦里安看来，工程学和医学的价值都在于其实际用途，而与方法论没有密切关系，因而经济学与方法论也没有太大关系。（2）显然，这一观点承袭了凯恩斯的说辞：如果经济学家能让世人把他们看作平凡而又胜任其职的人，就像牙醫的地位一样，该有多好啊！问题是，以医学作为参考和仿效对象，果真有利于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目的吗？同时，医学也存在不同的学说体系和理论基础，如中医和西医的机理就很不一样。那么，经济学又该仿效和借鉴何种医学呢？
事实上，简单地把经济学的理论研究等同于工程学或医学的应用研究将会遇到根本性的问题。究其原因，物理学和生物学为工程学和医学提供了这些有关运行机理的理论基础，而离开了这种基础，现代工程学或医学就无法揭示出病变的因果机理，其应用就会呈现出强烈的工具主义特性;结果，在实践中往往就会为社会带来困惑，或者直接导致了工具主义的谬误。什么学科能够为经济学提供这样的理论基础呢？如果不能揭示社会经济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和作用机理，经济学的应用不同样会陷入这种困境吗？尤其是医学的应用研究还可以建立在大量的具有重复性和验证性的实验基础之上，经济学的政策却往往难以依靠实验来观察效果，或者说，经济政策试验往往会付出巨大的社会代价。正因如此，在应用经济学或经济政策推行之前，我们必须对所涉及对象的运行机制有清楚的事先认知，而这正是理论经济学所要探究的东西。
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凯恩斯把经济学当作医学，凯恩斯经济学就缺乏符合逻辑一致性要求的微观基础，其经济学体系主要停留在艺术性的操作层面上。因此，当社会环境发生变动之后，凯恩斯经济学的政策缺陷就充分暴露出来了。事实上，经济学在凯恩斯主义影响下作为一门工程性学科的状况仅仅延续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随后，大多数经济学家又重新返回到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重新探究所谓的自然规律。不过，尽管重返规律探究是对操作性经济学的否定之否定式发展，但是，承袭新古典经济学思维的现代主流经济学在研究社会规律并以此着手改造制度时却陷入了另一误区：它基于西方社会根深蒂固的自然主义思维以及由此派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而将社会现状视为一种合理存在，并使用大量复杂的数理模型来加以解释和证明，以数学化的工具打造成一个自洽性的理论体系，从而导致理论与现实之间的脱节。同时，正是随着数理模型内含的缺陷逐渐暴露，越来越多的经济学人又转向了所谓的实证分析，并以此来进行社会经济现象预测。问题是，纯粹的实证分析根本无法揭示社会经济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和作用机理，基于实证的预测本身具有强烈的工具主义倾向，从而必然会面临工具主义的困境。既然如此，经济学理论又该如何研究呢？社会制度如何进行优化呢？
一般来说，无论是身体有机体还是社会有机体，值得人们关注的主要不是常规形态而是其变异形态。同时，变异形态往往由潜伏的特定因素所激发，并经历了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演化过程。显然，内在结构的改变往往很难通过数理模型的逻辑演绎或现代统计技术的相关性分析得以发现或预测，这两种方法都具有强烈的功能主义和工具主义取向，往往都只是停留在表象而难以深入本质。从这个角度上讲，无论是对身体病症还是对社会问题来说，运用主流的分析方法要作出有效且精确的预测往往是非常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既然如此，医学和经济学的主要作用又体现在何处呢？答案是：体现在对问题的发现上。问题是，没有走势的预测又如何能够发现问题呢？一般地，促生变异的那些特定因素，无论是产生还是滋长，都显示出了对有机体（身体有机体或社会有机体）反常态的影响，因此，无论是对医学（生物学）还是对经济学来说，一个主要的研究任务就是探究身体有机体或社会有机体的理想状态以及对应的反常因素。这意味着，关注公共领域的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根本目标就在于：（1）探索社会有机体的理想状态，揭示现实社会经济的运行机制。（2）挖掘和发现现实社会经济中存在的问题，剖析引发这些问题的因素。（3）通过这些因素的分析来预测问题的演变趋势：不断加重还是自发消失。很大程度上，这也是一种预测，只不过这种预测不是基于抽象模型的随机游走，也不是基于计量模型的功能联系，而是建立在对危机不断累积及爆发的内在机理之揭示的基础上，从而具有更为强大的解释力和预测力。而且，一旦揭示了现实社会经济的内在问题及其作用机理，那么就可以在问题爆发之前解决这些问题，从而避免问题的累积以及危机的集中爆发。这就是社会制度的研究思维，它需要遵循从本质到现象的研究路线，需要探究社会经济现象相互作用的内在机理。（3） 当然，人类社会的“理”与自然世界的“理”是不同的：自然世界的“理”是与人无关的，也是长期恒定不变的;相反，人类社会的“理”本身则是由人类行为所塑造，而人类行为又由某种目的所激发。根本上，人类社会的行为意向性和社会进程之间是共同演化的。不幸的是，承袭新古典经济学思维的现代主流经济学却基于自然主义思维而崇尚市场的有效性，同时又基于达尔文社会观而忽视现实问题;一旦社会经济问题爆发，现代主流经济学则转向凯恩斯的工具主义政策这一“道”，以致社会经济问题就一直会周而复始地出现，而难以实现社会制度的不断优化。现代主流经济学之所以有这种研究取向，根本上在于它根植于西方文化。西方社会的认知路径存在由“理”及“道”的过程：古希腊探讨的是自然科学的“理”，中世纪基督教则把“理”上升为“上帝之旨意”、“绝对之精神”;文艺复兴以后西方却转而进入“道”的思维路径，基于经验来探索人生，基于表象的“道”之争又引发了功利主义的盛行。与此不同，儒家社会的认知路径存在由“道”及“理”的演变：原儒思想首先注重“道”，诸子百家通过借鉴和吸收其他学派的“道”以充实自身学说体系，唐宋之后儒学则转向吸收佛道对“理”的探索，从而转向“内省”并开启心性儒学，但社会政治的大统一限制了“理”的多元化竞争和发展。正是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注重“道”的功能性分析思维不仅体现在现代主流经济学中，而且也渗透在西方医学中。相反，注重“道”的因果性分析思维不仅体现在传统儒家学说中，而且也渗透在中华医学中。因此，本文尝试对中、西医的机理进行比较分析，并由此审视现代经济学尤其是制度研究的主流思维。
二、中、西医探究“病理”的思维差异
及其对经济学的启示
一般地，经济学所考察的对象是具有复杂性的社会系统，社会经济现象之间往往是互补共生的，从而无法简单地抽象为几个数学关系。经济学要取得工程科学或者医学那样的成效，首先必须揭示社会经济现象之间内在的作用机理。譬如，就医学而言，只有揭示出了病理，才能有根有据地进行治疗;否则，只能是脚痛医脚、头痛医头，最终是治标不治本。同时，医学的病理也就是内在的作用机理，它不是体现为数字间的相关关系，从而不能简单地基于统计规律或计量关系而得以发现。医学是如何发现“病理”的呢？这对经济学的研究又有何启示呢？
很大程度上，医学和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具有共通性：医学研究身体系统，解决身体运行中出现的问题;经济学研究社会系统，解决社会运行中出现的问题。也即，两者的研究对象都属于整体性的系统，系统内部的各因素之间都是共生互动的：我们如果将一部分从其他部分中隔离开来，就无法确定相互间的因果关系。正因如此，医学和经济学也应具有大致相似的研究思维，都应该遵循从本质到现象的研究路线。就医学而言，首先，要确立身体运行的理想状态，这包括身体有机体的自我维护和免疫、平和和调适以及延年益寿等，而不能过分注重特定部位非对称性发展，如肌肉的硕大、腰围的纤细，等等。其次，要剖析身体病变的征兆，这包括肢体上出现的各种反应以及心情上出现的各种反应，如血液变化、形态变化、颜色变化、心情变化以及行为变化，等等。再次，要探索身体病变的发生原因，器官的老化还是病变？老化的原因如何？病变是病毒还是细菌引起？何种病毒和细菌？等等。最后，是根据病变的原因以及需要恢复的理想状态来开出治理措施，包括药物、饮食以及心理，等等。
显然，传统中医大致遵循上述思维：（1）它关注人体的运行机理，将各个脏器之间视为是互相联系的系统，并强调应将人当成一个整体来治疗;（2）它在分析病症时从源头着手，试图弄清楚前因后果，从而注重病“理”的挖掘。西医却持有很不相同的思维：（1）它将人体各器官视为可分离的，每个器官担负着某种特定的功能，从而采取就事论事的“已病”治疗方式;（2）它注重病症的表现，并通过对一些要素变化的观察来构建功能性关系，从而注重治“道”的发现。很大程度上，由于学科的分立，现代（西）医学对病理的研究往往是基于实验观察以及相应数据的统计和计量分析，其对病症的治疗也是根据对某些数据指标变化而开出针对性的药方。问题是，尽管计量实证可以发现一些“统计相关”关系，却无法揭示相关的作用机理及其因果联系。事实上，学界基本已经形成这种共识：没有医学家可以从统计方法中确定是否是因果联系。例如，我们可以发现寒冷和感冒之间存在统计相关，但寒冷却不是感冒的原因。
从根本上说，仅仅局限于实验室试验以及随后的实证分析，是无法发现“病理”的。究其原因，“理”体现了事物的实在结构和作用機理，而这些东西往往都无法凭经验而直接感知，而是要充分运用人的知性思维。为此，劳森就提出用超验实在主义来代替经验实在主义：世界不仅是由事件和我们对于它们的经验或印象组成的，而且是由（不可减小的）结构和机制、力量和趋势等组成的，后者虽然也许无法观察到，但却构成了我们经验中的实在事件的基础，统治着或创造出现实中的事件。譬如，世界不仅是由“表面现象”所组成的，如皮肤病、幼犬长大以及英国相对较低的生产率增长等，而且是由这些现象背后并控制着它们的结构和运作机制构成，如分别由病毒、基因方式以及英国工业关系体系等构成。显然，仅仅停留在对实际事件的认知或者由此而来的以感觉经验或以印象的现实表达的人类知识是不够的，相反，认知事物和现象必须探悉它形成的深层原因——基本结构、内在机理、相互力量和发展趋势。究其原因，左右事件的动因虽然必然地通过事件或在事件内“起作用”，但它却很难直接被看到。
可见，在某种意义上，中医体现了一种“理”之学，西医则是一种“道”之学。一般地，“理”之学关注原因，揭示的是内在的因果关联;“道”之学则关注目的，揭示的是表现间的功能联系。因此，“理”之学是本质主义的，“道”之学则是工具主义的;“理”之学是关注长期的，“道”之学则是关注即期的。同时，中医和西医之间的思维差异也体现在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哈耶克经济学与凯恩斯经济学、老制度主义与新制度主义以及马克思经济学与现代主流经济学之间。其中，古典经济学、哈耶克经济学、老制度主义以及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思维与中医相通：它们都将社会有机体当作一个整体来研究，分析社会有机体的演化，关注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挖掘社会的病理，并从机理和制度上来寻找解决的措施。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经济学、新制度主义以及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思维则与西医相通：它们都倾向于将所要研究的变量与其他因素割裂开来，并从外部关注可变量之间的功能性关系，都热衷于统计研究或计量分析，从而也就无法揭示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和作用机理。正是由于割裂了复杂有机体内部的诸因素，西医和现代主流经济学往往无法注意到初始条件的微小变化及其对未来产生的可能影响，以致理论对实践应用的指导意义也大大降低，或者犯了工具主义的错误，或者无法预见到衍生出的负作用。 三、中医被边缘化的原因解析及其
对经济学发展的启示
从认识思维的角度，中医和古典经济学、哈耶克经济学、老制度主义乃至马克思经济学往往显得更为合理，因为它们所探究“理”是根本性的，是从长远角度对身体有机体和社会有机体的维护和调适。但是，在现代社会中，无论是中医在医学界还是古典经济学、哈耶克经济学、老制度主义乃至马克思经济学在经济学界，都处于边缘化的地位，甚至遭到现代学子的刻意排斥。那么，求“道”和究“理”在当今社会为何会遭受如此不同的命运呢？究其原因，“理”是内在的、深奥的，往往是可感之而难言之;相反，“道”是外在的、显性的，易于归纳之和条理之。因此，在功利化和短视化的当今社会，往往只有那些大思想者才会以毕生之力来苦索人体和天体的内在“理”，绝大多数世俗者则重“道”之学而轻“理”之学;于是，中医和古典经济学、哈耶克经济学、老制度主义乃至马克思经济学等就不可避免地被边缘化。为了说明这一点，这里对中医在国内被边缘化的原因作一剖析，这在很大程度上也适合于对古典经济学、哈耶克经济学、老制度主义乃至马克思经济学所处地位的解释。
第一，就治疗特性而言。中医是预防性的，主要适用于病变还没有爆发之前;预防措施主要是对人体机能的长期维护，这与个人的生活习惯、饮食结构、工作环境等密切相关。显然，这种预防措施往往有赖于特定的条件，而有些条件在现实生活中往往难以满足;即使诸如生活习惯等要求，也有赖于人的意志力，而这些都很难得到坚持。相反，西医是治疗性，主要适用于病变已经凸显之后;治疗措施主要采取工具主义的药疗或者机械式的切割，这对防止疾病的蔓延往往有即期的效果。显然，在一个高节奏和不确定的社会中生活，人们往往难以做到未雨绸缪，也就会忽略潜伏问题的积累，而更倾向于在疾病暴露出来后寻找快速的解决办法，从而更愿意找西医看病。
第二，就治疗效率而言。中医将人体视为一个整体，任何疾病都被认为是整体系统出了问题;因此，中医的治疗注重于对病“引”作彻底的根除，所谓“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但是，这种“治本”往往需要漫长的时间。相反，西医倾向于将人体各部分独立分析，任何疾病都被归咎于其中某个器官的机能出了问题;因此，西医的治疗注重针对特定器官的强制修复，而这种“就事论事”的治疗，往往效果比较迅捷而显著。尤其是，一旦病症出现后，如果不做快速的治疗，往往就会影响其他器官和机能。正因如此，当病症出现之后，人们往往倾向于寻求更快速的西医疗法。
第三，就知识特性而言。中医的治疗有赖于整体性的病理判断，“望闻问切”的知识不仅来自书本，更重要是个人经验的长期积累。因此，要成为一个合格的中医，往往需要投入巨大的学习成本和探索成本。相反，西医的治疗有赖于局部性的病理特征描述，而这种知识又是借助专门的仪器分析，依靠其他相关者的提供，这对医师的个人知识要求相对较低。
第四，就知识积累而言。中医知识主要源自个人经验的长期积累而非系统的试验，这包括对大量案例的收集、各类植物的药性辨识，等等，因而中医的知识积累相对比较缓慢。西医知识主要源自高度集中、高频率的专门（动物）实验，这些都由高度分工的专门人员完成，因而西医的知识积累往往异常迅速。事实上，绝大多数西医知识都不超过两百年，而且还在时时更新。正因如此，在追求知识爆炸以及求新、求异质的创新时代，绝大多数学人更倾向于依赖迅猛发展的西医而抛弃依旧步履蹒跚的中医。
第五，就终极关怀而言。中医的治疗具有明显的具体性和特殊性，讲究因时、因地、因人的个体差异，甚至还将看病和天地自然联系在一起，所谓的“天人合一”整体模式;因此，中医治病不单单集中在“病”上，而是按“时、地、人”把大环境以至个体的整体进行治疗与预防，强调天人相应，心身合一，融自然、社会、心理的预防治病思想和方法于一体。相反，西医的理论和治疗具有明显的一般性，很少有因时、因地、因人的个体差异，更不会将看病和天地自然联系在一起;因此，西医治病主要关注“病因”而不是病人，不会按“时、地、人” 把大环境以至个体的整体进行治疗与预防。正因如此，在强调科学的普遍性的现代社会，绝大多数人更倾向于视西医为科学，而贬中医为玄学。
第六，就发展状态而言。中医根基于中国传统哲学而从整体视角出发，着眼于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进而理解人生的一种思维原则;因此，中医往往是根据在生存过程中所接触的植物、动物以及矿物对人体的影响，抽象成药性理论进行疾病的防治活动。相反，现代西医是高度学术分工的产物，借助于功能主义而形成了一整套学术体系，并以其他动物为对象的大量试验为基础。因此，西医体现了西方工具理性的力量，尽管药品对人类可能潜在的负面效应往往难以被发现。显然，由于要搞清楚整体性病理比估料的功能联系要困难得多，因而中医迄今还存在不严密的逻辑缺陷。正因如此，在将科学界定为“能够进行实验并且理论为实验所证实的”学科的现代学术界，是西医而非中医获得了“科学”桂冠的称号。
显然，中医和西医之间所存在的上述六大特征也明显地体现在现代主流经济学和非主流经济学之间：在社会制度的弊端没有暴露之前，现代主流经济学也很少关注社会制度的优化和完善;在社会经济危机出现之后，现代主流经济学又希望凭借工具性手段快速地解决具体的“标”问题;绝大多数经济学人都希望通过掌握基本的解题技能和分析工具而快速成为经济学者，而很少愿意花费巨大的时间和精力来夯实自身全面审视问题的能力;绝大多数经济学人都希望有自己的创新空间，都希望借助于与他人的合作而发表尽可能多的论文，都希望自己的政策主张简洁和确定，都将“能否试验”作为科学的重要特性。因此，注重治“标”且高度分工的现代主流经济学就成了显学，绝大多数经济学人都力图通过掌握一些工具而成为主流经济学家，以致思想的探求日渐式微了。
同时，中医强调“仁心仁术”的伦理追求：医学不仅仅是一门学科，更主要的是“仁术”。也即，医生对病人要有爱心，必须关怀病人的悲苦和不幸。顯然，这与主张经济学与伦理学等其他社会科学分支相契合的非主流经济学诸流派相一致。相反，西医则将科学与道德分裂开来，强调医疗本身是一个技术问题。显然，这与日益数理化的现代主流经济学相一致，因为现代主流经济学一直主张将那些不科学、伦理学的命题消除掉，而将经济学建设成为一门非价值取向的、中立的“纯科学”。当然，毕竟现代医学的疗效可以在老鼠等动物身上进行大量的可控实验，而经济学的可实验性则要差很多，其应用试验更是具有严重的局限性。正因如此，经济学的理论和政策往往都无法满足自然科学所强调的可检验性和可重复性这两大要求，以致一些经济学人索性以数理命题来否定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必要性。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通过对经济学本身作为一门科学的否定，一些主流经济学者就对来自其他领域的批判充耳不闻，而刻意地将经济学打造成一门逻辑自洽的艺术，并为现代经济学在应用过程中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辩护。 可见，现代主流经济学无论在学科特性上还是所处地位上都类似于西医：集中于隔离的片断，关注现象间的功能性联系，热衷于治标的工具之发明和创新。相反，包括老制度主义、马克思经济学在内的大多数非主流经济学在学科特性上还是所受遭遇上则类似于中医：集中有机的整体，关注现象背后的因果性联系，热衷于治本的机制之改造和设计。事实上，现代主流经济学有助于在短期内解决社会中出现的尖锐的社会问题，如有效需求不足等，这也是它为现代社会中那些短视的各级政府所青睐的重要原因。但是，它却无法根除滋生问题的病因，这是现代社会中的那些问题如收入差距、贫困以及经济危机等往往会周而复始的原因。与此相反，马克思经济学等有助于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但这种解决却需要较长时间的实践，因为这有赖于对整个社会体制作根本性的调理和改造;而且，这些对制度和机制的根本性调理是否有效还在于它开出的药方，这种药方又与对社会机制运作以及未来社会发展的认知有关，如果认知上发生了问题，那么很可能将社会整体上引向另一种更大的困境中，这也是各级政府采用务实的局部主义而忽视这种具有理想倾向的整体主义之改革道路的重要原因。在很大程度上，马克思经济学要真正在社会实践中发挥积极效用，从而使得社会问题得以治本，就首先必须提高其对社会本质的认知程度，而这又需要建立在多元化的理论竞争和交流的基础上。
四、中、西医的文化基础及其
对现代经济学的反思
经济学尤其是社会制度研究根本上在于揭示社会事物的实在结构和内在本质，剖析社会事物之间的共生关系以及相互作用的因果“机理”;只有发现原因和揭示出机理，我们才能有针对性地预防社会问题的生成，并从根本上解决已经出现的问题。但是，现代主流经济学却热衷于基于数据相关性来获取表象之间的功能性联系，并努力将所关注的问题与那些貌似无关的其他因素割裂开来;相应地，它主要关注问题的解决效果，从而寻求操作性的治标措施。在很大程度上，现代主流经济学所关心的仅仅是解决工具之“道”，是在社会问题显露后寻求治标政策，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成是政策经济学;相反，制度经济学本质上要揭示事物内在的运行机理，是在社会问题暴露之前发掘治本机制，它着眼于整个社会有机体的优化或完善。为此，我们就可以重新审视制度研究与医学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制度经济学与医学的研究对象都是有机体，目的都在于维持有机体的健康、稳定运行，从而也都对出现的“病症”进行探究和治疗;但另一方面，制度研究中对“理”的要求更体现为与中医的对应，而现代主流经济学则更类似于西医，它根本上是制度不及的。（4）
从根本上说，中、西医的基本思维具有这样的差异：中医关注“理”，注重病因的分析，这是老制度主义的分析思维;西医关注“道”，注重病症的“解决”，这是现代主流经济学以及新制度主义的基本思维。当然，中、西医之间之所以形成这种差异，以及现代主流经济学之所以偏向于“道”的研究，很大程度上与文化传统和认知思维有关。一方面，西方社会根植于自然主义思维，从而热衷于从功能性关系来分析病理现象，从局部性角度来寻找解决病症的工具性措施，这就是西医的典型特征;另一方面，儒家社会根植于经验主义思维，从而倾向于从因果性关系来分析病理现象，从整体性角度来寻找解决病症的治本性措施，这就是中医的典型特征。关于中、西方社会的文化和认知起源以及发展过程所呈现出的变化，这里作进一步的简要说明。
一般地，西方社会的认知起源于对自然世界的探索，是对自然界相对稳定不变的相互作用的探究，从而形成了自然主义和先验主义思维。正是基于对自然世界的认识和征服，西方社会开发出了强盛的工具理性。而且，工具理性与先验主义相结合后形成了建构理性主义，这种思维长期支配了西方社会的社会认知和学术取向。同时，在物竞天择的达尔文主义支配下，西方学术界开始为社会实在进行辩护，从而逐渐形成了功能主义分析范式。而且，功能主义所宣扬的实用主义取向又促使了工业革命的兴起和资本主义的产生，正如莱斯指出的：“控制自然同资本主义或者资产阶级社会有着逻辑的和历史的联系。”（5）正因如此，尽管西方社会产生了许多思想流派，但占主流的一直是理性主义思维，社会制度的设计也是功能主义的，也就是哈耶克所谓的建构理性。（6）
相反，儒家社会的认知起源于对生活世界的剖析，是对社会性不断提升的人类行为的考察，从而带有强烈的社会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征。正是基于对社会相互依存关系的认识和人精神需求的满足，中国社会酝酿出了日益强盛的价值理性。而且，这种价值理性与经验主义相结合就形成了演化理性主义，这种思维长期支配了中国社会的社会认知和学术取向。同时，正是基于这种演化的价值理性，尽管实用主义一直在中国比较盛行，却始终没有上升到抽象的功能主义地步，也没有被系统理论化。在中国社会，一切都遵循社会习俗惯例自发地前行，以致一开始就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社会，却一直没有发生质的飞跃。正因如此，传统儒家社会的思维根本上是演进主义的，社会制度的产生也是主要来源于习俗，这与哈耶克有关演化理性的主张类似。
当然，这两种不同的认知思维对社会的发展所带来的影响也是不同的。（1）建构理性最终使得西方社会长期处于一种征服和被征服、掠夺和被掠奪的关系之中，造成了西方社会长期的动荡和争斗，乃至一直处于一种紧张状态之下。但是，它最终却使得西方世界从黑暗的中世纪中解脱出来，不仅促进了生产力的革命，而且建立了新型的现代制度。（2）演化理性使得中国古代社会不断前行，从而很早就已出现了一个相当发达而丰裕的社会。但是，它也使得每个朝代在发展到一定时期之后往往又会出现僵化和停滞，从而导致了没有实质性发展的朝代更替、轮回，以致靠自身力量根本无法过渡到另一种制度完全不同的社会状态。显然，这种事态很大程度上也体现在中、西医的发展轨迹之中：西医在工具主义的指导下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同时也潜伏着巨大的危险，很有可能带来严重的负效应;中医则在本体主义的影响下逐步深化对病理的认知，但同时也可能陷入路径锁定，以致缺乏快速解决病症的能力。 同时，中、西医的思维差异很大程度上也体现在那些承袭古典主义思维的哈耶克经济学、老制度主义及马克思经济学等非主流经济学流派和那些承袭新古典主义思维的新古典综合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等主流经济学流派之间，究其原因，由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以及自我强化效应，前者更深重地受到自然主义思维的影响。事实上，早期经济学本身是与伦理学、政治学乃至法学等结合在一起的，从而关注整个社会结构问题，并借鉴生物学和医学的新发生而将社会当作有机体来研究;但是，自边际革命起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认识论乃至一般性的哲学就出现自然主义转向，这种转向带来的自然主义认识论，并为现代主流经济学所接受。自然主义认识论认为，知识论应该使用研究自然的任何其他方面相同的科学工具，从而又产生了“方法论的一元化”。社会科学能够且应该使用与自然科学相同的科学方法，究其原因，只有一个自然界，它包括了人类和非人物体，从而也就只有一种研究它的合适方法。显然，正是深受这种自然主义思维的影响，现代主流经济学极力模仿物理科学的研究路线来探究经济现象，试图在人类世界中发现像自然世界那样不变的规律;同时，这种自然主义思维又与逻辑实证主义结合在一起，从而使得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日益工具化，把基于实证分析的相关性当成了社会经济现象之间的固有联系。
显然，无论是医学的发展还是社会经济的发展，都应该将两种认知思维结合起来，既要探究事物之“理”，也要关注解决问题之“道”。相应地，在进行制度研究时，也应该将注重“究理”的那些承袭古典主义思维的哈耶克经济学、老制度主义及马克思经济学等非主流经济学流派与注重“治道”的那些承袭新古典主义思维的新古典综合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等主流经济学流派结合起来。尤其是，在很大程度上，现代主流经济学要真正挖掘出社会经济现象背后的作用机理，从而发现经济规律，对现实制度作切实的研究并加以优化和改造，就必须从哈耶克经济学、马克思经济学、老制度主义等非主流经济学流派中汲取营养。
不幸的是，由于目前流行的科学概念源于西方社会尤其是自然科学，以致人们往往习惯以自然科学的特征来审视和评估一门学科的科学性;在这种情况下，不少学人就以中医具有诸多的不确定性和人文性为由而将之贬为玄学和非科学，同样也以经济学不能在严格或较严格地控制各方面条件的情况下进行验证为由否定经济学是一门科学。显然，这把科学概念大大窄化了，抹杀了社会科学对提高人类认知的作用。如布坎南就指出：“在我看来，科学哲学家之间的讨论本身，似乎一直都是使用自然科学作为模式的，未能理解社会科学的显著特征。”（7）同时，这种科学概念混淆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特性差异，将自然科学的特征强加在社会科学身上，就严重误导了社会科学的实质发展，这在现代主流经济学身上表现得非常明显。塞利格曼写道：“由于渴望尽可能地显得‘科学’，经济学家已经回避了基本的复杂性原理。把经济学转变成为一门自足的学科后，经济学家已经不再记得它是一门社会科学。他们或许根本不想知道，经济学家必须同时是哲学家、心理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地理学家和政治科学家，当然经济学家还必须是优秀的数学学生。”（8）在很大程度上，这也是本文比较中、西医的特性所试图说明的：中、西医的研究思维和所处地位表明，我们应该重新反思现代經济学的研究倾向。
注释：
（1）塞耶斯：《分析马克思主义与道德》，载韦尔和尼尔森编：《分析马克思主义新论》，鲁克俭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6页。
（2）瓦里安：《经济理论有什么用》，载多迪默、卡尔特里耶编：《经济学正在成为硬科学吗》，张增一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5页。
（3）朱富强：《从本质到现象：比较制度分析的基本路线》，《学术月刊》2009年第3期，《新华文摘》2009年第13期。
（4）朱富强：《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制度转向及其制度不及——兼论新制度主义的分析思维及其范式缺陷》，《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2年第4期。
（5）莱斯：《自然的控制》，岳长龄等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157页。
（6）朱富强：《现代主流经济学为何热衷于数理建模——兼析唯理主义在经济学中的渗透》，《贵州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载《新华文摘》2013年第8期。
（7）布坎南：《由内观外》，载曾伯格编：《经济学大师的人生哲学》，侯玲等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8）本·塞利格曼：《现代经济学主要流派》，贾拥民译，华夏出版社2010年版，第799页。
（责任编辑 吴晓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