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逃离，或许是旧的结束。或许是新的开始。
——艾丽丝·门罗
那种令人心向往之的逃离，存在于每个人的意念之中。
——舍伍德·安德森
一
兰波一句“生活在别处”a激动了多少不安分的心灵：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的运动中，这句诗被作为标语刷在墙上；米兰·昆德拉把它作为一部小说的题目；美国“迷惘的一代”年轻作家们为积累素材，一度长时间旅居巴黎，过着“别处的生活”，以求写出堪与欧洲文学经典相媲美的作品b；凯鲁亚克等“垮掉的一代”作家耽溺于“在路上”的生活、写作状态，未始没有这句充满魔力的诗的影响在内。兰波的另外两句诗与“生活在别处”形成微妙的互文，即“我所有的蔑视都有原因：因为我逃离”c（《地狱一季·不可能》）和“最聪明的办法是离开这片大陆，这里，疯狂四处游荡，寻找苦难的人们作为人质。”d（《地狱一季·坏血统》）既然理想的生活在别处，那就逃离当下的束缚去追寻。兰波终其短暂的一生，都在不停地逃离，不断奔向别处的生活。美国作家舍伍德·安德森《小城畸人》里的每个人物都想逃离自己的生活，每个普通人的内心都暗流涌动。有趣的是，舍伍德·安德森本人是从一位出色的油漆商人的角色中逃离，开始其写作生涯的，他原本有望成为美国油漆行业的洛克菲勒，听从内心召唤的逃离，却使他成为福克纳和海明威等一辈作家的文学“父亲”。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拿大女作家艾丽丝·门罗有一部小说集题为《逃离》，收录了《逃离》 《机缘》等八篇中短篇小说，讲述的都是女性“逃离”的故事，一次次毫无预知的逃离的闪念，或者化为雷厉风行的践履，或者成为胎死腹中的计划，或者沦为半途而废的笑谈……
“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e逃离既赋形于现实，又见诸文学作品，且横亘中西，纵跨古今。伯夷叔齐闻知武王伐纣后，不食周粟，逃离西岐，“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庄子不满“人为物役”，批判“机事”、“机心”对人的异化，主张以“心斋”、“坐忘”等方式逃离尘俗，凌万物而超脱；乐毅辅佐燕昭王复兴燕国，又举兵伐齐，为燕国复仇，正当其“化齐入燕”大计稳步实施之际，燕昭王病逝，乐毅遭继任的燕惠王猜忌，遂逃离燕国，以“古之君子，交绝不出恶声，忠臣去国，不洁其名”回应燕惠王的指责；楚国上蔡郡中小吏李斯“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复“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人犬不惧”，遂有“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之叹，他逃离上蔡，“从荀卿学帝王之术”，学成后入仕秦国，说服秦王嬴政启动吞并六国、统一华夏的历史进程f。不妨说，伯夷叔齐的逃离走向冲淡平和的隐逸之路，庄子的逃离指向心灵至乐与精神超越之途，乐毅的逃离为了全身避祸，李斯的逃离则以建功立业为鹄的。后世的逃离大致不外乎以上四种模式，或兼具其中之二三模式。比如嵇康“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的逃离既是避祸又是超越，陶渊明“归田园居”的逃离既是隐逸又是超越，司马迁发愤著史其实是“逃遁到不朽的事业中去”g，等等。“文革”期间，下放到干校的钱锺书在劳动歇息的空档翻阅外文字典，被剥夺写作权利的季羡林以打腹稿的方式翻译《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兩大印度史诗，李泽厚以“红宝书”作掩饰偷偷读康德、为写作《批判哲学的批判》做准备……这何尝不是一种“李斯—司马迁式”的逃离，一种更多迂回却也更多韧性的抗争！
歌德把那些“人类过去不断重复，今后还会继续重复的精神现象”称为“母题”h。如上所述，人事代谢，往来成史，“逃离”一直在反复出现，但它不仅仅是精神现象，同时也关乎人们对于自身处境所作出的情感反应和行动反馈，是一种凝聚着人类“审美意识以及心理内容的双重体验的原型化母题”i。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见证了“逃离”母题的频频造访：鲁迅1922年在《呐喊·自序》忆及少时对故乡的“逃离”：“走异路，逃异地，去寻别样的人们”j，1926年《朝花夕拾·琐记》所述仍是早年“逃离”的必要性：“S城人的脸早经看熟，如此而已，连心肝也似乎有些了然。总得寻别一类人们去，去寻为S城人所诟病的人们，无论其为畜生或魔鬼。”k王晓明的《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更是将传主的心路历程总结为“三次逃离”，鲁迅的毕生行止则被概括成“不断地从悲观和绝望中逃离”l。主题学研究指出：“母题是从具体现实中抽取出来的”，“题材只有被分解成部分（母题）时才能被确认”m。于是，钱锺书借苏文纨之口无心说出的“围城”之喻，令听者有意的方鸿渐和广大（解）读者心有戚戚：人生就是从围城之外逃离到围城之内，又在围城之内渴望逃离的循环，处处围城，故而无时不想逃离，无怪乎美国精神分析学者威尔默称“在许多情况下，人们的大半智慧和勇敢……命令人们离去并寻找更适合的人或事”n。沈从文笔下的童养媳萧萧懵懵懂懂，时常梦见好吃的、好玩的东西（婆婆担心她长得太快，故意待之以粗茶淡饭），这是一种无意识的“逃离”。相比之下，张爱玲作品中的白流苏们心思缜密、目标明确，就是通过嫁人、通过缔结一纸婚约来“逃离”眼下的生活。1930年代的现代派诗人李广田、何其芳、卞之琳等营构镜花水月、错彩镂金的纸上乌托邦，以期逃离大时代的纷争o……这些逃离或具体，或模糊，有的是付诸实施的行动，有的却仅止于一种姿态、一种意愿、一种朦胧的向往。逃离，蕴涵着人类不满足于现状、求新求变的乌托邦冲动，以及渴望冲破牵绊、摆脱束缚的不羁想象力。鲁迅说：“不满是向上的车轮，……多有不自满的人的种族，永远前进，永远有希望。”p加斯东·巴什拉称：“想象就是一簇烛火，心理的烛火，人们可能面对它度过一生。”q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逃离是敞开的未知，为人类平淡的生活提供了别样的可能，它关涉“人类生命和心灵最原初的存在和生命记忆”，是一种“心灵和艺术的双重母题”r。选择逃离的人，头脑中往往有一片“乐土”（如《诗经·硕鼠》）或桃花源（如陶渊明《桃花源记》），这源于几千年文明的心理积淀和文化原型。
二
逃离母题在“70后”小说中的流衍，呈现出若干变幻和演化，已非上文所总结的四种模式（即隐逸、超越、避祸、事功）所能涵盖，而是形成了新的变体形式：“角色转换”、“到世界去”和“闲情偶寄”。以下是对这三种变体形式的阐释和解析。 （一）角色转换
所谓“角色转换”，就是“做别人”，是将自己代入到他人的身份与角色之中去体验和感受。鲁迅不无调侃意味地提示，读《红楼梦》者很容易钻进去充一个角色s。这是读者无意间的自我代入和角色转换。李渔《笠翁偶寄·宾白》对于作家在创作过程中“角色转换”的特权有精辟之语：“我欲做官，则顷刻之间便臻荣贵。……我欲作人间才子，即为杜甫、李白之后身。我欲娶绝代佳人，即作王嫱、西施之原配。”t李渔本人即在制曲填词之际，以角色转换的方式暂时逃离生活中的苦恼与哀愁。鲁迅和李渔分别论及读者和作者的“角色转换”，我们所关注的是作品，是70后小说里这样的人物，他们通过冥想的或身体力行的角色转换逃离当下，厕身于别处（别人）的生活。
石一枫《芳华的内心戏》中负责看超市、卖东西的芳华一个月内喜欢上了三个成熟的男顾客，此前她喜欢的都是带着三分孩子气、不超过二十五岁的男孩。身为人妻人母，芳华缘何频频喜欢别的男人，而且仅仅在内心展开一幕幕感情戏，一次次出演女主角？小说结尾给出了答案：她十七岁时被一个男人（现任丈夫）强奸，又被他带到这个城市，生下一个患有先天哮喘的孩子。如今，丈夫带着孩子四处寻医问药，她留守在超市等待，百无聊赖之余，只得排演内心戏来转换角色，逃离沉重的生活。《世间已无陈金芳》塑造了渴望逃离底层身份却屡战屡败的湖南籍女子陈金芳的形象：由于家境贫寒和外省身份的缘故，陈氏从小受尽排斥和欺侮。为了“活得有点儿人样”，她先后委身于几个可以为她提供保护和创业资金的男人。多次尝试做买卖失败后，她化名陈予倩进入艺术品投资行业，企图以最后一场豪赌实现阶层流动和身份跃迁的夙愿，然而这种穷途末路时的铤而走险和孤注一掷，却以锒铛入狱、众叛亲离而告终。那个痴迷于高雅艺术的贵妇人陈予倩，又变回了“从来就没有正经八百有钱过”的陈金芳。一场辛酸的角色转换的剧目曲终人散，荣华梦碎，富贵成空，她却连最初的原点都回不去了。付秀莹《琴瑟》写一对勤苦的农村夫妇在某个城市的老城区以收废品为业，男人早出晚归忙碌，女人打理家务。女人被一个每天早晨从门前经过的清爽雅致的男子所吸引，陷入单相思，不时“走神”，梦中与之欢好，醒来羞愧不已。小说以细密的文字针脚展现了两个男人的差别：收废品的男人终日忙于生计，“疲惫，委顿，邋遢”，“那个人”则是优雅洒脱，风度翩翩；烈日下，丈夫打着赤膊把废品往三轮车上装，黝黑的背上“汗水一道道淌下来，亮晶晶的”，与此同时，“那个人”停下汽车，“车门开了，先下来一只脚，穿着皮鞋，擦得亮晶晶的”。亮晶晶的皮鞋令女人一瞬间“恍惚”，心湖间再次漾出爱慕的涟漪；亮晶晶的汗水却使得“女人心里忽然就疼了一下”，怜爱和愧疚缠绕，痛惜和自责交织。她的精神出轨固然有对男子翩翩仪表渴慕的成分，而无根的生存状态以及由此引发的身份焦虑和认同危机，恐怕才是真正的根源。付秀莹的长篇小说《陌上》有类似的情节：爱梨嫁给大坡后，对后者并不富裕的家境渐生不满，某日午睡居然梦见与大坡的姨父增志鱼水相交，羞愤不能自持。而增志在小说中是个不折不扣的当代西门庆，既富甲一方，又拈花惹草。匈牙利谚语云：猪梦见橡实，鹅梦见玉米。犹太谚语说：鸡梦见什么？——小米。弗洛伊德对此评价道：“梦是欲望的满足的全部理论都包含在这两句话中了。”u“女人”（《琴瑟》）和爱梨（《陌上》）的梦看似荒唐，“梦的内容乃是欲望的满足，而梦的动机却是一种欲望”v。每个灰姑娘都期待着王子的驾临，已婚的灰姑娘们囿于道德意识，不得不在梦中转换角色、改头换面，偕同王子逃离。徐則臣《王城如海》有这样的描写：小保姆罗冬雨和男友韩山欢爱时，“发现自己要嫁的男人竟如此丑陋和陌生。……不管她是否愿意承认，她的确想到了余松坡。如果是那个温文尔雅的文化人，此刻他会是什么样子呢？”小说中余松坡是罗冬雨的雇主，赋有批判精神和社会责任感的著名剧作家，潇洒倜傥却又立身谨重的海归精英。徐则臣大概担心读者误解善良可人的罗冬雨，赶紧追加了一句“但她只用了百分之一秒就把这个念头赶了出去”。其实，哪个打工者、哪个普通人不曾怀揣对爱情、对生活、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和期许？对于挣扎在命运滩涂中的人，有时候，一个虚幻、残破的梦也足以抵御现实的冰冷和凄凉。
鲁敏小说《细细红线》讲述了一对中产阶层男女在各自“逃离”中的遇合：图书馆女职员小许厌恶了终日浸淫于书山字海的工作和相对优裕富足的生活，“她希望接触到热乎乎乃至脏兮兮的人与事，她但愿她能够用吃力流汗的体力去换取思维的空白，在大自然的烈日与雨水中奔走，或在琐碎的市声里操劳”，在她看来，“真正的生活，应当有阻力的，有不堪与疲倦的构成部分……”于是，她选择了以隐姓埋名和角色转换的方式逃离生活的轨道——每天中午去一家小饭馆做两小时的勤杂工，在烟熏油腻与粗暴呵斥间劳作、忙碌，居然“神奇地获得了某种超脱感”；她所结识的金牌男主播（情人）身陷无穷无尽的社会活动和工作应酬以及无休无止的寻芳猎艳之中，表演代替了生活，与人交流都是背台词或是背台词般地虚与委蛇，他自感成了“空心人”，也习惯以“无心之人”的状态游戏人间，以求逃离浮华虚伪的重重围困，他们约定彼此不动心地往来，但凡一方违约，关系随即中止；但小许深爱男主播，为了吸引后者，她有意无意地泄露出自己“角色转换”逃离的秘密，男主播果然十分感兴趣，作为“一个透明橱窗后的公众人物”，他其实“比所有人都更需要阴暗和龌龊”，借此为自己的灵魂卸妆，求得短暂的喘息与平衡。一如玛丽·威尔默对荣格“阴影”学说的诠释：“我们都有一个阴影。人格越庞大，阴影就越大。公开的人格面具越高尚，内心的阴暗面就越奸诈。关键在于要承认这个方面，并且欢迎揭露我们的阴影。”w不久，男主播和小许联手，开始了对粗俗和粗鄙的戏仿：“双双乔装、刺探世态”，“搜寻各种寒酸的地点与嘈杂的场景”，触摸边缘、底层人群的脉搏和心跳，填充内心的虚无。这是一种“角色转换”逃离游戏的双簧版本：“想尽一切办法，逃离我们现在的生活，做不是我们的那个人。”当两人在一家关怀医院做志愿者时，这个专门护理濒临死亡的病危老人、以衰老和死亡为主题的处所，映照出他们游戏的轻佻。随着他们服务的老人次第离世，男主播的沮丧和脆弱一览无余，因“臣服”而仰慕前者的小许发现自己的爱意也遁于无形。山穷水尽、生际荒凉处，他们开始逃离彼此……《小流放》直击陪孩子备考的父母的微妙心境：儿子初三开学伊始，穆先生夫妇租了离学校最近的小房子。一家三口取消了所有的娱乐和消遣，租屋只保留“最低级的生活功能：吃喝、洗漱、睡觉”。儿子紧锣密鼓，妻子神经紧绷，“家中气氛如丧考妣”。穆先生苦于“莫名其妙的焦灼感与漂泊感”，以及“懒汉般的悬浮感”，由衷歆羡那些没有“六月大限”的人，他决定“做半天别人。他不要做儿子的爸爸，不要做妻子的丈夫，不要做穆先生了”。他用一下午的时间冥想自己化身一位龙虾销售代理后的生活，这种角色转换让他感觉“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和自由”。 张楚小说《直到宇宙尽头》讲述了“白玫瑰”转换角色成为“红玫瑰”的故事。张爱玲以白玫瑰指涉圣洁的妻，以红玫瑰指代热烈的情妇，《直到宇宙尽头》的诸多意象和细节（如床头的蚊子血、衣服上的米粒等）都提示读者——这是张楚致敬张爱玲，接续新文学百年文脉的产物。姜欣为报复丈夫的背叛和欺骗，一改自己往日贤淑温婉的白玫瑰形象，分别和丈夫的三个铁哥们上床，企图以他们的公共情妇（红玫瑰）的身份激怒和刺伤丈夫。不料她的角色转换恰好满足了那三个男人的占有欲和猎艳心理，社会舆论几乎一边倒地认为她是“荡妇”。类似于张爱玲笔下的烟鹂，姜欣的报复之举反而深深伤害了自己。不同于《红玫瑰与白玫瑰》的封闭式、循环式结构，《直到宇宙尽头》引入了更为宏阔的时空维度。姜欣从小对宇宙的奥秘感兴趣，结婚后也习惯于在《宇宙简史》 《宇宙的起源》等书中排遣工作上的无聊和生活中的不快，神游广袤无垠的时空，以安放自己伤痕累累的心灵。庄子曰：无极之外，复无极也。人的渺小、可笑、粗鄙和高贵，在宇宙洪荒、古今往来中似乎都微不足道。但是，从烟鹂到姜欣的近百年间，女性从白玫瑰到红玫瑰角色转换的抗争均以自我伤害而告失败，这种“到宇宙尽头”仍无法逃离的宿命悲哀，又该如何看待，如何解脱？这是该小说对我们这个时代的道德评价标准和世道人心提出的质询。
（二）“到世界去”
“到世界去”是从徐则臣的作品中拈出的临时性“术语”，他的长篇小说《夜火车》 《耶路撒冷》及部分散文里反复出现“到世界去”的表述。对外省人而言，“到世界去”其实可以理解为“到城市去”，特别是到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去，它们的国际化水平可以将“世界”一举囊括，而且集中甚至“垄断”了大部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医疗、服务、休闲娱乐等优质资源。根据1995年英国环境部的调查报告，为供应伦敦的需求所需的土地面积（即“生态足迹”）是前者规模的120倍。伦敦容纳了英国12%的人口，所摄取的各种物资、资源却用去了全英国的生产性土地。不仅如此，“当时的现实是，满足伦敦需求的地域范围已经扩大到英伦三岛之外的远方，诸如堪萨斯的小麦农场，巴西的马托格罗索的大豆农田，加拿大、斯堪的纳维亚和亚马逊的森林，以及印度阿萨姆邦和肯尼亚山上的茶园”x。伦敦庞大的“生态足迹”也是当前所有（大）城市资源高度集中的一个侧面、一个缩影。如约翰·里德所言：“一些人移居到城市是因为他们在家乡需求过多而资源有限；另一些人则是因为他们想去闯荡，寻求城市里的各种机会，无疑还有一些人是同时受到这两种又推又拉的影响。”y所以，逃离故乡，“到世界（城市）去”，去寻求“资源”和“机会”，也就在情理之中。
古典文学教授沈镜白五十多岁时终于发现，“窝在一个小地方，任你神仙都使不上力气”。他压下陈木年的本科毕业证，彻底阻断陈报考名校研究生的可能性，这样一来，陈便可以踏下来心继承沈氏衣钵，日后光大师门，好让北京、上海的同行们重新记起他沈镜白。可以说，沈镜白把自己未能实现的“到世界（北京、上海）去”扬名立万的理想，寄托在了陈木年身上。而陈木年一直梦想“到世界去”，为此不惜诓骗父母说自己杀了人，从而实现了第一次的逃离，也为此失去了保研的资格和本科毕业证；刚刚决定逃离“考研—做学问”的人生轨道之后，他真的杀了人，这次“到世界去”的逃离/逃亡意味着所有的生活目标一笔勾销，以杀人犯的身份从零开始（徐则臣《夜火车》）。初平阳、易长安、秦福小和杨杰几个人“到世界去”的逃离不仅为了寻求资源和机会，更是为了逃避内心的愧疚和不安，他们都认为自己应该对天赐的夭折负责（徐则臣《耶路撒冷》）。
路内《少年巴比伦》中的厂医姐姐白蓝通过考研实现了“到世界（上海）去”的逃离，从而启发路小路日后以“到世界去”的方式逃离糖精厂、逃离戴城，跌跌撞撞走向更为广阔的未来。“到世界去”的逃离充满艰辛，以致逃离者们往往汗水与血泪齐飞，肉身并心智俱毁。徐则臣笔下假證贩子们的结局不是入狱（《我们相遇在北京》 《跑步穿过中关村》），就是被迫还乡（《啊，北京！》），甚至死亡（《天上人间》）。盛可以《北妹》中的打工妹李思江“到世界（深圳）去”谋求容身立足之地，迫不得已把自己的初吻、初夜甚至生育能力全部献祭给这座城市。路内《云中人》则见证了“我”的邻居、下岗工人家庭出身的白晓薇上大学期间为凑足学费和生活费，不得不出卖自己的肉体。王十月《寻根团》里的马有贵在广东一家工艺厂做磨砂工，几年下来得了尘肺病，不治而亡。阿乙《杨村的一则咒语》写打工者国峰在毫无防护措施的环境中超负荷工作，大年三十晚上回到家，饭都没来及吃就已暴毙，长期的铅中毒使得他的内脏、皮肤和骨骼顷刻间全部腐烂。“到世界去”的逃离是一场残酷的角逐，是与命运的博弈，一将功成万骨枯。失败者惨不忍睹，胜出者也是身心俱疲，“因为即便对那些在逆境中奋力向上的”逃离者而言，“长期的高压生活也难免会造成负面的心理影响。这就是……‘约翰·亨利效应（JohnHenryEffect）’：打桩工人约翰·亨利要同蒸汽机比赛打桩的效率，他卖力地挥舞着锤子，竟然击败了机器，但他‘太过紧张，以致心脏完全超负荷运转；约翰·亨利放下了他的锤子，当场猝死’”z。“到世界去”的逃离者们为了获得资源与机会、荣誉和地位，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在透支自己的健康和生命，共同谱写着一曲广义上的“乡下人的悲歌”@7。
（三）“闲情偶寄”
“闲情偶寄”指的是人们有意或无意识地把时间、精力投放和寄托到到某种艺术/技艺、或嗜好/怪癖之上，借以逃离生活的纷扰和艰难。田耳《天体悬浮》里的符启明酷爱用天文望远镜观察天体，他纠集了一批同好，成立“杞人”观星俱乐部，实则经营色情生意。当他发现山上有一处房子是观星的绝佳地点，便设计陷害房主，巧取豪夺。可以说，他的一系列犯罪行为都因爱好观星而起，又以观星和天体摄影作为掩饰。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他最初接触并喜欢上观星，只是借以排遣郁闷、消磨时间，逃离空虚和无聊。随着目的与手段的日渐扭曲和背离，原本寄情于观星的逃离把他送上了不归路。张楚《夏朗的望远镜》写天文望远镜的拥趸夏朗醉心于观测星云，为此甘做多年宅男。他的这一爱好在结婚后遭到岳父方有礼的强烈抵制，被后者斥为“玩物丧志”，望远镜被强行搁置在厕所壁橱里。历经多次争吵、忍耐与长时间磨合，他所有的生活习惯终于被“改造”成与方家一致。后来，岳父中风瘫痪。夏朗盘算着重新开始观测星云，逃离几年来既定的生活轨道。李浩《失败之书》讲述的是原本朝气蓬勃的“哥哥”经历政治理想和艺术理想的失败之后，性情大变，赋闲在家，以冷暴力、精神施虐等方式折磨父母和妹妹（“我”）为乐，把自己的痛苦变本加厉地转嫁到亲人们头上。《失败之书》具有寓言写作的意味。“哥哥”代表的是一代人，他的失败是1980年代理想主义的失败。沿着历史脉络向前追溯，鲁迅笔下的魏连殳和吕纬甫理想破灭后也曾颓废过，也曾“自虐/自戕”式地践履自己之前所反对的理念，但他们这样做却更痛苦，魏连殳更是为此憎恶自己，心力交瘁而死。相比之下，“哥哥”们的逃离更多自甘沉沦的成分。福柯为德勒兹和瓜塔里合著的《反俄狄浦斯》所作的序言问道：“我们该如何使我们的言语和行为、我们的心灵和享乐摆脱法西斯主义？我们该如何刺探出我们的行为中根深蒂固的法西斯主义？”@8没有这种“抉心自食”的勇气，失败后的“哥哥”转而对家人施虐就只能是饮鸩止渴、自欺欺人；没有这种深度反思的洗礼，“哥哥”们的失败将注定是彻底的失败；没有这种烛照人性善恶、洞察大是大非的智慧维度，康德的启蒙精神将注定等而下之地与萨德的享乐主义沆瀣一气、同流合污@9。李浩举重若轻，解剖小人物的灵魂，提出的却是极有分量的大问题。 鲁敏的“暗疾”系列小说也是我们观察“闲情偶寄”逃离方式的鲜活例证。
居住在南京城北郊的一家人各有怪癖/暗疾：父亲每晚看一晚上报纸，每逢紧张不安的关头都会呕吐；母亲每天长时间算账记账，“接近疯狂”；患习惯性便秘的姨婆无论和谁说话、无论什么场合都是“言必及大便”；常年夜班的梅小梅每天白天逛商场购买高档服装，她热衷于“繁琐地购买，简单地退货”，每买必退，乐此不疲。每个人的怪癖/暗疾都折射出自身“小环境”的不容乐观——父亲懦弱、木讷，报纸作为“安全气囊”，可以让他对妻子的责骂充耳不闻，如影随形、不可更改的乡音，使得本就不善言词的他在“以口音论出身”的交际中常常被人忽略，久而久之，每当需要讲话时他都会莫名紧张，呕吐正是如约而至的应激反应，掩护他逃离乡音的尴尬；家境贫寒，用度拮据，母亲的“记账癖”意在提醒自己和家人量入为出；姨婆的“大便崇拜症”一方面出于老年人对自身健康的高度关注，另一方面则是为自己的寄居身份寻找存在感；梅小梅身兼高档服装的“购物癖”和“退货狂”，前者出于对母亲“记账癖”潜在的报复心理和对绝望的生存状态（“她的日子，真像一桌杯盘狼藉……的残席”）的微弱反抗，后者则隐含着对母亲消费法则（“就得小心翼翼，不能大手大脚”）的服膺，对自己底层身份的无奈认同，此外，购物和退货都可以消磨时间，使她得以暂时逃离“小匣子”一样的家，不至于无所事事、顾影自怜（《暗疾》）。王蔷、王薇姐妹小时候，父亲遭遇车祸逝世，母女三人遂分别不知不觉地染上了一些“恶习”：母亲先后与一个矮小的电工、一个老而胖的公务员和一个强壮多毛的男人虚与委蛇地往来，借以获得些许雪中送炭或锦上添花的生活上的便利，她这种“以暧昧获利/逃离困境”的处世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两个女儿后来的人生路径和情感选择；妹妹王薇突然变得贪吃，除了吃的喝的，别的一切都视若无物，每次去市场或超市都会偷一点零食，从暴食、偷食中获取“安全感和满足感”，长大后谈了几次恋爱都是以“吃”为目的；姐姐王蔷则痴迷于偷窥——站在公寓厕所的窗台上窥视邻居家父女二人的日常生活，父爱的缺位使她痛恨任何一对父女之间所有的亲昵举动，幼年失怙的成长经历，特别是从母亲那里继承的“实用精神”，却让她最终接受了家有十五岁女儿的“成功人士”老溫的爱情（《墙上的父亲》）。此外，《铁血信鸽》里对五花八门的养生知识深信不疑、身体力行的妻子，《取景器》中醉心于织毛衣和拆毛衣的妻子，痴迷于抓拍甚至偷拍他人生活场景的女摄影师，《月下逃逸》所述因家庭温暖极度缺失，只能通过私拆、阅读他人信件的违法背德行为，沉浸在他人文字世界的情感交流中的兄妹，等等，无一不是通过“闲情偶寄”的方式求得解脱之径和寄托之所，逃离千疮百孔的生活。长篇小说《六人晚餐》是鲁敏“暗疾”系列中短篇内在精神的逻辑延伸，堪称诸多“闲情偶寄”逃离方式的大联展，行文至小说的最后一章，鲁敏本人竟也禁不住借晓蓝的心灵独白加以总结：有丁伯刚“杯中物的失忆策略”，“有珍珍的傻瓜哲学，有胖晓白的软弱法则与妈妈的私人道德经”，还有丁成功的“玻璃原理”——“想想看，有多少种独家专利般的方法可以把苦痛尽情地搅拌、发酵，直至变为甘浆啊！”至于晓蓝，她所遵循和秉承的是里尔克“正面作战”的方式：“我们的人生就是一个被艰难包裹的人生。对于这个人生，回避是不行的，暗嘲或者堕落也是不行的，学会生活，学会爱，就是要承担这人生中艰难的一切，然后从中寻觅出美和友爱的存在，从一条狭窄的小径上寻找到通往整个世界的道路。”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一如巴金所言，最高的技巧是没有技巧。闲情偶寄的无上心法、逃离的最高境界便是——不逃避、不退让，反抗绝望，迎难而上，把生活当作爱好，把爱好变成生活。福克纳对此深有体会：生活的真相就是苦熬；罗曼·罗兰现身说法：洞悉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的人，才是真正的勇者；鲁迅以毕生韧性的战斗诠释了“硬骨头”精神：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三
评论家李敬泽先生敏锐地发现张楚小说的一些人物“困于此时此地，……几乎所有的人都有一种内在的姿势：向着远方”。所谓“向着远方”#0，亦即向着别处的生活，这是一种逃离的姿势和意愿，也是广泛存在于70后小说中的艺术母题。与传统的“隐逸”“超越”“避祸”和“功业”四种指向模式不同，逃离母题在70后作家的笔下幻化出“角色转换”“到世界去”和“闲情偶寄”三种变体形式，这一母题形态的演化，标示出新的时代背景下人们感知社会环境、应对生存压力方式的微妙变化。当然，这种变化是渐变而非突变，更不是断裂；“变”的基础是“常”，是“不变”。文学母题“变”与“常”的辩证关系，可以作为文学史考察的一条线索、一个视角，让我们可以较为客观地探讨70后小说创作的得与失。批评家宗仁发、施战军和李敬泽于世纪之交提出“70后”的命名，意在概括新一代作家渐渐崭露头角的事实。代际命名的权宜性以及大众传媒的推波助澜，却使得“70后”的话题性色彩一度遮蔽了其有待深入发掘的学术性内涵。1969年7月24日，海德格尔致信荣格说：“常言道，一个人看到很多，却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这是一种缺失；但错得更厉害的却是，在全然的森林面前再也看不到树木了。”#1海氏分享给荣格的这一心得，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关于“70后”的纷纷众议。如果过分强调“70后”的特殊性，不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嫌；如果全然否定这一代际命名的合理性，则有“见林不见树”的偏颇。意气用事的口水仗永无止境，于事无补。有鉴于此，我们需要做的是对70后作品进行全面而深入的文本细读，在横向和纵向比较的基础上，去证实或证伪自己的观点。卡夫卡与雅诺施对话时谈及：“罪恶是在自己的使命面前后退。不理解、急躁、疏忽，这些就是罪恶。作家的使命是把孤独的和必死的一切引向无限的生活，把偶然的东西变成符合规律的东西。”#2笔者发现，如果把卡夫卡这些话里的“作家”置换为“文学研究者”或“评论家”，涵义会更为精警，更加意味深长。
托曼斯·曼说：“每个人一生都在痛苦与无聊之间被抛来抛去。”#3逃离的合法性就是从此中衍生出来的。斯坦纳感慨生活的“每一丝毫都悲喜交集”#4，逃离于是变得神秘莫测、不可预知。更何况，如70后作家阿丁所言：“逃离其实并不需要一个确切的理由。”#5“人生是艰苦的。在不甘于平庸凡俗的人，那是一场……在孤独与寂静中展开的斗争。”#6在决定是否逃离、何时逃离、以何种方式逃离之前，我们需要“热烈拥抱人生，在人生的苦难与挫折中具体生活”#7。 【注释】
a法语专家王以培先生将这句诗译为“真正的生命并不存在。我们不在这个世界。”参阅兰波：《地狱一季·妄想狂》，《兰波作品全集》，王以培译，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第199页。
b[美]马尔科姆·考利：《流放者的归来》，张承谟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
cd[法]兰波：《兰波作品全集》，王以培译，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第214页、190页。
e钱锺书：《谈艺录·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
f参阅《史记》之《伯夷列传第一》 《老子韩非列传第三》 《乐毅列传第二十》 《李斯列传第二十六》，以及《庄子》之《马蹄》 《天地》 《盗跖》 《在宥》《骈拇》诸篇。
g[奥]茨威格：《人类的群星闪耀时》，高中甫、潘子立译，北京燕山出版社2014年版，第10页。
h转引自[美]乌尔利希·韦斯坦因：《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刘象愚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38页。
ior吴晓东：《临水的纳蕤思：中国现代派诗歌的艺术母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j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7页。
k鲁迅：《朝花夕拾·琐记》，《鲁迅全集》 （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03頁。
l王晓明：《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上海文艺出版2001年版。
m[美]乌尔利希·韦斯坦因：《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刘象愚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45页、第135页。
nw[美]玛丽·威尔默：《可理解的荣格》，杨韶刚译，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138页、256页。
p鲁迅：《热风·随感录六十一不满》，《鲁迅全集》 （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76页。
q[法]巴什拉：《火的精神分析》，杜小真、顾嘉琛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6页。
s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全集》 （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48页。
t转引自钱锺书：《诗可以怨》，《七缀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21页。
uv[奥]弗洛伊德：《释梦》，孙名之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29页、115页。
xy[英]约翰·里德：《城市的故事》，郝笑丛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309—310页、8页。
z[美]罗伯特·帕特南：《我们的孩子：危机中的美国梦》，田雷、宋昕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28页。
@7参阅[美]J.D.万斯：《乡下人的悲歌》，刘晓同、庄逸抒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
@8@9转引自吴琼：《雅克·拉康：阅读你的症状》 （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16页、711—737页。
#0李敬泽：《那年易水河边人——〈“河北四侠”集结号〉丛书序》，张楚：《天是怎样黑下来的》，花山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
#1[德]君特·菲加尔编：《海德格尔与荣格通信集》，张柯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36页。
#2转引自叶廷芳、黄卓越主编：《从颠覆到经典》，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48页。
#3[德]托马斯·曼：《多难而伟大的十九世纪》，朱雁冰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23页。
#4[美]乔治·斯坦纳：《斯坦纳回忆录》，李根芳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5页。
#5阿丁：《寻欢者不知所终》，中国华侨出版社2013年版，第89页。
#6[法]罗曼·罗兰：《贝多芬传·初版序》，傅雷译，北京日报出版社2017年版。
#7吕正惠：《抒情传统与政治现实》，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55页。
——艾丽丝·门罗
那种令人心向往之的逃离，存在于每个人的意念之中。
——舍伍德·安德森
一
兰波一句“生活在别处”a激动了多少不安分的心灵：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的运动中，这句诗被作为标语刷在墙上；米兰·昆德拉把它作为一部小说的题目；美国“迷惘的一代”年轻作家们为积累素材，一度长时间旅居巴黎，过着“别处的生活”，以求写出堪与欧洲文学经典相媲美的作品b；凯鲁亚克等“垮掉的一代”作家耽溺于“在路上”的生活、写作状态，未始没有这句充满魔力的诗的影响在内。兰波的另外两句诗与“生活在别处”形成微妙的互文，即“我所有的蔑视都有原因：因为我逃离”c（《地狱一季·不可能》）和“最聪明的办法是离开这片大陆，这里，疯狂四处游荡，寻找苦难的人们作为人质。”d（《地狱一季·坏血统》）既然理想的生活在别处，那就逃离当下的束缚去追寻。兰波终其短暂的一生，都在不停地逃离，不断奔向别处的生活。美国作家舍伍德·安德森《小城畸人》里的每个人物都想逃离自己的生活，每个普通人的内心都暗流涌动。有趣的是，舍伍德·安德森本人是从一位出色的油漆商人的角色中逃离，开始其写作生涯的，他原本有望成为美国油漆行业的洛克菲勒，听从内心召唤的逃离，却使他成为福克纳和海明威等一辈作家的文学“父亲”。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拿大女作家艾丽丝·门罗有一部小说集题为《逃离》，收录了《逃离》 《机缘》等八篇中短篇小说，讲述的都是女性“逃离”的故事，一次次毫无预知的逃离的闪念，或者化为雷厉风行的践履，或者成为胎死腹中的计划，或者沦为半途而废的笑谈……
“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e逃离既赋形于现实，又见诸文学作品，且横亘中西，纵跨古今。伯夷叔齐闻知武王伐纣后，不食周粟，逃离西岐，“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庄子不满“人为物役”，批判“机事”、“机心”对人的异化，主张以“心斋”、“坐忘”等方式逃离尘俗，凌万物而超脱；乐毅辅佐燕昭王复兴燕国，又举兵伐齐，为燕国复仇，正当其“化齐入燕”大计稳步实施之际，燕昭王病逝，乐毅遭继任的燕惠王猜忌，遂逃离燕国，以“古之君子，交绝不出恶声，忠臣去国，不洁其名”回应燕惠王的指责；楚国上蔡郡中小吏李斯“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复“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人犬不惧”，遂有“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之叹，他逃离上蔡，“从荀卿学帝王之术”，学成后入仕秦国，说服秦王嬴政启动吞并六国、统一华夏的历史进程f。不妨说，伯夷叔齐的逃离走向冲淡平和的隐逸之路，庄子的逃离指向心灵至乐与精神超越之途，乐毅的逃离为了全身避祸，李斯的逃离则以建功立业为鹄的。后世的逃离大致不外乎以上四种模式，或兼具其中之二三模式。比如嵇康“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的逃离既是避祸又是超越，陶渊明“归田园居”的逃离既是隐逸又是超越，司马迁发愤著史其实是“逃遁到不朽的事业中去”g，等等。“文革”期间，下放到干校的钱锺书在劳动歇息的空档翻阅外文字典，被剥夺写作权利的季羡林以打腹稿的方式翻译《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兩大印度史诗，李泽厚以“红宝书”作掩饰偷偷读康德、为写作《批判哲学的批判》做准备……这何尝不是一种“李斯—司马迁式”的逃离，一种更多迂回却也更多韧性的抗争！
歌德把那些“人类过去不断重复，今后还会继续重复的精神现象”称为“母题”h。如上所述，人事代谢，往来成史，“逃离”一直在反复出现，但它不仅仅是精神现象，同时也关乎人们对于自身处境所作出的情感反应和行动反馈，是一种凝聚着人类“审美意识以及心理内容的双重体验的原型化母题”i。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见证了“逃离”母题的频频造访：鲁迅1922年在《呐喊·自序》忆及少时对故乡的“逃离”：“走异路，逃异地，去寻别样的人们”j，1926年《朝花夕拾·琐记》所述仍是早年“逃离”的必要性：“S城人的脸早经看熟，如此而已，连心肝也似乎有些了然。总得寻别一类人们去，去寻为S城人所诟病的人们，无论其为畜生或魔鬼。”k王晓明的《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更是将传主的心路历程总结为“三次逃离”，鲁迅的毕生行止则被概括成“不断地从悲观和绝望中逃离”l。主题学研究指出：“母题是从具体现实中抽取出来的”，“题材只有被分解成部分（母题）时才能被确认”m。于是，钱锺书借苏文纨之口无心说出的“围城”之喻，令听者有意的方鸿渐和广大（解）读者心有戚戚：人生就是从围城之外逃离到围城之内，又在围城之内渴望逃离的循环，处处围城，故而无时不想逃离，无怪乎美国精神分析学者威尔默称“在许多情况下，人们的大半智慧和勇敢……命令人们离去并寻找更适合的人或事”n。沈从文笔下的童养媳萧萧懵懵懂懂，时常梦见好吃的、好玩的东西（婆婆担心她长得太快，故意待之以粗茶淡饭），这是一种无意识的“逃离”。相比之下，张爱玲作品中的白流苏们心思缜密、目标明确，就是通过嫁人、通过缔结一纸婚约来“逃离”眼下的生活。1930年代的现代派诗人李广田、何其芳、卞之琳等营构镜花水月、错彩镂金的纸上乌托邦，以期逃离大时代的纷争o……这些逃离或具体，或模糊，有的是付诸实施的行动，有的却仅止于一种姿态、一种意愿、一种朦胧的向往。逃离，蕴涵着人类不满足于现状、求新求变的乌托邦冲动，以及渴望冲破牵绊、摆脱束缚的不羁想象力。鲁迅说：“不满是向上的车轮，……多有不自满的人的种族，永远前进，永远有希望。”p加斯东·巴什拉称：“想象就是一簇烛火，心理的烛火，人们可能面对它度过一生。”q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逃离是敞开的未知，为人类平淡的生活提供了别样的可能，它关涉“人类生命和心灵最原初的存在和生命记忆”，是一种“心灵和艺术的双重母题”r。选择逃离的人，头脑中往往有一片“乐土”（如《诗经·硕鼠》）或桃花源（如陶渊明《桃花源记》），这源于几千年文明的心理积淀和文化原型。
二
逃离母题在“70后”小说中的流衍，呈现出若干变幻和演化，已非上文所总结的四种模式（即隐逸、超越、避祸、事功）所能涵盖，而是形成了新的变体形式：“角色转换”、“到世界去”和“闲情偶寄”。以下是对这三种变体形式的阐释和解析。 （一）角色转换
所谓“角色转换”，就是“做别人”，是将自己代入到他人的身份与角色之中去体验和感受。鲁迅不无调侃意味地提示，读《红楼梦》者很容易钻进去充一个角色s。这是读者无意间的自我代入和角色转换。李渔《笠翁偶寄·宾白》对于作家在创作过程中“角色转换”的特权有精辟之语：“我欲做官，则顷刻之间便臻荣贵。……我欲作人间才子，即为杜甫、李白之后身。我欲娶绝代佳人，即作王嫱、西施之原配。”t李渔本人即在制曲填词之际，以角色转换的方式暂时逃离生活中的苦恼与哀愁。鲁迅和李渔分别论及读者和作者的“角色转换”，我们所关注的是作品，是70后小说里这样的人物，他们通过冥想的或身体力行的角色转换逃离当下，厕身于别处（别人）的生活。
石一枫《芳华的内心戏》中负责看超市、卖东西的芳华一个月内喜欢上了三个成熟的男顾客，此前她喜欢的都是带着三分孩子气、不超过二十五岁的男孩。身为人妻人母，芳华缘何频频喜欢别的男人，而且仅仅在内心展开一幕幕感情戏，一次次出演女主角？小说结尾给出了答案：她十七岁时被一个男人（现任丈夫）强奸，又被他带到这个城市，生下一个患有先天哮喘的孩子。如今，丈夫带着孩子四处寻医问药，她留守在超市等待，百无聊赖之余，只得排演内心戏来转换角色，逃离沉重的生活。《世间已无陈金芳》塑造了渴望逃离底层身份却屡战屡败的湖南籍女子陈金芳的形象：由于家境贫寒和外省身份的缘故，陈氏从小受尽排斥和欺侮。为了“活得有点儿人样”，她先后委身于几个可以为她提供保护和创业资金的男人。多次尝试做买卖失败后，她化名陈予倩进入艺术品投资行业，企图以最后一场豪赌实现阶层流动和身份跃迁的夙愿，然而这种穷途末路时的铤而走险和孤注一掷，却以锒铛入狱、众叛亲离而告终。那个痴迷于高雅艺术的贵妇人陈予倩，又变回了“从来就没有正经八百有钱过”的陈金芳。一场辛酸的角色转换的剧目曲终人散，荣华梦碎，富贵成空，她却连最初的原点都回不去了。付秀莹《琴瑟》写一对勤苦的农村夫妇在某个城市的老城区以收废品为业，男人早出晚归忙碌，女人打理家务。女人被一个每天早晨从门前经过的清爽雅致的男子所吸引，陷入单相思，不时“走神”，梦中与之欢好，醒来羞愧不已。小说以细密的文字针脚展现了两个男人的差别：收废品的男人终日忙于生计，“疲惫，委顿，邋遢”，“那个人”则是优雅洒脱，风度翩翩；烈日下，丈夫打着赤膊把废品往三轮车上装，黝黑的背上“汗水一道道淌下来，亮晶晶的”，与此同时，“那个人”停下汽车，“车门开了，先下来一只脚，穿着皮鞋，擦得亮晶晶的”。亮晶晶的皮鞋令女人一瞬间“恍惚”，心湖间再次漾出爱慕的涟漪；亮晶晶的汗水却使得“女人心里忽然就疼了一下”，怜爱和愧疚缠绕，痛惜和自责交织。她的精神出轨固然有对男子翩翩仪表渴慕的成分，而无根的生存状态以及由此引发的身份焦虑和认同危机，恐怕才是真正的根源。付秀莹的长篇小说《陌上》有类似的情节：爱梨嫁给大坡后，对后者并不富裕的家境渐生不满，某日午睡居然梦见与大坡的姨父增志鱼水相交，羞愤不能自持。而增志在小说中是个不折不扣的当代西门庆，既富甲一方，又拈花惹草。匈牙利谚语云：猪梦见橡实，鹅梦见玉米。犹太谚语说：鸡梦见什么？——小米。弗洛伊德对此评价道：“梦是欲望的满足的全部理论都包含在这两句话中了。”u“女人”（《琴瑟》）和爱梨（《陌上》）的梦看似荒唐，“梦的内容乃是欲望的满足，而梦的动机却是一种欲望”v。每个灰姑娘都期待着王子的驾临，已婚的灰姑娘们囿于道德意识，不得不在梦中转换角色、改头换面，偕同王子逃离。徐則臣《王城如海》有这样的描写：小保姆罗冬雨和男友韩山欢爱时，“发现自己要嫁的男人竟如此丑陋和陌生。……不管她是否愿意承认，她的确想到了余松坡。如果是那个温文尔雅的文化人，此刻他会是什么样子呢？”小说中余松坡是罗冬雨的雇主，赋有批判精神和社会责任感的著名剧作家，潇洒倜傥却又立身谨重的海归精英。徐则臣大概担心读者误解善良可人的罗冬雨，赶紧追加了一句“但她只用了百分之一秒就把这个念头赶了出去”。其实，哪个打工者、哪个普通人不曾怀揣对爱情、对生活、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和期许？对于挣扎在命运滩涂中的人，有时候，一个虚幻、残破的梦也足以抵御现实的冰冷和凄凉。
鲁敏小说《细细红线》讲述了一对中产阶层男女在各自“逃离”中的遇合：图书馆女职员小许厌恶了终日浸淫于书山字海的工作和相对优裕富足的生活，“她希望接触到热乎乎乃至脏兮兮的人与事，她但愿她能够用吃力流汗的体力去换取思维的空白，在大自然的烈日与雨水中奔走，或在琐碎的市声里操劳”，在她看来，“真正的生活，应当有阻力的，有不堪与疲倦的构成部分……”于是，她选择了以隐姓埋名和角色转换的方式逃离生活的轨道——每天中午去一家小饭馆做两小时的勤杂工，在烟熏油腻与粗暴呵斥间劳作、忙碌，居然“神奇地获得了某种超脱感”；她所结识的金牌男主播（情人）身陷无穷无尽的社会活动和工作应酬以及无休无止的寻芳猎艳之中，表演代替了生活，与人交流都是背台词或是背台词般地虚与委蛇，他自感成了“空心人”，也习惯以“无心之人”的状态游戏人间，以求逃离浮华虚伪的重重围困，他们约定彼此不动心地往来，但凡一方违约，关系随即中止；但小许深爱男主播，为了吸引后者，她有意无意地泄露出自己“角色转换”逃离的秘密，男主播果然十分感兴趣，作为“一个透明橱窗后的公众人物”，他其实“比所有人都更需要阴暗和龌龊”，借此为自己的灵魂卸妆，求得短暂的喘息与平衡。一如玛丽·威尔默对荣格“阴影”学说的诠释：“我们都有一个阴影。人格越庞大，阴影就越大。公开的人格面具越高尚，内心的阴暗面就越奸诈。关键在于要承认这个方面，并且欢迎揭露我们的阴影。”w不久，男主播和小许联手，开始了对粗俗和粗鄙的戏仿：“双双乔装、刺探世态”，“搜寻各种寒酸的地点与嘈杂的场景”，触摸边缘、底层人群的脉搏和心跳，填充内心的虚无。这是一种“角色转换”逃离游戏的双簧版本：“想尽一切办法，逃离我们现在的生活，做不是我们的那个人。”当两人在一家关怀医院做志愿者时，这个专门护理濒临死亡的病危老人、以衰老和死亡为主题的处所，映照出他们游戏的轻佻。随着他们服务的老人次第离世，男主播的沮丧和脆弱一览无余，因“臣服”而仰慕前者的小许发现自己的爱意也遁于无形。山穷水尽、生际荒凉处，他们开始逃离彼此……《小流放》直击陪孩子备考的父母的微妙心境：儿子初三开学伊始，穆先生夫妇租了离学校最近的小房子。一家三口取消了所有的娱乐和消遣，租屋只保留“最低级的生活功能：吃喝、洗漱、睡觉”。儿子紧锣密鼓，妻子神经紧绷，“家中气氛如丧考妣”。穆先生苦于“莫名其妙的焦灼感与漂泊感”，以及“懒汉般的悬浮感”，由衷歆羡那些没有“六月大限”的人，他决定“做半天别人。他不要做儿子的爸爸，不要做妻子的丈夫，不要做穆先生了”。他用一下午的时间冥想自己化身一位龙虾销售代理后的生活，这种角色转换让他感觉“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和自由”。 张楚小说《直到宇宙尽头》讲述了“白玫瑰”转换角色成为“红玫瑰”的故事。张爱玲以白玫瑰指涉圣洁的妻，以红玫瑰指代热烈的情妇，《直到宇宙尽头》的诸多意象和细节（如床头的蚊子血、衣服上的米粒等）都提示读者——这是张楚致敬张爱玲，接续新文学百年文脉的产物。姜欣为报复丈夫的背叛和欺骗，一改自己往日贤淑温婉的白玫瑰形象，分别和丈夫的三个铁哥们上床，企图以他们的公共情妇（红玫瑰）的身份激怒和刺伤丈夫。不料她的角色转换恰好满足了那三个男人的占有欲和猎艳心理，社会舆论几乎一边倒地认为她是“荡妇”。类似于张爱玲笔下的烟鹂，姜欣的报复之举反而深深伤害了自己。不同于《红玫瑰与白玫瑰》的封闭式、循环式结构，《直到宇宙尽头》引入了更为宏阔的时空维度。姜欣从小对宇宙的奥秘感兴趣，结婚后也习惯于在《宇宙简史》 《宇宙的起源》等书中排遣工作上的无聊和生活中的不快，神游广袤无垠的时空，以安放自己伤痕累累的心灵。庄子曰：无极之外，复无极也。人的渺小、可笑、粗鄙和高贵，在宇宙洪荒、古今往来中似乎都微不足道。但是，从烟鹂到姜欣的近百年间，女性从白玫瑰到红玫瑰角色转换的抗争均以自我伤害而告失败，这种“到宇宙尽头”仍无法逃离的宿命悲哀，又该如何看待，如何解脱？这是该小说对我们这个时代的道德评价标准和世道人心提出的质询。
（二）“到世界去”
“到世界去”是从徐则臣的作品中拈出的临时性“术语”，他的长篇小说《夜火车》 《耶路撒冷》及部分散文里反复出现“到世界去”的表述。对外省人而言，“到世界去”其实可以理解为“到城市去”，特别是到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去，它们的国际化水平可以将“世界”一举囊括，而且集中甚至“垄断”了大部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医疗、服务、休闲娱乐等优质资源。根据1995年英国环境部的调查报告，为供应伦敦的需求所需的土地面积（即“生态足迹”）是前者规模的120倍。伦敦容纳了英国12%的人口，所摄取的各种物资、资源却用去了全英国的生产性土地。不仅如此，“当时的现实是，满足伦敦需求的地域范围已经扩大到英伦三岛之外的远方，诸如堪萨斯的小麦农场，巴西的马托格罗索的大豆农田，加拿大、斯堪的纳维亚和亚马逊的森林，以及印度阿萨姆邦和肯尼亚山上的茶园”x。伦敦庞大的“生态足迹”也是当前所有（大）城市资源高度集中的一个侧面、一个缩影。如约翰·里德所言：“一些人移居到城市是因为他们在家乡需求过多而资源有限；另一些人则是因为他们想去闯荡，寻求城市里的各种机会，无疑还有一些人是同时受到这两种又推又拉的影响。”y所以，逃离故乡，“到世界（城市）去”，去寻求“资源”和“机会”，也就在情理之中。
古典文学教授沈镜白五十多岁时终于发现，“窝在一个小地方，任你神仙都使不上力气”。他压下陈木年的本科毕业证，彻底阻断陈报考名校研究生的可能性，这样一来，陈便可以踏下来心继承沈氏衣钵，日后光大师门，好让北京、上海的同行们重新记起他沈镜白。可以说，沈镜白把自己未能实现的“到世界（北京、上海）去”扬名立万的理想，寄托在了陈木年身上。而陈木年一直梦想“到世界去”，为此不惜诓骗父母说自己杀了人，从而实现了第一次的逃离，也为此失去了保研的资格和本科毕业证；刚刚决定逃离“考研—做学问”的人生轨道之后，他真的杀了人，这次“到世界去”的逃离/逃亡意味着所有的生活目标一笔勾销，以杀人犯的身份从零开始（徐则臣《夜火车》）。初平阳、易长安、秦福小和杨杰几个人“到世界去”的逃离不仅为了寻求资源和机会，更是为了逃避内心的愧疚和不安，他们都认为自己应该对天赐的夭折负责（徐则臣《耶路撒冷》）。
路内《少年巴比伦》中的厂医姐姐白蓝通过考研实现了“到世界（上海）去”的逃离，从而启发路小路日后以“到世界去”的方式逃离糖精厂、逃离戴城，跌跌撞撞走向更为广阔的未来。“到世界去”的逃离充满艰辛，以致逃离者们往往汗水与血泪齐飞，肉身并心智俱毁。徐则臣笔下假證贩子们的结局不是入狱（《我们相遇在北京》 《跑步穿过中关村》），就是被迫还乡（《啊，北京！》），甚至死亡（《天上人间》）。盛可以《北妹》中的打工妹李思江“到世界（深圳）去”谋求容身立足之地，迫不得已把自己的初吻、初夜甚至生育能力全部献祭给这座城市。路内《云中人》则见证了“我”的邻居、下岗工人家庭出身的白晓薇上大学期间为凑足学费和生活费，不得不出卖自己的肉体。王十月《寻根团》里的马有贵在广东一家工艺厂做磨砂工，几年下来得了尘肺病，不治而亡。阿乙《杨村的一则咒语》写打工者国峰在毫无防护措施的环境中超负荷工作，大年三十晚上回到家，饭都没来及吃就已暴毙，长期的铅中毒使得他的内脏、皮肤和骨骼顷刻间全部腐烂。“到世界去”的逃离是一场残酷的角逐，是与命运的博弈，一将功成万骨枯。失败者惨不忍睹，胜出者也是身心俱疲，“因为即便对那些在逆境中奋力向上的”逃离者而言，“长期的高压生活也难免会造成负面的心理影响。这就是……‘约翰·亨利效应（JohnHenryEffect）’：打桩工人约翰·亨利要同蒸汽机比赛打桩的效率，他卖力地挥舞着锤子，竟然击败了机器，但他‘太过紧张，以致心脏完全超负荷运转；约翰·亨利放下了他的锤子，当场猝死’”z。“到世界去”的逃离者们为了获得资源与机会、荣誉和地位，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在透支自己的健康和生命，共同谱写着一曲广义上的“乡下人的悲歌”@7。
（三）“闲情偶寄”
“闲情偶寄”指的是人们有意或无意识地把时间、精力投放和寄托到到某种艺术/技艺、或嗜好/怪癖之上，借以逃离生活的纷扰和艰难。田耳《天体悬浮》里的符启明酷爱用天文望远镜观察天体，他纠集了一批同好，成立“杞人”观星俱乐部，实则经营色情生意。当他发现山上有一处房子是观星的绝佳地点，便设计陷害房主，巧取豪夺。可以说，他的一系列犯罪行为都因爱好观星而起，又以观星和天体摄影作为掩饰。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他最初接触并喜欢上观星，只是借以排遣郁闷、消磨时间，逃离空虚和无聊。随着目的与手段的日渐扭曲和背离，原本寄情于观星的逃离把他送上了不归路。张楚《夏朗的望远镜》写天文望远镜的拥趸夏朗醉心于观测星云，为此甘做多年宅男。他的这一爱好在结婚后遭到岳父方有礼的强烈抵制，被后者斥为“玩物丧志”，望远镜被强行搁置在厕所壁橱里。历经多次争吵、忍耐与长时间磨合，他所有的生活习惯终于被“改造”成与方家一致。后来，岳父中风瘫痪。夏朗盘算着重新开始观测星云，逃离几年来既定的生活轨道。李浩《失败之书》讲述的是原本朝气蓬勃的“哥哥”经历政治理想和艺术理想的失败之后，性情大变，赋闲在家，以冷暴力、精神施虐等方式折磨父母和妹妹（“我”）为乐，把自己的痛苦变本加厉地转嫁到亲人们头上。《失败之书》具有寓言写作的意味。“哥哥”代表的是一代人，他的失败是1980年代理想主义的失败。沿着历史脉络向前追溯，鲁迅笔下的魏连殳和吕纬甫理想破灭后也曾颓废过，也曾“自虐/自戕”式地践履自己之前所反对的理念，但他们这样做却更痛苦，魏连殳更是为此憎恶自己，心力交瘁而死。相比之下，“哥哥”们的逃离更多自甘沉沦的成分。福柯为德勒兹和瓜塔里合著的《反俄狄浦斯》所作的序言问道：“我们该如何使我们的言语和行为、我们的心灵和享乐摆脱法西斯主义？我们该如何刺探出我们的行为中根深蒂固的法西斯主义？”@8没有这种“抉心自食”的勇气，失败后的“哥哥”转而对家人施虐就只能是饮鸩止渴、自欺欺人；没有这种深度反思的洗礼，“哥哥”们的失败将注定是彻底的失败；没有这种烛照人性善恶、洞察大是大非的智慧维度，康德的启蒙精神将注定等而下之地与萨德的享乐主义沆瀣一气、同流合污@9。李浩举重若轻，解剖小人物的灵魂，提出的却是极有分量的大问题。 鲁敏的“暗疾”系列小说也是我们观察“闲情偶寄”逃离方式的鲜活例证。
居住在南京城北郊的一家人各有怪癖/暗疾：父亲每晚看一晚上报纸，每逢紧张不安的关头都会呕吐；母亲每天长时间算账记账，“接近疯狂”；患习惯性便秘的姨婆无论和谁说话、无论什么场合都是“言必及大便”；常年夜班的梅小梅每天白天逛商场购买高档服装，她热衷于“繁琐地购买，简单地退货”，每买必退，乐此不疲。每个人的怪癖/暗疾都折射出自身“小环境”的不容乐观——父亲懦弱、木讷，报纸作为“安全气囊”，可以让他对妻子的责骂充耳不闻，如影随形、不可更改的乡音，使得本就不善言词的他在“以口音论出身”的交际中常常被人忽略，久而久之，每当需要讲话时他都会莫名紧张，呕吐正是如约而至的应激反应，掩护他逃离乡音的尴尬；家境贫寒，用度拮据，母亲的“记账癖”意在提醒自己和家人量入为出；姨婆的“大便崇拜症”一方面出于老年人对自身健康的高度关注，另一方面则是为自己的寄居身份寻找存在感；梅小梅身兼高档服装的“购物癖”和“退货狂”，前者出于对母亲“记账癖”潜在的报复心理和对绝望的生存状态（“她的日子，真像一桌杯盘狼藉……的残席”）的微弱反抗，后者则隐含着对母亲消费法则（“就得小心翼翼，不能大手大脚”）的服膺，对自己底层身份的无奈认同，此外，购物和退货都可以消磨时间，使她得以暂时逃离“小匣子”一样的家，不至于无所事事、顾影自怜（《暗疾》）。王蔷、王薇姐妹小时候，父亲遭遇车祸逝世，母女三人遂分别不知不觉地染上了一些“恶习”：母亲先后与一个矮小的电工、一个老而胖的公务员和一个强壮多毛的男人虚与委蛇地往来，借以获得些许雪中送炭或锦上添花的生活上的便利，她这种“以暧昧获利/逃离困境”的处世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两个女儿后来的人生路径和情感选择；妹妹王薇突然变得贪吃，除了吃的喝的，别的一切都视若无物，每次去市场或超市都会偷一点零食，从暴食、偷食中获取“安全感和满足感”，长大后谈了几次恋爱都是以“吃”为目的；姐姐王蔷则痴迷于偷窥——站在公寓厕所的窗台上窥视邻居家父女二人的日常生活，父爱的缺位使她痛恨任何一对父女之间所有的亲昵举动，幼年失怙的成长经历，特别是从母亲那里继承的“实用精神”，却让她最终接受了家有十五岁女儿的“成功人士”老溫的爱情（《墙上的父亲》）。此外，《铁血信鸽》里对五花八门的养生知识深信不疑、身体力行的妻子，《取景器》中醉心于织毛衣和拆毛衣的妻子，痴迷于抓拍甚至偷拍他人生活场景的女摄影师，《月下逃逸》所述因家庭温暖极度缺失，只能通过私拆、阅读他人信件的违法背德行为，沉浸在他人文字世界的情感交流中的兄妹，等等，无一不是通过“闲情偶寄”的方式求得解脱之径和寄托之所，逃离千疮百孔的生活。长篇小说《六人晚餐》是鲁敏“暗疾”系列中短篇内在精神的逻辑延伸，堪称诸多“闲情偶寄”逃离方式的大联展，行文至小说的最后一章，鲁敏本人竟也禁不住借晓蓝的心灵独白加以总结：有丁伯刚“杯中物的失忆策略”，“有珍珍的傻瓜哲学，有胖晓白的软弱法则与妈妈的私人道德经”，还有丁成功的“玻璃原理”——“想想看，有多少种独家专利般的方法可以把苦痛尽情地搅拌、发酵，直至变为甘浆啊！”至于晓蓝，她所遵循和秉承的是里尔克“正面作战”的方式：“我们的人生就是一个被艰难包裹的人生。对于这个人生，回避是不行的，暗嘲或者堕落也是不行的，学会生活，学会爱，就是要承担这人生中艰难的一切，然后从中寻觅出美和友爱的存在，从一条狭窄的小径上寻找到通往整个世界的道路。”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一如巴金所言，最高的技巧是没有技巧。闲情偶寄的无上心法、逃离的最高境界便是——不逃避、不退让，反抗绝望，迎难而上，把生活当作爱好，把爱好变成生活。福克纳对此深有体会：生活的真相就是苦熬；罗曼·罗兰现身说法：洞悉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的人，才是真正的勇者；鲁迅以毕生韧性的战斗诠释了“硬骨头”精神：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三
评论家李敬泽先生敏锐地发现张楚小说的一些人物“困于此时此地，……几乎所有的人都有一种内在的姿势：向着远方”。所谓“向着远方”#0，亦即向着别处的生活，这是一种逃离的姿势和意愿，也是广泛存在于70后小说中的艺术母题。与传统的“隐逸”“超越”“避祸”和“功业”四种指向模式不同，逃离母题在70后作家的笔下幻化出“角色转换”“到世界去”和“闲情偶寄”三种变体形式，这一母题形态的演化，标示出新的时代背景下人们感知社会环境、应对生存压力方式的微妙变化。当然，这种变化是渐变而非突变，更不是断裂；“变”的基础是“常”，是“不变”。文学母题“变”与“常”的辩证关系，可以作为文学史考察的一条线索、一个视角，让我们可以较为客观地探讨70后小说创作的得与失。批评家宗仁发、施战军和李敬泽于世纪之交提出“70后”的命名，意在概括新一代作家渐渐崭露头角的事实。代际命名的权宜性以及大众传媒的推波助澜，却使得“70后”的话题性色彩一度遮蔽了其有待深入发掘的学术性内涵。1969年7月24日，海德格尔致信荣格说：“常言道，一个人看到很多，却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这是一种缺失；但错得更厉害的却是，在全然的森林面前再也看不到树木了。”#1海氏分享给荣格的这一心得，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关于“70后”的纷纷众议。如果过分强调“70后”的特殊性，不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嫌；如果全然否定这一代际命名的合理性，则有“见林不见树”的偏颇。意气用事的口水仗永无止境，于事无补。有鉴于此，我们需要做的是对70后作品进行全面而深入的文本细读，在横向和纵向比较的基础上，去证实或证伪自己的观点。卡夫卡与雅诺施对话时谈及：“罪恶是在自己的使命面前后退。不理解、急躁、疏忽，这些就是罪恶。作家的使命是把孤独的和必死的一切引向无限的生活，把偶然的东西变成符合规律的东西。”#2笔者发现，如果把卡夫卡这些话里的“作家”置换为“文学研究者”或“评论家”，涵义会更为精警，更加意味深长。
托曼斯·曼说：“每个人一生都在痛苦与无聊之间被抛来抛去。”#3逃离的合法性就是从此中衍生出来的。斯坦纳感慨生活的“每一丝毫都悲喜交集”#4，逃离于是变得神秘莫测、不可预知。更何况，如70后作家阿丁所言：“逃离其实并不需要一个确切的理由。”#5“人生是艰苦的。在不甘于平庸凡俗的人，那是一场……在孤独与寂静中展开的斗争。”#6在决定是否逃离、何时逃离、以何种方式逃离之前，我们需要“热烈拥抱人生，在人生的苦难与挫折中具体生活”#7。 【注释】
a法语专家王以培先生将这句诗译为“真正的生命并不存在。我们不在这个世界。”参阅兰波：《地狱一季·妄想狂》，《兰波作品全集》，王以培译，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第199页。
b[美]马尔科姆·考利：《流放者的归来》，张承谟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
cd[法]兰波：《兰波作品全集》，王以培译，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第214页、190页。
e钱锺书：《谈艺录·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
f参阅《史记》之《伯夷列传第一》 《老子韩非列传第三》 《乐毅列传第二十》 《李斯列传第二十六》，以及《庄子》之《马蹄》 《天地》 《盗跖》 《在宥》《骈拇》诸篇。
g[奥]茨威格：《人类的群星闪耀时》，高中甫、潘子立译，北京燕山出版社2014年版，第10页。
h转引自[美]乌尔利希·韦斯坦因：《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刘象愚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38页。
ior吴晓东：《临水的纳蕤思：中国现代派诗歌的艺术母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j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7页。
k鲁迅：《朝花夕拾·琐记》，《鲁迅全集》 （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03頁。
l王晓明：《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上海文艺出版2001年版。
m[美]乌尔利希·韦斯坦因：《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刘象愚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45页、第135页。
nw[美]玛丽·威尔默：《可理解的荣格》，杨韶刚译，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138页、256页。
p鲁迅：《热风·随感录六十一不满》，《鲁迅全集》 （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76页。
q[法]巴什拉：《火的精神分析》，杜小真、顾嘉琛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6页。
s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全集》 （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48页。
t转引自钱锺书：《诗可以怨》，《七缀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21页。
uv[奥]弗洛伊德：《释梦》，孙名之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29页、115页。
xy[英]约翰·里德：《城市的故事》，郝笑丛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309—310页、8页。
z[美]罗伯特·帕特南：《我们的孩子：危机中的美国梦》，田雷、宋昕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28页。
@7参阅[美]J.D.万斯：《乡下人的悲歌》，刘晓同、庄逸抒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
@8@9转引自吴琼：《雅克·拉康：阅读你的症状》 （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16页、711—737页。
#0李敬泽：《那年易水河边人——〈“河北四侠”集结号〉丛书序》，张楚：《天是怎样黑下来的》，花山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
#1[德]君特·菲加尔编：《海德格尔与荣格通信集》，张柯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36页。
#2转引自叶廷芳、黄卓越主编：《从颠覆到经典》，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48页。
#3[德]托马斯·曼：《多难而伟大的十九世纪》，朱雁冰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23页。
#4[美]乔治·斯坦纳：《斯坦纳回忆录》，李根芳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5页。
#5阿丁：《寻欢者不知所终》，中国华侨出版社2013年版，第89页。
#6[法]罗曼·罗兰：《贝多芬传·初版序》，傅雷译，北京日报出版社2017年版。
#7吕正惠：《抒情传统与政治现实》，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55页。