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提高政府效能，关键是精减机构和冗员。现在“官多为患”已成为中国政治上的一大弊端。原中组部部长张全景指出，一个省有四五十个省级干部，几百个乃至上千个地厅级干部，一个县几十个县级干部，可以说古今中外没有。
政府衙门机构多，级层多，官多，则扯皮多，官僚主义泛滥。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群众怨声载道，但改革收效甚微，甚至为患更烈。湖北省在乡镇综合配套改革中，通过试点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七站八所”、“以钱养人”的机制，变革为市场运作、“以钱养事”的新机制。人们赞誉这项促进农村生产力发展的探索，对我国政治体制和人事干部体制改革、推动建立服务型政府具有突破性意义。
今年6月30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深化农村税费改革和推进农村综合改革工作；9月1日至2日，国务院又在北京召开全国农村综合改革工作会议。会议进一步提出了农村综合改革的时间表：一是有条件的地方要在全省范围内开展试点；二是五年内乡镇机构编制只减不增是必须坚守的一条底线；三是今明两年在全国免除农村教育阶段中小学生学杂费，建立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体系。会议强调指出，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关键在于继续推进农村综合改革。农村综合改革的核心任务就是在“减人、减事、减支”的基础上，真正转变基层政府职能，使农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切实得到加强，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机制保障。
一、“减人”的关键是解决好“人到哪里去”的问题
在乡镇机构改革中精简机构和人员是首要工作，农村综合改革2005年正式启动后，出现了很多典型经验，其中安徽、河南、湖北等省的经验值得借鉴。安徽省在18个县市搞试点，重点是推行乡镇党政领导“主官合一”改革，实行乡镇党委和政府领导交叉任职，并尝试建立新的基层领导工作机制。河南乡镇机构改革已顺利完成，全省乡镇行政事业机构由19811个减为16694个，减少3117个，精简15.7%；乡镇领导职数由25119名减为17490名，减少7629名，精简30.4%。从数字上看，各地乡镇机构改革的力度是很大的，但还必须推出更加有效地办法为乡镇分流人员开辟更加宽阔的就业渠道，让这些人员充分二次就业。在这方面，湖北省把富余人员分流作为乡镇综合配套改革顺利推进的重要内容来抓。以襄樊为例，该市在改革中没有一个人上访、告状，找组织和领导闹事，实现了机构的和谐“瘦身”。主要做法：一是温和“消肿”。从改革一开始就明确了“全程阳光操作，确保公平公正”的第一原则，公开运作，把政策交给群众；公开竞争，让群众把握尺度；公正合理，接受群众监督；公正客观，因人制宜妥善安置，做到人适其位，各得其所。二是“有情”操作。包括“以人为本、分流无情、操作有情”的实践方法，所谓“分流无情”，就是变“因人设事”为“因事设人”，规范设置乡镇机构，刚性核编减员。所谓“操作有情”，就是在充分考虑县乡财政承受能力、兼顾分流对象接受能力的基础上，努力把改革的震荡减到最低。
二、“减事”的要义在把政府该办的事办好
农村综合改革的核心是转变基层政府职能，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所谓“减事”，并不是要基层政府少干事，甚至不干事，而是要把政府不该管或管不好的事交给社会与市场，把该办的事办好，要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适当调整乡镇在经济管理上的职能，努力提高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水平。
在这方面，安徽省巢湖市庐江县乡镇机构改革的重点是政府职能归位，核心是执法职能上收。将原乡镇事业单位受委托承担的国土资源、林业、农机等行政执法职能上划县直有关主管部门。按资源设置执法性的和事业性的站所，按镇设立国土资源管理所，跨乡镇按区域综合设置八个林业站和八个农机站，人、财、物分别上划县国土资源管理局、县林业局、县农委管理。在庐江县的乡镇改革中，经营性职能实现了退出。将原农村经济服务中心承担的农资、农机经营与动物疾病诊疗等经营性职能推向市场，将原乡镇文化广播电视站转制为有线网络公司，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法人实体。
在将原乡镇“七站八所”管理的事务推向社会和市场经营方面，湖北省已经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
三、“减支”的根本在于深化县乡财政体制改革
近年来，随着农村税费改革深化和政府职能的转变，许多乡镇财政收入规模下降、乡镇财政支出范围明显缩小，不少乡镇存在经济基础薄弱、财政供养人员较多、债务负担过重等问题。财政部要求确保2008年底以前全面实现“乡财县管”。在这方面，安徽、山东等地对“乡财县管”机制均有不同形式的探索。2003年，安徽省率先对乡镇财政管理方式进行改革试点，实行“乡财县管”。山东省莒县在推广“乡财县管乡用”改革中，不仅提高了乡镇财政管理工作效率，而且形成一套比较完善的乡镇财政管理长效机制。青海省海西州在推行“乡财县管乡用”过程中，探索出“1357”管理机制，也很值得各地借鉴。从目前情况看，这项改革已经从原来的保证工资发放的初衷，转变为乡镇综合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乡财县管”实质是财政管理方式的改革，从公共财政的角度看，事权与财权应该统一，现在财权有了变化，乡镇一级政府职能也应重新定位，才能巩固这个管理方式改革的成果。重庆市铜梁县采取了“上收事权、下放财权”的方法，在实践中不断加快乡镇财政管理体制改革。“上收事权”，即将财政体制变化影响乡镇利益的事项，全部由县级承担。实行了由县财政统一发放全县干部职工、教师工资及村社干部的误工补助；上收了全县中学和乡镇卫生院。“下放财权”，即除8户企业和金融、邮电两个行业税收属县级外，其余企业税收按属地县乡分成。这“一收一放”，壮大了乡镇收入总量，平衡了财权事权关系。
推进县乡财政体制改革进程中，要特别注意解决基层债务负担问题。目前，乡村债务沉重，是一个涉及全国的普遍性问题，也是正在进行的新农村建设和农村综合改革的难题，今年5月，陕西省政府办公厅转发了省农业厅省税改办《关于进一步化解乡村陈旧债务制止新增债务意见的通知》，该《通知》除了收欠还债、债权债务抵冲消债、盘活存量资产还债外，还特别推出调息、降息减债和对村级不良债务实行减、免、缓政策两项具有突破性的新政策。
政府衙门机构多，级层多，官多，则扯皮多，官僚主义泛滥。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群众怨声载道，但改革收效甚微，甚至为患更烈。湖北省在乡镇综合配套改革中，通过试点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七站八所”、“以钱养人”的机制，变革为市场运作、“以钱养事”的新机制。人们赞誉这项促进农村生产力发展的探索，对我国政治体制和人事干部体制改革、推动建立服务型政府具有突破性意义。
今年6月30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深化农村税费改革和推进农村综合改革工作；9月1日至2日，国务院又在北京召开全国农村综合改革工作会议。会议进一步提出了农村综合改革的时间表：一是有条件的地方要在全省范围内开展试点；二是五年内乡镇机构编制只减不增是必须坚守的一条底线；三是今明两年在全国免除农村教育阶段中小学生学杂费，建立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体系。会议强调指出，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关键在于继续推进农村综合改革。农村综合改革的核心任务就是在“减人、减事、减支”的基础上，真正转变基层政府职能，使农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切实得到加强，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机制保障。
一、“减人”的关键是解决好“人到哪里去”的问题
在乡镇机构改革中精简机构和人员是首要工作，农村综合改革2005年正式启动后，出现了很多典型经验，其中安徽、河南、湖北等省的经验值得借鉴。安徽省在18个县市搞试点，重点是推行乡镇党政领导“主官合一”改革，实行乡镇党委和政府领导交叉任职，并尝试建立新的基层领导工作机制。河南乡镇机构改革已顺利完成，全省乡镇行政事业机构由19811个减为16694个，减少3117个，精简15.7%；乡镇领导职数由25119名减为17490名，减少7629名，精简30.4%。从数字上看，各地乡镇机构改革的力度是很大的，但还必须推出更加有效地办法为乡镇分流人员开辟更加宽阔的就业渠道，让这些人员充分二次就业。在这方面，湖北省把富余人员分流作为乡镇综合配套改革顺利推进的重要内容来抓。以襄樊为例，该市在改革中没有一个人上访、告状，找组织和领导闹事，实现了机构的和谐“瘦身”。主要做法：一是温和“消肿”。从改革一开始就明确了“全程阳光操作，确保公平公正”的第一原则，公开运作，把政策交给群众；公开竞争，让群众把握尺度；公正合理，接受群众监督；公正客观，因人制宜妥善安置，做到人适其位，各得其所。二是“有情”操作。包括“以人为本、分流无情、操作有情”的实践方法，所谓“分流无情”，就是变“因人设事”为“因事设人”，规范设置乡镇机构，刚性核编减员。所谓“操作有情”，就是在充分考虑县乡财政承受能力、兼顾分流对象接受能力的基础上，努力把改革的震荡减到最低。
二、“减事”的要义在把政府该办的事办好
农村综合改革的核心是转变基层政府职能，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所谓“减事”，并不是要基层政府少干事，甚至不干事，而是要把政府不该管或管不好的事交给社会与市场，把该办的事办好，要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适当调整乡镇在经济管理上的职能，努力提高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水平。
在这方面，安徽省巢湖市庐江县乡镇机构改革的重点是政府职能归位，核心是执法职能上收。将原乡镇事业单位受委托承担的国土资源、林业、农机等行政执法职能上划县直有关主管部门。按资源设置执法性的和事业性的站所，按镇设立国土资源管理所，跨乡镇按区域综合设置八个林业站和八个农机站，人、财、物分别上划县国土资源管理局、县林业局、县农委管理。在庐江县的乡镇改革中，经营性职能实现了退出。将原农村经济服务中心承担的农资、农机经营与动物疾病诊疗等经营性职能推向市场，将原乡镇文化广播电视站转制为有线网络公司，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法人实体。
在将原乡镇“七站八所”管理的事务推向社会和市场经营方面，湖北省已经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
三、“减支”的根本在于深化县乡财政体制改革
近年来，随着农村税费改革深化和政府职能的转变，许多乡镇财政收入规模下降、乡镇财政支出范围明显缩小，不少乡镇存在经济基础薄弱、财政供养人员较多、债务负担过重等问题。财政部要求确保2008年底以前全面实现“乡财县管”。在这方面，安徽、山东等地对“乡财县管”机制均有不同形式的探索。2003年，安徽省率先对乡镇财政管理方式进行改革试点，实行“乡财县管”。山东省莒县在推广“乡财县管乡用”改革中，不仅提高了乡镇财政管理工作效率，而且形成一套比较完善的乡镇财政管理长效机制。青海省海西州在推行“乡财县管乡用”过程中，探索出“1357”管理机制，也很值得各地借鉴。从目前情况看，这项改革已经从原来的保证工资发放的初衷，转变为乡镇综合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乡财县管”实质是财政管理方式的改革，从公共财政的角度看，事权与财权应该统一，现在财权有了变化，乡镇一级政府职能也应重新定位，才能巩固这个管理方式改革的成果。重庆市铜梁县采取了“上收事权、下放财权”的方法，在实践中不断加快乡镇财政管理体制改革。“上收事权”，即将财政体制变化影响乡镇利益的事项，全部由县级承担。实行了由县财政统一发放全县干部职工、教师工资及村社干部的误工补助；上收了全县中学和乡镇卫生院。“下放财权”，即除8户企业和金融、邮电两个行业税收属县级外，其余企业税收按属地县乡分成。这“一收一放”，壮大了乡镇收入总量，平衡了财权事权关系。
推进县乡财政体制改革进程中，要特别注意解决基层债务负担问题。目前，乡村债务沉重，是一个涉及全国的普遍性问题，也是正在进行的新农村建设和农村综合改革的难题，今年5月，陕西省政府办公厅转发了省农业厅省税改办《关于进一步化解乡村陈旧债务制止新增债务意见的通知》，该《通知》除了收欠还债、债权债务抵冲消债、盘活存量资产还债外，还特别推出调息、降息减债和对村级不良债务实行减、免、缓政策两项具有突破性的新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